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通过制定公众意见比例变化的图表，可以呈现对钻井和《梦想法案》（假设1、假设3、假设5)总体支持的调查结果，在相应的条件下,这些结果与参照条件组相关。为了评估特定的假设，我们也通过比较处理条件的变化来达到这一目的。 最后，因为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的研究结果极其相似，所以我们同时提出了这些结果，即我们基于议题检验每一个假设，而不是根据不同的议题相继得出不同的结果。
总之，在所有具有不同强度的反对框架的8个实例中，这样的框架使意见明显地向被期望的方向移动（被较强的框架支持的方向）。然而,所有框架都没有对公众意见形成显著的影响，包括同等强度的反对框架。而且，当反对框架推动公众意见向相反方向移动的时候，其作用是巨大的，在赞成与反对框架之间,意见差异明显地在25个百分点或者更大的范围内波动。 这有力地支持了假设1，而且，这一结果对于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来说都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尽管其党派成员倾向于不同的方向。这些结果为调查实质性信息的影响如 何改变之前的政策争论以及为政党暗示如何清晰地揭示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提供了基础。 当受访者收到政党认同信息时，意见就会发生动态变化;如何发生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极化的程度。图2表示的结果是以受访者被告知政党极化不严重为前提条件的。所以，对钻井来说，当带着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作出判断时，共和党人就支持赞成框架，而民主党人则反对;对《梦想法案》来说，民主党人赞成，共和党人则相反。我们发现，对于假设3,存在一种混合支持的情况。特别是当与弱论点结合在一起时，强论点就超过政党支持（条件7 和条件8)。例如，民主党的受访者对钻井就更具支持性，显著水平达到了15%,他们不但接受了共和党人认同的强烈赞成经济利益的理由，而且也接受了本党认可的很少反对监管的框架。换句话说,政党认可没有达到任何预期效果,而实质性的信息却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对共和党人来说亦是如此，其显著水平也只接近11%。对《梦想法案》，我们也可以看出相似的动态变化。当作为理由的框架强度发生变化时,实质性信息就起了重要作用，而非政党认可。这部分上反驳了假设3所提的建议，该假设认为,在不同程度的极化条件下，党派的动机性推理总是会出现。
然而，在同等框架强度的条件下，假设 3得到了充分的支持。党派成员被置于同等强度的框架之时（条件6和条件9),他们就转而向政党认同寻求指导。例如，对钻井来说，共和党参与者同时面临来自本党认同的强烈赞成经济利益的框架以及来自民主党认可的钻井危害工人和海洋生物的框架(条件6 )，此时他们就遵循共和党人的认可，更支持钻井，这一显著水平超过了 10%。当处在有关钻井的框架都弱的条件下，同样的动态变化就出现了，尽管这些变化并不总是达到一般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程度。
从非极化条件中得出的结果表明，当实质性信息不具有决定性作用时,选择哪种政策就使政党暗示变得更加重要。当框架不在同一强度时，公民就顺从于更具说明力的框架的方向。只有当框架同样强大的时候,公民才可能倾向于政党暗示，从而做出判断。个人似乎遵循一种字典序列的推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如果第一条信息不是决定性的，他们就转向第二条信息寻求帮助。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极化程度低的条件下，第一条相关信息就是据以做出 判断的理由，而非政党暗示。这就回应了布洛克和尼克尔森的判断,原因在于实质性信息的影响可以超过政党暗示。
然而，在极化的条件下，情况并非如 此。在极化条件下,党派成员忽略了框架的实质性信息，以致盲从于其政党。让我们再仔细考虑钻井的情况。强烈赞成经济利益框架的民主党人受到共和党派的支持，而民主党派支持的弱反对框架获得钻井支持的13%。也就是说，民主党人忽视了更具说服力的实质性信息的影响而顺从 于政党暗示。这就与类似的民主党人在非极化的条件下面对同一组论点时所具有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情况下，尽管接受共和党人的支持，民主党人却选择了更具说服力的框架，更支持钻井，显著水平超过了 15%。比较这两种情形可以发现，由于政党极化的原因，民主党受访者的 意见显示出了 28%的波动。但在针对这 两项议题的所有条件下，这种趋势仍然有 效:在一个极化的党派环境中，党派成员的动机性推理的影响超出了实质性信息。这些结果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假设5;然而，它们并不完全支持假设5，因为假设5预测 党派的影响在极化时比在非极化条件下的影响更大,而且我们发现，当所有论点具有同等说服力时，党派的影响有时在所有条件下是相似的。 •当面对同等强度的反对框架时（无 政党认同），个人的意见不受影响。
•当面对不同强度的反对框架时（无政党认同），个人的意见只向强框架方向移动。 当面对不同强度的被不同政党认可的反对框架时（例如，一强一弱），不管有无政党认可，党派成员的意见只向强框架方向移动。在这种情况下，实质性信息的影响就超过了政党暗示。
当面对相似强度的被不同政党支持的 反对框架时（例如，两者都强或两者都弱），党派成员的意见只向被他们所属的政党认可的方向移动。在这种情况下，政 党认可就驾驭了公众意见,而不顾强度的不同。
•在极化程度高的条件下，当面对反对框架时,无论强度大小，党派成员的意见只向被他们所属的政党认可的框架方向移动。在这种情况下，政党认可驾驭了公众意见,而不顾论点强度大小——也就是说, 即使其他政党的论点更强大也不起作用。
总之，在极化程度低的条件下,当双方政党面对同等强度的论点时，政党认可能发挥重要影响，反之,实质性信息能发挥重要影响。因此，政党并不总是支配着公众意见。然而，当精英极化时，政党暗示就会发挥重要影响，而实质性信息则变得无关紧要了。极化在决定公众意见框架的形成中发挥着明显的作用:它促进了更大的动机性推理。这一发现也表明，当一个既定的议题出现精英极化时,公众也会盲从，以致出现极化。
接下来我们检验假设2和假设4,它们假设政党支持影响框架本身的评价。这种可能性主要来自党派动机性推理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论点是评价其有效性的感应屏。我们用前文使用过的方法检验这两个假设。 正如预期的那样,没有政党认可，两类政党成员都认为强框架比弱框架明显更有效，而不管他们是赞成抑或反对。（一个例外就是在条件3下对《梦想法案》框架的评价，然而民主党人认为赞成框架比反对框架明显更有效，对共和党人来说，两者之间的差别从零开始在统计上是没有意义的。）当这些框架旗鼓相当时，受访者在它们之间并没有发现显著差异。这就回应了预测结果，表明两个党派团体在哪个框架强与哪个框架弱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当面对不同强度的框架时，党派成员忽视了支持方面的因素，认为较高强度的框架更有作用。（唯一例外的是，在条件7 中，共和党成员认为《梦想法案》不重要。） 这些发现再一次指向了非极化条件下实质性信息暗示的强度。不过,我们仍能看到 存有党派偏见的人在评价具有同样强度的框架时的一些倾向。在同样强度的非极化条件下（条件6和条件9)，共和党人认为其党派的框架更有效，这就揭示了一种动机性推理。同样，在《梦想法案》中，当面 临两个强度较弱的框架时（条件9)，民主党人发现来自其党派的框架更有说服力。 总体看，无论如何，即使当非极化党派的暗示存在,互相冲突的框架同样强有力，以及动机性推理偶尔发生时，框架的实质内容仍然倾向于决定其评估。
我们观察到，在党派极化的条件下会出现非常不同的诸多结果。我们发现，不管政策议题是什么,党派成员总是认为其党派所认可的框架是相当强势的，因此，极化似乎引发了动机性推理,人们在极化情形下对框架评价将会有明显的不同。在钻井这个话题上，对照条件3、条件７和条件 11,所有条件都包括了强支持和弱反对的框架时，对民主党人而言最为明显。在非党派和非极化暗示的条件下，民主党人看 到支持框架是相当强势的。不过，在极化条件下，这种情形将会完全翻转。对共和党人而言，在条件4、条件8和条件12中， 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动力机制。在前两项条件下，共和党人总是认为反对框架较为强 大（即使其党派坚持这个问题的对立面）， 但是当党派出现极化现象时，他们马上转而认为支持框架极其强大。这就意味着动机性推理影响到支持、反对两个框架。同样，类似的动力也发生在《梦想法案》中。
总之，这些框架评估表明，党派极化影响到公民在形成政策观点时对大量信息与党派暗示的依赖程度，以及公民如何处理实质性争论。来自双方党派的参与者均认为，在没有党派支持的前提下，较强框架较有说服力。党派极化改变了论点评估的过程，不过，在极化条件下，如果他们没有接收到其所属党派的支持，强框架也被认为是无效的。在同样的极化条件下，如果框架接收到一个个体所属党派的支持，对弱框架心不在焉的评估也会变得富有热情。 这些发现都进一步强调，党派极化是公民如何应对政策论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条 件，同时也是党派人士进行动机性推理的 证据。由此，一个偏狭的党派人士会给论 点评估加上自己的偏好。特别是在极化条件下,党派的支持并非作为人们跟从的暗示。相反，暗示似乎为公众如何看待不同方塑造了论点。
我们最后的假设6假定，尤其在出现党派极化时，随着党派支持者的增加，观念的重要性也应该随之增长。这或许是有点讽刺意味的预测，从一定程度上讲，人们正从观点中获得更多自信，而观点则更少建立在论点的实质性信息的基础上。我们通过让许多人做一个7分值测试项目来验证这个假设，即在每一个问题上，看看他们的态度有多么重要。
为验证这个假设，我们使用对照组作为基准线，期待在极化条件下，增加党派性支持者将会导致在态度的重要性方面有所增长。与表4中每一个条件和每一个党派组的对照组相关联,我们以百分比变化的方式呈现出对照。这些结果凸显出党派极化的戏剧性影响。在没有极化的环境下， 我们发现态度的重要性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唯一重要的变化是共和党人在同等强度条件(6和9)下对钻井问题以及民主党人在条件8下对《梦想法案》微小的变化。 然而,在每一种极化条件下，在两个问题 上，人们突然对自己的观点变得更为自信 (从12%上升至18%)。相对于非极化条件，在几乎每个实例中，极化都对态度的重要性有更大的影响。因此，假设6就得到 了支持。
简言之，极化环境不仅增加了党派动机性推理，降低了对实质性信息的依赖，同时导致人们把自己的观点看得更重要。态度的重要性已经证明能够影响人们的行为，例如，乐意去说服其他人，或者为了某个话题采取行动。从长远看，更多的自信 一般会有利政党的稳定性,而这或许是一 种很值得关注的话题:极化政党会导致观点上更多的自信，也就是说,人们认为自己更重要,即使这些意见很少有实质性根据。 这是一个党派极化所忽略的结果。 我们发现，缺乏党派支持时，框架强度引导着观念。此外,框架强度会继续在非极化条件下发挥这个作用,使政党暗示对态度发挥着势不可挡的影响力。当党派提供同样较强的论点时，党派暗示仅在非极化的竞争性环境中开始发挥影响力，个人 则转向寻求非实质性信息的指导。
一个极化的环境导致优先性顺序有了明显的变化，比如，被强化的党派身份就会导致党派支持占据优势。这与没有暗示和非极化的条件不同，在极化环境中，党员们不顾党派所持论点的类型或强烈程度，义无反顾地跟随他们的政党。此外，当个人参与到强势党派动机性推理中时,他们在观点中会不断增加自信。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太可能去考虑立场的改变，而是更有可能依照自己的观点去采取行动。简言之， 精英极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公民做决定的方式。 我们的成果提出了一些规范性问题。 以前在动机性推理上的研究工作已经强调了公共偏好的负面暗示。顺着这个思路， 我们对极化环境中动机性推理表明，在这些条件下会有低质量意见的产生。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另一个有关动机性推理的合乎规范的不良结果，极化最终承担了引发积极推理的责任。在极化的条件下，公民转向党派的偏见，忽略了他 们或许较强的论点。
到目前为止，动机性推理导致了公民对实质性信息的忽视，我们也赞同这个观 点。不过，这个认同并不排除对极化与意见质量之间关系的替代性解释。特别是， 在极化条件下获取合乎规范的低质量意见的实例，要求建立在较强论点更需要规范的假设之上。确切地讲，是否较强的论点就是更具规范性的论点还不是很明了。事实上，在尝试分析使公民相信论点是较强还是较弱的工作中，已显示了这些概念中存在的一些固有偏见。
认为极化会导致低质量的意见，这一 结论会与这方面以前的工作形成对比。莱文达斯基尽管明确承认极化有一些不足之处，但还是对极化如何影响意见的质量描绘出一张较为乐观的图景。不同之处在于，莱文达斯基关注的焦点，如极化如何促进思想体系中连贯观点的产生，暗示的使用,正确投票的可能性。
最后，以前的工作也支持了暗示所具有的积极的规范性结果。实际上，尼克尔森和黑特（Evan Heit)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以证明政党究竟代表什么，结果是， 依靠党派暗示，公民能够做出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决定。这与暗示怎样有利于做高质量的决定等一系列论点是相互关联的。 这项研究工作表明，正如我们的研究在极化条件下所观察到的那样,即使不断增加的暗示是以真实性信息为代价的，暗示在意见形成中的作用也在逐渐提高。
在总结极化导致形成了更好的意见还是更坏的意见的过程中，如下问题更为突出:我们想要的高质量的意见到底是什么？ 尽管学者和理论家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克服种种困难试图探求什么有利于寻找到 “好”的民意见，但他们依然在努力推进存在广泛差异、而且相互矛盾的标准。这些分歧远非是卖弄学问的暗示，如果政治科学家希望在推动国内竞争和投票选举行为中发挥作用的话，就需要在什么是竞争这个话题上做更多的深入讨论。这就需要在有经验的学者和规范的理论家之间展开对话。
除了讨论意见的质量之外，我们的结论也对研究政党在民主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有人会发现我们的结论令人不安，因为激烈的政党竞争降低了意见的质量，因此他们也就开始质疑或者至少是推动了近60年来对美国需要强大的政党的讨论。
无论极化是否在大众层面发生，我们的研究结果都显示,答案可能会比普遍认 同的要复杂一些。简言之，我们怀疑公民 的极化逐次发生的，这依赖于特定事件上的精英极化以及公民自身寻求信息的模式。这些因素如何导致意识形态化的公民的极化，将依赖于不同问题的重要性。
最后的评论涉及民主竞争的一般含义。竞争是最简单的民主概念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当涉及到竞争对民意形成的影响时，以及涉及到意见形成机制时，可能会有很多问题。洪(Dennis Chong)和德鲁克• 曼(James N. Druckman)认为，竞争导致最后的结论出现极化,论点的顺序意味着竞争者不在平等的地位上。德鲁克曼等人指出，次序依赖于人们是否寻求信息；当他们寻求信息时,排在第一位的论点是较为有影响力的。无论如何，由于政治是渐次发生的，竞争也是如此，因而我们不应该假设竞争如何才能很好地影响意见。通过指出适当的紧张竞争能够改变做出决定的方式，我们的证据又增加了不同的结果。很明显，开展竞争的时间、竞争的本质、竞争的紧张程度等都影响到偏好的形成，未来的研究工作如若无法结合政治现实，也将难以抓住意见形成的动力机制。
本文原文刊载于美刊《美国政治学评论》（Ａ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中文版刊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10期。作者詹姆斯.德鲁克曼(James Druckman):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系；埃里克•佩特森 (Erik Peterson):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卢恩.斯劳瑟斯（Rune Slothuus):丹麦奥胡斯大学政治学系；张丽琴：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陈平：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