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欣、朱玲：乡村治理视角下的政治传播效果研究——以“两会”信息在淮安市H村的传播为例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是我国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毎年春天“两会”召开之时，国内外各大媒体云集北京，给予会议高度的关注和密集的报道。
近年来，随着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应用及推广，“两会”期间，各家媒体更是充分融合各种报道形式和传播介质，以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多种报道形式,通过电视、报纸、网络、手机、微博等各种传播载体，全方位传递两会声音、解读两会精神、反馈民情民意，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然而,不管是都市频道、都市报、时事杂志等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博客、手机报、微博等新型“两会”参政渠道或方式，不可避免地都会深深地打上城市的烙印。现有“两会”报道信息需求调查[1]、“两会”信息传播效果的受众研究[2],又不约而同地聚焦和选择了城市及城市居民。
由于城乡ニ元体制上的结构性矛盾，不但加大了中国城乡之间存在着的信息鸿沟，更是使得占全国人口九亿多的中国农民，在城市的强势话语霸权下,异质的乡土文化体系由于经济力量的不足而在事实上失去了正当的权益和表意的机会,他们成了被忽视、被歧视、被抛弃的一个“超级”群体。[3]因此“两会”信息的乡村传播效果考察及相应的乡村受众调查，也就容易被选择性放弃或者成为研究的盲点。
目前多数关于“两会”的参与和讨论是否只是局限在城市地区和城市居民？如果是这样，那么“两会”中诸多关于农村问题与“三衣”政策的讨论，又都是谁在关注与参与？又或者说，相对于城市“两会”信息通过怎样的方式进入乡村,又通过怎样的渠道系统在乡村中流动？村民们接收了哪些信息,为什么接收，他们是如何看待和理解这些信息的,信息对他们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提出这样的疑问，不仅是基于农村较为封闭的信息环境与发展滞后的信息技术水平，也是基于村民文化程度、媒介素养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有必要探讨作为“两会”信息在乡村社会传播的重要受众主体一村民,他们究竟是如何接触和关注一年一度的“两会”的。
政治学家认为，新闻传媒在参与现代政治文明中的作用，首先表现为通过广泛沟通政治信息,充当公民和公民团体的政治参与行为的工具。以获取政治信息、了解政治情况为前提的公民和公民团体的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的重要标志。[4](P70)政策信息从行政管理机构的中枢到边缘的传递，在整个国家的治理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前，大众传媒的辐射范围有限,在农村还没有足够的延伸，那时的政策信息传递主要以组织传播的方式。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科层化的行政机构一级一级往下传递。税费改革之后，媒体成为农民获取政策信息的最主要的来源。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通常以大众传播的模式直接向农民受众传递。[5]
当前,大众传媒为农民提供的村庄外部信息尤其是政策信息在乡村基层的治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愈加明显。而且，随着现代信息社会的到来，乡村社会治理还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村民对“两会”这一典型政策信息的关注和参与程度，不仅关系到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如何改革和完善对农传播及“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同时也可以反映出当前乡村政治传播环境与乡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成效。
基于此，本研究将以乡村政治信息的传播效果研究为切入点，以“两会”报道作为研究个案，以具有政治参与主体和受众双重身份的村民为研究対象,核心问题在于着重研究政治信息的乡村传播效果与乡村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探寻目前的乡村政治文化格局如何受到由多元传播渠道所构成的政治信息传播环境的影响。以此努力寻求在乡村民主政治改革进程中信息传播渠道尤其是大众媒介所发挥或可能发挥的角色功能。
本研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调查问卷作为主要研究工具,结合半结构式访谈，选取江苏省淮安市H村①作为样本村,在2009年3月15日全国“两会”召开之后的一周内，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实地调查。问卷发放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按照H村户花名册，等距抽样250户，每户调查一人，以到户偶遇者确定为被访对象。在实际调查中，由于村庄中有一定比例的长期外出人口，加之由于各种因素拒绝配合或无法完成问卷填答的情况,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00份，有效回收率达80%。同时采用了 SPSS15.0统计分析软件,对有关数据进行了录入、整理和分析。
政治传播学者认为，从信息通道的角度看政治传播，政治传播和一般传播不同的地方在于其多少是制度化的、有目的的，需要较正式的信息通道与网络。[6](P15)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的“乡政村治”建设中，乡村社会的政治传播通道却越来越趋向非制度化、非压カ型的传播通道。
在乡村社会“两会”信息一般通过乡村信息环境一传统媒体渠道、新媒体渠道、人际传播渠道以及组织传播渠道一一在农民群体中传播。乡村信息环境中的四个子系统在乡村的信息传播环境中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在政治信息进入乡村社会以及在村庄内部传播的过程中，不同的传播渠道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与效果。[7]
在现代乡村社会，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大众媒介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已获得较为广泛的普及。因此，作为联结乡村社会与外界的重要信息通道,大众媒介承担着传递“两会”信息进入乡村社会的重要职责，这也是远离国家政治中心的村民能够获得参政、议政机会的重要途径。
其中，电视媒体以其信息生动与易懂的特性,在村民中有着先天的传播优势。尤其在“两会”期间，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报道、专题节目等“两会”的相关报道充斥电视荧屏，信息传播的高密度为“两会”信息顺利到达村民提供了条件。
调查结果显示，在报纸、广播和电视三大传统媒体中，电视媒体的乡村受众接触频率远远超出其他两种媒体,85. 5%的受访村民表示会经常或偶尔看电视，仅有4.5%的人几乎从不看电视。作为在村民中普及率最高的媒介，电视理所当然地成为村民获取“两会”信息的最主要的信息渠道。
根据调查统计数据显示，有69.0%的村民知道全国“两会”的召开，其中,94.2%的村民是通过电视了解到了“两会”的有关信息。
如表1所示，随着日常电视接触频率的増加，掌握“两会”信息的村民比例也呈上升趋势。对电视的接触程度与对“两会”召开的知晓情况呈显著相关的关系。可见在“两会”信息向乡村社会传播的过程中，电视媒体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乡村社会，报纸媒体虽然普及率不及电视,但是对于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而言，报纸媒体仍然有着相対的传播优势。相较于电视，报纸媒体的受众接触率相对较低,55. 7%的村民表示会经常或偶尔看报纸，35. 7%的人几乎从不看报纸。此外,根据调查统计数据显示，随着日常报纸接触频率的増加，掌握“两会”信息的村民比例也呈上升趋势，对报纸的接触程度与対“两会”召开的知晓情况呈显著相关的关系。
相比电视、报纸而言，广播媒体在乡村受众的日常生活中则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只有22. 5%的受众平时会接触到广播媒体的信息。如此低的媒介接触率也使得广播媒体在“两会”信息的传播中作用甚微。实际调查结果也显示,只有9. 4%的受众通过广播媒介接收到“两会”的相关信息。
相较于呈现单一传受关系的传统媒介，网络媒体与手机媒体以其自由的互动性优势而著称。
在新媒体的信息传播中，传递与接收信息的角色合二为一，这也成为民众通过公共舆论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途径。但是在新媒体尚未普及的乡村社会，村民对于新媒体的使用状况与使用习惯则决定了新媒体在传播“两会”信息方面的功能水平。
先看网络媒体。由于网络在乡村社会并不如在城市那般普及，再加上网络在乡村社会的普及还具有一定的技术和经济门槛。因此，在接受调查的村民中，只有39.7%的人曾使用过网络媒体,并且其中47.6%的网民是偶尔才会上网。有限的网络使用，使得乡村受众参与“两会”的渠道变得非常有限。
如表2所示，网络媒体的日常接触程度与“两会”信息通过网络渠道传播的情况呈显著正相关。在“两会”传播的过程中，网络媒体虽然在乡村的普及程度有限，但其在已有的受众群体中有着程度较高的政治信息传播功能。而且，调查结果还表明，随着年龄层次的降低、教育程度的上升、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互联网的知晓率也在上升。这也意味着,随着乡村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互联网在乡村新生代中将有广泛普及且被利用来进行政治参与的发展潜力。
除了网络媒体,作为新媒体中的新生力量，手机在城乡地区都获得了广泛的使用。近几年，除了发挥人际传播的基本通讯功能之外，手机短信新闻定制、手机网络等媒体功能迅速发展，手机作为新媒体的传播特性也逐渐显现。然而，手机在乡村受众中的实际功能发挥远远还未达到如此丰富。调查结果显示，在使用手机的村民中，“打电话”与“收发短信”是他们所最经常使用的手机功能,而手机的新闻订阅与浏览网络等新媒体功能则较少被使用。可见，在乡村社会,手机虽然拥有率高,但充其量还只是发挥人际传播功能的通讯工具,未能发挥“新媒体”的角色功能。调查结果也显示,在“两会”信息的传播中，是否使用手机与了解“两会”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可见手机的政治传播功能在乡村还未能达成。
早年,在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介普及到农村之前,村头的宣传栏、墙体标语以及大喇叭广播等曾一度是村民接收和传递政治信息的重要组织传播渠道。但是随着交通与通讯双向通道的贯通，传统的乡村信息传播方式逐渐被各种电子信息技术方式所替代,原本符合乡土文化的传统渠道逐渐被割弃。
调查发现，在乡村组织传播渠道中，宣传栏、黑板报、文化站、图书室以及有线广播在乡村社会所发挥的信息传播功能已经非常微弱，唯有商业标语口号等广告信息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有效传播。而且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只有1.45%的村民通过宣传栏等公共宣传渠道接触到“两会”信息,农村公共渠道的政治传播功能已几乎缺失。
考虑到农村地区大多面积广阔，人群居住密度较小,村庄内部和对外信息流动的密集程度较低，加之村民文化程度偏低，虽然宣传栏、黒板报、有线广播等方式较为传统甚至落后，但却本是适合农村地区的文化普及与公共传播形式，在乡村社会尚未达到较高电子信息化水平的情况下，被遗弃实属可惜。
另外,在乡村社会，以村民大会为代表的组织传播渠道是民主政治进行制度化传播的主要形式,但是由于多数村委会在乡村政治中的缺位,组织传播在村民中也已逐渐成为严重边缘化的信息渠道类型。
调查结果显示，仅有50.3%的村民表示村庄中曾经召开过村民大会,其中，有47.5%的人参加过村民会议。不过，在此次调查中却发现，多数村民反映村里的村民大会已经许久未召开;并且，人际传播渠道中村干部功能的缺失也间接地说明了乡村社会中官方的组织传播渠道名存实亡。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村民大会的召开与参与方面都非常欠缺，但68.0%的村民认为定期召开村民大会非常必要,这从侧面体现出了村民一定的民主意识，而这也将成未来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国是_个人情化的乡土社会，尤其是在传统文化较为盛行的农村地区，因此以人际交流为主的信息传播是构成乡村信息环境的主要形式。此次调查结果显示,94. 5%的村民平时会经常与家人、亲戚和朋友在一起聊天。相对于其他的信息传播方式，日常聊天式的人际传播是村民作为信息传者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是接收外部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如59. 1%的村民表示会主动向一起聊天的人打听有关消息。
在农村居民日常的人际沟通中，亲朋好友是村民最经常接触的群体，其次是以老师、退伍军人、致富大户等为代表的村能人群体以及经常去城里的朋友和城里亲朋好友，而日常与村干部接触和交流的仅占15.6%,与党员交流的也仅占6.0%。调查发现，仅有13. 18%的村民通过亲友信息渠道接收到“两会”信息。由此可以看出在乡村人际传播中，亲友信息渠道在政治传播过程中作用也很微弱。
而相较于日常生活信息交流功能较为显著的亲友渠道,村干部、村能人以及常去或住在城里的亲友等信息渠道本应更为合理地成为乡村社会传播政治信息的重要渠道，但是表3统计数据却显示,在“两会”期间，这三个信息渠道也几乎没有发挥任何的政治信息传播功能。
综上所述，在乡村现有信息传播系统中，主要由电视和报纸发挥着的政治传播功能；虽然手机在村民中使用者较多，但其并未能发挥出政治传播的功能;而广播与网络因其受众群有限,在乡村社会中的政治传播功能也非常有限。而在乡村社会的人际传播渠道中，政治信息未能被广泛选择和传递，这也使得人际渠道在二次传播大众媒体的政治信息方面作用微弱。以标语口号为代表的公共传播以及以村民会议为代表的组织传播渠道是乡村不应该缺失的政治传播途径。尽管它们在乡村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与地域优势，但主体传播者的职责缺失是导致上述组织信息渠道在政治传播方面功能甚微的主要原因。总的来看，在媒介形态迅速丰富的现代乡村，信息环境系统虽总体貌似完整,但政治传播渠道仍较为残缺，且只承担着单向传递的功能,缺乏互动与参与性,这也将成为影响乡村政治文化革新的重要制约因素。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完善与乡村政治文化的培养,离不开整体、通畅的信息渠道系统。
近些年来伴随着大众媒介在中国农村的逐渐普及,农村的信息传播环境逐渐打开封闭的格局，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的步伐开始加快，村民与媒体之间的联系也逐渐紧密起来。一方面，大众传播为乡村社会输入现代化的文化理念，提供更丰富的社会信息,促进了乡村社会文化的转型;另一方面,大众媒体在政治传播方面与城乡受众之间的互动也越来越活跃，媒体在传播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给予城乡受众表达民意和政治参与的机会,这也进一步培养了村民关注政治事件、表达政治意见和参与政治活动的意识。这种民主化的互动，使得大众媒介在乡村社会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然而，在我国信息技术水平普遍飞速提升的现今,在广袤的农村地区，有限的信息环境条件、有限的政治传播功能发挥，使得政治信息在乡村社会的传播呈现出极为有限的政治传播效果。
在社会体系中，政治系统、经济制度以及文化格局构成其核心的重要组成。其中，作为国家管理权カ的集中体现，政治系统的有序运行将根本性地决定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从政治系统内部的功能运作来看，建立有效的政治输入一一输出是保证政治秩序的关键机制；从政治系统外部的社会环境来看,建立完整的系统与环境沟通、互动的体系是保证政治系统功能发挥的基本需求。而在现今的乡村社会，以基层民主自治为主要体制的政治系统，同时存在着“输入一一输出”机制与环境沟通体系的功能缺失,导致政策执行与政治参与的力度不足，民主政治文化的发展也非常有限。
从目前乡村政治信息环境的格局与功能角度来看，传统媒体一一以电视与报纸为主一一承担着大量政治信息单向输送的功能，在此基础之上，民众之间的日常人际传播具有一定的二次传播功能,使得政治信息可以在村庄内部获得一定范围的传播。而以互动参与性见长的网络与手机新媒体、以舆论引导见长的精英人际渠道以及以政治宣传与动员见长的组织传播渠道皆未能在当前的信息环境中发挥有效的政治传播效果。
由此也可解释，农民群体政治认知水平低、政治参与积极性不高、对村政不信任不关注不参与的原因了一一村庄内部活跃的政治活动与有效的政治领导是缺位的，这是导致乡村民主政治冷漠的根本原因。
从目前乡村受众的信息选择与媒介接触习惯的角度来看，传统的大众媒介是其较为信任的信息渠道，民众之间的人际传播是其最常接触的信息渠道,在这两种渠道的传播中，农民对信息的选择倾向子生活化的信息以及国事国情中的农村问题。而新媒体、精英人际渠道以及会议、书面等形式的组织传播则是农民群体在信息接收与传递中较少选择的渠道。由此可以突出反映,村干部、村能人等精英阶层在乡村治理中的缺位与失职，未能发挥自身精英角色的功能,从某种程度而言,他们已经丧失了作为“乡村精英”的身份基础。
乡村政治传播系统的残缺可见一斑，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文化的无序和混沌也就不足为奇。在政治认知的层面，农民群体对法制化观念以及国事国情尚有一定的认知水平一一这得益于有效的大众传播;但是农民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仍处于启蒙时期，未能有信息渠道有意识地唤醒农民的主体意识一一这也正是导致农民对于乡村政治系统输入活动上的取向不明的原因。在政治态度的层面，割裂化的层阶式格局便开始展现，农民对于村庄基层政治只有基本的体制上的支持,在情感倾向与参与倾向上都是负值，处于低参与模式的层阶阶段;而对于国家政治事务,农民则在价值倾向、情感倾向、间接参与的倾向上有着明确而积极的态度,在直接参与倾向则上较为模糊，基本处于学习模式的层阶阶段。
政治文化在乡村社会发展水平的不统一，一方面说明民主化道路的正在进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村政”与“国政”在政策落实以及治理效果上的差距。或许随着村庄治理的逐步完菩，农民対“国政”积极的政治态度将会成为是其对村政态度转变的重要的心理基础。
在现代的乡村治理中，促进参与型民主政治文化的增长一一即促进农民群体对自身作为政治参与者身份的认知、促进其对乡村政治治理的关注、提高其参与治理的意愿与行为水平一一是其现阶段的重要目标。在此目标的指导下，利用不同传播主体与传播渠道的特性，充分发挥其在乡村社会中的政治传播功能潜力，将会有可能实现促进农民群体主体与参与意识萌发的传播效果，并在政治参与的条件上为制度化参政提供多种参与途径，从而促进参与型民主政治文化在乡村社会的生长。
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离不开农民主体群体的关注和参与，他们是乡村政治系统完成“输入-输出-反馈”机制的关键因素，这也是基层民主自治的根本要求一“参与”。缺乏参与的政治系统是残缺的，是缺乏活力的。而乡村社会的信息环境与政治系统是紧密联系的，它们的互动关系将会显著地影响基层民主政治的进程。
其一,大众媒介与新媒体的贡献
农民群体的主体意识需要被唤醒，而这样的任务当前由大众媒介来承担再合适不过。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介素来是文化传播、社会动员的有利工具,作为联接乡村社会与外部世界的桥梁，大众媒介也将会成为农民群体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从传统媒介的传播特点与潜力来看，首先，需要増加关于乡村政治治理的信息内容，增加农民对于村政与自我身份的认知；其次,通过对农民政治参与行为进行典型化传播，通过示范效应达到政治动员的效果，促进农民政治态度在参与意愿方面的转变;再次,増加媒介与受众在乡村治理方面的互动讨论，促进农民直接与间接参政行为水平的提升,从而在实践中获得新的态度与认知。
而从新媒体的传播特点与潜力来看，首先,利用教育与宣传途径，提高互联网相关知识在乡村的普及,为农民的政治参与提供渠道基础；其次,充分利用好手机媒体这一新平台，通过手机报、短信平台、手机网络互联等新媒体功能，扩大政治信息在农民生活中的传播密度与频率，并努力推动其成为乡村政治参与的新途径。
其二,组织传播渠道的贡献
如果说大众媒介的政治传播是宏观性的，相较而言，乡村公共信息渠道以及组织渠道的传播则可以是微观而有针对性的一一针对不同地区的群体特征、政治文化水平以及信息接收习惯，有针对性地传播民主政治信息,并加大传播的力度,使原本扎根与农村这片土地的传播渠道重新恢复活力。
从组织渠道的传播特点与潜力来看，首先,应当加大以村民大会为主要形式的会议传播的组织规模和频率,从根本上促进乡村民主政治活力与农民政治参与水平的提升；其次，丰富村庄中宣传栏、黒板报、农家书屋、墙体标语等富地域特点的书面组织传播的内容,使其成为村政村务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从而提升农民对于基层民主的政治认知。
其三，人际传播渠道的贡献
人际传播渠道是乡村信息环境中构成最为复杂的信息系统分支,但也是具有最强影响カ与说服力的信息渠道。在以促进民主政治文化发展为目的的人际传播中，乡村权威的力量不可忽略,他们不仅将成为农民们模范的榜样，也将可能深刻地影响农民群体内在的政治态度，为民主政治文明的培养奠定根本性的基础。
从人际渠道的传播特点与潜力来看,乡村精英是需要担当起公共舆论引导以及政治动员的特殊角色,拥有群众基础的乡村精英，应当在强化自我意识、提高自身政治认知与参与水平的同时，积极地传递村政村务以及国事国情等相关信息,并在政治活动中做好积极的政治动员与民情疏通工作,成为促进农民与政治系统输入与输出的主导力量。
总之，大众传播的政治传播效果是宏观层面的，组织传播的效果则可以是微观而具有实践意义的,人际传播的效果则是最为深入与内化的。将三者结合为综合的乡村信息体系，将会从政治传播的路径为乡村治理注入新的活力，从而为民主政治文明的培养奠定外在与内在的基础。
毋庸置疑，我国乡村政治文化正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向前推进。在信息化与城市化并进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乡村社会正在发生在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无论是四通八达的交通公路，还是便捷多样的信息网络，都是将农村的老百姓与太都市,甚至与世界，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桥梁。而伴随着大众媒介密集的信息传递，闭塞的乡村社会逐步呼吸到现代城市文化的空气，现代的政治、文化与政治观念与传统的中国乡村文明发生碰撞与交融，中国农村的老百姓正在经历着—场必然的变迁与转型。不过，相比信息网络密集的城市，中国的乡村社会可以说是_个半封闭的区域,信息环境的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的发展，这也使得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等领域的重大国家事件中，乡村社会的受众缺乏与政府的对话机制,成为公众舆论中的缺位群体。
在乡村建立与社会文化与受众习惯相适应的完善的乡村信息渠道系统，将现代传播渠道与乡村传统信息传播渠道相结合，充分发挥大众媒介政治动员与政治社会化的功能，建立城乡之间、乡村社会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双向沟通机制，从而同步提高农民在政治传播与政治活动中参与意愿与行动カ度,为以参与型政治文化作为标志性成分的公民文化提供实现的路径。这是为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提供外在路径的需要，同时也是促成文化观念内在转变的重要基础。也正因如此，研究与探讨乡村政治传播之于乡村政治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也成为致カ于促进村社会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努力之一。
总之,在有针对性的践行乡村治理举措之外,充分利用不同传播主体与传播渠道的特性，并以现代传播渠道结合农村传统信息传播形式，建立完善的农村政治传播信息网络，充分发会大众媒介政治动员与政治社会化的功能，以有效的政治传播实现促进农民群体主体参与意识萌发的传播效果，并建立城乡之间、乡村社会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双向沟通机制，为制度化政治参与提供多种有效的参与途径,从而为参与型民主政治文化在乡村社会的生长提供实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