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是思想战争中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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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世间有一种人，被称作“读书人”。然而，读书绝非读书人的特权。当今社会，人人皆可读书，人人皆需读书，“全民阅读”方兴未艾。
有人说，读什么书，便会成为什么人。有的书可以助人通古识今，经天纬地，有的书可以让人释疑解惑，怡情养性。无论如何，选择合适的书，掌握恰当的读书方法，都至关重要。
近年来，美国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史特别是其中的“新冷战史”，对知识、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的重视和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相关，关于美国的宣传和心理战的研究成为个非常活跃和有创造力的领域。这一领域的已有成果大体上以政府活动和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但也足以显示这方面历史的包罗丰富：它不仅涉及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史和对外关系史，也牵连到思想史、学术史、智识生活史、社会史和新闻史等方面。而从出版业史和书史这一独特角度出发，查考翔实、述论清晰的研究，并对美国推行宣传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研究得到补充和拓展的，就是约翰·亨奇的《作为武器的图书》。
一
《作为武器的图书》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美国出版业如何成为美国发动宣传活动和“思想战争”的有力工具，为战后美国意识形态和文化影响力在全世界的扩张开辟道路。而美国出版业也经由战争期间的活动而得以迅速壮大并推进“国际化”，在战后世界图书商业市场上占据更大份额。与以往对美国宣传活动的研究不同，这个故事的中心不是官方机构（如战时新闻局），而是官方机构和非政府部门结成的合作协同关系。实际上，作者倾注了更多关注和笔墨的是一个私人部门即美国出版业，以及一个非政府组织即“战时图书委员会”。
“战时图书委员会”成立于1942年，是美国出版家以及一些发行商、图书馆员和著作人共同参与的一个非盈利行业组织。这个组织是美国出版业期待为战争做出自己的努力的迫切愿望的产物。在主席瓦德尔·诺顿建议下，“战时图书委员会”的标签语是：“书籍是思想战争中的武器。”委员会在成立伊始就得到罗斯福总统的支持和赞许，它与战时新闻局以及其他政府机构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从而使得战时出版活动一度被置于美国宣传政策行动的整体框架之下。
“战时图书委员会”的工作目标和使命包括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对内的方面，它寻求通过书籍影响美国人民对当前战争的看法，揭露敌人的罪恶本质，推动国民清醒认识战争的目标以及和平问题，加强他们争取战争胜利的意志。与此同时，委员会也致力于以图书传播战争所需的各类技术知识，并提供纾解战争造成的精神压力、激励士气的图书。对外的方面，参加“思想战争”的图书出版活动既面向盟国、中立国也针对敌国；既意图提升外国人对美国战争目标的同情和认同，也寻求在更深层次上增进外国人对美国政府和社会的正面看法。可以肯定，以图书为手段的宣传活动更活跃和更有成效的部分是其对外宣传。
“战时图书委员会”在其存在的4年时间里，连续推出多个图书系列出版和发行计划，其中包括收录文学和社会科学的“经典作品袖珍版”；专门针对美国军人的“军队版本”以及针对被解放的欧洲国家的“跨大西洋系列”“新世界书架系列”和“海外版本”。其中后三个项目对美国战后在欧洲的文化存在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在紧接着诺曼底登陆后的几个星期里，美国实施了大规模、高强度的图书输送行动，最终有360万册图书被运到美军推进所及之处。这些精心挑选、有组织翻译、定价低廉的美版图书填补了许多地方因纳粹占领而造成的文化匮乏。还有一些翻译书种，被专门用以对大批战俘的“安抚和再教育”。在德国，美国出版人还承担了一个特殊使命：他们与占领当局合作，参加了对德国出版业的非纳粹化改造。在日本，他们通过推动从前的禁书出版和大力引进美版翻译图书而促成日本出版业的迅速恢复。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当时的美国来说固然是灾难和危机，但从事后结果看来，却也令人感到，它作为机遇的一面其实往往大过它作为灾难和危机的一面。二战中的美国出版业经历战争而实现振兴和壮大的历程，正可列为诸多“美国成功故事”之一。而之所以如此，原因当然不一而足，其中包括一个长期的、结构性条件，即20世纪中期美国已经达成其在学术、高等教育和文化产业兴旺发达的总体局面，这为出版业提供了一个宽广深厚的基础。还有即时的、短期的政府政策层面的原因：在二战的特殊情境下，美国政府暂时改变其不介入文化生活的历史成规，为应对“总体战”而猛增其对图书的政府需求，并对出版业予以动员和辅助，从而使美国出版业获得一种非同寻常的机遇。
同时美国出版人的品质和特性、美国出版业的行业“精神气质”也不能不纳入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就此而言，亨奇的书以时间先后为序、以述事为纲，在描写人物、刻画群像方面自然有所阙短，多少是个遗憾。但该书研究充实、记述详尽，提供了大量历史细节。而从这些细节中我们能够看到，那一代美国出版人在危机时代迸发出非同寻常的为国家作贡献的公共责任感和热情。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在为出版业的国内外市场利润前景做谋划布局时，也从来没有遗失作为文化人的价值关切和文化品位。
有出版业史学者的研究显示，从1890年以来，美国出版人逐渐形成了他们强固的职业认同和职业伦理，同时在“镀金时代”以来，利润为本、竞争恣肆的现代商业文化氛围中，很多出版人持守某种旧式“文雅传统”，力求使他们的职业不为利润目标所左右，尽最大可能维持图书出版作为高等文化领域之一的地位，为此历经困顿艰辛。到二战来临前，美国出版业并不算是一个商业上成功的领域，它的实力和影响力与欧洲出版强国尤其是英国之间也存差距。然而，美国出版人从来不曾放弃对高雅文化的偏爱和守护。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商业文化产品对美国的海外形象所造成的损害。因此在参与美国的海外宣传行动时，对于所选定各图书系列的名单，他们始终力求兼顾图书的传播潜力与智识代表性、思想内涵和文化品级两个方面，向海外展示和传播美国文化的高端和精华部分。他们当中很多人也希望以诚实和有思想深度的方式进行宣传，为此也将一些揭露美国阴暗面的批判性作品列入书系。从亨奇的描述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一群既有专业主义品质和精神，又难以单纯以专业特性加以界定的公共文化精英群体。
从更广泛的视野下我们可以期待，亨奇的这项研究对学术界和公众对美国历史和美国国家性状的认知有所启迪。我们对美国的认知中，从来更多的是政府和政策，社会群体和非政府组织则很少受到注意。也许现在到了让我们的美国镜像中多一点社会史、少一点政治史的时候了。《作为武器的图书》一书的价值之一正在于，以其对“公私伙伴关系”的开掘阐发，以其对美国私营部门之一的出版业及其公民组织活动的细致记述，它可以帮助对美国国家生活样态和美国国际力量建立一种更加饱满、切实的认识。
（原载自《光明日报》2016年04月23日10版，作者牛可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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