【研究】2000-201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及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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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春山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

童新梅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

王珏晗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

赖舒琳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

原文刊载：周春山,童新梅,王珏晗,赖舒琳.2000-201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及形成机制[J].地理研究,2018,37(01):103-118.

版权声明：感谢作者授权发布，如有转载等事宜，请联系原作者。

摘要：

　　分析201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特征，并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聚类分析方法划分老年人口社会空间地域类型，将两者叠加分析，得出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可划分为8种类型区并呈圈层和扇形分布的特征。

　　通过与2000年的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进行比较，归纳出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的变化具有历史继承性、随城市开发进程而结构趋于复杂化、出现类型更新和类型区范围变化等特征。

　　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模式主要分为四种：老城区延续发展模式、中心城区更新转变模式、近郊区急剧转变模式、远郊区分异发展模式。最后从城市历史发展传承、城市规划建设引导、住房等制度变迁影响、房地产发展等方面探讨了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形成机制。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形成机制；广州市

１

引言

　　自 20 世纪50 年代以来，世界人口老龄化持续发展。据联合国报告，2015 年全球60岁及以上年龄人口为9.01 亿，占总人口比例由1950 年的8.0%上升为12.3%，其中亚洲60岁及以上年龄人口为5.07 亿，占世界总数的56.3%，世界老年人口的三分之二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数量增长比发达地区要快[1]。

　　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正在经历预期寿命提高和出生率死亡率下降的快速人口变化。根据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60 岁及以上年龄人口为1.78 亿，占总人口比例从2000 年的10.3%上升到13.3%。人口老龄化对城市公共设施、道路交通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使中国社会发展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国外地理学者对人口老龄化的研究内容涉及了老年人口空间分布、老年人环境的空间格局和生活安排、需求服务的可达性等方面[2,3]。关于老年人口空间分布的大量研究从全球和国家区域、城市内部等不同尺度对老年人口的空间集中和分布进行实证描述分析。

　　在全球层面，通过分析世界老年人口数量分布变化构建全球人口老龄化发展演变的历史-地理进程模型[4]；区域层面上，对欧美国家老龄化空间分布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口分布普遍不均衡，主要集中于都市区、特定区域（如类似州、城市之间）等区域[5,6]；城市层面的研究表明，老年人大多将都市区的中心城区作为首选居住之地，都会区的核心区及偏远的乡村聚落为老年人口明显集中地区，城市中心城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同时郊区的老龄化是必然的发展趋势[7-9]。

都市区大量的老年人口

　　国外学者对城市内部老龄化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老龄化空间分布的成因。老龄化空间的形成受不同社会阶层的死亡率、城市发展导致的老年和非老年人口不同区域的迁移率、城市化或郊区化发展阶段等社会经济因素影响[10]；残留集（accumulation，年轻人迁出和老年人留居原地）、替代集聚（recomposition，年轻人迁出和老年人迁入）、汇合集聚（congregation，年轻人和老年人同时迁入）是老龄化空间形成的三种类型[11]。

　　另外，政治和文化因素如公共政策等对人口老龄化的空间不均衡也有影响[12]；老龄化空间性可以被理解为复杂的空间分化组合，在一定时间尺度范围内空间和老年人如同一个共同进化的社会范畴，不断被制造和重塑[13]。

　　二是关于老年人的住房选择。学者们关于老年人住房的研究受益于社会结构分析的变换，晚年住房选择形式不断地受到结构约束，老年人面临的多种住房选择依赖于他们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地位[7,14]，老年人早年生活的经济地位和社会不平等持久影响晚年住房机会的分化，且通过政府住房政策被进一步限制，从而也影响老龄化社区空间格局的形成[15]。

　　三是关于老年人住房和生活环境及其对住宅设施设计的影响等，对某些特定环境如住宅[16]、社区或封闭的退休社区[17]的研究可以揭示老年人和他们生活其中的变化的社会和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为应对以现行政策和规划为导向的“健康老龄化”和“老年友好型社区”主题做出了贡献[18]。

　　四是对老龄社会空间隔离的研究，运用GIS 空间技术分析老年人群体的社会隔离状况，探索老年人的空间和社会分异，理解年龄的社会和空间隔离背后的现实[19]。

　　国内的人口老龄化研究始于20 世纪80 年代，90 年代逐渐兴起的地理学界从空间视角对人口老龄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老年人口空间分布和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老年人生活环境和老年服务设施建设、老年人空间行为等主题。

　　其中，国内地理学者对老龄化区域差异的探讨从国家、区域、城市三种尺度展开：

　　一是对全国各省和区域之间人口老龄化程度和发展趋势与影响因素进行宏观分析[20-23]，结果发现中国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老龄化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并呈现持续扩大趋势；

　　二是研究省域内由于城乡人口迁移和老年人口的滞留等而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及成因问题[24,25]；

　　三是对城市内部的老龄人口分布差异及机制等进行实证研究。

　　对城市老龄化空间的研究继有关学者运用空间自相关和模糊聚类方法分析得出广州市[26]、北京市[27]等老龄化空间均呈现类似圈层分布规律后，逐渐出现探讨单个或几个大城市老龄化空间演变和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模式的实证研究[28,29]，例如如运用GIS 技术研究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老年人的空间分布模式和发展趋势，分析城市老年人口社会空间分异加剧形成的老年人口居住空间分异对城市空间发展产生的影响[30]。

　　已有研究中，林琳等以区为研究单元将老年人口比例分成成长型初期（5.0%~7.4%）、成长型后期（7.5%~9.9%）、老年型初期（10.0%~12.9%）、老年型中期（13.0%~15.9%）、老年型后期（16.0%以上）5 个阶段对1990-2004 年广州市老龄化空间分布进行的研究，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26]。

　　尽管国内关于老龄化区域差异和老年人空间分布的研究逐渐增多，但针对中微观层面城市老龄化和老年人口空间分布的实证研究仍然不足，在研究方法上也多为对较单一的老龄化指数运用统计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地域空间分析方法描述老年人口空间分布特征，缺乏对城市老龄化空间分异及驱动机制的深层次探讨。

　　在当前中国经济转轨和社会变迁背景下城市社会空间出现明显分异的过程中，老年人口社会空间特征影响其居住、迁移行为，从而影响城市不同区域的人口老龄化空间差异，因此结合城市老年人口社会空间结构分析能更好地从本质上诠释城市老龄化地域空间过程及驱动机制。

　　本文即利用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街道为单元，分析老年人口社会空间地域类型后与老龄化空间分布图叠加，研究2000-201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及机制，为老龄化背景下的城市规划应对养老服务设施需求提供参考。

国外人口老龄化同样显著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2000 年第五次、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2010 年广州市越秀、荔湾、海珠、天河、白云、黄埔、萝岗、番禺、花都和南沙10 个区共148 个街道为研究范围，划分为中心城区（越秀区、荔湾区、海珠区、天河区和白云区部分街道）、近郊区（黄埔区、萝岗区、番禺区和白云区部分街道）和远郊区（花都区和南沙区）三部分的地域结构，其中中心城区包含着老城区（越秀和荔湾区大部分街道、海珠区部分街道），总面积3719 km2。

　　首先分析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特征，而后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研究老年人口社会空间特征，并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划分老年人口社会空间地域类型，继而采用地图叠加法并以保持街道完整性为原则将老龄化空间分布图与老年人口社会空间结构图叠加分析，划分老龄化空间地域类型，从而总结出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特征，最后分析广州市2000-2010 年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特征及形成机制。

　　根据联合国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划分标准（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在5%以下为年轻型，5%~10%为成年型，超过10%为老年型，20%以上为深度老龄化社会），参照林琳等对老龄化发展阶段的划分[26]，结合广州市实际情况，本文将老龄化进程分成5 个阶段：0~4.9%为年轻型，5.0%~9.9%为成年型，10.0%~12.9%为老年型初期，13.0%~15.9%为老年型中期，16.0%~19.9%为老年型后期。

　　采用2000 年、2010 年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数据，提取反映广州市老龄化人口社会结构属性的人口状况、老年人口状况、职业状况、住房状况和教育程度等变量（表1）的原始数据进行因子生态分析。然后对提取的主因子进行聚类分析，划分广州市老年人口社会空间类型。

３

201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

空间分异

3.1 201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总人口计算，2010年广州市老年人口占比为9.74%，但是2010年按户籍人口计算的老年人口占比为14.48%，老龄化程度比较严重。201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呈现出较明显的圈层式分布模式（图1）。

　　中心城区为典型的老年型街区，核心的老城区老龄化程度为最高的老年型后期；中心城区外缘过渡为成年型，近郊区是年轻型街区，此为老龄化衰减圈层；在城市远郊区内缘，分布着成年型的镇区；远郊区的外围则又出现老年型初期甚至老年型中期的镇区。

3.2 2010 年广州市老年人口社会空间结构

　　本文对选取的 71 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出累积方差贡献率为81.04%的5 个主因子（表2），并以各个主因子在各街区上的得分作为基本数据矩阵做聚类分析，划分广州市老年人口社会空间6 个地域类型（图2、表3）。

3.3 2010 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特征

　　将2010 年广州市老年人口社会空间地域类型（图2） 与2010 年广州市老龄化空间分布图（图1） 叠加，将广州市划分为8 类老龄化地域空间类型（表4、图3）。

　　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呈圈层和扇形分布：老年型后期老城区（Ⅰ） 位于核心；其外围圈层由老年型中期企业单位街区（Ⅱa） 和老年型初期混合人口街区（Ⅲa） 两个扇形组成，其中还镶嵌着同样呈扇形分布的老年型中期机关事业单位街区（Ⅱb）；成年型混合人口街区（Ⅳb） 和年轻型城市新开发区（Ⅴ） 交错分布形成第三圈层，成年型教育科研单位街区（Ⅳa） 则呈小面积扇形分布于此圈层中；最外围为老年型初期传统农村镇区（Ⅲb） 圈层，并有年轻型城市新开发区（Ⅴ） 和成年型混合人口街区（Ⅳb） 呈扇形分布其中。

４

2000-2010 年广州市

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特征

4.1 200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

　　采用与2010 年同样的方法，分析2000 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老年人口社会空间，叠加得出老龄化空间类型区。

　　（1） 2000 年广州市的老龄化空间同样呈现出明显的圈层分布模式（图4）：老城区及其外围分布的老年型街区形成核心圈层；由中心城区外缘的成年型过渡到近郊区大片分布的年轻型街区则为老龄化衰减圈层；最外圈层分布着老龄化程度为成年型的镇区并偶有老年型初期的镇区。

　　（2） 2000 年提取出累积方差贡献率为81.77%的5 个主因子（表5），聚类得出6 类老年人口社会空间地域类型（图5）。

　　（3） 200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可划分为7类老龄化类型区（表6、图6），老龄化空间分异特征同样呈现圈层和扇形同时伴有两核心结构分布：老年型后期老城区位于核心；其外围圈层由老年型初期企业单位街区和老年型初期机关事业单位街区两个扇形组成，成年型教育科研单位街区则呈扇形紧贴其外分布；环绕以上地域的是年轻型城市新开发区；最外围为成年型传统农村镇区；成年型近郊行政街区则呈两核心分布于外围两圈层中。

4.2 2010年与2000年广州市老年人口社会空间结构主因子变化比较

　　对2010 年与2000 年广州市老年人口社会空间结构主因子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以下变化特征：

　　（1） 10 年来影响广州市老年人口社会空间结构的主因子较稳定且累积解释方差数值较高。两次分析结果抽取的因子个数都为5个且都为共同的城市户籍家庭、农业户籍家庭、外来人员家庭、旧城老年家庭和文化教育水平等主因子，说明这5 个主因子持续稳定地影响着广州市老年人口社会空间结构，因而也是对老龄化空间发展稳定持续起作用的主因子；提取出的5 个主因子累积解释方差均达到81%以上，说明两个年份的广州老年人口社会空间分异现象都很明显。

　　（2） 主因子影响程度变化较大。城市户籍家庭状况由2000 年的第五主因子跃升为2010 年的第一主因子，表明了具有城市户籍的政府、企事业单位人员家庭已然由次要影响因子变成为影响广州市老年人口社会空间结构的最主要因子，可见城市退休老年人口对老龄化空间影响地位和作用的大变化，说明残留集聚对老龄化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其余主因子位次均由2000 年顺序相应退后一位，说明农业户籍和外来年轻人口等因素作用减弱。

4.3 2000-2010 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特征

　　（1） 老龄化空间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

　　将两个年份的老龄化空间地域类型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广州市2010 年的部分老龄化空间类型区承袭自2000年老龄化空间类型，除了部分类型区老龄化程度加深以外，以往的老龄化特征和老年人口社会空间特征仍然深刻体现其中，具有一定历史延续性。

　　尤其在中心城区，2010 年老年型后期老城区、老年型中期企业单位街区和机关事业单位街区所包含的街道基本也原属于2000年的对应类型区，这主要是由旧城一直留存着大量的老式住房和公有住房以及其中的居住人口类型变化不大所致。成年型和老年型初期传统农村镇区、成年型教育科研单位街区和年轻型城市新开发区也有相当部分街镇是重合的，说明其空间发展保持了一定的历史继承性。

　　（2） 老龄化空间类型随着城市发展而趋于复杂化

　　2000 年广州市老龄化空间类型结构相对简单，老年型后期老城区、老年型初期企事业单位街区、年轻型城市新开发区和成年型传统农村镇区分4 个圈层分布，成年型教育科研单位街区和成年型近郊行政街区则呈小扇形或核心简单分布于某一圈层中。

　　随着广州市城市空间向东和向南的迅速拓展，2010 年广州市老龄化空间类型结构亦趋于复杂，老年型初期和成年型混合人口街区等新类型区出现并呈多个扇形切割中间2 个圈层和楔入外圈层，使广州市老龄化空间结构的异质性更加突出。

　　（3） 老龄化空间分异随城市开发进程出现类型更新和类型区范围变化

　　2000-2010 年，广州城市新开发区由中心城区外缘向整个近郊区乃至远郊区拓展，老龄化空间分异也随之发生变化：

　　① 部分早先开发的原属老年型初期企事业单位街区的天河区和海珠区街道因为开发力度的纵深发展而演变为老年型初期混合人口街区的新类型区，白云、番禺、黄埔等区大部分原为年轻型城市新开发区的街道也演变为成年型混合人口街区的新类型区；

　　② 2010 年的年轻型城市新开发区圈层外边缘较之2000 年向外扩展并往最外圈层的农村镇区跳跃式发展，部分原为传统农村镇区的街镇演变为城市新开发区，传统农村镇区范围相应缩减；

　　③ 2000 年的成年型近郊行政街区到2010 年消失，市郊番禺区和花都区政府驻地的市桥街和新华街分别演变为老年型初期和成年型混合人口街区。

５

广州市人口老龄化

空间分异模式与形成机制

5.1 老龄化空间分异模式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2000-2010 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主要存在以下四种演变模式（图7）：

　　（1）老城区延续发展模式

　　位于城市旧核心的老龄化空间类型区将在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该区域新建商品房整体发展规模较小，其建设呈现有限度的填充式，对老城区的居住空间改变不大，以往的社会空间结构得以延续发展，类似于残留集聚的模式，普通退休或低收入城市户籍老年人口高度集聚，大部分街道老龄化程度超过16%，形成了稳定发展的老年型后期老城区。

　　（2）中心城区更新转变模式

 　　中心城区多为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事业单位，房地产市场有选择性的开发使地理区位优越的街区逐步更新，较大规模的中高端商品房住区的建设促进人口的流动，被拆迁而经济能力有限的部分原居民迁出，代之以由于工作以及子女教育等需要且具备更强经济能力的中青年家庭迁入改造后的住区，部分随迁老年人迁入集中，类似于汇合集聚形成老龄化社区。基于中心城区发展的老龄化空间分异呈现出更新演替的模式，主要由老年型初期机关事业单位街区演变为老年型中期机关事业单位街区和老年型初期混合人口街区的新类型。

　　（3）近郊区急剧转变模式

　　近郊区是城市建设扩张作用最强烈的地区，迁入的大量劳动年龄人口客观上延缓了此区域的老龄化进程，在居住空间上表现为大型的商品房区取代原有的近郊农民自建房，同时社会空间也形成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混居的形式，近郊发展的老龄化空间结构演变则呈现出明显的急剧转变模式，主要由早期建设的年轻型城市新开发区和成年型近郊行政街区演变为成年型混合人口街区、成年型传统农村镇区演变为年轻型城市新开发区。

　　（4）远郊区分异发展模式

 　　城市的最外圈层即远郊区，城镇化发展使年轻人选择外出务工而老年人留守居家，区域老龄化程度加深，形成类似于残留集聚的老龄化社区，促进了原来的成年型传统农村镇区演化为老年型初期传统农村镇区。另一方面，城市工业由中心城区向远郊转移，在部分农村区域逐渐形成新的工业区，吸引了大量的年轻务工人员聚集，使原来成年型传统农村镇区演变为年轻型城市新开发区。

农村老龄化

5.2 老龄化空间分异形成机制

　　影响城市老龄化空间分异的因素包括社会经济诸多因素，其主要体现于人口自然增长和人口迁移变化上，而对于广州这样一个人口快速增长和外来成年人口占比大的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固然是影响老龄化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但人口迁移的影响作用愈来愈显著，城市内不同年龄人口的迁移变化通过影响不同区域的人口年龄构成而成为影响城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原因。

　　因此，从影响人口自然增长（人口自然增龄）和年轻人口迁移的历史发展惯性、城市规划引导、制度变迁影响以及房地产市场促进等四个方面分析广州市老龄化空间分异形成机制，如图8 所示。

　　（1）城市历史发展传承奠定老龄化空间的形成基础

 　　城市空间发展具有历史惯性，现状广州市老龄化空间的发展是不同阶段历史遗存的叠加结果。在城市的中心区域，依然存留着“1949年前的老房区”“改革前政府公房区”“20 世纪80 年代企业公房区”等住房特征[31]，人口数量和比例持续稳定中略有减少，人口迁移率处于较低水平。

　　广州历史发展形成的老城区一直以来属于商贸业发达和政治文化中心的综合功能区，人口密集、配套设施完善，使得本地人口对此形成长期居住惯性，且由于医疗条件改善人口寿命延长而导致居住人口渐渐老化、老年人口不断增加，终至形成老龄化系数居高不下的老年型后期老城区的老龄化空间类型区。计划经济时期中心城区主要形成以“单位大院”式为主的就业—居住空间单元，自年轻时期开始就居住于单位公房的单位职工大部分选择留居于此，随着人口自然加龄，这一区域老年人口数增加，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由此形成老年型中期单位街区的老龄化空间类型区。

　　计划经济时期广大的农村郊区人口处于自然更替水平，属于成年型传统农村镇区。上述历史发展形成的城市空间即构成当前老龄化空间的基础。

老龄化社区

　　（2）城市规划建设引导老龄化空间变化的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城市规划引导城市空间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以天河区为城市新发展中心沿珠江北岸呈带状组团向东拓展、90年代引导居住空间向南面的番禺和向北面的白云区发展同时引导大批工厂企业向旧城区外围疏散、2000 年后以“南拓、北优、东进、西联、中调”发展战略指导城市空间向东向南拓展且中心城区通过旧城改造优化提升等的发展历程。

　　在规划引导城市产业、人口分布和迁移方向的过程中，由于城市开发区域对劳动力的客观需求以及老年人口留恋故居和年轻人改善居住条件愿望强烈的主观心理差别，迁移流主要以年轻人口从老城区往中心城区外围新开发区迁居和大量外来年轻务工人员往开发区流动迁移为主，由此影响不同年龄人口的居住空间变化，导致年轻型、成年型老龄化空间类型区向东向南扩展和向北跳跃发展。

　　根据六普数据，2000-2010年广州中心城区人口逐渐向外围扩散，人口密度缓慢降低，城市近远郊区人口增长加快[32]，而2010年迁移人口中15~59岁的成年组占迁移人口总数的88.28%，为绝对多数，60岁以上的老年组仅占迁移人口总数的4.18%，由此可证明近10年广州市迁移人口的年龄构成和迁移方向。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广州对旧城区实施的旧城改造客观上促进了中心城区部分居民群体的迁居，不同年龄人口和社会阶层的置换和演替引起了城市社会空间重构，中心城区被置换出去的原居民中有限的老年人口迁移流对部分地区的老龄化空间分布产生一定影响，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老年型后期老城区和老年型中期企事业单位街区向更深老龄化程度空间类型区转变的速度。

广州旧城改造加速进行中

　　（3）住房和户籍制度等变迁影响老龄化空间格局

 　　1998年广州市经历了由按单位分配福利住房制度转变为住房分配货币化、商品化的全面市场化改革之后，单位公房原住户大多通过购买原分配公房取得了住房产权，拥有了重新选择家庭住房的自由，不同年龄人口的迁移分化逐步改变了以往单位制下的居住空间。在旧城区的越秀和荔湾区是计划经济时期单位集中区域，大多居住着住房改革时已经或临近退休的单位职工。

　　根据六普数据计算越秀和荔湾区的迁移人口数分别占全市迁移人口总数的6.21%和7.11%，属于迁移人口比例较低的区域，中心城区的年轻新移民人数也较少[33]，说明原居住于旧城区的这部分单位职工人群受种种原因影响，大多选择留居原地，随着人口自然加龄，该区域逐渐成为老年人口高度聚集之地。

　　另一方面，旧城区公房设施功能较新建商品房落后，拥有了住房选择自由的年轻职工倾向于向外围新商品房区域迁移，更加剧了旧城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促进城市中心城区老龄化空间类型由老年型初期向老年型中期和后期空间类型的演变。

　　在城市郊区的农村区域，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后，由于生产率提高而产生大量需要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在巨大的现实需求冲击下，严格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传统户籍制度得以放宽，城乡和地区间的巨大发展差异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向城市迁移寻求工作机会，农村老年人口残留集聚导致郊区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年轻人口流入的城市开发区域老龄化进程得以大大延缓，由此影响了城市外圈层的老龄化空间类型，具体体现在老年型初期传统农村镇区和年轻型城市新开发区的演变。

农村老年人口残留

　（4）房地产市场促进老龄化空间分异

 　　房地产市场的蓬勃发展给城市居民提供了多样化住房需求的选择，而不同社会群体和不同年龄人口的经济能力和消费水平的差异造成居住空间分化，使得各老龄化地域居住群体的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促进了城市老龄化的空间分异。

　　20世纪90年代，在紧靠旧城的天河、海珠区部分区域如天园、沙园、新港和赤岗等街道或近郊区，房地产开发商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建造起设备条件好的现代楼房，吸引了具有较高经济收入的中青年精英人群，不同社会阶层人群的迁入使部分区域原有社会特征逐渐发生变化，导致老龄化空间类型由老年型初期机关事业单位街区和成年型近郊行政街区演变为老年型初期混合人口街区。

　　2000年以后，在中心城区外围交通条件良好、环境安静优美的近郊区建成了一批如洛溪新城、祁福新村等的大型楼盘，在番禺、白云、黄埔等区形成大片商品房发展区域，吸引了很多收入较好的白领阶层入住，随着社区发展成熟，家庭随迁老年人逐渐增多，加上原区域居住人口的自然加龄作用，该区域由年轻型城市新开发区逐渐演变为成年型混合人口街区。

　　根据六普数据计算显示，白云区吸引移民人数最多，占总迁移人数的26.24%，天河、番禺和海珠区吸引迁移人数占比也都超过10%，同时这些区域对所有年龄组的人群都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说明其居住环境趋于成熟，吸引了迁移人口家庭几代举家搬迁，由此证明了中心城区外围和近郊区居住人口结构的变化。另外由产业发展等因素推动近、远郊区部分街镇的房地产发展，吸引了收入较低的外来务工年轻人群的集聚，促进成年型传统农村镇区向年轻型城市新开发区演变。

６

结论

　　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呈现中心区高边缘区低的明显圈层式特征，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龄化程度越来越突出。广州市老龄化空间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结构趋于复杂化并随城市开发进程出现类型更新和类型区范围变化。

　　老龄化空间分异模式可归纳为老城区延续发展模式、中心城区更新转变模式、近郊区急剧转变模式和远郊区分异发展模式等。广州市老龄化空间分异受到城市历史发展传承、城市规划建设、住房等制度变迁和房地产市场发展等因素影响，各个因素以各自不相同的作用方式和程度，通过体现在城市人口自然增龄即就地老化和年轻人口迁移的作用上影响不同区域的居住人口年龄构成，从而影响城市老龄化的空间分异，城市居住和就业空间及社会环境因此发生变化，城市空间由此不断被重塑。

　　基于城市人口老龄化的不争事实，城市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老年人对居住空间、公共服务设施、公共交通等方面的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增多，老龄化空间分异的变化将对大城市的空间结构调整、交通组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等方面提出适应动态变化的更高要求。

　　为此，地理和城市规划学界应加强对老年人口空间分布动态特征的研究，总结城市老龄化空间分异的规律，以达到满足老年人空间需求的长远、前瞻性规划策略要求，为未来适应老龄化社会的城市规划建设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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