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及时制止侵害，有效预防损害
一、禁令制度强化对人格权的保护
现代社会，互联网对损害后果具有一种无限放大效应，相关的侵权信息一旦在网上发布，即可在瞬间实现全球范围内传播，损害将如覆水难收，受害人的权利很难恢复原状，因而，在人格权侵权中，预防比救济更为重要。在网络侵权发生之后，如果任由损害后果蔓延，将使受害人的权益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对受害人而言，最有效的救济方式是及时制止、停止侵权信息的传播。
“侵害人格权的禁令制度适应了现代社会，互联网、高科技时代的立法要求。对于及时制止侵害人格权的行为、有效预防侵害人格权损害后果的发生、强化对人格权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王利明说。
在互联网、高科技时代，个人信息泄露已经成为一种“公害”，如何保护个人信息，如何强化信息收集者、共享者以及大数据开发者的信息安全保护义务，预防信息泄露等损害的发生，是人格权编应当发挥的重要功能。在实践中，行为人在网上发布一条毁损某公司名誉的不实信息，如果不及时加以制止，可能导致整个公司破产。
“如果没有禁令制度，许多当事人被迫寻求有关机关删帖，但这种删帖的做法其实很不规范，有时难以对受害人提供及时救济；而且对于此种涉及平等主体之间的侵权纠纷，是否删除相关链接，完全交由行政机关进行判断，而不能对其进行司法审查，显然并不妥当。所以，民法典草案规定禁令制度，由法院对相关的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并及时决定是否发布禁令，既有利于规范此类行为，也有利于及时救济受害人。可以说，规定禁令制度是民法典草案的一大亮点。”王利明说。
现有的停止侵害制度为什么不能替代禁令制度的功能？王利明说，禁令针对的是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侵害行为，损害常常具有急迫性。如果通过正常的诉讼程序维权，因为诉讼耗时等原因，可能导致损害后果的迅速扩大或难以弥补，因此有必要适用禁令以制止正在进行的和将要发生的侵权行为。停止侵害虽然也具有制止不法行为的功能，但其更多的是一种事后救济措施，难以真正实现对损害的事先预防。而禁令制度则可以在实体结果作出判决之前，在程序法上给予当事人一种临时的救济措施，以防止损害后果的发生和扩大。与停止侵害制度相比，禁令制度可以使得损害预防的时间更加提前，这种预防功能是停止侵害制度无法代替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0条规定了诉前保全制度，依据这一制度，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这一制度能否包括禁令制度的功能呢？
答案是否定的。王利明说，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也规定了诉前禁令制度，但其在性质上是一种诉前保全制度，其显然无法代替民法典草案禁令制度的功能。因为在当事人人格权遭受侵害或有可能遭受侵害的紧急情况下，受害人在请求法院颁发诉前禁令时，只能以实体法为依据，而不能以程序法为依据。法院在判断是否具备颁发诉前禁令的条件时，很难通过适用程序法规定颁发禁令。
在民法典中规定独立成编的人格权编，将诉前禁令等制度纳入其中，有利于及时制止侵害人格权的行为、有效预防侵害人格权损害后果的发生。事实上，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第23条规定已经规定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但禁令制度的适用范围并不限于人身安全这一领域，在整个人格权保护领域，以及身份权保护中，均可适用禁令制度。
王利明指出，从实践来看，大量的网络侵权行为迫切需要禁令制度予以遏制，尤其是针对名誉、隐私等侵权行为，如不及时加以制止，损害后果可能会被无限扩大。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已经在侵害人格权的纠纷中采用了禁令的方式。例如，在“杨季康（笔名杨绛）诉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简称中贸圣佳公司）、李国强侵害著作权及隐私权纠纷案”，就涉及隐私权的保护，但由于我国立法尚未规定侵害人格权的诉前禁令制度，因此，该案是通过侵害著作权的行为保全裁定对权利人提供救济。严格地说，通过著作权法的规则保护人格权是不周延的，也可能无法有效制止许多侵害人格权的行为。
本文来源 | 人民网责任编辑 | 李泽鹏审核人员 | 张文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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