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城镇增长下的收缩：以武汉为例

高　喆　华中师范大学地理过程分析与模拟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顾　江　通讯作者，华中师范大学地理过程分析与模拟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尹宁玮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童馨仪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李东欣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原文刊载：高喆,尹宁玮,童馨仪,李东欣,顾江.城镇增长下的收缩:以武汉为例[J].热带地理,2019,39(01):29-36.

版权说明：感谢作者授权发布，如有转载等事宜，请联系原作者。

摘要：

　　首先从人口、经济、用地3 个维度综合考察武汉市增长与收缩的全貌，并采用县区及街道2 个尺度的数据定量描述了武汉市增长与收缩的特征与空间格局，发现武汉市下辖青山区、硚口区、汉阳区和蔡甸区存在局部较严重的收缩现象，空间上形成集聚，形态上呈“穿孔式”。

　　进一步以青山区为案例，着重从资本视角探讨发生局部收缩的内在机制，发现其存在老龄化、少子化趋势，但局部收缩的主因是资本从产业部门的“逃逸”。

关键词：武汉；城镇收缩；潜在收缩；人口结构；资本循环

　　“收缩城市”概念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德国，以城市人口减少作为收缩的主要标志（Oswalt,2006）。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城市经济及发展条件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部分资源型城市、外向加工制造业城市以及位于大都市外围的边缘城市均出现了局部收缩的新现象（李郇 等，2017）。

　　由于收缩现象具有很强的地方根植性（张贝贝 等，2017），我国收缩城市研究以代表性地区个案分析为主，研究区域集中在东北、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地区。吴康等（2015）基于第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长短表数据考察了京津冀、长三角城市圈收缩情况，对其收缩的强度、空间特征、类型作了描述；李郇等（2015）以东莞茶山为案例，发现产业结构需求变化与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的不匹配是珠三角核心区局部城镇收缩的主因；高舒琦等（2017）选取伊春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东北地区的收缩既受区域性少子化、边缘性和制度变迁等问题影响，又带有资源型城市的共性问题。

　　当前，对中部城镇的收缩研究已有少量成果，如周凯等（2017）在省域、地州市、县市区和乡镇街道尺度下对湖南人口收缩现象进行定量分析；刘玉博等（2017）以湖北省黄冈市为例，探讨了武汉城市圈收缩的背景与现状。作为先后经历了“中部塌陷”与“中部崛起”、并发生频繁人口迁移的典型区域，中部城镇可能具有独特的增长与收缩逻辑。

图片来源：Pexel

　　武汉市作为中部唯一的副省级城市和国家中心城市之一，是良好的考察样本。自2000年以来，武汉市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年均GDP增长率超过15%），城镇化率亦大幅提高，由2000年的58.88%上升到2016年的79.77%（武汉统计年鉴），但在增长的同时局部地区被观察到出现人口减少的现象。不同于经济衰退地区常有的成片收缩，这种人口减少隐藏于经济增长中，其有怎样的空间特征？是集聚还是分散？其形成机制又是什么？与在珠三角等同样经济增长地区发生的收缩是否一样？都亟待展开深入研究。

　　基于此，以武汉市为研究区域，采用人口普查数据，辅助以社会经济数据和土地出让数据等，在小尺度地理单元（街道尺度）识别武汉市城市增长与收缩的范围、程度与空间特征，并针对武汉市典型收缩地区（青山区）展开案例研究，探讨“增长下收缩”的内在机制与逻辑，以期为理解快速增长地区出现的局部收缩现象提供有益素材。

１

分析框架、方法与数据

　　城市人口规模缩减是国内外研究和判断城市收缩的主要标准（Martinez-Fernandez et al., 2012; Haase et al., 2014），如收缩城市国际研究网络（SCIRN）将收缩城市定义为“人口不少于一万人的城市地区，大部分区域出现人口减少现象应超过两年，并伴随结构性的经济转型与危机”（Wiechmann,2008; Hollander et al., 2009）。随着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知识的“内生增长模式”受到普遍重视（Friedmann et al., 2004），单纯采用人口维度来评价城市收缩的局限性越来越大。

　　综合人口、经济和用地等多维度判别城市收缩过程正越来越被认可（龙瀛 等，2015；刘合林，2016）。这种多维度判别与传统城市经济学逻辑一致：如果将城镇发展看作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城市空间的流动与集聚（Bertinelli et al., 2004），那么城镇收缩应被理解为资本、劳动力等可流动生产要素外流和迁出带来的城市空间衰败（杜志威 等，2017）。因此有必要从人口、经济和用地等多维度判读、解释城镇收缩现象。

　　根据不同维度之间的增长或收缩变化关系，杜志威等（2017）提出了4类城镇划分标准——持续增长、转型增长、潜在收缩和显著收缩，其中“潜在收缩型城镇”被定义为人口与用地仍处于增长、经济处于收缩状态的地区。从狭义的人口缩减视角而言，潜在收缩型城镇并不属于收缩，但这类人口增长可能是低质和暂时的。事实上，如果在更小的地理单元（如街道尺度）展开识别，这些地区通常已经发生局部的人口收缩，并普遍存在更大范围人口下降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此类现象的背后是人口结构和资本流动的重大变化。

　　对于前者，需要更精细地考察年龄结构、职业结构和教育结构等，通过分析人口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来解释增长与收缩状态；对于后者，需要考察资本在增值驱动下投资、撤资和再投资的周期性决策（Harvey, 1982; Smith, 2010），并探讨影响资本增长所依赖的空间要素。解读这些变化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和应对那些隐藏在整体增长下的局部收缩，这与探讨“成片收缩”同样重要。

图片来源：Pexel

　　在数据使用上，研究者们普遍使用第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并进一步利用社会经济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和夜间灯光数据等辅助手段在时间跨度、变化程度上针对实证地区进行城镇收缩的界定与识别（李郇 等，2015；龙瀛 等，2016；林雄斌 等，2017；周恺 等，2017；高舒琦 等，2017；李智 等，2018）。

　　本研究延续此类方法，采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与2016年武汉市人口普查的街道尺度数据，运用计量方法度量2000—2016年武汉市增长与收缩的基本情况，同时考察地区经济变化与土地市场活跃度，在行政区和街道两级尺度下综合判断武汉市城镇收缩范围与收缩程度。其中，经济变化使用年度GDP来度量，土地市场活跃度使用土地市场公开出让土地规模来度量；并借助ArcGIS软件，展现武汉市增长与收缩空间格局，揭示城镇收缩的空间特征。

　　在分析武汉市城镇收缩整体格局的基础上，针对武汉市典型的收缩地区——青山区开展案例研究，综合运用人口视角和资本视角（周恺 等，2015），探讨引发其收缩的微观机制。其中，人口视角主要关注老龄化、少子化所引发的人口变化；资本视角则关注人口运动背后资本在增值的驱动下作出投资、撤资和再投资的周期决策。

２

武汉市城镇增长与收缩格局

　　全市层面，武汉市2000—2016年人口总量呈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达1.6%，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城镇化率由58.88%上升到79.77%。年龄结构上，≥65岁人口比重快速上升，≤15岁人口比例显著下降，总体上呈现老龄化、少子化特征，但劳动人口数量保持较稳定供给（表1）。

表1 武汉市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行政区层面，2000—2016年武汉市13个辖区中，11个区人口增长，2个区人口减少。减少的辖区为黄陂区和新洲区，人口分别下降0.84%和8.25%。增长的辖区中，青山区增长最为缓慢，年均增长率仅为1%。

　　根据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健康、可持续的人口增长必然带来相应的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消耗，即城镇增长与收缩4种类型中的持续增长型，因此通过比较人口、GDP与建设用地消耗量相互关系可更深入理解增长与收缩的状态。

　　通过分析人口变化与GDP变化的相关性，结果显示：11个人口呈增长的行政区中9个分布在趋势线附近，仅青山区与洪山区远离趋势线（趋势线以下）。这说明青山、洪山两区的人口增长并未产生相应的经济增长，特别是青山区1%的人口增长仅带动0.03%的GDP增长，远远低于其他区3%以上的水平（图1-a）。

　　通过分析人口变化与新增土地出让规模的相关性，结果显示：11个人口呈增长的行政区中9个有相似的分布，仅汉南、东西湖与洪山区远离趋势线（图1-b）（汉南、东西湖区位于趋势线以上；洪山区位于趋势线以下），说明在相同的人口增速下汉南区、东西湖区用地增长过快，存在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风险，而洪山区则存在用地增长慢于人口增长的现象。在街道层面，除29个街道由于行政区划调整等原因缺少完整数据外，2000—2016年有完整数据统计的156个街道中的116个街道出现人口增长，其中64个街道增长率超过30%；40个街道人口减少，其中29个街道减少幅度超过10%，18个街道超过30%。

图1 武汉各区人口变化（仅增长）与GDP变化（a）、

出让用地规模占比（b）相关性

　　空间上，人口快速增长区域集中于中心城区与新城区交界区域，即城市三环线沿线，这与城市新增住宅用地主要供给于三环线沿线相吻合。另外，新城局部区域如江夏区金口街、硚口区长丰街和汉南区纱帽街因重大产业项目落地或基础设施建设原因，也出现人口快速增长现象。人口快速收缩区域则主要集中于青山区的厂前街、青山镇、工人村街、硚口区汉正街、易家墩街、汉阳区月湖街、晴川街和蔡甸区常福街等街道。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收缩超过10%的街道有19个来自中心城区，而仅有10个来自新城区。与之对比，武汉市2000—2016年中心城区人口总规模增长了37.5%，而新城区仅增长了18.5%，说明过去20年武汉市中心城区内部的发展极不平衡（图2）。

图2 武汉市市域（a）和中心城区（b）增长与收缩格局

　　进一步开展空间自相关分析，计算得到Moran’sI为0.13，Z值为3.17，即在街道尺度下武汉城镇收缩空间与增长空间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聚类模式，说明武汉市域范围内收缩空间集聚，形态上呈“穿孔式”（图3）。

图3 武汉市增长与收缩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

3

典型城镇收缩实证：青山区案例

　　青山区是武汉市中心城区之一，是华中地区工业重镇，新中国第一个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武汉钢铁公司（简称“武钢”）坐落于此。上世纪后半叶，武钢以及产业链关联企业（如国营461厂、471厂）的创建吸引了全国各地大量人员来此工作，几十万人共同造就了一代“钢都”，共同形成了青山区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单位制生产、生活空间。

　　21世纪初，武钢净利润连年增长，其企业净利润于2007年达到了最高值65.26亿元，青山区GDP排名也位列武汉市各区之首。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以武钢为代表的国有企业遭受重创，企业利润大幅下滑，地区增长严重受阻，GDP下降至武汉市各辖区倒数第二位（12位）；2016年宝钢集团与武汉钢铁（集团）实施联合重组。过去20年，青山区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与下降，部分街道人口流失严重，成为当前武汉市主城区收缩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由于其具有“老城区”“传统产能过剩”“国企单位制”等标签，研究其收缩过程具有代表性与典型性。

　　在有完整数据统计的街道中，青山区2000—2016年超过一半街道人口出现了收缩，其中厂前街和青山镇人口减少高达81.82%与42.80%，红卫路街和工人村街减少也超过了20%；仅有白玉山街、武东街、冶金街与红钢城4街道保持增长，其中冶金街道（21.32%）、红钢城街道（0.46%）增速也低于武汉市平均水平（29.5%）（图4）。

图4 青山区主要街道2000、2016年人口变化

　　空间上，青山区形成“穿孔式”的空间收缩格局——由东至西，武钢厂区、建设十路和仁和路被分割成若干增长与收缩单元。具体来说，形成了3种类型：1）东部白玉山街与武东街保持增长；2）中部武钢厂区及周边青山镇、工人村和厂前街发生收缩；3）西部靠近城市中心（内环线）的地区增长和收缩并存（图5）。

图5 青山区增长与收缩格局

3.1 东部增长：低水平的人口迁移白玉山街、武东街

　　2000—2016年≥65岁人口占比快速提高，而0~15岁人口占比快速下降，皆表现出明显的老龄化与少子化特征。如保持这一趋势，以上地区必然会出现人口收缩（图6）。

图6 青山区白玉山街道、武东街道人口年龄结构

　　实地调研发现：周末街道上活动的大部分是老年人，街道两侧的店铺缺乏24 h便利店、快餐店，房地产中介稀少，提供丧葬服务的店铺则数量众多。同时，本地区的新增人口并不全是因为经济发展而迁入。

　　事实上，白玉山街与武东街新增居民大部分来自于原居住在青山镇、工人村街、厂前街的原武钢或关联企业职工（家属）。受21世纪初青山区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的影响（青山镇、工人村街、厂前街为改造地块集中地区），以上地区的居民面临居住地点的重新选择。白玉山街与武东街房价低（均价8 000元/m2左右，远低于青山中西部地区18 000元/m2的均价）、公共配套齐全（作为主要的武钢生活配套区之一，提供了完整生活服务配套，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医院、菜场、食堂和邮局等），自然成为中低收入国企老职工的居住首选，也满足其保持固有工作生活习惯的要求。

　　由此可见，东部街道的人口增长属于低水平的人口迁入，是本地居民在生活压力下的自然选择。隐藏在人口增长下的是严峻的老龄化与少子化，导致地区存在极高的人口收缩风险。

3.2 中部收缩：资本的逃逸

　　从资本的视角看，城市建构环境的生产和创建是在资本控制和作用下的结果，是资本本身发展需要创建一种适应其生产目的人文物质景观的后果（张应祥 等，2006）。Harvey三次资本循环理论（Circuits of Capital）进一步解释了资本流动与城市发展之间的联系——资本在生产领域流动，当商品在生产流通初级循环中出现生产过剩危机时，资本将流向以建筑环境为主要内容的第二级循环（ Harvey,1982）。基于这一逻辑，青山区人口收缩的出现正是国际资本、国内资本逃离和撤资的结果。

　　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钢价的上涨，武钢焕发了新的活力，进入快速发展期，利润与税收持续增长，并于2007年达到峰值，同年武钢的现金投资额也达到新高148.2亿元（图7）。转折出现在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使得国际钢价腰斩，CRU指数（国际钢材价格指数）下降52.34%（英国商品研究局），加之2010年后我国钢铁产业产能出现严重过剩，武钢利润出现断崖式下降，由2007年65.26亿变为2015年的-75.11亿。

　　与之对应的是投资的快速下降，数据显示：武钢现金投资额由2007年的148.2亿下降到2015年的13.97亿。虽然企业尝试转型，并进行大幅裁员（2010—2015年武钢员工数量减少35 504人），但钢铁产业的低迷及屡次投资失败最终导致企业的联合重组。可见，当钢铁在初级循环中出现生产过剩危机、利润下降时，资本逃离了原有的物质空间——即青山区中东部，转移到更高利润与需求旺盛的次级循环，留下了破败的物质空间，导致地区人口收缩。

图7 2000—2015年武钢营收/利润额

3.3 西部增长与收缩并行：资本的重新选择

　　青山西部位于武汉市内环线以东，靠近武昌区，地铁4号线（建成）、5号线（在建）横穿此区域。由于青山区大部分已出让地块分布于此（见图5），该区域正处于以“三旧”改造为主的城市建设高峰，大量人口迁出造成了短期的人口减少。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青山区建筑业、房地产业开始发力，产值快速增长，数据显示：2010—2016年仅建筑业增加值就增长了51%（武汉市统计年鉴）。这是否可以看成是资本在退出武钢破败空间后的一次重新选择？

　　此外，调研还发现在此区域购置房产的人群很大一部分并非来自于青山区或者不在青山区就业，价格便宜（相对于其他中心城区）与升值潜力大成为其在此置业的主要原因。个人不动产投资与潜在的大型公服设施、商业设施建设带来的资本回流或可成为地区产业转型的新契机。

　　虽然资本的逃逸只是解释青山区局部收缩的一个方面，其他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如国有企业改制、单位制福利退出、社区管理市场化和“钢二代”择业变化等都会对地区收缩产生影响。但在多股力量的交织中，资本的运动性和增值性保证了其对各种变化迅速作出反应，成为最容易被观察与感知的因素，也是最根本的因素。

　　青山区有其特殊性，但该案例研究具有普遍意义。其特殊性表现在地区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个别企业与单一产业。这一特征使得青山区在金融危机后面临的困境被放大，但这种困境也使得我们更容易通过经济、人口和用地的变化来进行识别、解读。

　　从资本的视角，这一困境可以被概括为因资本逃离、制度变迁等因素造成的不均衡空间生产与再生产问题。而事实上，该问题在武汉市其他老城区也可能存在，却难以通过一般统计数据识别。如旧城改造（控规编制）中划分动静区的做法，客观上阻碍了资本流入静区，可能造成静区的收缩，但这难以体现在人口与房价数据的变化中。从这一角度看，青山区的案例及其思路具有普遍意义。

４

结论与讨论

　　整体上看，武汉无疑是一座增长中的城市，过去20年其经济、人口、建设用地均实现了快速增长。但这种高速增长是不均衡的，是以“不平衡发展”为基础，当前观察到的局部收缩现象——2000—2016年有完整数据统计的156个街道中26%的街道（40个街道）出现人口减少——正是其结果之一。这一收缩格局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形态上呈“穿孔式”。青山区作为该类型的典型代表，形成了“东部增长、中部收缩、西部并行”的空间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依赖于人口结构的巨变与资本在初级循环与次级循环中的流动。

　　武汉市域范围观察到的“增长下的收缩”不同于经济衰退下的成片收缩，其整体经济仍在增长，局部经济也没有出现断崖式下降；也不完全等同于珠三角地区出现的局部收缩，虽然都存在产业空心化，但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中坚力量的地区经济模式具有更好的韧性，并没有出现关联企业的大量倒闭与转移，由此也带来了差异化的城镇收缩格局。

　　这一“增长下的收缩”并非武汉市独有，在其他以国营经济为主的中西部中心城市也可以被观察到。同时，由于产业转型与新技术培育并不是一个自然、自发的过程，因此该局部收缩现象需要特别关注与慎重对待，否则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衰退。

　　后续研究可以关注以下几方面：一是对经济增长地区局部收缩的识别。由于行政区划调整、传统数据口径不一致等问题，目前的研究尚未完全掌握城镇增长与收缩的全貌，借助新数据源辅助识别地理边界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之一。二是对“增长下的收缩”这一现象的内在机制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过去40年，中国城镇经历了欧美城镇上百年的城市化历程。

　　不同于欧美的是，中国城镇表现出的增长与收缩在时空界限上并不清晰，增长与收缩并行或者局部收缩的格局成为中国城镇收缩的重要特征。如何解释这一现象，需要借助创新理论工具如资本视角，进一步研究国家、区域、城市中的资本循环以及人力资本变化对城镇增长与收缩的响应或影响。此外，增长下的收缩是一个阶段性过程还是一个长期过程，也需要更丰富的实证予以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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