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快速城镇化地区的两面性——增长与收缩

李　郇　中山大学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与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博导

李先锋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邓嘉怡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原文刊载：李郇,李先锋,邓嘉怡.产权视角下中国快速城镇化地区的增长与收缩——以珠江三角洲东莞市为例[J].热带地理,2019,39(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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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伴随全球化的蔓延，快速城镇化地区的增长与收缩已成为地区发展转型研究中的国际性话题。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在外来资本和廉价劳动力的双重推动下实现了农村城镇化发展，随之出现了大量的“城乡一体化（Desakota）”混杂空间。

　　然而，2008 年的金融危机对城市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地区产权结构的不同导致了更新政策的差异，城市中出现增长与收缩并存的新空间现象。基于此，文章从区域农村城镇化的特殊条件出发，结合城乡二元土地产权结构的制度背景，探索珠江三角洲“Desakota”形成的内在因素，并提出理解城镇增长与收缩的分析框架。后危机时代，城市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与国家产业政策的匹配程度存在巨大差异，为不同地区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机会。

　　实证分析部分以东莞市为例，通过夜间灯光数据探索城市增长与收缩的空间分布特征，同时结合典型地区的案例分析，从产权视角切入分析地区出现差异化发展的机制。土地是决定地区发展方向的本质性因素，城市中产权明确且结构单一的国有土地有利于更新置换并实现再增长，而产权零散、用地混杂的集体土地往往因改造成本高而难以推动更新发展，地区出现“穿式”收缩。

关键词：城镇增长与收缩；城乡一体化（Desakota）；产权结构；珠江三角洲；东莞市

　　20世纪90年代，全球已有超过1/4的大都市经历过或正在经历收缩（Oswalt, 2006）。这些城市大多经历了较大地域范围内大量的人口流失，与此同时，城市中的工厂、企业纷纷倒闭，房屋空置现象严重，经济发展出现衰退。目前，收缩现象仍在世界范围内不断蔓延，对处于快速增长阶段的中国城市而言，也开始面临不同尺度下发展衰退的困境。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珠江三角洲逐渐形成了“增长与收缩”两种现象并存的新空间格局。在区域层面，不同城市间的发展出现分化。在2008年以后，深圳仍维持年均13.3%的经济持续增长，常住人口实现了年均2%的增长；但东莞的经济却从金融危机前的20%以上增长跌至2009年的-2.5%，城市人口从2008年的1 300万减至2013年的700多万（沈泽玮，2013）。

　　另一方面，城市内部也出现了增长与收缩的差异化发展路径。后危机时代，东莞长安镇凭借其区位优势大力推动产业转型以及企业机器换人，实现创新发展，2017年经济总量已突破500亿元；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集聚大量港资企业的东莞樟木头镇却遭遇重创，268家港资企业中至少有1/3濒临倒闭，2017年的经济总量仅徘徊于100~200亿元间（莫晓东，2018），产业的迁出以及人口的外流导致区域内出现了大量的空置厂房。

图源：全景网

　　本研究将以东莞为例，重点探讨城市内部出现的增长与收缩现象。作为外向型经济的典型代表，东莞市在改革开放初期积极引进和发展“三来一补”产业，开启自下而上的农村城镇化进程。在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背景下，城市中的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同时发展起来。

　　然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需求的日渐萎缩以及制造业基地的快速转移对东莞市的外向型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新一轮国际形势下，东莞市的经济转型与用地置换迫在眉睫。由于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的产权属性存在本质化差异，其发展机会与更新路径各不相同，最终导致地区呈现增长与收缩两种截然相反的发展态势。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将聚焦于以下2个问题：1）金融危机以后，东莞市同时出现增长与收缩的空间特征是怎样的？2）从土地产权视角出发，该如何解释地区出现差异化发展的机制？

１

文献综述

1.1 西方土地完全产权背景下的增长与收缩

　　收缩城市（Shrinking Cities）最早在德国被提出，用以描述城市去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人口减少与经济衰退现象（Häußermann et al., 1988）。而后，收缩城市国际研究网络（SCIRN）对这一概念进行量化，将其定义为总人口＞1万人的人口密集地区，在大区域内面临至少2 年以上的人口流失（Wiechman, 2007）。

　　关于城市收缩的原因，当前已形成一系列解释：受全球化与去工业化的影响，制造业的衰落使得欧美众多老工业城市难以适应经济转型的需求，出现人口收缩（Blanco et al., 2009）；伴随经济体制的结构性转型，东欧城市中的国有企业在私有制浪潮中遭遇困境，引发工厂倒闭、人口外流等收缩现象（Turok et al., 2007）；老龄化、低生育率等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日本城市出现严重的人口负增长（Oswalt, 2006）；北美地区城市居民及产业逐渐向郊区集聚，导致内城衰败（Beauregard,2009）。

　　由此可见，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与收缩是在土地完全产权的背景下形成的，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导致城市发展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

1.2 中国土地二元产权背景下的混合空间

　　伴随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2008年金融危机后，珠三角许多经济高速增长的制造业城镇出现了经济增速放缓和人口减少的现象（李郇 等，2015）。在东莞市长安镇上沙村的农村城镇化地区出现了以出租屋空置和厂房小型化分租为特征的空间收缩现象（秦小珍 等，2017）。

　　与国际上出现的收缩城市相同，珠三角的收缩现象涵盖了多个维度，包括城镇经济、人口、土地、社会和空间的变化。然而不同的是，珠三角的城镇化历程及近年来出现的增长与收缩现象，均与根植于区域内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息息相关。

　　改革开放初期，伴随大量外来资本的投入，珠三角充分利用政策优惠与毗邻港澳之地利，发挥劳动力丰富、地价低廉的优势，积极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李立勋，1997）。农村集体土地低廉的成本优势正好满足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需求，最终形成“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分散式农村城镇化格局（李郇 等，2006）。

　　土地资源是珠三角实现快速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因素，同时对区域的空间格局和变化趋势产生了重要影响。珠三角的乡村非农化转变具有速度快和空间分散的特点（闫小培 等，1997），区域内出现了大量的城乡一体化空间。

图源：全景网

　　“Desakota”（城乡一体化）最早由加拿大学者麦基针对亚洲地区“亦工亦农”的特殊现象而提出。其通常位于核心城市之间的走廊地带，是由原先的高人口密度农业区转化而成的农业活动和非农业活动高度混杂地区（McGee，1989）。珠三角作为一个“大都会区”，其城镇化过程类似于“Desakota”的形成（许学强 等1994）。城市国有土地与农村集体土地同时发展起来，最终形成由复杂产权构成的城乡混合空间。

　　近年来，伴随中国城市增长方式的转型，土地再开发已逐步替代新开发成为城市空间拓展的途径（田莉 等，2015）。然而不同产权结构下土地再开发的改造成本、难易程度以及涉及的利益主体各不相同。城乡结合部地区的集体产权具有共有产权的特性，改造主体需要和每一个村民进行谈判并满足其需求，才能实现拆迁改造，这个过程大大压缩了土地租金剩余的空间（李郇 等，2008）。

　　因此，涉及多元产权利益的集体土地更新改造往往举步维艰；相反，产权单一的国有土地由于改造成本较低，更利于实现用地功能的置换。在珠三角城乡一体化的混合用地结构中，不同产权用地的改造机会与路径各不相同，导致区域内同时出现增长与收缩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势。

２

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初期，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珠三角出现了大量城乡一体化空间。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户籍管理制度加快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释放及乡镇企业的兴起，自下而上的农村发展为珠三角“Desakota”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对外开放政策带来的外来投资与市场化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成为农村城镇化的加速器。国家政策是推动珠三角“Desakota”产生的外生因素（许学强 等，2009）。

　　另一方面，大量土地的低价出让是乡镇企业快速崛起的基本条件，土地是珠三角“Desakota”形成的内生因素（冯满，2010）。在城乡二元土地制度背景下，珠三角出现2种不同的城市化行为。

　　其一，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用地扩张，推动了新城区和开发区的建设（Deng et al., 2004）。政府通过“征用—投入—出让”的方式，以低价拓展城市用地，将外围的农村集体用地转化为国有用地，形成城市与城郊地区。

　　其二，是以集体组织为主体、乡村工业化和村集体建设用地扩张为特征的农村城镇化（许学强 等，1988）。不同产权结构下的城镇化行为使得地区出现了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2种不同的用地形态。

　　改革开放为乡镇企业的设立与发展创造了许多便利条件，但这些企业也逐渐面临技术老化等发展难题。恰逢2008年金融危机，外来资本与人口的撤出导致大量工厂、企业倒闭，城市中空置现象严重。为应对危机带来的一系列破坏性影响，自2008年7月起，中国政府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同时，决定在2010年底前投入4万亿元人民币，通过强有力的刺激计划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在中央与地方双重投资的推动下，着力加强7大重点领域的投入，其中包括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鼓励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大量政府投资和信贷投放流入到了国有企业集聚的“铁、公、基”领域，而民营企业却难以受益（叶文辉 等，2010）。

图源：全景网

　　国有企业的建设项目得到优先推动与落实，长期闲置的国有土地成为更新改造的重点区域。其主要原因在于国有土地的产权较为单一，国家是土地唯一的所有者，在土地进行拍卖转让的过程中，其成本最低、收益最大。与此同时，国家产业政策聚焦于推动大规模企业发展与高新技术企业集聚，这些与珠三角长期积累形成的小产权型乡镇企业并不匹配。改革开放后，伴随乡镇企业的发展，集体土地经过长期的积累，最终形成大量固定资产的沉淀，其中大多以村级工业园区的形态呈现。

　　由于集体土地具备无法抵押、无法流转的产权特征，土地上的大量房屋只能通过长期租用或转让获利，其用地被分割成多个小产权，呈现产权分散、规模较小的空间特征。金融危机发生后，对得到政策扶持的国有企业而言，产权类型的多样化导致集体用地的交易成本升高，盈利空间的缩减使得政府、开发商等利益主体纷纷不愿投入更新。

　　而已有的小规模建筑并不适合大型国有企业进行批量生产，难以满足企业规模化的发展需求。此外，乡镇企业没有自我更新能力，由于企业规模较小、缺乏财政支撑与技术支持，无法形成有效的资金积累，因此难以为区域内的更新改造提供新的资金投入。

　　在城乡土地二元产权结构的背景下，不同产权用地的更新成本与推进力度各不相同，导致地区出现差异化的发展，珠三角范围内同时出现了增长与收缩两种截然不同的空间形态（图1）。产权单一的国有用地往往成为政府投资更青睐的改造区域，用地可快速地实现功能置换，为新兴产业的进入提供空间。

　　而在农村城市化推动下、由集体用地构成的城市空间，因产权高度分散导致交易成本升高，城市更新难以实现，以村集体为主的产业发展出现衰退。与此同时，由于珠三角形成的“Desakota”具有空间分散、用地混杂的特征，发展衰退地区呈现“穿孔式收缩”，这一现象与欧洲收缩城市（Schetke et al., 2008）不谋而合。

图1 产权视角下快速城镇化地区增长与收缩的分析框架

３

东莞市增长与收缩的空间格局

3.1 识别方法与数据来源

　　国内外关于增长与收缩地区识别方法的研究，大多以人口与经济的变化作为主要衡量指标。如Turok等（2007）将人口变化率低于全国平均值的城市定义为收缩；Long等（2016）使用2000与2010年人口普查中的常住人口数据在全国范围内识别出180个收缩城市；杜志威等（2017）运用年均经济增长率、人口变化率以及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勾勒出东莞市增长与收缩的空间格局。

　　其中涉及的传统社会经济指标大多来源于全国普查以及城市统计年鉴等资料，具有涉及面广、指标多、工作量大和时间性强的特性。

　　由于这些数据统计的时间跨度较大，难以及时地反映城市的变化情况，在识别城市增长与收缩空间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研究将使用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提供的NPP-VIIRS夜间灯光月数据，对城镇的增长与收缩进行识别。

　　夜间灯光数据是一种典型的被用于刻画地表经济活动强度的遥感数据，其预测能力好，且克服了传统经济普查数据的缺陷（Elvidge et al., 2007）。NPP-VIIRS由美国新一代国家极轨业务环境卫星系统预备项目首颗卫星（NPP）的传感器获取，其合成图像由来自可见红外成像辐射计套件（VIIRS）日/夜波段（DNB）的夜间数据生成（Cao et al.,2013）。NPP-VIIRS具有比DMSP/OLS更高的空间分辨率和更宽的辐射检测范围，可以更精确地反映地表人类活动的变化情况（Shi et al., 2014）。

　　本文使用2013—2016年每个月的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以500 m×500 m栅格作为基本单位，计算东莞市域范围内各栅格48个月灯光值的变化情况。

　　结果发现：栅格灯光值普遍呈现周期波动的规律，但其变化趋势存在一定的差异。以时间为x轴，栅格灯光值为y轴，进行线性回归，通过斜率a判断栅格的变化趋势，大致可将用地变化归纳为以下3类。1）增长地区：灯光呈现波动上升，a＞0.1；2）平稳地区：灯光变化波动较小，-0.1≤a≤0.1；3）收缩地区：灯光呈现波动下降，a＜-0.1。

3.2 东莞市增长与收缩的空间格局

　　改革开放后受外来资本的影响，以乡镇企业为载体的农村城镇化在空间上呈现广泛分布，东莞市出现“Desakota”的空间格局。城市中工业、居住、旧村以及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高度混杂，城市国有土地和农村集体土地相互嵌套。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大量快速城镇化地区遭遇危机，地区产权结构的不同导致其改造更新的难度与推进程度各不相同。地方政府采取差异化更新策略应对危机带来的一系列破坏性影响，城市中出现了增长与收缩两种截然不同的空间发展模式。

　　经过5年的修复，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效应得到一定缓冲，城市经济逐步恢复平稳发展。市域范围内500 m×500 m的栅格共12 402个，其中呈现增长的栅格有936个（占比7.55%），呈现收缩的栅格共计1 201个（占比9.68%），灯光值较为平稳的区域占比高达82.77%（图2）。

　　在2013—2016年，东莞市城镇空间发展总体呈现平稳态势，主要的增长极分散在城市外围的各个镇街内，麻涌、厚街、长安、以及石排的增长势头最为明显。与此同时，收缩地区则集中在中心城区的南城、东城、莞城与万江街道以及受制造业衰退影响较深的工厂集聚区域。增长与收缩地区的高度混合，使得城市整体呈现“穿孔式”收缩的基本特征。

图2 2013—2016 年东莞市增长与收缩的空间格局

４

产权视角下增长与收缩的机制

　　城市空间格局的变化与产业发展息息相关，由于产业转移，香港与珠三角地区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区域一体化空间格局（李郇，2000），同时衍生出东莞市“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农村工业化发展模式。

　　2015年，东莞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总计949hm2，其中工业用地544 hm2，占比高达57%。本次研究将试图探索工业用地的产权归属与城市增长、收缩地区空间分布的关联，从而解释地区增长或收缩的机制。

　　灯光增长地区的工业用地占比达到36.75%，说明超过1/3的用地增长与区域内的工业发展存在直接联系（图3-a）。此外，在增长地区的工业用地中，镇级工业园区占比为50.92%，村级工业园区占比为49.08%。

　　由此可见，产权的相对单一和集中更有利于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收缩地区基本分布在工业用地及其相邻的村庄建设用地中，灯光的衰减很可能与城市工业衰退有关，灯光减少区域中的工业用地占比达到37.74%（图3-b）。与增长地区不同的是，收缩地区的工业用地中镇级工业园区占比仅为28.16%，而村级工业园区占比则高达71.84%，复杂分散的产权结构阻碍了城市产业的更新。

图3 东莞市增长地区（a）和收缩地区（b）工业用地的产权情况

4.1 增长地区

4.1.1 港口地区：以虎门港地区的麻涌、沙田两大港区为例

　　位于城市西部的麻涌、沙田港区借助与广州港联动发展的区位优势，区域内大都呈现显著增长的态势（图4-a）。港区用地产权相对单一、大多归属国家所有，镇级工业用地较为集中，有利于产业的更新发展。

　　其中，麻涌镇政府通过招商引资，成功引入京东、珠三角汽车博览中心、康美特宏远汽车、中粮和云南城投等重大产业项目。在港区后方规划的工业园区，为电商企业的进入预留了发展空间，同时通过道路、通讯、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将港口与城市发展融为一体，形成积极的互动关系，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此外，沙田港区也陆续推出了一批重点工程，包括综合保税中心、国际物流中心、精达电子研发及生产项目等。地方政府通过完善电、路、气、信息网络等园区基础配套设施，加快综保区申报、建设和招商流程，成功引入飞达华南供应链、泥洲岛粮油物流加工产业园和嘉华沙田国际物流中心等项目。

　　与此同时，引进中纺粮油等一批投资总额超380亿元的大型优质项目，推动益海嘉里等重大项目的建成投产，并打造了全国首个临港O2O跨境电商平台。在“科技镇港”政策的重点扶持下，积极引入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实现与企业的对接合作，推进产业的创新发展。

图4 东莞市虎门港地区（a）、塘厦（b）

和长安（c）灯光增长与用地情况

4.1.2 邻深地区：以城市南部的塘厦镇和长安镇为例

　　东莞市的南部片区与深圳接壤，拥有天然的区位和交通优势。该片区是承接深圳新兴产业转移的桥头堡，其中位于东南部的塘厦镇成为办厂兴业的最佳选择。地区内坐落着科苑城信息产业园等镇级大型工业园区，其用地产权归属国家所有，有利于地方政府实施整合与更新。

　　近年来，塘厦镇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扶持政策并推动大批科技园区的兴建，以吸引深圳外溢的企业落户并承接高端产业转移。直至2016年，塘厦镇共集聚科技型企业近600家。增长地区覆盖了2个大型的工业园区：由深圳企业投资的海盈科技工业园以及由香港精工集团出资兴建的天伦科技（东莞）工业园（图4-b）。

　　位于城市西南侧的长安镇在改革开放前后，地区内已集中建设了不少大规模的工业园区。2013—2016年长安镇的增长地区主要由镇级工业园区构成，包括新星工业园与振安科技工业园（图4-c）。

　　与此同时，早期形成的连片、规整工业用地，推动了周边村级工业园区的更新升级，为地区产业转型提供了有利的土地条件。地方政府整合资源，加快推进在建中的重大项目，包括步步高、长发光电、龙辉科技、新安大桥和欧珀移动等。其中，步步高企业的研发中心正抓紧建设，围绕步步高大道布设的工业园区普遍呈现增长势头。

4.1.3 新建产业园区：以松山湖片区和东莞生态园为例

　　全市范围内，享受政府相关政策扶持的新建产业园区成为城镇的增长极之一。位于城市中南部的松山湖片区，为承接深圳的产业转移提供了优惠的政策条件与充裕的发展空间。

　　其中，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聚集了大量来自深圳的新型产业。研发和营销总部建在深圳，加工制造基地设在东莞或惠州已经成为深圳众多企业的发展战略。松山湖地区引进了华为终端总部、大疆、易事特、生益科技、华中科技、中集智谷、中以产业园和漫步者等1 000多家优质企业和研发机构，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图5-a）。

　　横跨茶山与石排两镇的东莞生态园是城市南部重要的增长地区。东莞生态园发展迅猛，直到2015年底，园区内已拥有各类科技企业孵化载体面积超过100万m2。在孵高科技企业共500余家，其中有3家国家级孵化器、2家省级孵化器以及2家市级孵化器。

　　此外，12家高新技术企业在新三板“挂牌”，自主创新的发展模式正使生态园逐步摆脱路径依赖，转换传统发展模式并促进新的发展生态。创新产业链已逐步成型，并进入快速融合发展期。

图5 东莞市松山湖（a）和厚街（b）灯光增长与用地情况

4.1.4 城市更新地区：以厚街镇为例

　　位于东莞中西部的厚街镇依靠城市“强心”战略的积极引导，实现经济再增长。强化中心的策略主要针对镇区土地资源紧缺、存量建设混杂零散的现状而提出。通过有序的城市更新，引导镇域功能再造及空间重构，实现城市功能布局从分散到集约的转变，从而促进中心城区的产业提升与经济增长。

　　全镇纳入三旧改造项目共有88宗，涉及用地为582 hm²，重点推进厚街镇广场片区、南五旧厂片区单元规划。厚街镇的增长中心以镇级的厚街科技工业城为核心，借助强有力的地方政策，推动周边集体用地实现更新改造（图5-b）。

4.2 收缩地区

4.2.1 中心城区：以莞城街道、东城街道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不仅成为珠三角工业化、城市化的主要动力，而且还是地方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陈汉欣，1989）。产业转移为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大量投资机会，在政府优惠政策的支撑下，市中心优先成为吸纳外来资本的重点地区。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更倾向于以低成本的形式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

　　因此，位于城市中心的莞城以及东城街道，围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大量与产业相关的城中村与工业村。零散的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相互交织，导致中心城区各类用地高度混合，产权交织繁杂，改造更新工作举步维艰。

　　位于城市中北部的莞城街道是东莞市的老城区，曾长期作为东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莞城的常住人口为16.21万人，相较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减少了约1.7万人，呈现明显的收缩态势。此外，2013—2016年地区灯光的持续减少也为区域的经济衰退与人口流失提供了证据。如莞城街道的收缩地区大多分布于由城中村与工业区共同组成的混合地带（图6-a）。

　　工业生产与城中村提供的生活配套相辅相成，工业区与其周边的生活区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殊关系。区域内村级工业园区配置的产业等级较低，通常不具备自主更新能力。此外，城中村用地复杂的产权结构更是加剧了“三旧”改造的成本与难度，共同导致了地区的收缩。

　　东莞市主城区四大街道之一的东城街道同样难以摆脱地区衰退的厄运。街道中部的收缩地区由旧锡边村、牛山新村2个城中村与东海工业区、荣达工业园和金汇工业园等村级工业园区共同组成（图6-b）。尽管城市政府致力于制定存量更新改造的目标，积极推动中心城市实现用地优化，但由于各类功能用地高度混杂，改造周期漫长，导致最终成果收效甚微。

图6 东莞市莞城街道（a）、东城街道（b）灯光收缩与用地情况

4.2.2 制造业集中的工厂集聚区：以石碣镇和寮步镇为例

　　东莞市域范围内，几乎各大镇街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衰退地区，城市出现“穿孔式”收缩。除中心城区的收缩最为显著外，临近中心的石碣镇和寮步镇的衰退情况最为严重。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面对外资撤离、工厂倒闭的窘境，城镇内的工业园区与其周边承担部分工业职能的城中村首当其冲，空置率不断上升，用地置换的需求迫在眉睫。

　　石碣镇中部收缩最明显的区域②由西河村工业区、榴洲工业区、四甲工业区、陈屋基工业区、桔洲工业区、宇鸿工业园、智丰工业园、涌口第三工业区等村级工业园区及其周边的城中村、老旧小区共同组成（图7-a）。寮步镇西北部的收缩地区①呈现了工业与居住混杂地带出现衰退的典型影像（图7-b）。大量碎片化的村级工业园区，阻碍了地区更新改造的进程，地方政府需要支付高额的土地成本以推动城市更新的落实。

图7 东莞市石碣镇（a）、寮步镇（b）灯光收缩与用地情况

５

结论与讨论

　　1978年以来，珠三角改革开放“先行一步”，不仅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而且带来了快速的城镇化过程（许学强 等，2009）。以外商直接投资、外来人口流入等外生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形成较高外向度的珠三角发展模式。在国家土地政策改革以及外来资本的共同驱动下，珠三角开启了“自下而上”的农村城市化进程，形成了城乡一体化的空间格局。

　　实际上，在珠三角广大农村地区出现的既集中又分散的城乡一体化现象（Desakota），是内生于城乡二元土地产权制度的结果。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对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国家的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开始出现倾斜。产权结构单一的国有土地凭借其低成本优势成为地方更新改造的重点区域，通过功能置换为新型产业的进入提供空间，推动地区经济转型发展。

　　与此同时，通过长期积累形成的小产权型集体土地，由于产权分散、规模较小，导致其交易成本升高且较难满足大规模的生产活动，改造更新难以实现。地区产权结构与更新难度的差异，促使城镇内出现了增长与收缩两种现象并存的新空间格局。

　　本研究从产权视角出发构建分析框架，对东莞市增长与收缩两类不同的空间进行识别与分析。发现在区域产业协作与国有用地产权结构单一两大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东莞市的城市增长聚集在港口、跨界合作区域以及国家产业政策的重点培育地区。

图源：全景网

　　与之相反，复杂分散的产权关系增加了村集体工业用地改造的成本，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难以在这类地区内实施，收缩往往发生在工业园区与城中村的混杂地带。

　　总的来说，城乡二元土地产权制度不仅在20 世纪80 年代催生了多元城镇化下的“Desakota”混杂空间，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今地区为应对产业转型的更新改造过程，土地成为决定地区发展方向的本质性因素。本研究为快速城镇化地区在后危机时代的发展路径变化提供良好的样本。

　　如今，伴随中美贸易战的持续升级，加征关税的举措对地区进出口市场造成了强力的冲击，这一变化可能对东莞乃至整个珠三角地区未来的增长与收缩格局产生影响。土地仍将成为影响城市经济发展、产业转型与空间置换的关键因素。地方政府在决策的过程中应重点关注地区的土地产权结构，注重二元产权背景下出现的不同发展规律、提前对不同类型的产权用地进行合理规划与利用，并因地制宜、采用差异化的更新策略推动地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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