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索 | 荆学民、苏颖：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现实维度

中国政治传播的研究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发展以及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等逐步走入具体和深入的。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中，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在横向上可划分为战略研究、过程研究、内容研究、主体研究、国际视角五个重点领域；在纵向上可划分为政治宣传、政治传播、政治传播的新拓展三个阶段。上述两个维度，不仅交织构成了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而且清晰地呈现了中国政治环境变迁与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演进的历史进程。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创造了中国特有的政治文明，越来越强有力地影响着人类政治文明的进程，增强了世界各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对中国政治传播实践与发展的关注。中国特有的政治文明已经构成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中引世人注目的壮丽景观。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总结、提升中国特有的政治文明，建构与中国实力和政治文明发展相匹配的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政治传播体系势在必行。为了做好这项研究，首先总结国内现在政治传播研究的现状并对现有研究成果做出客观的学术评价，是必要和重要的前提。

一、本文的研究框架与方法

严格意义上讲，政治传播在中国是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方兴未艾。作为政治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政治传播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学术成果日益丰富，但尚未形成成熟的研究对象，在理论基础、研究范式、基本原理、基本规律、普遍结论等方面，尚未形成较为稳定的体系化形态。莫说作为一种“学”还形态模糊，就是作为“问题”研究，也是杂芜繁乱。因此，对政治传播研究成果有必要采取多向度的视角和独特的方法予以述评。本文在对政治传播基本界定的基础上，选取了以著作和论文为主的“研究成果”以及相关“科研项目”进行分析，分析的方法是“夹叙夹议”与“综合评析”相结合。

（一）关于政治传播范畴的理解

对中国政治传播的研究现况进行述评，首先需要阐明我们对政治传播的看法。政治传播这一范畴包含着双重的学科要素——政治与传播，这两个要素各自具有理解甚为不同的学科界定，加之近年来，随着政治学与传播学各自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新的元素不断被引进到政治传播研究中来，使政治传播这个范畴的界定显得困难。

现在学界对政治传播范畴的界定存在政治学和传播学两种视角：从政治学角度把政治传播视为一种政治现象与政治行为；从传播学角度则把政治传播理解为传播在政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种“政治学本位”和“传播学本位”对政治传播的研究带来了一定“学科偏狭”。[①]我们考虑，对政治传播范畴的界定及相应内涵的理解，要突破从“政治”与“传播”的关系上来界定的思考理路，分别解构“政治”与“传播”两个范畴，从“政治”的本质中探求其传播的要素，从“传播”的内容中探求政治的要素，二者有机结合构成元态的、具有独立而完整内涵的“政治传播”范畴。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我们认为，政治传播是指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信息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是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这个貌似简单的规定中，“政治信息”意味着从“政治”中解构出来的本质因素，即这种信息只能是“政治”的；“扩散和接受”意味着从“传播”中解构出来的本质要素，即政治信息是在“扩散和接受”状态中。二者的融合，形成元态的政治传播范畴。若进一步深入探究，该如何解释这里的“政治信息”？第一，“政治信息”的要旨是政治文明中能够传播和需要传播的东西，不包括政治全部；第二，政治文明和政治形态各有不同，因而其需要传播和能够传播的信息也各有不同，这就深入到了政治文明和政治形态的内部，当属于政治传播研究的具体内容。以上我们对政治传播的理解，可以给读者提供一种观照、理解和分析现有政治传播研究成果的参考性观点。

（二）关于相关研究成果的分析

这里的研究成果，是指近年来的关于政治传播的著作、论文、研究报告等。在汗牛充栋的资料中，我们主要选择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传播的成果，并依据我们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传播划分为政治宣传、政治传播、政治传播领域再扩展三个阶段的观点[②]，将这些成果进行不精确的分类研究。因此，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包括：（1）对中国政治传播之“政治宣传”研究做简要述评；（2）对中国政治传播之“从宣传到传播”转型及其具体表现的研究简要述评；（3）对当下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无法归类的议题、领域等的研究简要述评。

（三）关于相关科研项目的分析

鉴于我国的科研体制，国家级的“科研项目”既反映了某一阶段国家的关注议题，也反映了学术界的研究水准。所以，本文对政治传播这一独特议题研究的述评，把相关科研项目列为单独的考察对象。本文选取的样本是2006—2012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教育部社科研究重大攻关项目、教育部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具体分析方法如下：（1）收集2006—2012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教育部社科研究重大攻关项目、教育部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基本信息，筛选出与政治传播相关的课题，最终建立了样本量为196项的分析对象。（2）进行学科背景、研究视角、研究层次、研究主题，以及主要关键词的分类与梳理。（3）对以上分析结果进行频次与相关性的统计。（4）对以上统计结果采用相关模型，归纳出我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基本领域和研究重点。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着重于对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成果的梳理。因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的政治传播不同于西方以政治竞选为中心的政治传播，因此，西方以及国内对西方政治传播的研究可能仅从特定的角度少有涉及。当然，这种述评式的研究，尚还不是对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本土化”构建，因而难免借鉴一些国外政治传播研究的范式、模型、框架等。

二、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内容及演变

——基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传播之研究成果的分析

中国政治、社会与媒介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的政治传播实践与理论研究。本文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传播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政治传播大多从属于一个强而稳定的政治制度与信念，即政治宣传阶段；第二阶段的政治传播更为专业化，同时更强调政治传播与政治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契合，从而实现政治传播从宣传到传播的转型；第三阶段的政治传播在新媒体的出现与后现代“反政治”的氛围中又扩展到一些新的领域，一方面更强调公民通过媒介影响政治内容，另一方面也对政治传播的专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三个阶段所研究的内容，都显示了内在的特殊性。

（一）政治宣传阶段

中国的政治宣传，不仅仅是权力武器和社会控制的方法，[③]而且履行了国家建设过程中更广泛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功能，[④]甚至是中国社会整合的重要方式。[⑤]在长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中，中国国家创建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宣传机制，因而成为研究的重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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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战略研究

政治传播，对其传播内容的追溯，来自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系统，它具有某种“主体性”[⑥]的内在特质。因此国家宣传与其国家定位相联系，或者说宣传战略与国家的政治战略相联系。

张燚在其博士论文中将国家战略定义为“政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它规定着政党在每个时期的行动计划、方针和政策。”[⑦]我们将此视为中国国家的内战略。国家战略在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因此国家的宣传战略和宣传机制也会随之而调整。本文将张燚的研究脉络用以下列表表示出来[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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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策略与政治动员研究

宣传策略包括宣传的机制、过程、技巧等。例如，张燚将中国共产党宣传机制的变迁总结为革命年代的“政党—军队型”宣传机制到政权建设时期“政党型”宣传机制。

宣传策略研究与政治动员研究有相当程度的重合，但后者是针对某一特定议题的宣传动员行为，对政治动员的梳理能为我们更好地解释政治宣传的全过程。孔繁斌建构了政治动员的释义模型：它包括自上而下的“议题构建”与自下而上的“认同聚合”两个变量，前者又包括了“质料”（即共同体某个真实的公共问题）和“形式”（即权力文化网络两个次变量）；后者通过权威、说服和交易三个次变量的不同权重与排序，在一般逻辑层面解释认同聚合的动因。[⑨]

王绍光提出“动员”是中国公共议程设置的重要模式之一，一般包括五个阶段：“运动开始、发出文件”，“层层传达、普遍宣传”，“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抓住典型、以点带面”，最后“统一思想、形成共识”。[⑩]这一部分涉及许多历史事件中的政治动员研究，如许静的著作《大跃进运动中的政治传播》主要对大跃进时期的政治传播进行了梳理，可隶属于政治动员的案例研究。侯松涛的博士论文《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可隶属于战时动员的案例研究。[11]另外，还有许多的案例包含在“党史”、“党建”的研究领域里。

西方对中国的宣传（Propaganda）研究一直有着较浓的兴趣，罗伯特•杰•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的《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的心理——中国“洗脑”研究》（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 1963）对中国革命中的思想改造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另外，刘爱兰（Alan P. Liu）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宣传与国家整合》（Communication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1971）、戈德弗雷•雷蒙德•纳恩（Godfrey Raymond Nunn）的《中国大陆的出版》（Publishing in Mainland China, 1966）、侯服五（Hou F. W.）的《中共的宣传和思想统制》（To Chang a Nation: Propaganda and Indoctrin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1961）、陈骧文（Theodore H. E. Chen）的《大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Thought Reform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1960）等[12]相关研究对新中国建立后的宣传史作了不同视角的探讨，但是在国外某些学者的研究中，存在将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与所谓的“斯大林主义”混淆在一起，进而将二者与“极权主义”直接划等号的政治倾向，这在事实上不仅混淆了“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与“全能主义”（Totalism）[13]的差别，而且在中国政治传播的相关研究中，对二者的混同必然造成歪曲社会主义政治传播生态的内在本质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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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象征、符号、话语研究

宏大意识形态层次上的政治动员与宣传，在议题构建的环节中往往涉及具体的运作手法，因此政治宣传中第三类研究主要包括政治象征、政治符号化，以及“话语”的研究。

美国学者T. A. 夏（T. A. Hsia）对大跃进政治运动中的语言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语言不是一个中立的传播工具，而是构成了一个“世界”，从中可以引发出社会和心理的转换，具体说来包括运动中大量的军事用语、反映民族历史文化的譬喻的运用等。[14]美国学者杜赞奇的经典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论证了中国国家权力通过“权力的文化网络”（诸如宗教、神话及象征性资源等）深入中国社会底层。许静在《大跃进运动中的政治传播》一书中梳理了从“冒进”、“反‘冒进’”到“大跃进”的符号化过程。[15]在话语研究这个版块，相关著作还有刘艳的《“样板戏”与20世纪中国的文化语境》、胡志毅的《国家的仪式：中国革命戏剧的文化透视》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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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研究

喻德基（Friderick T .C. Yu）是西方研究中国政治传播的代表人物，在其著作《共产党中国的大众说服》（Mass persuasion in Communist China, 1964）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对大众说服，尤其是群众性思想说服的运用。他认为中国的“大众传播”不仅仅包括一般西方公认的诸如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而且包括其他各种有中国特色的传播渠道和方式，如黑板报、墙报、大字报、街头剧、民间歌舞、诗词、宣传工作者的谈心以及其他各种用于思想改造的方法。因此采用一切形式进行宣传因而是中国群体说服的特征之一。作者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看作“党的传统”和“基本的工作方法”，认为这种宣传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但也是有限的，其有限性在于，无论多么精明地设计和运用说服，都“不可能改变条件而只能改变对条件的看法。”[17]

宋黎明的博士论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机制研究》从传播渠道的角度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机制划分为组织结构传播、组织传播、媒体传播和其他传播形式四个主要部分，中国共产党通过一定的规范、制度和形式将这些传播渠道建设成了党的传播机制。[18]美国的朱谦博士（Godwin C. Chu）则把中国的传播方式划分为告知性传播、规范性传播、价值导向传播和情感传播，认为中国共产党实现社会转变的手段不是技术革命、不是暴力，而是对传播的运用。[19]相对当下的政治传播研究来说，传统的共产党政治传播研究机制更侧重于对党报党刊的政治传播研究意义的探讨。传统的党报党刊实践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喉舌论”为理论基础，发展的是党报党刊的“群众论”和“导向论”。[20]历史研究如Patricia Stranahan的《锻造工具：中国共产党与〈解放日报〉》（Molding the Mediu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liberation Daily, 1990）等[21]。其他相关著作还有丁柏铨的《执政党与大众传媒：基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研究》、李民、李宏的《领导干部如何应对大众传媒》、郑保卫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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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宣”研究

中国的“外宣”政策因产生于冷战时期，最初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强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着重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输出。国外学者也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进行了研究，代表著作有米尔•威廉（William Mills）的《中国地方媒体中的外交政策》（Treatment of Foreign Policy Issues in the Regional Chinese Press, 1981）[22]等。

以上研究都是在政治宣传框架下展开的。此外，在这个框架之内不乏对宣传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代表学者有林之达、向在仁、梁士纯、周振林等，代表性著作有《宣传科学研究纲要》、《宣传学概论》等，这些著作搭建起了宣传科学所要研究的对象、目的、功能和分类等。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在宣传学学科体系内探索出路，如《新闻宣传文化论》从媒介文化的角度探讨党的政治工作功能与作用机制，《网络时代的宣传思想工作》论述了网络时代给宣传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但是传统的宣传思维在新的政治生态与传播生态中日益显现其局限性。[23]
中国的宣传研究另一重要特征是十分重视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96）、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著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中下册）（1980）、新华通讯社编著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198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党的宣传工作文件选编》（1915—1992）等都为中国宣传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24]这些文献汇编是中国宣传工作的实践梳理，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的政治宣传，其实践能力远大于理论成就。

（二）从政治宣传到政治传播转型阶段

政治传播从宣传到传播的转型，是近年来学界的热议话题。但这一转型的时间点在哪里一直未有定论。本文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澄清有几个可供参考的事件：其一，邵培仁的专著《政治传播学》在1991年出版，这是大陆范围内第一本以“政治传播”命名的学术著作，也是大陆范围内第一次有学者对政治传播作为一门“学科”的探索。之后的第二本、第三本专著出版于2005年，分别是：周鸿铎主编的《政治传播学概论》和李元书主编的《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这个时间段是政治传播研究的逐渐积累的过程，推测转型的时间点当在2005年之前。其二，中国政治传播转型的内在特质，是它从一种国家主导逐渐倾向社会性与公共性，因此“公共舆论”的研究可作为其中一个有效的参照点。舆论与舆情研究的现实依据是中共领导层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的“舆论监督”与“舆论导向”。据邵培仁的统计，1993—1998年，大陆学者在各种报刊上共表了604篇关于舆论的文章，但其中50%是关于舆论导向的，只有22％是关于舆论监督的。[25]因此，这个时间点应该在1998年之后。再结合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来看，[26]本文认为，政治传播的“从宣传到传播”的转型应该出现在本世纪初，这与西方学者将20世纪60年代作为第二代起点的划分有着相当大的差异，[27]也与中国某些学者对中国政治传播历史阶段的划分有所出入，[28]可待进一步商榷。

总的来看，政治传播转型后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几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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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传播的战略转型

政治传播战略总是随着国家战略的调整而调整的。张燚总结到，执掌国家的战略决定着以“正义性”为中心的宣传。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年代，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正确战略选择，在关注社会主义发展的同时，宣传战略随之调整为以“有效性”为核心；但是，为了消除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的同时出现的贫富分化的消极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大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作为新的国家战略，以实现国家的协调发展，由此宣传战略也随之调整为以“正义性”为核心。对此，赵月枝认为，当下中国在正在尝试建设“作为例外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as exception）和“新自由主义的例外”（exceptions to neoliberalism）这一对共生策略，从“四项基本原则”到“三个代表”，再到“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政治口号构成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基本框架。[29]

我们也可以将国家战略与社会结构看作是政治传播战略运行的重要生态前提。为此，潘祥辉提出了政治传播生态学框架，认为其存在相互依赖规律、相互竞争规律和相互适应规律三大规律，了解这些规律才能理解政治传播的复杂性，重建政治传播的生态平衡。[30]潘祥辉的这一研究仍是从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视角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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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传播的策略转型

中国政治传播在策略层次上逐渐专业化，主要体现在：其一，议题设置从宏大叙事转向更加具体而微的议题构建；其二，政治传播技术的发展。具体而言：

首先，中国的政治动员机制经历了一个转型的过程。孔繁斌将其总结为议题构建环节，从宏大历史目标或民族主义战略转向世俗性具体利益议题构建，在大众认同的聚合环节，从培育怨恨、进行教化的方式转向理性的认同机制，包括权威机制、说服机制与交易机制。[31]王绍光认为，以“动员”设置公共议题的模式虽仍有运用，但逐渐式微，相对来说，“内参模式”逐渐成为常态。[32]赵鼎新认为，这种破坏性较小的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社会运动成为中国集体抗争方式的主流之后，将降低集体行动和消除革命发生的可能。[33]另外，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对政治传播在基层民主、乡村治理中发挥的作用的相关研究，[34]反映了中国乡村政治传播与沟通的变革，事实上也反映了群众动员与运动的转型。

其次，舆论与舆情研究的兴起。“舆论与舆论导向的研究源于大陆传播学者对过去数十年政治宣传效果不彰的反思和检讨”。[35]舆论、舆情引导与社会动员有相似之处，但前者基本上更偏向于对民意的反馈。国内舆论传播研究渐趋形成了两个派别：一是舆论研究，即以研究者敏锐的认知和系统的学术知识结构为依托，用批判或经验性概括的学术研究方法来认识和探讨舆论的研究派别。网络舆论研究的成果是丰盛和杂乱的，对这一研究派别的成果进行描述无疑有些困难，但可知它们主要集中于舆论引导研究、舆论监督研究和舆论本体研究。二是舆情研究，即依托舆论学和情报学，充分利用信息，尤其是网络信息的可识别性，采用内容挖掘等技术，对公众舆情进行定量化的捕捉和描述。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的出现，也说明了我国的舆情研究已逐步走入成熟阶段。

但是相对于舆论引导研究，舆论监督研究仍然较为薄弱，且后者更多聚焦于如何避免公众舆论的失范、违规行为的策略和规则。丁柏铨认为，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角度来说，媒体进行舆论引导，必须善待作为引导对象的媒体受众（人民群众），尊重其知情权等民主权利，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在体现党的意志方面有着一致性。[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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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主体研究

由政治宣传到政治传播的转型，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的“主体”问题。针对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理论主张，笔者发表了旗帜鲜明的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在根本上不同于西方的以政治竞选为中心的政治传播，许多问题并不是按照理论逻辑自身显现出来，而是依据中国政治传播实践中的迫切程度显现出来。其中，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主体”问题，就是一个既在基本理论上没有说清、又在实践操作上不易掌控的重要问题。目前的中国，国家（政党、政府）仍然是政治传播的主体，主导着政治传播的过程：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是政党、政府、国家“三位一体”。中国共产党是来自人民群众的执政党，因而从根本上代表着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政府在政党的领导下管理和治理着国家。这种政治体制决定了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无法在与国家（政党、政府）等同地位和意义上成为政治传播的主体。第二，从现实的人类政治治理机制和政治生态来看，国家（政党、政府）仍然是政治体系、政治过程、政治传播中政治信息的元生成者，是政治信息传播的控制者和“把关人”。第三，政治传播的目的在于“政治社会化”和政治信息、政治价值观的输出，因而传播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是其核心要素。而目前中国的政治传播，国家（政党、政府）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还无以取代。第四，在政治传播中，政治统领传播。其中，国家利益是政治传播特别是国际政治传播的“轴心”和“底线”。在目前的世界政治格局中，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无法实现对政治传播中国家利益的最大保护和捍卫。政治传播的“多元主体”在中国还不现实，各种“社会组织”的政治传播功能还有待于挖掘和培育。[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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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传媒能力研究

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机制以党报党刊传播为特色，为适应社会的变革，当前的党报党刊不断调整宣传方式。党报党刊定位不断细分，如徐耀魁与陈崇山通过对《北京日报》、《天津日报》、《解放日报》、《广州日报》四家党报的内容分析，得出大体一致的结论，认为它们分别有着政治、经济、社会定位的侧重。党报党刊宣传方式不断与时俱进，陈力丹以党报党刊的理论版为例，认为应该赋予理论宣传以较多的人文社科内涵，并提出了一些技术性的改进措施。[38]

除党报党刊运用的研究之外，当前的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机制研究开始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运用大众传播媒介能力的研究，如彭婙、丁柏铨的《领导干部媒介素养考察报告》对南京市局级领导的大众传媒的接触、认知、使用、管理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数据的统计和分析。何志武的《电视访谈的民主政治传播价值》以“高官访谈”讨论了电视访谈为民主政治搭建公共平台。另外一些对“两会报道”的经验提炼也可归属于这一研究范畴。[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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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与政治修辞研究

政府新闻发言人与政治修辞研究都是中国特色政治传播走向“专业化”的具体体现。综观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研究，大致关注了如下问题[40]：历史与现状、在危机传播中的作用、新闻发言人的素质和职责、发言技巧、新闻发言人与媒体之间的关系。但与舆论研究面临的相同问题是，新闻发言人制度如何在受众互动沟通的前提下实现政府与民众间信息的良性循环，仍然需要学界进行反思与探讨。

大众认同的理性化使得当下中国政治传播更加强调其说服性，以此提升传播效力，政治修辞研究也因此进入人们的视野，可供参考研究主要有Mei Zhang的学位论文Economic reform and official role models: rhetoric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Party press in post-Mao China（1999），D. Ray Heisey编著的Chinese perspectives in rhetoric and communication（2000）等。[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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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全球政治传播

国际政治传播、全球政治传播，包括国家形象塑造问题是近年来国内政治传播研究的热点，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关于对外传播战略的研究。蔡拓将国家战略（或国家总体战略）定位为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并认为中国大战略的系统研究是解释中国和平崛起，以及中国模式讨论热的必要工具。[42]我们将其视为国家的外向型战略。

关于国际传播战略，存在着“认同说”与“构建说”的分歧。[43]程曼丽认为，国家形象是在国际体系中与其他行为体长期、持续的互动中获得的，如果一个国家的行为与整个国际社会的规范、价值相一致，那么这个国家就容易获得其他国家和国际行为主体的合法性认同，良好的国家形象自然容易传播和塑造。而政治经济学派则秉承着“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性原则，认为国际秩序是政治算计的结果，即使积极主动地认同，也仍然无法改变不平等的权力分配本质，认为国家形象应当积极“构建”出来。也有学者持中间的看法。姜飞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出发，认为应该从中国的视角出发，建构一个看待、阐释、处置世界的文化-文明话语新体系，从而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将当今的中国织入中华文明历史长河而不突兀；二是将当今的中国织入世界国家格局而和谐相处。

第二，关于国际传播的策略研究。[44]刘小燕提出了政府传播的三种塑造方法“自塑”、“他塑”、“合塑”。张昆认为，国家发展、树立全球传播观念和建设高信度、高质量的对外传播体系是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途径。段鹏从宏观的总体战略、资金战略、规模战略、信息战略、人才战略入手和从微观的全球本土化战略、时效战略、传播艺术与技巧战略危机战略、政府与官员形象战略等入手来解决传播力不足的问题。刘继南认为“国际营销、形象广告和产品广告，跨文化交流、媒体沟通，政府公关”是塑造我国国家形象的方法。

除了学界的探索，身处宣传一线工作时任南京市委宣传部长的叶皓的文章《从宣传到传播：新时期宣传工作创新趋势》，从传播主体、传播客体、传播手段等不同层面分析了“政府新闻学”视域所关注的问题走向。人民日报评论部卢新宁、哈佛大学陆春玲发表的《从政治宣传到政治传播——“任仲平”文章〈改变历史的“北京时间”〉解析》，从“任仲平”文章获得中国新闻奖这一事件，肯定了党报评论自我超越与发展的勇气，认为此次事件将推动主流媒体对政论表达形态的革新和探索。以上两篇文章[45]可看作中国官方对政治传播实践转型的一种肯定。

但不可否认的是，虽经过各界的多方努力，所谓政治传播从“宣传到传播”的研究远未定型，新的学术探索仍在继续。

（三）政治传播的新拓展阶段

从中国政治传播的实践发展来看，“新拓展阶段”是指在由过去的政治宣传向政治传播的转型中，同时出现了超出常态政治传播的新因素，使还没有完成转型的政治传播又出现新的局面。这种新局面有其很复杂的世界性背景，比如，西方后现代“反政治”思潮的影响（如反精英的民粹主义、“离心多元化”思潮等）等，但主要还是中国社会发展自身的原因使然。比如，微博等这样“碎片化”且有较强“公共性”的互联网社交平台所承载的政治传播以及其所带来的种种社会效果，已经无法用传统的政治传播理论做简单的说明。这一阶段或局面在中国的浮现也就是近一两年的事情，因此关于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很成熟，本文还无法完整而准确地呈现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仅只选择围绕着“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作以述评。

从政治传播角度对于新时期频仍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是关于这一阶段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下的政治传播常与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危机事件的处置与传播等联系在一起[46]。曾庆香等编著的《群体性事件：信息传播与政府应对》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群体性事件的新闻传播学成果，将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三种信息传播策略总结为：（1）受害型危机认知：防卫抵制和“替罪羊”的辩解策略，（2）事故型危机认知：强调技术错误的责任淡化策略，（3）错误型危机认知：追根溯源和完全认错的形象修复策略。[47]他认为，我国传统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报道经历了“蛊惑与教唆框架”到“去语境化的事件过程框架”再到“高度语境化的社会冲突与怨恨框架”三个阶段。而我国新媒体的信息传播则主要为实现“造势”与“溢散”、行动动员与“快闪行为”两种功能。[48]于建嵘等编著的《变话：引导舆论的新方式》中，结合云南陆良“8•26事件”事件，从危机管理的视角对群体性事件的应对中如何有效引导公众舆论进行了分析。[49]邹建华的著作《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策略》认为有效舆论引导的关键在于领导的媒体危机感和媒体意识，纠正对媒体的认识误区，建立新闻发布机制和指定媒体应急预案等四个方面。[50]危机事件中的政治传播是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研究热点，相关著作也较多。

看似偶然的群体性事件，其背后折射着中国政治现实中改变和改善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的压力与冲动，因而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和传播，也就渗透和展现着极为深刻的政治理念的变革。所以，对群体性事件所引发的危机传播的研究，需要透过其表面形态而深入其背后的政治现实之中，所谓应激性的种种传播“策略”还不足以显示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力量，只有触及到思想深处，使思想改变才能有更合理的实际行为。可喜的是，学者们的研究，多少从群体性事件的表面延伸到了一定的政治深度。

学者认为，当危机在成为一种常态，就对国家与政府的传播战略和策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正是挑战中隐藏着机遇，学者们从各个角度探讨了可能出现的挑战和机遇。

从群体性事件“跳跃性”地触及到政治权力，反映了学者们的穿透力。从权力角度来说，群体性事件中新媒体的作用可能重组中国的权力结构。杨伯溆认为互联网（Internet）一词本身就意味着其是“技术平台的穿越（Inter）与平台使用者（网民）的结网（Net）行为的结合”，[51]它的出现可能重构中国社会资本的两极分化格局与社会关系。从民主的角度来说，有学者认为“去科层化”特征重构了政治体系内的权力关系，推动了中国政治的民主转型。[52]也有学者认为“高度政治化”的互联网只是通过压力影响决策，算不上真正的政治学意义上的民主，也承载不了民主的使命，在其他渠道不开放的情况下，网络参与潜伏着畸变的危险。[53]

从民主拓展到自由，罗伯特•古丁（Robert E. Goodin）认为民主将转向阿伦特式的“参与式民主”，而“积极的自由”被认为理解平等和自由相容的最好方式，这种民主与自由的形式将进一步兴盛，成为未来政治的趋势。[54]相应的，政治信息的传播也从自国家至社会的单向流通，转向国家与社会的双向沟通，进而更进一步探讨社会的影响力。王绍光提出的公共议程设置的“外压模式”即是这种变化的反映，即议程变化的动力来自于政府构架之外，并且以诉诸舆论、争取民意为方式迫使决策者接受新的议程。[55]还有学者将当下新媒体中及其延伸至现实生活中的“群体性事件”纳入“新社会运动”的研究范畴。杨国斌将中国互联网中的维权行动定位为“公民运动”（citizen activism），其体现的是包括公民、国家、企业、跨国行动者的多维互动。[56]胡泳认为互联网等新的“共有媒体”能够促进中国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力量的发展。[57]

以上情形，充分反映了群体性事件为“窗口”，所折射的日渐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关系。从现在的情况看，从以传播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角度提供足够高度并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还较少。

三、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领域与重点

——基于2006—2012年相关科研项目的分析

本文针对2006—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以及教育部社科研究重大项目中与“政治传播”相关的科研项目进行分析，以期能从这个特殊的角度总结出当下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基本领域和研究重点。

（一）总体概况

据统计，2006年1月至2012年12月，与“政治传播”相关的项目课题共有196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9项，重点项目15项，一般项目129项；教育部社科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0项，基地重大项目13项。[58]

从项目申报类别来看，“党史•党建”项目7项、“国际问题研究”项目2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项目44项、“政治学”项目24项、“传播与新闻学”项目119项。项目申报类别反映了申报单位的来源，因此它也能判别项目申报课题单位的学科背景。将“党史•党建”、“国际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纳入广义上的政治学背景，在2006—2011年国家级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统计出政治学背景来源为73次，传播学背景来源119次，相关统计结果如图1所示。

从研究视角来看，本文将政治传播研究视角划分为政治、传播、文化三个视角。前两项相对容易理解，文化视角是指对政治传播的研究或以文化为手段传播政治文明，如《中国国家形象与跨文化传播研究》（王异虹，中国科学院，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或以传播为手段影响政治文化，如《近代以来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蒋锐，山东大学，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相关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
从研究层次来看，本文将政治传播研究分为“战略层次”与“策略层次”。所谓战略层次的研究是指侧重于总体、价值层面的政治传播研究。首先，它具有一定的高度与全局意识，对社会局势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其次，它还是具有国家主体意识的研究，即是国家导向的。如《我国媒体参与构建国际舆论传播新格局的范式研究》（王庚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而策略层次的研究侧重于可执行性，如《网络舆情监测与引导机制研究》（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其他是无法判别的类型。相关统计结果如图3所示。

（二）研究领域与重点

在事前并没预定范围的前提下划分的主题，显然无法涵盖政治传播研究的所有内容，我们还需要相关理论的补充。
根据拉斯韦尔经典的“5W”模型，将传播过程总结为“Who（传播者）—Say what（讯息）—In which channel（媒介）—To whom（受众）—With what effect（效果）”。[59]这一模型可以直接引入政治传播的过程研究中。但是它存在的一个重大缺陷是：重过程而忽视了内容研究。其他学者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能弥补这一缺陷，例如语言学家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将内容性语言划分为指称语言、元语言与诗语言，三者分别对应语境/背景（Context）、符码（Code）和信息（Message）。[60]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Context是当下的政治语境（“元语言”），也即我们所说的“政治文化”、“社会共识”的一部分；Message是具体的政治信息的文本含义；而Code是履行政治传播“象征”与“符号”意义的部分。
我们可以将以上研究主题代入相关理论与模型当中。从过程维度来看，政治动员、宣传研究是对整个传播过程的研究；政治社会运动包括整个传播链条，但传播方向是从公众到政治传播主体的；政党传播侧重过程里政治传播主体环节的研究；新媒体研究是媒介环节的研究；舆情研究、危机传播更侧重于受众与效果环节的研究；政治沟通更侧重受众到传播主体的反馈。从内容维度来看，政治修辞包括政治信息的有效传递和象征手段的应用，至少涵盖符码与信息两个内容层次；意识形态研究更多侧重于政治象征的构建，同时一种政治价值观的社会化亦成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它在内容上涵盖的是符码和元语言两个层次。
基于以上认知，本文对所有项目的主题进行分类，发现政治传播项目集中于以下特定主题，相关统计结果如图4所示。与此同时，本文对近5年来政治传播相关项目的“关键词”做了一个发展趋势的分析，相关统计结果如图5所示。通过相关理论与模型的介入，我们基本明确了各研究主题在整个政治传播研究领域中的定位；同时，通过对研究主题和关键词的频次分析，亦能确定政治传播研究的重点领域。由此，本文将政治传播研究的重点领域归纳如下：
项目研究反映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一些成就和存在的不足，本文将在最后的“综合评析”中与相关研究成果一并做出分析。

四、综合评析

以上的论述，依照我们关于政治传播的理解，尽可能地把我们的看法贯穿在对每一个具体观点的分析之中。由此，我们从整体上做出如下综合评析。
第一，从研究学科背景和研究视角看，无论是项目（70%）还是从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更多的是从单纯的传播学来研究政治传播的。毫无疑问，这种研究把政治传播置放于传播学的视野，比较侧重于微观实证层面的研究，充分展示了传播学的研究魅力。但是，这也直接反映了过去我们对政治传播研究的“传播学导向”，我们已经撰文论述了这种沿袭于西方传统的定势思维，是对政治传播本质理解的“偏狭”，认为这种偏狭直接导致了对政治传播研究的“学科壁垒”和相应的“学科短视”。[61]这种学科短视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对于政治传播的研究侧重于其“形式”，而难以深入其“腹地”即所传播的政治内容。
第二，从研究重点看，近几年来，由于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国内社会转型引发的社会矛盾尖锐等现实背景，政治传播的研究重点，特别集中在“意识形态控制”、“舆情”、“危机传播”、“新媒体影响”、“文化软实力”、“对外传播能力”等等方面。其中,传播学对国际政治传播的研究，几乎锁定在“国家形象”上。这些研究展现了理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敏感性，及时提供了解决实际问题的参考策略。但是，同时应该看到，当前政治传播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应用研究。比如，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更多地是“中国国家形象”被丑化这一具体现实的应激反应，很少从诸如政治合法性等政治文明的深度来认识和阐述，还是缺少深层次的价值思考和系统的理论思考。
第三，从研究层次上看，研究政治传播的策略的成果比较突出，有些甚至下沉到政治传播的“技巧”研究。相对而言，研究政治传播战略的成果很少。当然，政治学对“政治战略”的研究、传播学对“传播战略”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成果（相比较而言，政治学关于“政治战略”的研究要比传播学关于“传播战略”的研究更深入、成熟）。但是，对于政治传播而言，恰恰缺乏的是对“政治传播战略”的研究。显而易见，这种研究需要的是“政治战略”与“传播战略”的有机融合。现在的情况是两个“两张皮”：“政治战略”与“传播战略”是“两张皮”；政治中的战略与策略、传播中的战略与策略是“两张皮”。
第四，从研究取向上看，一大批学者仍然要么继续热衷于“传播”西方的政治传播理论，翻译、解读、评论不亦乐乎；要么急于构建“本土化”的政治传播学科体系。从整体上看，目前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仍然处于对西方政治传播理论消化和“本土化”阶段。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尚没有研究透彻，一些观点和理念在“本土化”过程中甚至出现了偏差。这种研究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却较少关注当下中国政治传播的现实需要。不言而喻，在政治传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中，政治是基础，传播是着力点。针对政治传播的研究，首先需要对“基础”即中国政治的研究上下足功夫，应从“着力点”的传播反推到作为“基础”的政治本身，从而对什么样的“政治”需要更为广泛的、真实的、有力的传播，以及什么样的“政治”更能广泛的、真实的、有力的传播——这些政治传播研究中更为根本的方面下足功夫，只有这样的理论研究才是真正接地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理论形态。
第五，就国家对政治传播重要性的自觉意识而言，从文中所选择的项目名称和外部形态上看，五年以来的165项国家级的社科研究项目，没有一项是直接研究“政治传播”的，甚至在课题题目中连“政治传播”这个词也没有出现过，这一点十分遗憾。但是，2011年“政治传播”却一下子提升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之中。国家如此重视，当然首先是中国政治传播实践对理论研究的急迫渴望使然（笔者已经对这种急迫性与研究的重要意义做出论证[62]），但也体现了我们对政治传播研究重要性的高度理论自觉，这就可能为我们接下来的政治传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理论形态，是实践创造和理论创新并举的系统工程。基于此，我们认为，着眼于深化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完全有必要提出科学严谨的前提预设，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传播实践的中国经验和世界意义，而且有助于夯实中国政治传播理论走向未来的学理基础。
第一，建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形态，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作为实践形态，思想理论的传播本质上一个政治过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陷入一定危机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感召人类美好社会前景的政治信仰，更加焕发出了激励人们前进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指导当代中国的和谐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同样的，信仰只有靠真诚才能赢得尊重，靠坚定才能付诸实践，靠传播才能赢得未来。面对社会历史条件的不断变化，新媒体发展的层出不穷，进一步总结政治宣传的历史经验，探寻更具时代特色的政治传播方法，科学有效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是因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必然逻辑地要求用发展着的方法论不断展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过程。为此，我们不仅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还应考察在不同时期的信息源、传播者、传播途径、传播环境、传播方法、传播受众的历史变化，才能做好作为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主流意识形态基础，又给政治传播过程诸如了生机与活力，实现了二者的良性互动。
第二，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形态，需要增强对中国价值的关照。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必须超越西方那种热衷于政治活动的技术层面。不难发现，以政治竞选活动为中心的西方政治传播研究，旨在捍卫所谓的普世民主价值及其实现这种价值的竞争性政治运作模式，维护资本主义的政治合法性是基本前提。而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发展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前提对象的，这一具象化的设定，不仅规定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代表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而且体现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这决定了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理论研究必须致力于真切表达和体现党和全体人民的政治愿望，致力于破解难题，凝聚共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贯穿于政治传播实践中，在积极的理论建构中为宏阔的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传播的和谐化，提供应有的解释框架。因此，增强中国政治传播理论的现实关照，不仅是理论创新的学术需要，更是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价值指向。
第三，建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形态，需要完善中国政治传播话语体系。“预设”是生成的前提。积极推进中国特色政治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是政治传播“理论自觉”的内在要求。其现实意义在于，总结中国既往在政治传播的基本经验，解决中国当今政治传播面临的重大问题，服务于中国未来政治传播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政治传播话语体系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时空场域，通过拓展知识存量体系促进学术话语体系的中国转向，要围绕学科元理论的基本命题群，切实完善学术坐标的研究与建构，特别是全面总结与梳理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政治动员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同时，围绕党和政府传播这一主体，将新媒介发展、新的社会环境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纳入研究视野，吸纳前沿研究成果，使理论研究真正契合科学发展时代的中国政治实践需要。这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学科的“问题意识”，做到学术命题有“执政意识”，价值指向有“人民意识”，理论分析有“中国意识”，范式创新有“建构意识”，逻辑论证有“说服意识”，政治表达有“传播意识”，研究视野有“全球意识”，思想交锋有“阵地意识”；另一方面，有利于防止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陷入西方政治传播理论的殖民化，不断增强我国政治传播理论的学术创造力、影响力和传播力。

总之，尽管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研究任重道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针对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所面临的理论实际与党和国家政治传播工作的现实需要，努力建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理论体系，在思想框架、知识产品、话语体系方面积极推动更高层次的学术生产，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荆学民，哲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教授；苏颖，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微信编辑：邹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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