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警察境遇每况愈下

台湾警察境遇每况愈下是不争的事实，他们自嘲：我们才是弱势群体。

网络上，相关报道和讨论屡见不鲜。曾经有一篇名为《请原谅，我只是会开单的警察》的帖子火遍社交网络。这位警察在文章中直陈，“路上随便一个小孩就可以伸手推警骂警，随便一个民众被开单就可以大声挑衅，电话拿起来就乱检举，警察还得自己打报告自清。”

原警大教授叶毓兰感慨地说，“以台湾目前的社会氛围，警察连最基本的尊严执法都没有，更别说是尊敬和爱护了。

叶毓兰认为，警察的执法权威在三年前的“太阳花”学运中就已受到摧残，警察当时由于畏惧舆论不敢处理违法者，让越来越多人不把警察放在眼里。高顺德认为，民进党当局上台后对“太阳花”学运的处理严重挫伤了警察队伍的执法信心，“当局违法的民众撤告了，而因执勤误伤了人的警察还要继续当被告，让警察同仁寒心。”

第一线警力不仅常被民众推挤、偷打或偷踹，甚至还经常被言语霸凌，被骂“走狗”，经常处理民众陈情抗议勤务的台北市中正一分局的陈姓警官对此深有感触。“警察也是人”，他透露，即使警察受过训练有高于一般人的耐受度，但忍到一定程度还是会爆发，所以处理陈抗时，现场指挥官会视状况轮换警员，避免警察情绪失控。

“像催泪瓦斯、橡胶弹这些常见的警械，台湾警察是不敢用的”，高顺德进一步解释，一旦出现争议，法院的判决对警察通常都很苛刻，导致警察处理陈抗时往往只能用盾牌，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多少警察才够用？

警察权威弱化尚能勉强履职，群众抗争频繁、勤务种类繁多则让本就缺额的警力更加捉襟见肘。

“现在都要等站完陈抗勤务才能去抓坏人，我们已经从‘战警’变成了‘站警’。”中正一分局督查组组长林本泓一脸苦笑。台北市警局人事室股长蔡晓雯透露，中正一分局承担着台湾最繁重的陈抗勤务，去年平均每月有63场陈抗勤务，而警察却只有三四十人，缺额近1/3。现今制度下警力缺额无法解决，只能靠行政奖励作为补充。

蔡俊章则指出，事实上，整个台湾都面临一线警力不足的问题，总体缺额近七八千人。他告诉记者，人手紧缺的问题其实这五六年来都有，但近两年尤为突出。“这两年台湾抗议活动越来越多，再加上许多资深警员因压力过大选择提前退休，让一线警员队伍更加捉襟见肘。”

“警察是人民保姆”，这句在台湾耳熟能详的口头禅本是对警察的赞美，但陈警官如今提起这句话倒多了些许自嘲的味道。“警察已成了全能战士，治安、交通、消防甚至食安、卫生都要管，勤务那么多，样样都管，得多少人手才能够用？”

甚至连台湾“内政部”部长叶俊荣也开始抱怨：“其他行政或司法机关要求协助或协办的业务不断增加，不但造成基层警察的沉重负担，也影响警察本职工作的执行。”以文书送达为例，目前法院、地检署仍有将传票等司法文书交由警察机关送达的情形，民众未收领的司法文书全都寄存于派出所。台北市去年寄存在派出所的司法文书就有33万件。

“削减勤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困难重重。”高顺德解释道，台湾的行政法规里面有行政协助这一项，但没有明确规定协助的内容。去年台北市政府曾试图削减警察勤务种类，遭到民众和其他部门反对，也只能作罢。

改革牺牲品？

人力不足加执法疲软，让警察们感到工作越来越不好做，生活质量不理想，甚至健康状况都非常堪忧，身处其中，难言幸福。

“曾经有段时间，我们同仁没有一个礼拜是不受伤的。”由于大小抗议越来越多，林本泓和他的同事们不得不经常充当人肉盾牌维持秩序，承受着抗议人群的冲击。

台湾警察的健康状况到底有多糟？前台湾“警政署”督查室主任耿继文给出一组数字：台湾警察因为勤务繁重，平均一年因公殉职人数有19人，超过九成过世年龄是在40—50岁，平均每月加班时数超过80小时。

身体上的伤痛或可忍受，对家人的亏欠更让警察难以释怀。镇守中正一分局将近十年的副局长于曾祥是同事眼中出色的警察，但作为丈夫、父亲、朋友，他坦言自己并不合格。“我们是永远的黄牛(注：说话不算话)。我女儿常跟我抱怨说，爸爸你又黄牛了，爸爸你又黄牛了……”

警察已经如此辛劳，作为“老板”的政府不仅没有想方设法改善警察的处境，反而要把年金改革的刀砍向“拿命工作”的警察队伍，这让蔡俊章感到颇为费解，“原本承诺做到五十几岁就能退休了，现在可能要到60多岁，退休之后领到的退休金也要打折扣，很多人就干脆趁改革没开始提前退休了，警队现在真是青黄不接。”

警察工作虽苦，好在待遇不错，退休后的保障也相对较好，但年金改革却让一切变得未知。支持警消联盟3·29大游行的耿继文将当前警察队伍低落的士气归咎于当局的年金改革。耿继文透露，参加警消联盟游行的许多是退休的警察，“警察对政府有服从关系，年轻人都不敢说话，民进党现在拿最听话的警察开刀，只好由我们这些退了休的站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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