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偲琪 等 | 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儿童早期发展与其照养人养育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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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儿童早期发展与其照养人养育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

张偲琪, 史耀疆, 王蕾, 杨宁, 刘步瑶, 党瑞瑞, 白钰

摘要：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儿童早期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至关重要，而照养人的养育行为对儿童早期发展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在我国实施城镇化的背景下，农村儿童早期发展水平关系到未来城镇化的程度及未来经济发展水平。本文采用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第III版（BSID-III）及自制家庭量表，在我国中西部贫困农村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移民安置社区、大城市流动人口社区和失地农民社区抽样调查了1254名月龄为6—36个月农村儿童及其照养人，分析不同农村地区儿童早期发展水平及其照养人养育行为现状，并进一步分析城镇化背景下新型农村家庭居住的移民安置社区、流动人口社区和失地农民社区儿童早期发展水平与其照养人养育行为的关系。结果表明：在贫困农村地区及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农村家庭居住地区，（1）农村儿童早期发展水平普遍存在滞后风险；（2）农村儿童主要照养人普遍缺乏科学养育行为；（3）农村儿童早期发展滞后风险与其照养人的积极养育行为显著负相关。因此，在城镇化背景下，应从家庭和国家层面转变教育观念，重视0—3岁农村儿童早期发展，提高我国农村儿童早期发展水平，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早期人力资本发展，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关键词：城镇化；农村人力资本；儿童早期发展；养育行为

作者简介：张偲琪 , 史耀疆, 王蕾, 杨宁, 刘步瑶, 党瑞瑞, 白钰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早期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71703084）；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B1603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9TS04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贫困农村0—3岁养育干预对婴幼儿早期发展的绩效评估与作用机理的实验研究”（71803108）；陕西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专项“西部农村地区儿童早期发展对其幼儿入园选择的影响研究”（JSJY2017021）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20年第六期

目录

一、引言

二、文献综述

三、研究方法

四、研究结果

五、结论

一、引言

人力资本是技术创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和源泉（董志华，2017；Schultz，1961）。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快速增长，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从1978年的153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8123美元，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将从主要依靠要素驱动转向依靠创新驱动和技术进步，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是提升我国未来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质量（罗仁福，张林秀，刘承芳，易红梅，史耀疆，2015；任保平，2015；张占斌，2015）。人力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渐进累积的过程，0—3岁是人类大脑发育和能力形成的敏感期，也是其发育最快、可塑性最强的时期（或称之为“窗口期”），这个时期的发展水平会对其认知能力和社会性发展产生长远而显著的影响。因此，儿童早期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至关重要。相较城市而言，我国农村地区储备着更多数量的未来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村儿童早期发展水平，从而提高未来农村人力资本质量，是推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

事实上，国家近些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农村地区的发展。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城镇化被赋予重要战略地位（国务院，2009），城镇化建设对我国农村地区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徐选国，杨君，2014）。在国家和政府的推动下，城镇化发展取得了一定成就，截至2017年12月，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58.5%（国家统计局，2018）。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在地缘上形成了新的农村家庭聚集区，主要包括居住在城市的流动人口社区、失地农民社区和移民安置社区。据有关报告，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在2016年达到2.45亿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2017），流动人口往往在城市聚集，在区域分布上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特征，往往以业缘、地缘为纽带聚集形成小型聚居区，通常称为流动人口社区（黄晨熹，1999）。同时，城镇化进程中各项非农建设用地需求不断加大，致使失地农民数量迅速增加（戴中亮，2010），截至2012年底，我国失地农民已达5100万人（陈浩，陈春雪，2014）。一些地区将被动失地的农民集中安置于政府统一规划的公寓型住宅区内，按照城市居民小区的生活功能配备标准建设失地农民居住区，尽管安置区内的物质环境与现代城市居民区几乎一致，但由于居住其中的主体是保留有部分亲缘与原地缘关系的失地农民，由此形成了基于集中安置地的失地农民聚居生活区，即失地农民社区（汪萍，2012）。另外，移民安置社区也是城镇化的产物，政府推进易地扶贫搬迁与新型城镇化结合，从而推进城镇化建设（国务院，2016）。相关数据显示，2001年至2015年，我国累计支持地方搬迁贫困人数680多万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8）。

我国城镇化发展取得了一定成就，并形成了在城市中以业缘和地缘为纽带聚集的流动人口社区、失地农民社区以及城镇中的移民安置社区，这些社区农村家庭与我国贫困农村地区家庭相比较，在经济收入和生活便利性等层面或多或少得到了改善。但是，城镇化是否有助于改善这些社区农村儿童的早期发展？城镇化是否改善了这些社区儿童照养人的养育行为？在城镇化背景下，新形成的这些社区中农村儿童的早期发展和儿童照养人的养育行为与贫困农村地区相比较是否有差异？是否达到了城镇地区儿童早期发展水平？遗憾的是，目前没有任何文献或数据能够回答这些问题。

为了解我国贫困农村地区和城镇化进程中新出现的农村人口居住区的儿童早期发展现状及其照养人的养育行为，本文在中西部省份进行了田野调研，根据收集的一手数据，展开以下研究：（1）描述我国中西部贫困农村地区、移民安置社区、流动人口社区和失地农民社区农村儿童早期发展现状；（2）描述我国中西部贫困农村地区、移民安置社区、流动人口社区、失地农民社区农村儿童主要照养人养育行为现状；（3）分析城镇化进程中移民安置社区、流动人口社区、失地农民社区农村儿童早期发展与其主要照养人养育行为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综述

(一) 儿童早期发展对人力资本的影响 

儿童早期发展对个人和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大量研究表明，早期发展水平高的儿童将来更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教育和收入（Attanasio，Cattan，Fitzsimons，Meghir，& Rubio-Codina，2020；Cunha & Heckman，2009；Heckman，Moon，Pinto，Savelyev，& Yavitz，2010；Knudsen，Heckman，Cameron，& Shonkoff，2006）。相反，早期发展水平较低的儿童未来可能会造成更多社会成本和负担，例如较高的失业率和犯罪倾向等（Gertler et al.，2014；Heckman et al.，2010；Walker et al.，2011）。也有研究表明，对儿童早期发展的投入可以促进未来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Rolnick & Grunewald，2003）。Heckman（2008）指出，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全球跟踪研究显示，投资儿童早期发展比投资青年和成人教育培训更有效，学校教育阶段和成人继续教育阶段的投资回报率为2∶1和3∶1，而儿童早期发展阶段每投入1美元，未来将获得4.1—9.2美元的社会总回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6）。王蕾等（2019）研究表明，在我国农村地区，政府投资儿童早期发展项目的回报率非常高，其效益—成本比为4.2—9.3，如果换算为投资回报率的话，大致为7%—15%，这一投资回报率要高于其他教育阶段的投资回报率，也是政府公共投资中投资回报率较高的项目。因此，无论是家庭还是国家层面，都应该在儿童发展早期进行大量投入和干预。

(二) 照养人养育行为与儿童早期发展的关系

照养人积极科学的养育行为可以促进儿童早期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果均表明，照养人的养育行为对儿童早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Chang，Park，Singh，& Sung，2009；Landry，Smith，Miller-Loncar，& Swank，1997；Landry，Smith，& Swank，2006；Lugo-Gil & Tamis-LeMonda，2008；Park，2012；Parker，Boak，Griffin，Ripple，& Peay，1999）。如果照养人能和儿童积极互动，如经常和儿童玩游戏、讲故事、唱儿歌、读书等，会对儿童早期认知、语言、社会情感和运动能力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Barrueco，López & Miles，2007；Bornstein，& Putnick，2012；Bus，2001；Field，2010；Isbell，Sobol，Lindauer & Lowrance，2004；Paulson，Dauber，& Leiferman，2006）。具体而言，照养人与儿童进行互动式游戏有利于其认知能力发展（Tomopoulos et al.，2006）；每天给儿童讲故事和读书会对其语言和认知能力发展产生显著正向影响（Raikes et al.，2006）；给儿童唱儿歌能够增加其反应能力并使其注意力集中，从而提高儿童社会情感技能（Shenfield，Trehub，& Nakata，2003）。

(三) 我国儿童早期发展现状

许多国内研究也在关注儿童早期发展，这些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儿童早期发展较好，但农村儿童早期发展滞后风险的比例较高。在这些研究中，最早主要关注城市儿童的早期发展，相关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儿童早期发展滞后风险比例与正常人群滞后风险比例大致相同。一般人群的发展水平呈正态分布，以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第I版（Bayley Scales of Infant and Toddler Development，BSID-I）为例，一般人群的认知发展指数（Mental Development Index，MDI）和运动发展指数（Psychomotor Development Index，PDI）滞后风险比例为16.1%（孙晓勉，任永惠，1996）。谢松敏、王鲜艳和姚英民（2006）采用BSID-I测量广州市297名2—30个月儿童的早期发展水平，发现认知发展指数（Mental Development Index，MDI）滞后风险比例为9.1%，运动发展指数（Psychomotor Development Index，PDI）滞后风险比例为13.8%。孙晓勉和任永惠（1996）在西安市对206名2—30个月儿童的研究发现，MDI滞后风险比例为14.8%，PDI滞后风险比例为16.5%。石淑华等（2001）对武汉市122名2—12个月儿童的研究表明其MDI滞后风险比例为9.8%，PDI滞后风险比例为7.4%。这些研究均表明，我国城市地区儿童早期发展不存在严重问题。相反，与城市相比，我国农村地区儿童面临严重的早期发展问题。一项研究发现，在其样本地区，2—30个月儿童的MDI滞后风险比例为24.8%，PDI滞后风险比例为22.3%（徐曼，刘小红，杜亚梅，杨永华，李正浩，2009）。在另一项研究中，样本地区18—30个月儿童的MDI滞后风险比例为48%（Yue et al.，2017）。Luo等（2019）研究发现其样本地区儿童的认知发展滞后风险比例为49%；语言发展滞后风险比例为41%；社会情感发展滞后风险比例为35%。

(四) 我国0—3岁儿童主要照养人养育行为现状

儿童照养人的养育行为主要体现为和儿童玩游戏、给儿童讲故事、唱儿歌、读书等亲子互动（白钰，郑丽娟，刘步瑶，杨宁，陈鹏，2019），总体来看，我国农村照养人的养育行为普遍较差，与城市相比，农村主要照养人与儿童互动活动较少。在四川省城市地区，一半的照养人每天给儿童读书，64%的照养人至少每两天给儿童读书（Guo，2016）。在山东省济南市，有37%的城市照养人每天给儿童读书，46%的照养人至少每三天给儿童读书（刘文娟，吕向楠，2015）。刘克玲等（2003）在北京、山东、浙江、广东和湖北5个省/直辖市的10个城市社区中，对1994名6个月至3岁的儿童母亲进行了养育行为的问卷调查发现，81%的母亲每天和儿童玩游戏，87%的母亲每天和儿童说话超过半小时。即使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地区相比，我国农村照养人的养育行为也表现较差。在哥伦比亚最贫困的家庭，主要照养人每天给儿童讲故事的比例为67%，给儿童读书的比例为73%（Attanasio et al.，2020）。在我国农村地区，主要照养人给儿童读书的比例为13%，唱儿歌的比例为38%（Yue et al.，2017）。白钰等（2019）对我国三省农村地区3991名0—3岁儿童及其照养人养育行为的研究表明，主要照养人和儿童玩游戏的比例为58%，仅有18%、34%和8%的主要照养人给儿童讲故事、唱儿歌和读书。

三、研究方法

(一) 样本选择

本文研究样本包括三组数据，选取月龄为6—36个月农村儿童及其主要照养人作为研究对象，选择我国中西部地区6个省/直辖市进行实地调研，根据人口分布特点，在具有代表性的贫困农村地区、移民安置社区、流动人口社区和失地农民社区四种不同类型的农村家庭居住区进行数据收集，剔除由数据缺失等原因造成的无效样本后，得到1254个有效样本。样本区域分布表详见表1。

1. 数据集I

数据集I来源于2015年9月在我国中西部A省和B省收集的数据。样本选择采用随机抽样的原则，分别在A省和B省两个贫困县，收集2个乡镇43个村庄448户家庭的数据，选取月龄为6—18个月的农村儿童及其主要照养人作为研究对象。剔除信息不完整样本数据，剩余381个农村儿童及其主要照养人样本信息。详细抽样方法见Luo et al.（2019）。

2. 数据集II

数据集II来源于2017年5月在我国中西部C省收集的数据。样本选择采用随机抽样的原则，在C省中1个县收集1个乡镇9个村庄446户家庭的数据，选取月龄为6—24个月的农村儿童及其主要照养人作为研究对象。剔除信息不完整样本数据，剩余432个农村儿童及其主要照养人样本信息。详细抽样方法见He，Luo，Wang，Gao，& Liu.（2018）。

3. 数据集III

数据集III来源于2017年7—8月在我国中西部3个省/直辖市中的4个市、5个县的调研数据，其中包括3个移民安置社区、4个流动人口社区以及2个失地农民社区，选取月龄为6—36个月的农村儿童及其主要照养人作为研究对象。样本选择采用随机抽样的原则，首先选取D省1个市2个县和E省1个市1个县的所有移民安置社区，排除那些6—36个月儿童人数少于50人的社区；然后在D省中随机抽取2个移民安置社区，E省中随机抽取1个移民安置社区，每个社区的管理中心提供所有3岁以内的儿童名单，从中选取6—36月的儿童及其照养人作为数据集III的样本。对于流动人口社区和失地农民社区样本的选取，首先选取D省，E省和F市流动人口社区和失地农民社区，在D省的1个市中随机抽取1个流动人口社区和1个失地农民社区，E省1个市2个县中随机抽取1个流动人口社区和1个失地农民社区，F直辖市中随机抽取2个流动人口社区，然后从这些社区计划生育办公室提供的0—3岁儿童名单中，选取所有6—36月的儿童及其照养人作为数据集III的样本。根据以上抽样规则，数据集III的研究样本为441个6—36个月的儿童及其主要照养人。

(二) 数据收集

1. 样本基本信息

为了收集样本儿童及其主要照养人的基本信息，本文结合我国国情、贫困农村地区实际情况及研究目标设计了家庭问卷，该问卷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家庭基本信息，包括儿童基本情况（月龄、性别、是否为早产儿）和儿童主要照养人基本情况（母亲年龄、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主要照养人与儿童的关系）。第二部分为主要照养人的养育行为（昨天是否和儿童玩游戏，昨天是否给儿童讲故事，昨天是否给儿童唱儿歌，昨天是否给儿童读书），根据国际已有研究及儿童早期发展项目的实践（Barrueco et al.，2007；Bornstein，& Putnick，2012；Bus，2001；Field，2010；Isbell et al.，2004；Paulson et al.，2006），主要照养人的这些行为是衡量照养人与儿童互动的关键指标，这些指标与儿童早期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因此，本文收集了相关数据并作为衡量我国农村地区主要照养人养育行为的关键变量。第三部分为家庭经济状况，采用的衡量指标是该家庭是否为低保户以及家庭拥有的资产。根据已有研究，家庭资产拥有情况比家庭收入和消费更能准确衡量家庭经济状况（McKenzie，2005；Michelson，Muñiz，& DeRosa，2013；Rutstein，S. O. & Johnson，K.，2004）。因此，本文在世界银行家庭资产问卷基础上（Rutstein，S. O. & Johnson，K.，2004），收集了可以代表我国农村家庭资产状况的相关信息，包括十个方面：1. 您家有自来水吗？2. 您家有抽水马桶吗？3. 您家有热水器吗？4. 您家有洗衣机吗？5. 您家有电脑吗？6. 您家能够上互联网吗？7. 您家有冰箱吗？8. 您家有空调吗？9. 您家有摩托车/电动车吗？10. 您家有小轿车/货车吗？（所有问题的答案选项均为“1=是，0=否”）。根据这十个变量，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生成家庭资产指数，作为衡量样本家庭经济状况的指标。在我国农村地区已有大量研究表明，该指标能够科学准确地衡量我国农村家庭的经济状况（Yue et al.，2017；Wang et al.，2018；Wang et al.，2019；）。

2. 儿童早期发展水平

为了获取样本儿童早期发展水平的相关信息，本文采用BSID-III测量样本儿童的认知、语言、社会情感和运动发展水平。BSID-III由美国心理学家Nancy Bayley（2006）编制，于1969年发表第一版（BSID-I），1993年和2006年进行二次修订，分别发表第二版和第三版（BSID-II，BSID-III）。BSID-III是适用于1—42个月儿童的综合性量表，具有完整的信度和效度检验资料，在临床和科研中被广泛用作儿童早期发展滞后的筛查工具。该量表从五大领域对儿童进行评估，认知、语言、运动、社会情感、社会适应性行为（其中前三项为专业人员对儿童进行评估，后两项通过家长填写针对儿童早期发展状况的问卷进行反馈）。这五个领域被美国三大学会即美国心理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AERA）和美国国家教育测量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Measurement in Education，NCME）公认为儿童早期发展评估最全面的五大领域。已有文献表明，健康人群的认知量表均值（标准差）为105（9.6）（Lowe，Erickson，Schrader，& Duncan，2012；Serenius et al.，2013），语言量表均值（标准差）为109（12.3）（Serenius et al.，2013），社会情感量表均值（标准差）为100（15）（Bayley，2006），运动量表均值（标准差）为107（14）（Bos，2013）。在衡量儿童早期发展水平时，本文采用该儿童各部分得分低于健康人群平均水平1个标准差作为发展滞后的标准。

为了收集真实有效的数据，项目组在田野调研开始前对所有贝利施测者和问卷调查员进行了专业培训和实地练习。在进行正式田野调研时，利用入户形式，对样本儿童的早期发展水平采取一对一施测，并记录施测结果；同时，问卷调查员与样本儿童的主要照养人进行访谈，填写家长问卷。测试和访谈结束后调研员将相关资料当场收回。在入户活动开始前，项目组向样本儿童主要照养人介绍入户活动内容，所有样本儿童主要照养人均口头同意自己和儿童参与此次问卷调查和贝利施测活动。

(三) 数据分析方法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首先对儿童早期发展水平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根据贝利测试结果，本文将认知、语言、社会情感和运动能力确定为反映儿童早期发展水平的指标，在报告贫困农村地区和城镇化背景下三种不同社区总样本在这四个方面的均值和标准差的基础上，按照居住地特点，分别报告移民安置社区、流动人口社区和失地农民社区的儿童在这四个方面的发展水平。同时，按照已有文献对发展滞后的定义，报告了贫困农村地区、城镇化下新型农村家庭居住区总样本和城镇化下三种不同社区农村儿童发展水平滞后的比例。为了研究贫困农村地区和城镇化下新型农村家庭居住区总样本在儿童发展水平方面是否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本文采用t检验方法，分析二者间的差异。另外，在比较城镇化背景下三种不同社区在儿童发展水平上是否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时，本文以移民安置社区样本儿童作为基准，采用t检验方法，分析移民安置社区的儿童早期发展水平与其他两个社区之间的差异。

其次，本文对样本儿童主要照养人的养育行为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根据已有文献，以下几种养育行为被认为是与儿童早期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即昨天是否和儿童玩游戏，昨天是否给儿童讲故事，昨天是否给儿童唱儿歌，昨天是否给儿童读书。本文将这四个变量作为儿童主要养育人养育行为的衡量指标，将其定义为四个虚拟变量，分别报告贫困农村地区、城镇化下新型农村家庭居住区总样本和城镇化下三种不同农村家庭居住区样本儿童主要照养人这四个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t检验方法，研究分析贫困农村地区和城镇化下新型农村家庭居住区总样本在儿童主要照养人养育行为方面是否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另外，本文以移民安置社区儿童主要照养人的养育行为作为基准，采用t检验方法，分析移民安置社区儿童主要照养人的养育行为与其他两种社区是否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表2给出了本文儿童早期发展指标和照养人养育行为变量的定义和测量。

表 2 变量定义和测量

最后，本文在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时，对城镇化背景下三种不同社区（移民安置社区、流动人口社区和失地农民社区）与贫困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儿童早期发展水平及其主要照养人的养育行为进行比较分析。具体而言，通过比较儿童早期发展四个维度的滞后风险比例，描述城镇化背景下三种农村家庭居住区在儿童早期发展水平方面的现状；通过比较照养人养育行为（昨天是否和儿童玩游戏、昨天是否给儿童讲故事、昨天是否给儿童唱儿歌、昨天是否给儿童读书），描述城镇化背景下三种农村家庭居住区主要照养人的养育现状。

2. 儿童早期发展水平与照养人养育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了解儿童早期发展水平及其主要照养人养育行为的现状后，本文感兴趣的是，城镇化背景下三种不同社区（移民安置社区、流动人口社区和失地农民社区）的儿童早期发展滞后风险与其主要照养人的养育行为是否存在一定相关性？因此，本文对城镇化背景下三种不同社区总样本采用OLS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建立的模型如下：

其中，儿童早期发展滞后风险i指儿童的认知、语言、社会情感和运动发展是否存在滞后风险；主要照养人的养育行为i指四种养育行为，即昨天是否和儿童玩游戏，昨天是否给儿童讲故事，昨天是否给儿童唱儿歌，昨天是否给儿童读书；Xi为控制变量，包括儿童特征层面（儿童的月龄、性别、是否为早产儿）、家庭特征层面（母亲的年龄、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主要照养人与儿童的关系、是否为低保户、家庭资产指数）；εi为不可观测因素。本文分别对儿童早期发展四个指标（认知、语言、社会情感和运动发展水平）是否存在滞后风险与主要照养人的养育行为进行回归分析。

本文所使用的从田野调研收集到的数据均由专业录入公司录入，采用STATA 14.2将调查问卷所得结果进行量化赋值及处理分析。

四、研究结果

(一) 样本儿童特征及家庭特征

在贫困农村地区，样本儿童平均月龄为14个月，男女性别比例大致相等，6%的儿童是早产儿。在家庭特征方面，一半样本儿童的母亲年龄在25岁及以上，仅有17%的母亲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69%的样本儿童主要照养人是母亲，19%的家庭属于低保户。从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农村家庭居住区来看，样本儿童平均月龄为19个月，男女性别比例相等，7%的儿童是早产儿。从家庭层面看，49%的母亲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66%的样本儿童主要由母亲照养，近10%的家庭属于低保户。相较而言，在儿童特征方面，贫困农村地区和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农村家庭居住区在儿童性别、是否早产方面无显著性差异。在家庭特征方面，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农村家庭居住区样本儿童母亲年龄在25岁及以上的比例和母亲受教育程度方面显著高于贫困农村地区（p < 0.001），二者在母亲是否为主要照养人方面无显著性差异。从经济条件和家庭资产看，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农村家庭居住区家庭为低保户的比例显著低于贫困农村地区，家庭资产显著高于贫困农村地区（p < 0.001）。

从移民安置社区、流动人口社区和失地农民社区来看，在儿童特征方面，与移民安置社区相比，流动人口社区和失地农民社区在儿童月龄、性别上无显著差异。在家庭特征方面，与移民安置社区相比，其他两个社区在是否为低保户方面无显著性差异。但这两个社区样本儿童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显著高于移民安置社区（p < 0.001）。其中，失地农民社区农村儿童母亲受教育程度水平最高，64%的母亲接受了高中及以上教育；移民安置社区农村儿童母亲受教育水平最低，这一比例仅为33%。在主要照养人与儿童关系层面，流动人口社区和失地农民社区母亲为主要照养人的比例高于移民安置社区，三种社区的这一比例分别为73%、70%和55%，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差异。从经济条件看，三种社区的低保户比例没有显著差异；在家庭资产方面，移民安置社区显著低于流动人口社区和失地农民社区（p < 0.001）（详见 表3）。

表 3 样本儿童及其家庭特征

(二) 样本儿童早期发展水平现状

由表4可以看出，无论在贫困农村地区还是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农村家庭居住区，样本儿童均存在早期发展滞后风险问题，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农村家庭居住区较好于贫困农村地区。具体表现为：在贫困农村地区，样本儿童存在认知发展滞后风险比例为53%，语言发展滞后风险比例为65%，社会情感及运动能力发展滞后风险分别为60%和39%。在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农村家庭居住区，43%的样本儿童存在认知发展滞后风险，42%的样本儿童存在语言发展滞后风险，51%的样本儿童存在社会情感发展滞后风险，21%的样本儿童存在运动能力发展滞后风险。此外，在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农村家庭居住区，样本儿童早期发展存在任意一种能力滞后风险的比例高达79%，远远高于健康人群的正常比例16.1%（孙晓勉和任永惠，1996）；任意两种滞后风险的比例为48%；任意三种滞后风险的比例为23%；四种能力都存在滞后风险的儿童比例为7%。这一结果较好于我国中西部贫困农村地区，但依旧很差。在贫困农村地区，91%的儿童早期发展存在任意一种能力滞后的风险，任意两种、任意三种、四种能力都存在滞后风险的儿童比例为69%、41%、16%。因此可以得出，无论在我国中西部贫困农村地区还是城镇化背景下移民安置社区、流动人口社区和失地农民社区，0−3岁儿童的早期发展存在严重的滞后风险问题。

表 4 样本儿童早期发展存在滞后风险的比例

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农村家庭居住区与贫困农村地区相较而言，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农村家庭居住区儿童在认知发展滞后风险和社会情感发展滞后风险方面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低于贫困农村地区，在语言发展、运动发展、任意一种、任意两种、任意三种和四种滞后风险方面显著低于贫困农村地区（p < 0.001）。由此可以看出，与贫困农村地区相比，虽然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农村家庭居住区6—36个月农村儿童在早期发展指标方面相对较好，但除运动能力外，其他重要早期发展指标都存在非常严重的滞后风险问题。

对移民安置社区、流动人口社区和失地农民社区农村儿童早期发展存在滞后风险的情况进行详细分析，结果发现：移民安置社区农村儿童早期发展的问题最严重，在认知、语言、社会情感和运动发展方面存在滞后风险的比例分别为49%、52%、63%和29%；流动人口社区农村儿童在四个方面的发展存在滞后风险的比例分别为41%、36%、42%和15%；失地农民社区农村儿童早期发展存在滞后风险的比例分别为37%、38%、46%和18%，与健康人群滞后风险比例相比，这些比例普遍较高（详见表4）。由此可以看出，无论在移民安置社区、流动人口社区或失地农民社区，农村儿童普遍存在非常严重的认知、语言、社会情感发展滞后风险问题。

(三) 主要照养人的养育行为现状

从表5可以看出，在主要照养人的养育行为方面，无论是贫困农村地区还是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农村家庭居住区，样本儿童主要照养人与儿童互动较少，养育行为较差。具体而言，在贫困农村地区，主要照养人昨天给儿童玩过游戏、讲过故事、唱过儿歌、读过书的比例为46%、19%、30%、6%，82%的家庭只有2本或者1本甚至没有儿童读物。在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农村家庭居住区，有61%的主要照养人昨天和儿童玩过游戏；23%的主要照养人昨天给儿童讲过故事；44%的主要照养人昨天给儿童唱过儿歌；14%的主要照养人昨天给儿童读过书；54%的家庭只有2本或者1本甚至没有儿童读物。这一结果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谢松敏等，2006；徐珊珊等，2011；Luo et al.，2019；Yue et al.，2017）。与我国贫困农村地区相比，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农村家庭居住区样本儿童主要照养人养育行为相对好于贫困农村地区，但差别不大，在昨天是否和儿童玩游戏、唱儿歌、读书以及家庭儿童读物数量是否超过2本方面显著高于贫困农村地区（p < 0.001）。

表 5 主要照养人的养育行为

从移民安置社区、流动人口社区和失地农民社区来看，无论从讲故事、唱儿歌还是读书的比例上看，大部分照养人很少与儿童互动。相较而言，失地农民社区儿童主要照养人的养育行为最好，其次为流动人口社区，移民安置社区最差（详见表5），这一结果表明，住在城市的农村家庭（流动人口和失地农民）的照养人养育行为较好于农村地区的照养人，但其养育行为仍然存在很大问题。

(四) 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农村家庭居住区与贫困农村地区、城市地区在儿童早期发展水平及主要照养人养育行为现状的比较

从表6可以看出，无论在儿童早期发展水平方面还是主要照养人养育行为方面，贫困农村地区和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农村家庭居住区都很差，城市地区最好。具体来说，在儿童早期发展水平方面，贫困农村地区和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农村家庭居住区样本儿童存在认知发展滞后风险的比例为53%和43%，运动发展滞后风险的比例为39%和21%。而在我国城市地区，认知发展滞后风险比例为9.1%—14.8%，运动发展滞后风险比例为7.4%—14.5%（详见表6），均低于我国健康人群滞后风险比例（孙晓勉，任永惠，1996）。也就是说，除城市地区外，0—3岁儿童的早期发展在贫困农村地区和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农村家庭居住区存在严重滞后风险问题。

表 6 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农村家庭居住区与贫困农村地区、城市地区在儿童早期发展水平及主要照养人养育行为现状的比较

在主要照养人养育行为方面，城市地区最好，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农村家庭居住区相对好于贫困农村地区，但依旧很差。具体来说，在我国城市地区，主要照养人每天跟儿童玩游戏的比例为81%（刘克玲等，2003），贫困农村地区和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农村家庭居住区为46%和61%；城市地区一半的照养人每天给儿童读书（Guo，2016），贫困农村地区和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农村家庭居住区为6%和14%。在家庭儿童读物数量方面，贫困农村地区和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农村家庭居住区家庭儿童读物的数量超过2本的比例为18%和46%，城市地区50%的家庭儿童读物的数量超过5本（刘克玲等，2003），明显好于贫困农村地区和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农村家庭居住区（详见表6）。

(五) 儿童早期发展与主要照养人养育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城镇化背景下三种不同社区（移民安置社区、流动人口社区和失地农民社区）儿童早期发展与主要照养人养育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利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城镇化背景下三种不同社区样本中，控制儿童个人及家庭特征后，主要照养人昨天和儿童玩游戏、讲故事、唱儿歌、读书以及家庭儿童读物的数量与儿童早期发展滞后呈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主要照养人的养育行为越积极，儿童早期发展滞后的可能性越小。特别地，主要照养人昨天和儿童玩游戏可以显著降低儿童认知发展水平滞后的可能性；主要照养人昨天给儿童唱儿歌可以显著降低儿童语言发展滞后的可能性；主要照养人昨天给儿童讲故事、唱儿歌和读书可以显著降低儿童社会情感发展滞后的可能性（详见表7）。以上结果与前期研究结果一致（Attanasio et al.，2020；Hamadani et al.，2010；Sylvia et al.，2017）。

表 7 儿童早期发展与其主要照养人养育行为的相关性

五、结论

(一) 研究结论

基于我国六省/直辖市三组数据集中贫困农村地区、移民安置社区、流动人口社区和失地农民社区1254名6—36个月农村儿童及其主要照养人的研究数据表明：总体而言，无论在我国贫困农村地区还是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新型农村社区，样本儿童普遍存在早期发展滞后风险问题。在贫困农村地区，存在认知发展滞后风险、语言发展滞后风险、社会情感发展滞后风险、运动能力发展滞后风险的样本儿童比例分别为53%、65%、60%、39%。在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新型农村社区总体样本中，43%的样本儿童存在认知发展滞后风险，42%的样本儿童存在语言发展滞后风险，51%的样本儿童存在社会情感发展滞后风险，21%的样本儿童存在运动能力发展滞后风险。不仅如此，主要照养人的养育行为整体水平较低，仅有较为少数的照养人与儿童互动，与城市地区相比，大多数照养人普遍缺乏科学养育行为。根据本文数据分析结果，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新型农村社区样本中，主要照养人的养育行为与儿童早期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主要照养人和儿童的互动越多，儿童早期发展水平越高，存在发展滞后风险的可能性越低。在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新型农村家庭社区的儿童，与城市儿童相比，其早期发展水平和主要照养人行为较差，与贫困农村地区相比没有差异。这说明城镇化进程中儿童早期发展并未达到城市儿童发展水平，因此需要加大在这一方面的投入。

(二) 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为提高城镇化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儿童早期发展水平，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家庭层面，儿童主要照养人应该转变养育观念，采用科学养育行为。何守森等（2006）研究表明，农村地区儿童早期认知水平的改善主要依赖照养人提供音乐时间和玩具数量的多少、提供儿歌和故事多寡等积极的养育行为。Luo等（2019）研究发现，在我国贫困农村地区，仅有13.8%的照养人昨天给儿童讲故事、36.2%的照养人昨天给儿童唱儿歌、59.4%的照养人昨天和儿童玩游戏。与已有研究结果相比，移民安置社区、流动人口社区和失地农民社区儿童主要照养人养育行为与贫困农村地区差异不大，主要照养人缺乏科学养育理念和行为，需要主要照养人转变养育观念，用科学的养育方法和儿童进行积极的养育行为，提高儿童早期发展水平。

二是，国家层面，应加大0—3岁儿童早期发展投入，在城镇化进程中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人力资本的早期发展和积累。儿童早期发展不仅依赖家庭的养育，也需要整个国家政策层面的支持。国家实施的城镇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农村家庭的经济状况，也为新型农村社区的家庭提供了教育公共资源，但0—3岁儿童的早期发展并未得到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未来人力资本的发展和储备，影响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从而影响我国未来的整体发展。因此，国家应加大对农村0—3岁儿童早期发展的投入，提高城镇化进程中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提高我国未来人力资本质量。

（本文通讯作者为史耀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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