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珠三角外围地区农村回流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及影响因素
杨 忍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副教授
徐 茜 广州地理研究所
张 琳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陈燕纯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原文刊载：杨忍,徐茜,张琳,陈燕纯.珠三角外围地区农村回流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及影响因素[J].地理研究,2018,37(11):2305-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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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农村劳动力持续外流的同时，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存在着弱回流，农村回流劳动力对乡村振兴与重构极为重要。基于珠三角外围地区不同地域类型的15 个村的问卷调查资料，采用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农村回流劳动力的业选择特征及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研究发现：① 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的资本积累，是返乡从事零售、杂货、服装和个体修理等个体经营的基础，非农就业在空间选择上倾向于中心镇或县（区）。
② 农村人口外流致使农村地域的人地关系发生显著变化，农地生计保障性功能弱化，农地规模经营的租种成本降低，部分农村回流劳动力选择从事农业生产，主要以种植经济果林、药材为主，助推了农用地非粮化。
③ 农村回流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受到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等多元因素影响。在个人特征方面，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回流者从事非农职业的倾向性越大；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务农人数与务工人数越少、农田面积越小的回流劳动力倾向于从事非农职业；在村庄特征方面，不同县域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倾向差异较大，距离县城越近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职业的几率越大。县域村镇体系的中心地发展与规划建设是乡村转型发展的关键地域节点。
关键词：劳动力回流；就业选择；农村发展；乡村振兴；乡村地理学
1 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不断提升，中国城乡之间的人口产生巨大流动，大量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聚集，形成集中型城市化现象。珠江三角洲地区受惠于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政策和早期“三来一补”等形式的外资投入，区域的工业化进程率先推进，成为中国重要的外来人口聚集地。
在新自由主义国际分工框架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和中国工资水平的提升，中国外向性经济的发展模式受到挑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更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转移。外资的撤离导致部分工厂倒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的机会减少。
在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现象一直持续，由此引发的问题也逐步显现，农村外出劳动力不断由“被动回流”发展为“主动回流”，并成为中国长期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1]。另外，在区域产业转型和区域发展平衡政策驱动下，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向内陆地区转移，多种因素综合驱动下，近年来中国农村的人口劳动力在以人口外流为主导过程中，伴随着部分农村人口由城市向农村回流，农村回流劳动力的职业选择和生计状况，对农村地区的多维空间重构和经济发展，以及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农村劳动回流的研究视角多从回流者的个人特征、回流地的区位与就业环境、宏观经济环境等方面解析农村劳动力回流影响因素[2-4]。针对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影响机制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① 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因素分析。城市经济发展及就业环境的恶化对农村劳动力的回流产生一定影响，属于被动回流[5-7]，回流决策很大程度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8]；国际宏观经济态势、国家经济政策与户籍制度等约束，也对农村劳动力回流产生影响[9,10]；人力资本的高低对农民工返乡产生较大影响，人力资本水平越低的农民工返乡意愿越强[11]，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回流具有正向影响，家庭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回流具有负向影响[12,13]；年龄的增加和家乡就业环境的改善会促进回流[14]，长期尺度上农村人口回流受到家庭经济状况影响较大，短期尺度上主要与收入相关的经济因素有关[15]。
② 农村回流劳动力的非农职业转换的影响机制的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在控制了经济、家庭、个人、地区等因素前提下，部分研究认为打工经历对非农职业转换并无显著影响，从事非农工业的倾向性并没有提高[16-18]。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人因素和本地非农就业机会与回流农民工的非农就业选择显著相关，而回流农民工自身的打工经历对其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19]。另一方面，部分研究认为打工经历会对回流劳动力的非农职业转换产生促进作用的研究往往进一步探索了影响的具体因素，包括打工者的外出时长、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等[20-23]。
图源：cc0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起点与终点主要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现有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于中西部与东部沿海之间人口迁移与回流方面。广东省是改革开放门户身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全国领先，但省内由于资源禀赋、区位条件、技术条件等地域差异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差异极为显著。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制造业、商贸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等高度发达，也是重要的全球性城市区域。
在珠江三角洲外围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形态仍是劳动力输出，农村经济发展产业单一，农民的收入大部分依靠于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特点相对于中国中西部地区而言，呈现出短距离外出就业的特点。伴随全球经济调整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产业转型战略推进，农村劳动力的回流现象或将成为一种常态，这一现象会给农村地区未来的就业结构带来一定影响。相对于“东部向中西部的回流”，广东省内部“珠三角向外围”的回流，在回流距离和回流动机上可能存在差异，在就业选择和是否回流的影响因素可能有别于以前的研究。
被城市非农产业部门吸引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返回农村后，其就业去向与选择将成为关注的重点。与农村的未外出人口相比，回流劳动力的外出经历是否会促进其向非农职业转换，其外出所积累的资金和技术是否会对创业行为带来影响，回流后劳动力的发展是否会受到限制，回流行为对回流地带来的影响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基于此，本文利用丰富的田野调查数据，深入分析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外围不同地域类型的农村回流人口的就业选择的职业转换特征，主要集中于从业的行业选择，并探寻其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以期为促进农村就业结构的优化策略及其乡村振兴与转型重构提供理论基础。
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城市返乡回流人口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课题组，课题组由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和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共同组建，旨在研究农村回流劳动力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包括农村回流劳动力过去十年内的时空变化趋势，影响回流劳动力创业活动的因素，回流劳动力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以及制度和政策因素在这些过程中的作用。
课题组于2015 年7 月1 日-28 日对广东省3 县15 村的村庄发展信息、回流移民、非外出打工者进行了问卷访谈，共回收回流移民有效问卷218 份，非外出打工者有效问卷76 份。调查问卷涉及的信息范围较广，包括回流者的个人资料、婚姻家庭状况、回流前外地工作经历、回流过程信息、回流原因和决策、创业和经济影响、外出回流的社会影响、健康状况等方面（表1）。
表1 调查村庄基本信息
调查问卷对回流移民和非外出打工者做出了概念界定，回流移民是指“外出打工至少一年，返回家乡（包括县城和乡镇） 至少一年”的农村回流劳动力，非外出打工者是指“年龄在18~65 岁，没有家庭成员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是指家乡在珠三角外围，农村劳动力离开所在村镇前往其他城市务工一年以上的情况。
数据即课题组在广东省3 县15 村收集的294份调查问卷，访谈的村落信息如下表所示。抽样调查的范围涵盖了珠三角外围地区的肇庆市德庆县、汕尾市陆河县、潮州市饶平县（研究区域主要是珠三角外围的粤东西北地区，涵盖了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类型区），每个县选取了5 个不同城镇的村落进行访谈，每个镇大约发放20 份问卷，回流劳动力与未外出打工者的比例为3:1。
图源：作者自摄
针对回流劳动力的问卷调查共计218 份，其中143 名男性，75 名女性，78%的受访回流者年龄在45 岁以下，是农村劳动的中坚力量（表2）。80%以上的回流劳动力是农村户口，其当前居住地均为调研的城镇内，95%调查对象的户口所在地与居住地相同，说明调研地区的回流劳动力基本上都返回了户口所在地，且有35%的回流者在回流地购房。
受访者共有75%为已婚状态，已婚者中半数以上有1~2 个子女；在个人特征方面，三个县所抽取样本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差距较小，饶平县样本的已婚比例最高，购房比例最低。在就业选择上，陆河县的非农就业比例最高，达到了97%，其次是饶平县和德庆县。在家庭特征方面，差异性最大的指标为家庭拥有的农田面积，德庆县的调查样本人均农田面积为1.17 hm2，饶平县与陆河县仅为0.09 hm2和0.34 hm2。
本次调研针对未外出者的调查问卷共计76 份，其中男性60 名，女性16 名。通过对比回流者与未外出者的个人特征可以发现，在年龄、农业户口比例、购房比例、非农就业比例和创业比例方面，两类人群十分相似；在受教育程度上，二者出现一定程度的差异，未外出者的整体水平要略低于回流者，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倾向于外出务工的传统观点一致。在家庭特征方面，二者的差异较为明显，未外出者的已婚比例比回流者高出10%以上，子女的数量也较多。
表2 农村回流劳动力及未外出劳动力特征对比
3 结果分析
3.1 回流劳动力回流前后职业转换分析
排除数据不完整以及回流后未就业的受访者，研究中对199 份回流劳动力有效样本进行职业转换分析（图1）。对比分析回流劳动力在回流前的最后一份工作和回流后的最后一份工作，发现其职业的行业类型分布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回流前的劳动力几乎全部选择从事非农职业，其中以制造加工业、批发零售业和建筑业为主。
图1 回流劳动力回流前后行业类型分布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制造业企业林立，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城市的建设和拓展也催生了大量非农就业工作岗位，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对专业技术和知识要求相对较少，农村劳动力就业准入门槛较低，成为回流劳动力回流前的主要分布行业。外出时在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外商企业等工作的劳动力数量仅占总样本的12%，这些单位和企业类型对劳动力文化程度和专业素养的要求较高，门槛相对于以制造业、建筑业为主的私营企业更高。
回流后的劳动力在就业选择上呈现出明显的倾向性，就业行业为批发零售业的调查样本超过了总体的40%，其次是社会服务业、农业、制造加工业等。从事批发零售业的调查者多为个体经营户，占从事批发零售业调查样本的65%以上，该部分回流劳动力借助于所在乡镇所在地的多元化的服务功能，在其所居住的村镇开店经营，服务于周边村民。农村回流劳动力的非农就业的空间选择以乡镇为主，乡镇在农村地区的发展中起到地方中心地的作用。农村出现的个体经营现象是进步的象征，且具备许多小型生产部门的特征，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23]。
农村回流劳动力在外出工作过程中积累了物质资本，为返乡后的个体经营奠定基础。由于农村的非农就业岗位与城市地区相比更少，在农村人口持续外流背景下，农村人地关系发生显著变化，农用地短暂性的租种成本较低，回流部分劳动力选择从事农业生产。
在调研中发现也有回乡借助闲置的边际化土地开展中小型的养殖，主要以回报率较高的养牛和家禽为主。另一部分回流劳动力主要以选择租种集中连片的耕地，主要种植经济果林和药材等经济作物为主，在完全经济理性追求比较经济收益较高和附加值较高的种植结构，明显助推了耕地利用的非粮化特征，区域土地持续生产力和粮食安全受到一定挑战。
图源：作者自摄
回流劳动力职业转换矩阵将回流前从事不同行业的回流劳动力在返乡后不同职业选择所占的比例进行统计（表3），鉴于回流前从事农业的样本过少，无法统计出其与回流后职业选择的转换关系。其余6 种行业的从业者在回流后的职业选择呈现出以下特征：① 回流后的职业选择与回流前的行业存在一定关联性。② 回流劳动力在回流后倾向于从事批发零售业。
由矩阵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回流前从事B2~B7 行业的劳动力在回流后职业选择的前两位均为回流前的行业及批发零售业，回流劳动力的外出务工经历对其回流后的职业选择产生一定影响。
在外出务工期间，劳动力在工作过程中积累了行业的专业技能，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其熟练度和专业水平得到提高，人力资本得到积累，其返乡后在整体农村劳动力水平中处于较高水准，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从而增大了继续从事本行业的几率。在人力资本提升的同时，外出打工使劳动力获得了比农村工资水平更高的劳动报酬，与其余村民相比具有更加优越的物质资本，在农村非农工作岗位稀缺的情况下，个体经营成为从事非农职业的主要选择。
表3 回流劳动力职业转换矩阵
3.2 不同地区劳动力就业倾向分析
对比回流劳动力和未外出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可以看出二者在各行业分布趋势差异不大，其就业倾向依次为批发零售业、农业、制造加工业和社会服务业。回流劳动力从事农业的比例为13%，比未外出劳动力降低了1%，并未呈现出前期学者通过对其他农村地区实证分析得出的“回流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比例明显高于未外出劳动力”的现象（图2、图3）。
图2 回流与未外出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
图3 德庆县、陆河县、饶平县农村回流劳动力就业选择
在回流与未外出劳动力就业趋势相似的前提下，为了初步解析调研地点对农村劳动力职业选择的影响，对德庆县、陆河县、饶平县的回流劳动力就业选择特征进行统计分析，三个地区的就业趋势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点。德庆县典型调查村镇回流劳动力的农业就业比例明显高出其余两个地区，达到25%以上，该县的人均农田面积也在三个地区中最大，丰富的耕地资源禀赋是回流劳动力农业就业的基础，对回流劳动力从事农业的职业选择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农业就业之外，回流劳动力就业选择在批发零售业（39%） 和社会服务业（14%），这两类职业也是整体回流劳动力就业选择比例最高的行业门类。陆河县的回流劳动力倾向于选择从事批发零售业，比例高达67%，而从事农业的比例仅为2.9%，为三个地区最低，其余行业的从业比例均低于10%。
饶平县的回流劳动力倾向于从事制造加工业（26%）、社会服务业（23%） 和批发零售业（20%），从事农业的比例为11%，低于总体平均水平13%，饶平县回流劳动力的就业类型选择分散程度较大，并未出现与另外两个地区相似的集中分布情况。不同类型的农村所在的区域自然资源禀赋基础，以及人地关系的胁迫程度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产生基础性影响。
3.3 回流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结合问卷设置及数据特征，总结出可能对回流劳动力非农职业选择产生影响的4 类15 个因素，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和回流变量，并对各因素的作用方向做出预测（表4）。
为了进一步探究各因素对回流劳动力非农职业选择的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利用Stata 对问卷数据进行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1） 与模型（2） 利用回流劳动力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和回流变量的影响；模型（3） 将回流劳动力与未外出劳动力作为整体进行回归，进一步探究“是否回流”这一变量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程度（表5）。
表4 回流劳动力非农职业选择影响因素的作用预测
表5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
由模型（1） 和模型（2） 可知，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时，年龄越小的回流劳动力越倾向从事非农职业，出于工作强度、学习能力、适应力和熟练度等方面的要求，大部分非农职业对劳动力的年龄有一定限制，随着年龄增加，回流劳动力从事非农职业的门槛逐渐变高，导致其从事农业的概率逐渐增大。
半数以上回流劳动力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后结束学业开始工作，由于非农职业对文化水平和学习能力的要求普遍高于农业，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回流劳动力从事非农职业的概率越大。模型（3） 将回流劳动力和未外出劳动力整体回归分析时，教育因素对职业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且作用方向与模型（1）、模型（2） 相反。
在家庭特征方面，回归结果显著的影响因子包括家庭务农人数、家庭务工人数和农田面积等指标。家庭务农人数越少，回流劳动力越倾向于从事非农职业，这一结果与建模之前的预测相反，可能的原因是较少的家庭务农人数意味着较低的农业收入或较低的家庭务农需求，出于家庭收入最大化的目的，回流劳动力从事收入相对较高的非农职业的概率增大，作为理性经济选择，大多回流人员倾向于从事非农职业。
另一方面，出于相同目的，家庭务工人数越少的家庭非农收入越低，回流者更倾向于务工以增加家庭收入。由于地形限制，多山区丘陵的地貌特征，珠三角外围地区的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不高，家庭所拥有的农田面积越大，需要的农业劳动力越多，回流者从事农业的概率越大。回流者的婚姻状况与子女数量对其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预测的结果相同。
利用村庄距离珠三角、县城、镇政府的距离和村庄通电状况来刻画受访者居住村庄的特征。由模型（1）、模型（2） 可以发现距离珠三角地区越大的回流劳动力更倾向于从事非农职业。依据调查数据，回流劳动力就业行业的非农就业比例为陆河县＞饶平县＞德庆县，与各自距珠三角地区的公路距离（饶平县＞陆河县＞德庆县） 并无呈现出显著性相关。由于研究对象仅为三个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典型调查，受到研究尺度和地域数量的限制，这一回归结果的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将研究尺度从广东省范围缩小到县域和镇域尺度进行分析，可知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选择与村庄距离县城、镇政府的距离有着显著的相关性，距离越小，其从事非农职业的可能性越大，乡镇和县（区） 的产业培育和规划建设对振兴乡村和乡村经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农村地区而言，镇政府与县城所在地是其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心，二者之间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所在村庄的非农就业机会大小，距离越近意味着村庄的非农就业机会越大，对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职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村镇体系中的县城镇和乡镇是农村非农产业存在的中心地，村镇体系的合理重构是乡村地域空间优化重组的重点。
模型（1） 设置了回流劳动力的“外出时长”和“回流时长”两个变量来刻画回流劳动力的外出及回流特征，由回归结果可知二者与回流劳动力的非农就业选择并无明显相关性。模型（3） 用“是否回流”这一变量区分了回流者和未外出者，回归结果并不显著。综合三项回流变量的分析结果可知本文的样本范围内，在控制了个人、家庭、村庄等方面的影响后，回流相关的因子对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基于广东省德庆县、陆河县、饶平县15 个村庄的回流劳动力与未外出劳动力的抽样调查问卷，集成统计分析和回归分析等研究方法，综合分析农村回流劳动力非农职业转换特征以及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如下：
（1） 农村回流劳动力在外出务工的物质资本积累，是回流劳动力个体经营的基础性条件，回流劳动力在回流后的职业选择与回流前所从事的行业存在一定关联性，倾向于在其所居住的村镇从事零售、杂货、服装和个体工厂修理等，非农就业空间选择以乡镇所在中心地为主。在农村地区持续人口外流为主的背景下，外出务工人员的工资性收入反哺于流出地（工资性收入的城乡流动），提高了农村地区消费能力（兴起了农村建房和装饰等），促进个体经营繁荣（建材和装饰、汽修等行业兴起），丰富了乡镇这一农村地区的中心地的服务能力和服务多样化，进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有序发展。
（2） 农村回流部分劳动力选择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在农村人口持续外流非农化背景下，农村的人地关系矛盾弱化，在不改变家庭承包使用权的前提下，农用地短暂性的租种流转的成本低，农用地空间整合阻力变小。农村回流部分劳动力选择从事农业生产，主要以中小型的养殖和种植经济果林、药材为主，助推了农用地非粮化，区域土地质量和粮食生产空间受到挤压。
（3） 农村劳动力在外出务工过程中人力资本得到积累，增强了从事相关非农行业的竞争力，增加了继续从事务工期间行业可能。伴随人力资本提升，外出务工期间工资收入的物质资本积累，在农村地域二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制约下，个体经营成为了回流劳动力从事非农职业的主要选择。
（4） 农村回流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受到多元因素影响。在个人特征方面，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回流者从事非农职业的概率越大；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务农人数与务工人数越少、农田面积越小的回流劳动力倾向于从事非农职业；在村庄特征方面，不同县域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倾向差异较大，距离县城越近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职业的几率越大，县域范围内的村镇体系的中心地对乡村经济转型和回流劳动力的非农就业选择有较大影响。
图源：作者自摄
4.2 讨论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外流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农村经济的发展主体逐渐弱化，嬗变为留守乡村的老人、儿童、妇女，乡村发展和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乡村多维空间重构受到广泛关注[24,25]，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势在必行。
在经济理性框架下，农民工工资水平较低、农业生产预期收益不断提高，返乡行为是城乡收入利益比较下的理性选择，除了经济因素之外，回流者的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回流地的就业环境、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就业形势等影响农村劳动力回流，农村回流动力呈现出多元化的复杂态势。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外来农民工面临二次就业和回流等选择。珠三角外围农村地区除了人口外流持续的同时，农村劳动力弱回流态势也慢慢彰显，农村回流劳动力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何种影响？对农村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要素、结构及功能产生怎样影响？诸如此类的一系列科学问题将是乡村地理学关注的新热点。
从目前研究发现，回流劳动力职业转换仍然集中非农产业，主要集中零售、杂货、服装等行业，这些行业对接乡村发展的生活需求，产生这部分需求的资本积累又往往是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工资性收入的农村资金回流，就业空间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具有村镇地域”中心地“的乡镇和县城镇。在某种意义上，农村回流劳动力生计依存依然是城镇化带给农村外流人口的工资性收入增加的消费能力溢出，农村地域自身的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产业培育严重不足，农村田园综合体形成难度较大，乡村振兴路径和理论亟待强化和突破。
研究中发现珠三角外围农村地区的回流时长对从事非农就业的影响，在统计学意义上不显著，调查样本多元化可能对结果有一定影响，通过分析发现本次田野调查主要是稳定性回流的人员。访谈中发现从事非农行业的选择大多还是基于农业和非农业的收益比较差异驱使下，更多农村劳动力偏向于非农行业就业或兼业，农村农业生产的主体偏向于老龄和妇幼化，农业生产主体普遍弱化。
方法层面主要考虑了因变量为二分类的分类变量，运用了logistics回归模型，初步揭示珠三角外围农村地区弱回流劳动力的非农就业的选择因素。未来研究中可进一步使用多元化的分析模型，比如多层线性模型等，进一步解析影响不同回流人群的非农就业和创业的基础性和主导性影响因素。
另外，各种地域类型的农村回流就业选择地域差异因素亟待强化研究，目前样本还存在一定局限。在城镇化发展的快速时期以及后期，中国农村发展的路径在空间上的优化重组和要素资源配置路在何方，有待深化农村地域发展主体“人”的研究，乡村振兴[26]和乡村复兴的本质核心在于乡村地域发展主体（新时期乡村地域的“人”）。
简单地新农村建设，诸如穿衣戴帽和概念化的农村田园综合体建设等，都难以破解中国农村发展转型难题和实现乡村复兴。必须关注于农村地域系统的人、地、业的耦合协同机制的建构[27-31]，系统梳理新时期乡村建设的外部性制度设计、产业培育、多方行动者的网络建构，深化乡村振兴的地域类型、振兴路径及其过程机制等方面研究。在理论层面，亟待突破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社会、文化等空间重构机制及乡村空间价值多元化重构的学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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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1 ] 周恺, 钱芳芳, 严妍. 湖南省多地理尺度下的人口“收缩地图”. 地理研究, 2017, 36(2): 267-280. [Zhou Kai, Qian Fangfang,Yan Yan. A multi-scaled analysis of the "Shrinking Map" of the population in Hunan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search,2017, 36(2): 267-280.]
[ 2 ] 刘云刚, 燕婷婷. 地方城市的人口回流与移民战略: 基于深圳驻马店的调查研究. 地理研究, 2013, 32(7): 1280-1290.[Liu Yungang, Yan Tingting. Types of the return migrations from mega-cities to local citie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Zhumadian's return migrant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3, 32(7): 1280-1290.]
[ 3 ] 冯建喜, 汤爽爽, 杨振山. 农村人口流动中的“人地关系”与迁入地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 地理研究, 2016, 35(1): 148-162. [Feng Jianxi, Tang Shuangshuang, Yang Zhenshan. Determinants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f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1): 148-162.]
[ 4 ] 殷江滨. 劳动力回流的驱动因素与就业行为研究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9): 1084-1095. [Yin Jiangbin. Advances in research on driving factors of return migration and employment behavior of migrants. Progress in Geography,2015, 34(9): 1084-1095.]
[ 5 ] 李晶晶, 苗长虹. 长江经济带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 地理学报, 2017, 72(2): 197-212. [Li Jingjing, Miao Changhong. Impact of population flow on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2): 197-212.]
[ 6 ] Henderson J V, Wang H G. Aspects of the rural- urban transformation of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5, 5(1): 23-42.
[ 7 ] Wang W W, Fan C C. Success or failure: Selectivity and reasons of return migration in Sichuan and Anhui, Chin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6, 38(5): 939-958.
[ 8 ] 刘铮. 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现实悖论:“农民工回流”的成因及效应分析.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21(3):125-129. [Liu Zheng. The practical paradox of the infinite supply of labor force.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06, 21(3): 125-129.]
[ 9 ] 王利伟, 冯长春, 许顺才. 传统农区外出劳动力回流意愿与规划响应: 基于河南周口市问卷调查数据.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33(7): 990-999. [Wang Liwei, Feng Changchun, Xu Shuncai. Return inten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a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area and planning response: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Zhoukou, Henan provin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4, 33(7): 990-999.]
[10] 李楠. 农村外出劳动力留城与返乡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人口科学, 2010, (6): 102-108, 112. [Li Nan. Influencing factors on re-mobility will of the rural-urban migrants.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10, (6): 102-108, 112.]
[11] 李琴, 朱农. 产业转移背景下的农民工流动与工资差异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 2014, (10): 35-47. [Li Qin, Zhu Nong.An analysis of peasant workers' flow and wage differential in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ial transfer. Chinese Rural Economy,2014, (10): 35-47.]
[12] 石智雷, 杨云彦. 家庭禀赋、农民工回流与创业参与: 来自湖北恩施州的经验证据. 经济管理, 2012, (3): 151-162.[Shi Zhilei, Yang Yunyan. Family endowment, return migration and self-entrepreneurship. Economic Management Journal,2012, (3): 151-162.]
[13] Tunali I. Migration and remigration of male household heads in Turkey, 1963-1973.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6, 45(1): 31-67.
[14] 赵春雨, 苏勤, 盛楠.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时空路径: 以安徽省4 个样本村为例. 地理研究, 2014, 33(8): 1503-1514. [Zhao Chunyu, Su Qin, Sheng Nan. The research on rural labor transfer employment space- time path: A case study of four sample villages in Anhui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8): 1503-1514.]
[15] Piotrowski M, Tong Y. Straddling two geographic regions: The impact of place of origin and destination on return migration intentions in China.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13, 19(3): 329-349.
[16] Zhao Y.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return migration: Recent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2, 30(2): 376-394.
[17] 胡枫, 史宇鹏. 农民工回流的选择性与非农就业: 来自湖北的证据. 人口学刊, 2013, 35(2): 71-80. [Hu Feng, Shi Yupeng.Selective and non-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 An empirical study on Hubei province. Population Journal, 2013, 35(2): 71-80.]
[18] Yang J, Wang H, Jin S, et al. Migration, local off-farm employment,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2016, 45(3): 247-259.
[19] Liang Z, Song Q. Migratio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Berlin: Springer Netherlands, 2016.
[20] Démurger S, Xu H. Return migrants: The rise of new entrepreneurs in rural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2010, 39(10):1847-1861.
[21] Ma Z. Urban labour-force experience as a determinant of rural occupation change: Evidence from recent urban-rural return migration in Chin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1, 33(2): 237-255.
[22] Liu Y, Li Z, Liu Y, et al. Growth of rural migrant enclaves in Guangzhou, China: Agency, everyday practice and social mobility. Urban Studies, 2015, 52(16): 3086-3105.
[23] Sandeep Mohapatra, Scott Rozelle, Rachael Goodhue. The rise of self-employment in rural China: Development or distress?.World Development, 2007, 35(1): 163-181.
[24] 杨忍. 基于自然主控因子和道路可达性的广东省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地理学报, 2017, 72(10):1859-1871. [Yang Ren. An analysis of rural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their effect mechanisms based on road traffic accessibility of Guangdong.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10): 1859-1871.
[25] 罗小龙, 田冬, 杨效忠.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出地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对山西省中部地区的实证研究. 地理科学, 2012, 32(10): 1209-1213. [Luo Xiaolong, Tian Dong, Yang Xiaozhong. Rural transition of outflow viliage under the rapid urbaniz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middle Shanxi provinc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32(10): 1209-1213.]
[26] Liu Yansui, Li Yuheng. 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 Nature, 2017, 548(7667): 275-277.
[27] 杨忍, 刘彦随, 龙花楼. 中国环渤海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协同演化特征. 地理研究, 2015, 34(3): 475-486. [Yang Ren, Liu Yansui, Long Hualou. The study on non-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co-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land-industry": Case study of the Bohai Rim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3): 475-486.]
[28] 杨忍, 刘彦随, 龙花楼, 等. 中国乡村转型重构研究进展与展望: 逻辑主线与内容框架.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8):1019-1030. [Yang Ren, Liu Yansui, Long Hualou,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Paradigms and main content.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5, 34(8): 1019-1030.]
[29] 杨忍, 徐茜, 李璐婷. 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过程及影响因素. 地理研究, 2016, 35(12): 2261-2272. [Yang Ren, Xu Qian, Li Luting. Spatial urban-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its driving facto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12): 2261-2272.]
[30] 赵雪雁. 地理学视角的可持续生计研究: 现状、问题与领域. 地理研究, 2017, 36(10): 1859-1872. [Zhao Xueyan.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The present status, questions and priority area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 2017, 36(10): 1859-1872.]
[31] 叶强, 钟炽兴. 乡建, 我们准备好了吗: 乡村建设系统理论框架研究. 地理研究, 2017, 36(10): 1843-1858. [Ye Qiang,Zhong Chixing. Have we been ready for rural construction: 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rural construction system.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10): 1843-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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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忍
博士，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院长助理。主要从事乡村地理学与土地利用研究。兼任中国自然资源学土地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和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土地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热带地理》编委。在《Journal of Rural Studies》《Land Use Policy》《地理学报》《地理研究》等国内外期刊等发表论文近70余篇，论文总引用超过1700余次，科学出版社专著1部，参编专著4部，参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卷。先后获得省部级科研奖项2项，获得首届广东省青年地理科技奖、首届（2016年）最具影响力中国地理期刊优秀论文奖、中国地理学会、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等奖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广州市科技专项研究项目1项，承担其他系列区域城乡、村镇发展规划及土地综合整治规划、土地规划评价应用实践咨询项目等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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