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F·观察丨乡土景观与现代性——俞孔坚访谈
乡土景观与现代性
Between Chineseness and Vernacular Modernity
原文刊发时间：2010年2月
吴欣：首先想请问你自身思维的发展历程，你为什么要出国？
俞孔坚：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是一个风潮，大家都在考虑出国。我出国前已经在北京林业大学任教。我是1980年入学，1987年研究生毕业就留校，当时学校有规定，留校5年才允许出国，我就认认真真教了5年书。国内当时的条件确实很艰苦，我们一家人3代同堂住在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里，但却仍然是积极向上的，我所有钱几乎都用来买书，现在的好多书还是那时候买的。我最多的思考、积累应该是在从研究生到任教的这8年时间，当时中国的开放带来新风，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给了我许多营养和进取的动力，那时的一曲“希望的田野”至今令我热血沸腾。
至于为什么要出国，简单地讲是想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记得我在教书时，已经把国际上的一些新东西介绍给了学生，而这些新的东西与传统园林学科所教、所学的都太不一样。我的研究也和当时的园林专业似乎有很多不和谐之处。
吴欣：那你当时主要的思考是什么？
俞孔坚：那时是中国一个文化高潮，大量的西方哲学在那时候涌进来的。各种思潮真是启发了很多东西，对我有影响的包括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美学、佛洛依德的心理分析、社会生态学，还有地理环境决定论、文化人类学等等。这些理论都是把审美与人类进化，文化与景观深深地结合在一起，讨论人的生存经验对人审美的影响，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等。在专业上开始接触麦克哈格，离麦克哈格的《设计结合自然》的出版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了，可那时是中国封闭了30多年后的开放，所有前所未闻的思想和理论突然如浪潮般涌入中国，而我则有幸拥抱了这些浪潮。对景观生态学、环境伦理以及景观美学之类的东西思考得很多。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风水、易经之类也有所钻研，甚至还发表了不少与专业无关的论文，包括提出易经发源地及其景观的探索性文章。
吴欣：这是你在出国之前就有了的概念？
俞孔坚：接受了这些新理论后，我对园林有了不同的看法，对中国传统园林的理解有别于教科书上写的那种线条的分析、色彩的分析、形式美的分析、意境的分析。所以在1987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人的理想环境模式及其生态史观》，分析了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种理想的景观模式，分析了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被庇护、为什么喜欢四周围合、为什么需要空间的小中见大。我总结了一个葫芦模式，它是中国人理想景观的普遍模式。原因是人的进化过程，特别是中国文化的演进中对安全感和庇护环境的偏好，并影响到了景观美学。
后来，在我出国之前的1992年就完成了一本书，叫《理想景观探源：生物与文化基因上的图式》，用生物与文化的基因解释中国的风水，但由于当时出版社较忌讳“风水”二字，所以，直到回国后的1998年才在台湾先出版然后再在商务出版社出版。
关于理想景观的生物与文化基因，必须分开两个层面来解释。首先是生物基因，凡是人都会选择好风水这样的环境，这是东西方共有的，但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景观偏好，那就是中国地理环境决定的，因为文化在进化过程中有不一样的地理环境经验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模式。诞生在地中海岛屿的西方文化是一种贸易型的文化，是一种扩张型的文化，这就形成了西方理想景观模式的特点，希望控制制高点，喜欢视野开阔。中国文化的进化是靠一亩三分地的耕作，靠捍卫农业生产的领地来维护社会发展的，它是农耕文化为主导的，所以中国人喜欢盆地，喜欢“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围合结构。中华民族发展出了封闭式的、盒子套盒子的景观偏好，而西方会发展出开阔的、放射状的景观偏好。
吴欣：照你刚才的逻辑，中国园林是最符合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本色，那你为什么要批判它？
俞孔坚：这是两个概念。中国园林的空间趣味反应了中国人的景观理想，但它必须放在社会和环境伦理下来讨论。同时，其形式、内容和材料及技术都与当下时代产生了距离，同样的理想空间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材料来体现。综合考虑社会和环境伦理以及美学问题，我主张用真、善、美来综合评价设计景观。在这样的标准下来认识中国传统园林，首先它经不起“真”的考验，假山假水，里面的观赏植被也缺乏真实性；其次，它经不起“善”的检验，其铺张浪费之极，多少帝王贵族为造园林，不惜倾家、倾国，弃人民于水深火热，而独自享用；唯有“美”字，仁者见仁，最说不清，所以不必评价。当然，我用这些标准来评价中国园林对于一个文化遗产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它的产生时代与我们今天不同。
吴欣：那么你找到“新乡土”风格了吗？
俞孔坚：我认为适应于当代中国，解决当代中国环境问题并服务于当代中国人即是新乡土。
还有一个层面的认识西化和现代化并不是一个概念，现代主义并不就是西方的，现代主义完全可以是本土的，完全可以是既现代又是中国的，因为它是地域性的。我简单举个例子，现在有人说我做的景观设计是西方的。他们实际上混淆了现代和西方这两个概念。现代主义和地域性这两个概念并不矛盾。比如我设计的秦皇岛“红飘带”，有人说是西方的，因为中国以前没有出现过，他就把传统跟地域性的东西混为一谈了，并且简化了两个概念。把所有现代的东西都认为不是中国的东西，这是目前一些人头脑中存在的最大误区，也是最大的心理障碍，他们老套到传统里去找中国，他们认为中国的形式就是美人靠、太师椅、亭台楼阁，还有太湖石，他认为那个是中国的，他觉得“红飘带”就不是中国的。可这怎么不是中国的？
实际上我们就是在探讨一个“新而中”的问题，不要刻意到中国传统里去寻找所谓中国，只要你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只要你符合中国人日常的需要，用了当代中国技术所能做的东西，适应当代中国特定地区的环境，又是中国人去做的，怎么不是中国的？这完全是中国的，“红飘带”就是中国的。
吴欣：能否谈谈其他设计师应如何受益于土人经验，在获取灵感的同时又避免落入形式化？
俞孔坚：我想土人的经验根本体现在它的名字中。他对土地的热爱，对协调人与土地关系的热衷，对乡土的情怀。大家看土人的作品似乎有一种统一的风格，实际上土人并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风格和个性，如果说土人的作品有风格、有个性，那是因为土人的设计显现了项目所在地的特色和个性。尊重土地，也就尊重了土地的个性。没有两块土地是一样的，正如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如果一个形象设计师把每个人都化妆成某位电影明星，很美丽，那这位设计师是失败的，这个被化妆的人也是可悲的，因为他丧失了自己。景观设计也是如此。所以，土地本身是灵感来源，如果遵循这一原则，就不必担心落入形式化了。对待共同的问题会有不同或相同的解决途径，但如果把问题放到具体的地域环境中去考虑，那么，相同问题的最好解决对策也会是各不相同的。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敬业精神变得非常重要。所以，土人的经验不仅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更重要的是敬业精神和职业态度上，这方面我们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遗憾也会时常发生，但这是我们自己都常常引以为戒的。
原文出处：吴欣. (2010). 当代景观评论之俞孔坚——吴欣访谈. 景观设计学, 9,144-151.
Source: X., Wu. (2010). Contemporary Landscape Criticism — Kongjian Yu-Xin Wu Interview .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hina, 9, 14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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