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让协商民主发挥作用：哈贝马斯谈媒体社会中的政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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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以《媒介社会的政治传播：民主还能否具有一个认知维度？兼论规范性理论对经验研究的影响》[1]一文参加全球第56界传播学大会。该文综合了政治学与传播学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在详细分析协商民主的重要性及其与政治传播活动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协商民主的两个核心条件（第一，大众媒介能够通过行业自我规范摆脱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控制；其二，民众与精英话语的公平对话中得到合理的回馈）。目前，我国政治传播研究亟待政治学的介入，领域内部的理论架构方法及研究范式选择也需要进一步强化。哈贝马斯这篇文章虽然完成于近十年之前，但却清晰地展现了协商民主与政治合法性、国家-社会政治沟通、政治系统、公共领域、大众传播机制等概念、范畴的关系，为政治传播研究的问题分析以及政治学概念的介入方式提供了一个参照。为此，本站特别向大家推荐这篇文章。下文即这篇文章的中文翻译，由本所在读博士译出。

　　众所周知，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西方政治理论发展的重要产物。它是公共协商过程中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对话、讨论、审视各种相关理由而赋予立法和决策合法性的一种治理形式，[2]而哈贝马斯是协商民主的倡导者之一。自上世纪60年代哈贝马斯完成交往合理性的理论框架之后，他致力于把协商民主架构到自己的理论体系当中做规范性修正并推广到政治实践当中。在本文中，哈贝马斯首先重点说明了协商民主与政治传播的关系及对政治传播活动的重要性。然而此次他没有以哲学为起点对该问题进行哲学论证，而是用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方法做了通俗易懂的说明。　　从系统论出发，哈贝马斯认为政治信息在政治系统中是以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条主线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构成的循环，这一点他和亨廷顿持相同态度。然而由于公共领域的存在,这个循环远没有亨廷顿描述的那样简单和稳定。哈贝马斯指出，作为政治系统中最边缘化的一个“机构”，公共领域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为舆论（public opinion）的议论和探讨提供了巨大的平台。然而由于公共领域的参与者（政治游说家、政见提倡者、专家、公益人士、知识分子等）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持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公共领域内产生的舆论信息会在政治系统中以随机、不可以预计的形式“上下游走”，打破原有平稳的政治信息的流动状态。该现象被哈贝马斯形容为“洗衣机式的信息搅拌”。不过，正是由于舆论信息“游走”或“搅拌”为构建政治合法性提供了契机。这是因为，假若在公共领域中所有公共事件可以得到协商，那么一些有价值的事件就可能得到深入探讨，并可以通过争论、调和得到最佳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干净”的“政治合法性”就能被“漂洗”出来。　　在控制论的层面上，哈贝马斯找到了协商民主在处理国家和社会关系问题上的合理性。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时常因无力提供社会生活保障上的所有需求而面临合法性危机。如果缺乏协商民主，那么该时期公共领域内的政治传播会在政治层面、民众层面和社会集团层面不可调和地各行其道，其导致的舆论大战和话语权争夺轻则难以平息，重则产生社会混乱。在另一方面，政治活动也开始两面为难，它既要加大自己的正面影响，又要防止向更糟糕的情况转化。基于此，哈贝马斯认为必须在公共领域内部嵌入一个舆论过滤机制，保留具备政治、社会价值的舆论信息并加以探讨、商议，缓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使国家摆脱合法性危机的困扰。这个机制正是协商民主。　　在哈贝马斯论证国家、社会、公共领域、合法性与协商民主关系的同时，他也借助经验研究的成果说明协商民主的可行性。这包括：第一，协商民主增加了民众参与政治沟通的可能；第二，在协商当中，对公共事务的探讨和结论并没有出现极化现象；第三，民主对通过协商民主构建的政治合法性有较大的认同和信任感；第四，政治沟通可以内化到公民生活当中。　　基于上述分析，哈贝马斯呼吁把协商民主引入政治传播实践活动中。他指出，政治传播活动在当今欧洲虽然雷声很大，但公共领域内的协商民主却雨点很小。这是因为大众传播机制和公共领域的权力结构存在明显偏向。哈贝马斯讲到，国家（政府）虽然没有直接控制大众媒介的手段，但媒体无法摆脱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的控制，致使公共领域内的社会权力向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流失。其结果是，公共领域内部权力分配不均并明显远离市民社会，民众不具有把控舆论的资本。所以，哈贝马斯希望大众媒介通过行使媒介权力建立自我规范（self-regulating）机制并独立于政治与经济，确保政治沟通中国家与社会的全面介入，从而保证协商民主的实现。哈贝马斯看到，当今欧洲很大大众媒介正在努力从政治和经济中逐渐分化（differentiation）出来，然而“不彻底的分化”（incomplete differentiation）却不能给政治传播带来福音，相反，它只能让各种政治力量在媒体上自说自话，纷争不断。相比之下，哈贝马斯更赞成媒体在针对部分重大公共事务时抱成一团，通过“短暂合作”（原文为temporary dedifferentiation）的方式保持中立，远离政治力量的控制。保证协商民主实现的另一个关键是让民众在国家与社会沟通中获得满意的回馈，改善他们政治参与的态度。针对这一点，哈贝马斯批判了西方政治传播活动中营销化和娱乐化的政治沟通方式。他认为，随着社会思想和文化观念的转型，当代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早已大幅度下降，他们已由关心“政治选票”的政治参与心态转向了关注“公共事务”。然而当今的公共领域充斥着市场和金钱的味道，那些一切把公共事务市场化、娱乐化、戏剧化、简约化的做法无异于让民众饮用盐水，让他们在政治冷漠中越陷越深，越喝越“渴”。但究竟如何摆脱市场对公共领域的压制，哈贝马斯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在当今我国学界，协商民主以不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哈贝马斯也不是它的唯一拥护者。总的来看，协商民主载着古希腊政治生活的理想情怀，试图以公平、公正、开放、包容的叙事形态在自由民主和共和民主之外另辟蹊径，在多元现实中提倡共识，缓和社会分层产生的不平等及认知、利益冲突，弥补当代政治活动的共同体缺位，这是值得肯定和称赞的。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到它在实践中存在的困境。仅从本文来讲，第一，哈贝马斯虽然通过论述协商民主点重了公共领域权力结构和大众传播机制的要害，而他开出的解决药方却不具备普遍适用性。在诸多媒介权力远小于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国家，大众媒介从政治和经济力量中摆脱出来的过程会异常复杂并进展缓慢，那么“短暂合并”的策略就不具备现实的可操作性，更不是长久之计。此外，哈贝马斯对市场的批判更是显得老生产谈和不切实际。事实上，当看不见的手作为一种物质性的力量驾驭世界的时候，“消费”已经变成了所有人不可剥夺的权利。正是因为如此，现实中不存在所有人向市场宣战的可能。也就是说，即便市场作为“内在逻辑”（internal logic）把公共领域“破坏”的“面目全非”，但这种令人不快的状态却要在实际中继续存在下去。第二，协商民主理论背后的规范性论述仍旧缺乏令人拍手称快的规范性（normative）维度。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背后是从普遍语言学出发的交往行动理论，其理论框架的深度和强度已经颇为令人敬畏，但其在理论和现实的演进中已经暴露了诸多问题并显得过时。早在20世纪末，包括查理斯﹒泰勒、汉斯﹒尤纳斯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旗手阿莱克斯﹒霍耐特在内的诸多哲学家都对交往行动理论展开了猛烈批判，致使哈贝马斯在不断修正协商民主的理论框架的同时转向经验研究寻找论证的依据。所以，协商民主能否写入现实的史册，能否成为各国政治文明进步的跳板，还尚待我们继续去思考。但哈贝马斯在该文中以其大师的风尚理清了协商民主与国家-社会、政治系统、公共领域、政治合法性以及大众媒介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一条分析民主和政治传播活动的理论思路，这一点值得政治传播研究进一步借鉴、分析和运用。
　　[1] 原文标题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Media Society: Does Democracy Still Enjoy an Epistemic　Dimension? The Impact of Normative Theory on Empirical Research”，编者译。 　　[2] 陈家刚 《协商民主引论》【J】北京：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