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成晨 , 闫广芬 , 朱德全：乡村建设与农村教育: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融合模式与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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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与农村教育: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融合模式与乡村振兴战略

1朱成晨 , 闫广芬 ,2 朱德全

1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 天津 300350;  2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重庆 400715

★ 摘要 ★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小康社会全面实现的关键在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切实推行，乡村振兴的逻辑生长点在于农村职业教育。本研究立足于我国当今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应然"愿景与"实然"样态，以教育精准扶贫为"必然"路向，以"扶志""扶心""扶智""扶资""扶业"为逻辑框架，以形成"以教促智""以智促富"和"以富促教"的良性循环为根本任务，试图构建体现"普职成统整""农科教统筹"等思想的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融合模式。通过"以农为本"的价值观为农村教育寻找"外推"与"内生"共进式精准扶贫的发展道路，遵循让农村学生"升学有基础，务农有技术""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个个成才"的基本理念，推行"课程、课堂、基地、产业、农校、高校"为一体的"六联动"运行模式，力求体现"职业教育普通化，普通教育职业化，基础教育综合化，职业教育终身化"的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思路与融合式战略思维。

关键词：乡村建设    农村职业教育    精准扶贫    融合模式    乡村振兴

基金项目：2018年度重庆市重点文科基地项目"西南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治理体系研究"（18SKB051）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第2期

一、问题背景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发〔2018〕1号)强调，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必须把人力资本的开发放在首位。农村教育的发展再一次被置于国家理想与国家战略发展的优先位置。而从我国当前农村发展与农村教育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村地区贫困问题依旧严峻，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高达3046万人，其中在我国中西部，农村贫困人口达到2746万人，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90%左右，由此看来，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扶贫工作还任重道远。不仅如此，这些农村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文盲、半文盲农民占比还较大，这种“贫”与“愚”的恶性循环又严重阻碍了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美丽新农村建设。而作为推进农村发展的关键力量，农村教育，尤其是与农村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农村职业教育，一方面因自身的固步自封与程式化运作，出现办学模式单一、发展路向不清晰、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实践脱离农村实际、所培养的学生“升学无基础，务农无技术”等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农村职业教育单维层面“自系统”管理，加速了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系统的彼此割裂，远不能适应城镇化推进所引发的人口职业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土地及地域空间变化等复杂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农村资源配置要素结构性失衡、“去农”与“农民荒”矛盾等问题丛生。由此看来，当前农村教育，尤其是农村职业教育自身存在着诸多病症，不仅不能有效解决农村地区“贫”与“愚”的问题，而且可能会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成一定阻碍，以至于沦为制约我国乡村振兴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

事实上，作为农村教育、职业与成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统整力量，农村职业教育直接面向农村、对接农业、服务农民，为贫困地区农民提供普通文化教育和技术技能培训，是有效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力量，能够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提供重要支撑。农村职业教育在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和教育扶贫工作中扮演了三重服务角色：一是为农村学生的生涯发展服务，即通过为农村学生提供相应的专业文化教育，为其终身职业的确定和发展奠定文化基础；二是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即通过提供相应的职业教育服务，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保障，从而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效的产业经济支撑；三是为农村家庭的精准脱贫服务，即为农村家庭提供相应的成人教育与实用技术技能培训，从而培养大批“懂技术、会经营、有文化”的新型农民，为农村家庭的脱贫致富提供智力支持。

由于农村职业教育是一种横跨农村“职业域”与“教育域”、关涉“普职成”等多领域要素、结构体系极为复杂的关系系统，推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变革，需要充分利用农村职业教育的“跨界”融合优势，有效统整各领域关系要素。一方面推进供需结构要素之间的整体性调整与匹配，通过推进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与农村贫困地区发展需求之间的精准对接，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的“精准”扶贫；另一方面根据不同贫困地区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科学调整教育与培养培训模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帮扶以实现“精准”脱贫。然而，这种整体性变革需要一种有效协调各要素关系的具体模式作支撑。为此，推进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变革，需要立足农村贫困地区的问题现状与发展需求，整体推进各系统要素的重组，以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为契机和突破口，建构能够有效统整农村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并集职业教育普通化、普通教育职业化、中学教育综合化与职业教育终身化为一体的综合性融合模式。通过建构“普职成统整”的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培养“升学有基础，务农有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懂技术、会经营、有文化”的新型农民，在助力“去农”与“为农”、农村脱贫与乡村振兴同步推进的同时，也有效实现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村经济社会的共生共赢发展。

二、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融合模式的理论设计

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融合模式(以下简称“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立足农村“贫”与“愚”问题，以农村脱贫与乡村振兴为目标愿景，以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为手段，以“扶志”“扶心”“扶智”“扶资”与“扶业”为逻辑框架，在课程设计上统整“普职成”教学内容，在教学上实现“理实一体”。该融合模式之“融合”体现为：一方面是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另一方面是“普职成”与“农科教”的内容融合。事实上，农村职业教育要科学构建与有效推行精准扶贫融合模式，必须聚焦在课程模块设计与教学模式改革上。通过课程模块设计体现“普职成统整”，实现课程上的“三教渗透”，助推内容深度融合；通过教学模式改革体现“农科教统筹”，实现教学过程上的“理实一体”，助推产教深度融通。

(一) 教育理念与目标

在传统应试教育观念影响下，贫困地区农村的教育是“亏本”的教育，一方面，贫困农村升入高一级学校的学生千方百计想留在城市，远离农村；另一方面，考不上高一级学校的农村学生，由于缺乏农业实用技术，不能也不愿务农，也远离农村去城市。故此，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要坚持“以农为本”与“以生为本”的价值核心，在教育扶贫目标理念上定位要“准”，才能保障在扶贫手段上的“精”，不仅要满足学生自身发展需求，也要为当地经济社会服务，通过对农村人才的培养来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便是农村职业教育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上的战略使命，这也是农村职业教育切实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基于此，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应体现让农村学生“升学有基础，务农有技术”“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个个成才”的教育理念(朱德全, 2015, 第80—86页)。这充分考虑了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并指明了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新时代战略路向，既能为农村学生升入高一级学校打下科学文化基础，又能让农村学生获得最基本的实用技术，让农民接受农业生产技术与技能的培训，进而探索出一种充分体现农村发展需要的特色素质教育模式。

基于以上理念，“普职成统整”的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始终坚持以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为目标，以形成“以教促智”“以智促富”和“以富促教”的良性循环为根本任务，建构“扶志”“扶心”“扶智”“扶资”“扶业”的扶贫目标框架。具体表现在三大行动任务上，一是建立农村特色教育资源库，为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提供基础保障；二是建立农村职业教育扶贫实验“示范田”，为精准扶贫提供经验借鉴；三是施行“普职成统整”的职业教育模式，为改革实验提供行动框架。

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在框架构建上，也充分借助有针对性的教育理论做学理支撑。其一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尤其是劳动教育思想。马克思认为，全面发展的人是精神和身体、个体性和社会性都得到普遍、充分而自由发展的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唯一办法(靳希斌, 1992, 第109页)。马克思的劳动教育思想充分表现出在劳动中教育，在教育中劳动，在劳动中培养自由、和谐、充分、全面发展的人的精神内涵。因此，农村职业教育应该切实培养符合农村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劳动人才。其二是教育民主化理论。民主化理论强调既要追求教育机会的均等，也要追求教育的自由与民主，更要追求以学生的差异为本，以学生的需求为本。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充分照顾学生个体差异、能力差异和需求差异，是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其三是学习型社会建设与终身职业教育理论。西德尼·马尼提出，“所谓终身职业教育就是把劳动力所体现的各种社会价值统一于个人的人格价值的结构之中，使劳动成为人人享有的、富有意义的，并且能够使人得到满足”(王璐, 1985, 第62—63页)。学习型社会建设与终身职业教育理论认为，每一个社会劳动者也应是终身学习者，人人在劳动中教育，在劳动中学习，在劳动中发展，在劳动中富有人格价值，使劳动与教育贯穿人的终身发展之中。由此观之，“普职成统整”的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包括了成人教育范畴，教育对象自然涵盖广大农民。因此，“升学有基础，务农有技术”“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个个成才”的教育理念以及通过“普职成统整”助推农村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教育目标，是全面发展教育、教育民主化、学习型社会建设和终身职业教育理论在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上的生动体现。

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的教育理念与目标也力求寻找到三个理论层面的结合点，一是在宏观层面寻求农业科技与农村职业教育的结合点，真正体现“农科教统筹”的国家战略；二是在中观层面寻求普通教育与职成教育的结合点，真正体现“普职成统整”的融合思路；三是在微观层面寻求课程模式与教学模式的结合点，真正体现“课程、课堂、课题”的“三课整合”教研行动思维。

(二) 价值表征

就当今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比较突出，农村职业教育，尤其是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仍存在教育职能偏失、简单套用城市教育模式、学科教育取向一味偏重知识文化等问题，因此，探寻“普职成统整”的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是农村职业教育寻求“外推”与“内生”共进式改革的有效路径，可以突显出农村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资源整合与乡村建设方面的多重价值。

首先，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的推行，一是让学校教师在“教学中研究、研究中教学”，在“教学中劳动，劳动中教学”，能够打造出一支专业化的服务农村脱贫和教育扶贫的“双师型”队伍，使农村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成为现实；二是为农村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多元化的成才路径，让学生在“学习中劳动，劳动中学习”，在“学习中探究、探究中学习”，既能为高一级学校输送优质生源，也能为新农村建设输送大量优秀的技术人才，使农村学校真正回归培养人的教育本真；三是为培养培训“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供了服务平台，让农民在“生产中学习，学习中生产”，在“劳动中致富，致富中劳动”，改变“贫、愚、惰”的不良状态。因此，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的推行，能够真正突显出教育扶贫与服务农村脱贫的价值理念，体现了农村职业教育在发展农村教师、培养农村学生以及培训新型农民上的人力资本供给价值。

其次，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的推行，能够整合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多方资源，一方面，多元力量的有机统整有助于加大农村职业学校基础建设力度，实现农村职业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与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在农科教结合的教育体系中，推进农村职业教育“三中心”(即农村文化教育中心、农技培训推广中心、创业指导培训中心)在资源平台上的统整，使有限的教育资源通过农村整体资源共享，持续地为农村脱贫致富提供支持与服务，把文化教育、技术教育与产业开发结合，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向产业化、集约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再次，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的推行，能够助推乡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该模式始终以基地为主线，让学校、农户与产业有机联系起来，通过农产品的开发、推广、生产、加工、销售，催生出农村发展的产业经济链，这种经济链在“校企合作”“校农合作”的过程中能催生大规模经济效益。同时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学校的技术指导和市场信息共享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使农村职业教育在新农村建设中重新焕发强大活力，为农村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提供切实可行的平台保障。从理论上讲，农村职业教育要注重“从人力资本提升角度出发完善人力资源供给机制，优化人力资源供给结构，提升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李政, 2016, 第65—70页)。西奥多·舒尔茨认为，“个人收入的增长和个人收入差别缩小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舒尔茨, 1990, 第25页)。依据人力资本理论，对农村学生与广大农民进行教育、职业培训将增强农村社会的人力资源开发力度，优化农村社会的人力资源供给结构，提高农村教育的服务能力，强化农村社会的智力支撑，增加农户和农村社会的经济收入，促进个人与社会的经济增长。因此，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的推行，通过“以教促智”“以智促富”的扶贫思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即是该模式在农村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道路上突显出的社会价值。

(三) 理论逻辑和运行机制

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始终是全系统、全过程、全方位的结构性与过程性融合，这种整体性融合的理论逻辑体现出教育内部与外部系统相关联的宏观逻辑、教育系统整体结构相依存的中观逻辑以及教育系统内部要素优化整合的微观逻辑。这三大理论逻辑体现在宏观层面即是“产教融通”与“农科教统筹”；体现在中观层面即是“教劳结合”与“普职成统整”；体现在微观层面即是“课程教学统合”与“课堂基地对接”。“产教融通”与“农科教统筹”属于农村职业教育的结构性与综合性改革，主要指向农村职业教育内外关系的联动与协同；“教劳结合”与“普职成统整”属于学校办学思路与办学模式的整体性改革，主要指向学校教育内容与教育途径的路向性与结构性调整，力求通过普通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通过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通过成人教育培养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充分体现“在劳动中教学”与“在教学中劳动”、“在学习中劳动”与“在劳动中学习”、“在生产中学习”与“在学习中生产”的农村职业教育多元化发展路向；“课程教学统合”与“课堂基地对接”属于学校教育内部要素与培养路径的统筹性改革，主要指向学校课程结构与教学模式的匹配性实践创新，以及课堂内与课堂外的“理实一体”对接。

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在运行机制上，力求体现以上三大理论逻辑的协同与优化，使该模式在运行过程中能够实现系统功能的最优化与教育效益的最大化。要实现系统功能的最优化与教育效益的最大化，必须把握好教育内外系统的关键要素，这便涉及到六个关键环节，即“课程、课堂、基地、产业、农校、高校”。为此，融合模式的运行就必须在六大关键环节上体现出动态性、一体化的“联动”机制。在课程设置环节，要将国家、地方与校本三级课程调整为学科文化课程与综合实践课程两大模块，前一模块集中体现让学生“升学有基础”，后一模块集中体现让学生“务农有技术”；在课堂教学环节，要推行“三级课堂”立体式教学实践改革，即第一课堂集中体现让学生“必修国家文化课程”，第二课堂集中体现让学生“弹性选修兴趣课程”，第三课堂集中体现让学生与农户“在实训基地学习种植、养殖、加工、运销等实用技术并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在基地实训环节，要全方位调动学生与农户的积极性，使专家、教师、学生与农民形成实践共同体，充分推行“三园基地”一体化实训模式(朱德全, 2015, 第80—86页)，即以学校为主体的校园基地、以农户为主体的庭园基地以及以村寨为主体的田园基地；在产业开发环节，要助推学校、农户、村社“三级实体”的有效开发，并能做大、做强实体，使其能对乡村建设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在农校建设环节，要整合农村成人教育的多元化教育资源，让农村职业教育“三中心”职能与“普职”教育职能共同为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振兴服务；在高校引智环节，要体现高等学校、地方政府、农村学校即“UGS”的三方联动机制，利用高校专家做好课程开发，尤其是得到技术指导，获得切实有效的智力支持。

(四) 精准扶贫逻辑框架

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立足于我国当今农村教育的“应然”愿景与“实然”样态，着眼于教育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 力求构建“扶志”“扶心”“扶智”“扶资”与“扶业”的逻辑框架，助推教育精准扶贫战略。

1. “扶志”：以新农村建设的美好愿景唤醒脱贫致富的志趣与志向

农村精准扶贫首先必须精准“扶志”，要尽可能让农民与农村学生有脱贫致富的远大理想与抱负，转变其思想观念的城市化倾向。当前，农村条件落后，环境较差，社会对农村与农业生产缺乏认同，广大农民与农村学生一心只想跳“农门”，向往城市生活，不愿务农，也不能务农，这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模式与教育内容均存在城市化倾向，忽视了农村与城市的差异性，缺乏农村特色，缺乏乡土气息，缺乏农业生产知识的教育意识，培养出来的学生普遍存在思想、知识与能力不适应农村发展实际与需要的问题。美国学者菲利普·库姆斯(Coombs, P.H.)曾指出，学校中的“学术性、城市化和现代化地区导向的课程不能适应大多数农村青年的学习需求与生活需要。而且，这些引进的教育模式使最聪明、有很强学习动机的儿童脱离他们的农村环境，正好刺激了他们移入城市的愿望，而不是促进他们留在农村发展自己的社区”(库姆斯, 2001, 第16页)。因此，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重在培养广大农民与农村学生发展美丽新农村、建设自己美好家园的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担当，强化“就在农村”与“到农村去”“农村也有广阔天地，农村也大有作为”的教育思想与意识，让新农村建设的美好愿景唤醒脱贫致富的志趣与志向。

2. “扶心”：以真情与真心感化依赖与懒惰之心

国家对农村精准扶贫的人性化政策也有可能让部分农民产生等待、依赖的思想，所以，精准扶贫必须“扶心”，要在情感上感化广大农民与农村学生，让其具有自力更生的主体意识，以自己的努力与实力来摆脱贫困，激发奋进之心，实现农村精准扶贫在“外推”与“内生”两条路向上的共进式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在教育内容与途径上，既注重增加反映农村特色与乡土气息的素材，让农村美丽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样貌充分展现在大众眼前；又能把“劳动教育”体现在农村职业教育的各个环节之中，让广大农民与农村学生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热爱农村，热爱农业生产，并具有良好的劳动习惯，尤其能够具有浓厚的靠劳动致富的情感意识；还能把“工匠精神”融入到农村职业教育的方方面面，使广大农民与农村学生具有“匠心”“匠艺”与“匠魂”的崇高劳动境界，充分激发其追求劳动“真、善、美”的思想信念与精神品质。

3. “扶智”：以学习型农村与终身教育理念培养“懂技术、会经营、有文化”的新型农民

农村精准扶贫的关键在“扶智”，必须通过农村职业教育的育人与服务功能，在人力资源建设与文化建设两个方面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撑。在农村人力资源建设方面，必须根据农村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培养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实用技术专门人才，全面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优化农村从业者人力结构，使乡村振兴有人才支撑，脱贫致富有中坚力量。而农村文化建设必须超越农村客观条件的限制，构建有农村特色、有优良传统、有自然气息、有人文精神的农村乡土文化。因此，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基于农村环境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的建设，突显农村文化的生命力、创造力与感召力，让广大农民与农村学生能够从这种自然淳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生态中汲取营养。农村“扶智”始终指向于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的建设，让农村成为具有可持续发展性和生命活力的学习型社会组织，让广大农民与农村学生具有“活到老、学到老”的终身教育理念与精神境界，让广阔农村成为浓厚的文化场域，让农村人成为新时代的文化人。

4. “扶资”：以多种经费来源“雪中送炭”，以“星星之火”点燃“燎原”之势

农村职业教育要实现精准扶贫，必须建立健全相关的经费保障机制，强化政府投入的长效机制，确保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条件，促进农村职业学校、县级职教中心、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等的标准化建设，建立多元化的经费投资渠道，让有限的扶贫资金与农村职业教育基本经费能够取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效果。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的推行，需要基于“普职成统整”的办学理念整合农村职业教育资源，集聚有限的农村职业教育经费，发挥教育经费的最大功效。尤其是“三园基地”即校园、庭园、田园基地建设, 可以统整国家各种扶贫资金与农村职业教育经费，也可自行筹措实体产业的盈利收益，让农村职业教育经费得到多方力量的协同支持。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的推行也需要国家与地方政府投入专项的教育扶贫改革与试验经费，使该模式在农村贫困地区能够产生广泛的效益，进而提升该模式的外在效度，使教育扶贫这一先导性、基础性国家战略在中国广大农村落地生效，真正实现“拔穷根，阻断代际贫困”(姚松，曹远航, 2018, 第53—58页)。

5. “扶业”：以“产教融通”基地建设平台搭建“产业致富”的发展舞台

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必须建立与企业的深度合作，以产业与市场为导向，建立校企协同育人的办学机制，使育人更有针对性与实效性。通过“产教融通”, 开展订单式培养与实训式培训，让农村学生全面掌握农业生产的实用技术，也让广大农民接受农村实用技术的专题培训，进而提升农村地区青少年的就业与创业竞争能力，让其能够以自身能力与实力摆脱贫困。通过构建“三园基地”的“产教融通”实训平台和产业平台，既能够为新农村建设搭建“产业致富”的发展舞台，为“农教企”协作模式的创新与“三农”教育集团的构建开辟一条切实可行的改革新路；也能够促进农村人才从城市回流，确保形成农村人才真正在农村建设中发挥中坚力量的良性格局，从而带动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农村职业教育的精准扶贫离不开教育的“扶业”，以“扶业”来实现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也为新时代中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指明了切实可行的道路与方向。

三、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战略愿景

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着手于农业人口智力结构的优化和农村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升；着力于“普职成统整”“农科教统筹”等思想的整体性、综合性改革探索；着眼于农村职业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好愿景的构想与实现。这一美好战略愿景的实现，必须以农村职业教育社会治理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前提，以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社会支持系统的良性支撑为保障，“外推”与“内生”并进，推进农村职业教育能力建设与良性发展。

(一) 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社会治理

农村职业教育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息性复杂系统，它涉及到与之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系统。要通过农村职业教育来生动实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就必须构建好内外协同的社会治理逻辑系统。社会治理的逻辑系统包括四大治理范畴，即治理成本、治理逻辑、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其一，治理成本是农村职业教育社会治理的特殊前提，农村职业教育资源匮乏、办学条件弱，因此，要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效益，就必须在社会治理中遵循“效率取向”的原则，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有效整合各类农村教育资源，让有限的教育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这即是对治理成本的具体考量。其二，治理逻辑是农村职业教育社会治理的关键，缺乏逻辑的治理是不成组织的治理。社会治理逻辑涉及到四个具体层面，一是国家层面的逻辑，即“两个一百年”国家理想的驱动式逻辑；二是地方层面的逻辑，即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助推地方产业发展、地方产业发展助推农村经济发展的推进式逻辑；三是社会层面的逻辑，即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生态式逻辑；四是家校层面的逻辑，即农村学校为地方服务、促进农村家庭脱贫致富的行动式逻辑。其三，治理体系是农村职业教育社会治理的根本，治理体系的构建必须在治理成本与治理逻辑框架下才能自成良性互动系统。社会治理体系是基于“五位一体”(即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整体系统构建的建设体系，是农村职业教育能够有效发展的社会治理保障体系。其四，治理能力是农村职业教育社会治理的核心，能力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治理作用的大小，农村职业教育社会治理能力的关键要素体现在人力资本与文化生态两个方面，这是农村职业教育助推乡村建设、文化生态助推美丽新农村建设的精髓与灵魂，没有强大的人力资本与智力资源作支撑，没有浓郁的乡土文化品格与农村文化生态作保障，新农村建设就缺乏应有的品位，就不可能走向欣欣向荣的美丽景象。

(二) 农村职业教育能力建设的社会支持系统

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既要加强教育系统自身的能力建设，注重内涵式发展，更要借助社会支持系统的外力保障与强力推动，通过社会支持系统提供强大的“外推力”作支撑，才能催生教育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指向“20字”的总体目标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农村职业教育必须围绕这一目标要求，在经济、环境、文化、组织与服务建设方面实现精准人才培养、精准社会服务、精准智力支持。农村职业教育能力建设的社会支持系统涉及四大范畴，一是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农村职业教育既需要顶层设计的国家制度作保障，也需要完善的国家法律法规作支撑，真正让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因此，应制定针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国家优惠政策和优先发展战略作支持；二是地方层面的“投入机制”，农村职业教育必须强化“政府推动与投入的主体责任”，建立健全明确的经费保障机制，明确农村职业教育最低生均经费标准，提高农村职业教育的教育附加费投入比例，建立多元化的经费投入机制，尤其是要完善农村职业教育的运行机制，让农村职业教育从短效的“输血”机制变为长效的、可持续发展的“造血”机制；三是企业层面的“合作模式”，农村职业教育必须深化产教融通与校企合作，推进校企“双元联动、双赢互惠”的协同育人模式，可以通过构建“双招”(招生与招工)、“双聘”(校聘与企聘)、“双证”(毕业证与资格证)、“双培”(培养与培训)、“双师”(教师与技师)与“双办”(校办企与企办校)的“六个双”合作模式，让校企共同参与到农村职业教育中来，真正成为办学的双重主体；四是家庭层面的“基地建设”，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必须依靠“校园基地”“庭园基地”与“田园基地”的建设来实现“产教融通”与“工学结合”，“三园基地”的建设均需要家庭即农户的参与和支持，农户既是农村职业教育的受教育者，也是农村学生参与农业生产与劳动实践时的教育者，因此，农村职业教育也需要家校合作，共建家校协同育人模式。

(三) 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融合模式与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

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是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核心载体，体现了“农科教统筹”“普职成统整”“产教融通”“教劳结合”等融合逻辑，其着眼点是农村职业教育的精准扶贫，精准扶贫的战略愿景即是乡村全面振兴，通过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这就是农村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思维与社会使命。农村职业教育在融合逻辑框架下必须体现“协同育人”与“协同服务”的特色职能，必须为农村培养实用人才，强化为农村产业发展与经济建设服务的职能意识。其职能的实现，需要以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融合模式为桥梁，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行动上聚焦于“四大愿景”，即“文化兴村”“人才强村”“产业助村”与“生态建村”。

1.文化兴村。新农村建设美丽景象的实现在于文化品格的提升。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通过统整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加强农村学校基础建设，使农村职业教育真正面向农村人，面向农村社会，增强农村职业教育的全面性与全息性服务功能。不仅如此，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还需要在农村社会环境、社区活动、文明风尚与法律法规等方面充分统整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区教育，通过“四位一体”(即环境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为一体)的农村文化体系建设，以教育促文化，以文化促发展，提升农村社会的文化治理能力，让农村焕发出有乡土文化气息、有文化生态活力、有淳朴乡土风情的生机勃勃的新风貌。

2.人才强村。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实质是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在农村教育的现代化，农村教育现代化归根结底在人的现代化，因此，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保障是人才培养。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充分遵循“升学有基础，务农有技术”“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人人成功”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向，通过综合性课程的设置，有效助推产与教的融合，并以“工学结合”为具体手段，使理实一体化得以实现。基于此，农村学生既能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又能学习升学所需的普通文化知识，从而成长为有文化、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与高素质的新型农民。通过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精准培养人才、精准服务社会，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精准扶贫，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与智力支持。

3.产业助村。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命脉”在农村产业发展，“产业助村”是建设新农村的关键环节。没有农村产业的兴旺繁荣就不可能有乡村振兴的全面实现。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通过课程、课堂、基地、产业、农校、高校“六联动”的运行机制，为学校带来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对农民脱贫致富和企业良性经济链的形成，都起到了最坚实的支柱作用。从学校来看，最直接的经济效益是校园基地种植与养殖等校办产业的经济收入，最明显的社会效益是由此辐射带动农村产业发展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从农户来看，学校的技术指导和市场共享信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技术改良和农产品销售的市场导向也能为农户脱贫致富提供智力支持；从企业来看，“校企合作”“校农合作”的运行过程可以形成稳固的农产品“开发——推广——生产——加工——销售”的农业经济链，由此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向产业化、集约化、现代化方向发展，提高了新农村建设与发展的速度。

4.“生态建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体现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生态美景，这需要“三大生态”即文化生态、环境生态和政治生态的整体建设与协同发展来支撑。首先，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通过“农科教统筹”“三园基地”建设以及学校、家庭与社区三大教育功能的协同整合，能够引领新农村文明风尚的形成，弘扬地域文化精华，传承优良民俗文化，让农村文化生态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其次，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通过“普职成统整”与“三园基地”建设，能够整合农村教育资源，做好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整体设计，加强新农村田园风貌建设的系统规划，凸显新农村环境生态之美，让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美丽新农村的生态名片；最后，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并没有忽视新农村灵魂工程的建设，通过“普职成统整”以及学校、家庭与社区三大教育功能的协同推进，在普通教育的思想政治课程、职业教育的政治思想与职业道德课程、成人教育的时政学习课程以及家庭社区公民道德教育课程的齐抓共管中，农村政治生态建设紧跟乡村振兴的整体步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管理提供了先进的理论指导与思想启迪，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想灵魂之美。因此，农村职业教育走“生态建村”之路，协同推进文化生态、环境生态和政治生态建设，有助于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愿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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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松, 曹远航. (2018). 教育精准扶贫的区域响应与创新:表现、问题及优化策略. 现代教育管理, (6): 53-58. DOI:10.3969/j.issn.1674-5485.2018.0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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