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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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要

        在人成为主体力量的现代社会,国家认同不是简单的国家观念或国家意识问题,而是国家建设本身的问题。在全球化、现代化与民主化的大时代背景下,围绕现代国家建设所形成的国家认同建构,是以民主为基本前提,以国家制度及其所决定的国家结构体系的全面优化为关键,最后决定于认同主体的自主选择。在国家与人、制度与人的有机互动中,国家结构体系的质量决定着其塑造民众国家认同的能力;而国家认同的形成过程也塑造着国家结构体系。

探讨继续……由此该文提出,国家建设在努力改善国家认同的同时,必须时时从国家认同检视国家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从而将国家制度的健全、国家结构体系的优化与国家认同的深化有机地统一起来。基于此，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战略议程应在学理上阐释中国现代国家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在理论上阐释国家及其制度的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在制度上优化国家结构关系以实现多元化与一体化共存发展,在政策上实践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基本价值。详见下文：

四、从国家认同检视国家建设

　　从古到今的西方政治学基本理论，都将培育与制度相适应的公民作为政体建构与国家建设的关键所在。所以，不论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近代的卢梭、孟德斯鸠以及现代的罗素、杜威等等，都无不强调任何政体都要守住政体的基本原则，都要建构公民教育的基本体系。在孟德斯鸠看来，所谓政体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政体得以支撑和运作的国家价值取向与精神基础，其现实的承载者就是公民，而配置的途径就是公民教育。在这样的学说和理论下，公民对政权、制度与国家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构与政体性质相适应的公民教育体系与国家意识形态。这个经典的西方政治理论至今依然成立。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因此将国家认同的建构完全寄托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教育与宣传上。实际上，对国家认同建构来说，这种宣传教育不是本，而是末，真正的本在于这种宣传与教育所服务的国家制度是否为创造国家认同提供了可能。托克维尔在分析美国政治的时候就发现，美国国家结构体系中地方分权布局对美国人的国家认同产生具有深刻的影响：“我最钦佩美国的，不是它的地方分权的行政效果，而是这种分权的政治效果。在美国，到处都使人感到袓国的存在。从每个乡村到整个美国，袓国是人人关心的对象。居民关心国家的每一项利益就象自己的利益一样。他们以国家的光荣而自豪，夸耀国家获得的成就，相信自己对国家的成就有所贡献，感到自己随国家的兴旺而兴旺，并为从全国的繁荣中获得好处而自慰。他们对国家的感情与对自己家庭的感情类似,而且有一种自私心理促使他们去关心州。”虽然这里多少有点言过其实，但却道出了现代国家建设的一条真理：人们的国家情怀与国家认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是否合理地安排了人与社会、人与政府以及人与国家的基本关系。这种安排就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使命与任务所在。

　　所以，国家认同蕴含在国家建设之中，既是国家建设的出发点，也是国家建设的归宿。国家建设的水准决定国家认同状况，反过来，国家认同状况反映着国家建设的水准。这决定了国家建设在努力改善国家认同的同时，也必须时时从国家认同的角度来检视国家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从而将国家制度的健全、国家结构体系的优化与国家认同的深化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这个角度讲，现代国家建设实际上是一项系统工程，即实现人、制度与政治共同体有机统一的系统工程。基于此，判定一个国家建设与发展水平的高低，甚至判定一个国家机体的健康与否，显然不是单项的制度标准所能确定的，而是要综合考察这个系统的实际状态。在这种考察中，从国家认同来检视国家建设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维度。

　　本文之所以强调从国家认同来检视国家建设，关键是要表明，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建设，都不是一种机械性、模式化的建设，它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自我实现，是一种新社会、新国家与新文明的创造。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顺现代化的潮流而动，接受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但是人们对其理解与把握，都是从人们所处的现实状态与时代背景出发的，因而，其对各国的实际内涵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所以，现代国家建设实际上是一个持续的历史过程，虽然现代国家基本框架的搭建及实现稳定运转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任务，但并不意味着现代国家建设就终止于这个基本任务的完成。因为，在现代政治逻辑下，人与社会是决定国家的力量，而不同时代的人们都对其所需要的国家有自己的期望和要求，都要求他们所处时代的国家解决他们那个时代人们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既然每一时代的人们都希望有符合自己时代要求的国家，那么每一时代的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自己的愿望和想象来塑造自己国家，从而都面临着改造国家与建设国家的任务。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痛苦之后，英国思想家罗素发表了《社会改造原理》，要求重塑国家，使其成为能够将人民的占有性冲动转化为创造性力量的国家，并由此来抑制战争的危险。当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想象和改造不是随心所欲的，都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展开。由此可见，不断地被塑造、被建设是现代国家的内在属性，任何现代国家都处于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不同的是，有的国家已经成型，有的国家尚在成型之中。所以，从国家认同检视国家建设，一是要检视现代国家体系是否成型；二是要检视持续不断的国家建设的新趋向与新使命。在这种检视中，关键的视点不是国家认同的强弱，而是国家认同的内在结构体系。这是在国家认同与国家结构体系相互塑造中形成的，与国家结构体系具有内在的对应性。基于这种对应性，从国家认同的内在结构体系出发，人们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国家建设实际面临的任务与挑战。这是从国家认同检视国家建设的根本意义所在。

　　如前所述，国家认同的出发点是自我，它包括了自我的意志以及生存与发展现实要求。因而，人们是从不同的层面和维度来感受和认知国家及其与自我的关系，从而形成国家认同的结构体系，由此所形成的综合则构成人们整体的国家认同。但必须指出的是，人们实际形成的国家认同，并非完全基于自我以及个体对国家的功利要求。因为，国家认同往往与人们必然拥有的原始族群认同纠缠在一起，而这种族群认同的内在支撑并非自我意志与感受，也不是人们的利益满足，更多的是天然的情感与内在的信仰。但是，在现代国家，基于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政治与宗教的分离以及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国家与人民都更多地从公民身份出发来建构其国家认同，国家强调的爱国主义一定是以尊重宪法和民主为前提的。所以，人们的国家认同虽然无法脱出其所在族群的历史与传统，但其对国家生活的参与和评价还是能适度超越族群认同，从而使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有了一定程度的剥离。否则，当年美国比较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与维巴进行的公民文化研究就缺乏应有的逻辑前提与现实基础。这也是本文提出用国家认同检视国家建设的前提与基础。

　　对于每个人来说，现代国家认同是从其所拥有的公民身份出发的。按马歇尔的理论，现代国家公民身份由三大权利体系决定：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换言之，公民是在追求与实现这些权利的过程中与国家结构体系及其背后的国家制度进行有机互动，从而确立自己的国家认知与认同的结构体系。与公民权利体系相对应，人们的国家认同结构体系，必然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主权与宪法认同层面，这与公民权利相关；其次是制度与法律认同层面，这与政治权利相关；再次是福利与政策认同层面，这与社会权利相关。但必须指出的是，任何国家的公民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或制度的产物，而且也是一种文化和历史的产物。这决定了公民对国家制度体系所决定的公民身份的认同，不可避免地要需要文化力量与信仰力量的支撑，因为，人们对国家制度体系的认同首先是对其秉承的价值、理想与目标的认同。所以，国家认同结构体系中一定还包含作为建构国家认同基础的第四层面：价值与信仰认同层面。对于个人来说，这四个层面尽管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但在人们具体的精神与观念中，是以连带、交叠与混合的状态存在的。然而，对于国家建构公民的国家认同来说，其内在的层次性和逻辑性则是十分鲜明的，从上到下依次是：主权与宪法认同层面、制度与法律认同层面、价值与信仰认同层面、福利与政策认同层面。这样的层次结构是现代国家建构与维系的内在逻辑决定的。现代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实践也充分表明，国家是在从上到下中逐层地建构和巩固公民的国家认同过程中走向巩固和成熟的。当国家终于在价值与信仰层面有效地确立起公民的国家认同时，国家制度及其所创造的国家一体性也就真正地深入人心，一种普遍的爱国心与共同信仰也就能得到有效的发育和成长，国家与社会也就因此走向巩固。国家成长到这个阶段，福利与政策影响公民利益所带来的国家认同危机，犹如风吹大树，动摇的不是根本，而是枝叶。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陷入财政与福利危机的一些发达国家民众的表现多少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不会拷问国家制度体系本身，而是不停地责难执政的政府，于是，国家认同危机完全变成政府认同危机。

　　考察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人们常常用民主的巩固与否来判定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水平，并将实现民主巩固作为国家建设的基本目标。实际上，这个检视与判断模式与从国家认同结构体系来检视国家建设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为，任何一种制度最终得以巩固，不是制度背后的权力以及制度本身的力量，而是人们对制度的认同和信仰。只有根植于人们心灵与信仰中的制度才是最为稳固的制度。相较于“民主巩固”的视角，从国家认同检视国家发展水平，不仅能够判定国家制度体系是否达到巩固状态，而且能够比较好地分析国家建设在任何现代国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和挑战及其应对的重点与路径。

　　国家建设是现代国家的常态，只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任务和使命。正如林茨等人指出的那样，判定一个政体是巩固的民主政体，并没有排除其将来崩溃的可能。制度巩固的国家与制度尚未巩固国家之间在国家建设上的差别，仅仅是国家建设使命的差别。前者的使命是提升和优化国家的能力，后者的使命是不断巩固国家的根本，即根本的制度体系。相比较而言，后者的国家建设是全面性的，往往必须在四个层面同时展开；而前者的国家建设则是专项性的，根据国家发展的实际状态，在某个具体层面展开。在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的国家建设更多地是在福利与政策层面展开。哈贝马斯就认为，这个层面的国家建设是战后发达国家解决资本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民主之间冲突，避免国家危机的关键所在。他说：“如何解决把经济效率同自由和社会保障，即把资本主义同民主结合起来的问题，关键在于实行某种致力于在高就业水平下比较全面地推行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政策。”所以，战后发达国家都将建设和维持福利国家作为国家建设的基本任务。

　　对于必须进行全面性的国家建设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从国家认同检视国家建设，对于准确把握国家建设战略议程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基于前面提到的国家认同结构体系与国家结构体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与相互塑造关系，国家就能在这种检视中寻找到国家建设的战略基点，并形成相应的战略安排。例如，仔细考察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新兴经济体国家，虽然这些国家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状态，但从国家认同与国家结构体系相互塑造的逻辑来看，不同国家的国家建设战略议程是不同的，有的国家必须解决国家制度的历史与现实合理性问题；有的国家必须解决国家结构体系的内在一体化问题；有的国家必须解决福利与社会政策问题等等。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大国，中国正处于全面性的国家建设时期，也面临着如何建构合理有效的国家建设战略议程问题。

五、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中国议程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同时又是一个年轻的现代国家；中国是一个正全面融入全球体系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力图创造自己独特制度与价值的国家；中国是一个社会分化与个体化不断增强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正致力于建构制度与推进一体化进程的国家。这是社会转型与国家成长必然经历的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国家建设在成长的同时，面临着各种可能的发展陷阱；与此相应，国家认同在不断建构的同时，面临着认同危机、身份困惑以及价值缺失的挑战。这是国家成长最有活力的时期，但同时也是国家成长的最艰难、最关键的时期。不论是发达国家成长的历史，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都表明，把握好这个时期，关系到国家建设与成长的最终质量，从而关系到整个民族的未来。中国要把握好这个时期，最关键的就是整体推进国家建设。具体来说，就是实现国家制度建设、国家结构体系优化与国家认同建构的有机统一。

　　也许与世界历史上其他的文化与文明相比，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中，人与国家的关系可能是最为紧密的，其基础有三：其一，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家与国具有同构性，国家是集家而成的政治共同体；其二，中国是一个传统文化和制度早熟的国家，在围绕着“修齐治平”的中轴所建立起来的生活体系之中，国家力量深入到人们的人生理想与生活实践之中；其三，中国是一个以世俗生活为主体的国家，国家是组织、协调和主宰世俗世界和世俗生活的唯一力量。所以，传统中国所凝聚起来的中华民族虽然是一个“文化民族”但这个民族却是以“国家”为核心的，尽管这个“国家”不是现代国家。传统中国的这种状态完全不同于其他民族与国家的前现代状态。可以说，在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时候，中华民族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化民族”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政治民族”，即基于政权与制度力量而聚合在一起的民族。这种“政治民族”与现代国家所形成“国家民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用政权，而不是用主权的力量来聚合不同的族群；它靠亲疏与朝贡，而不是靠平等与制度来聚合不同的族群。尽管如此，这种“政治民族”的历史积淀，还是为中国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提供了不一般的国家观念。比较鲜明地体现为两点：其一，民众与国家具有相互的依存性。民众将国家视为民之父母，必须关爱民众、为民作主；与此同时，国家视民为国之本，以“民为邦本”为治国原则。其二，虽然人们离不开国家，但国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超越国家的天下。由此，天下就成为国家现实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所在。而在中国的政治逻辑中，天下之本在人心所向，其境界是共存、包容与交融。因此，尽管中国建构的现代国家与传统帝国在制度形态上没有任何的衔接关系，但中国人在建构现代国家，形成现代国家认同的时候，还是将历史与文化传承下来的国家观念带到现代的实践之中。这种独特的国家观念为中国人建构现代国家认同提供了最重要的心理与文化模板。认识到这一点，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从千年专制帝国中走出来的中国人能够很快让民主共和的思想在心中扎根，并成为现代国家认同最基本的价值基础。

　　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离不开现代国家制度及其所决定的国家结构体系的建构、优化与巩固。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历史起点，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实践先后经历了两大时代、两大形态：第一个时代就是1949年前的革命时代，其形态是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第二个时代就是1949年之后的建设时代，其形态是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两个时代、两大形态，虽然差异很大，但还是具有一定的历史与制度的延续性。然而，对于国家认同建构来说，这种延续性的影响十分有限；相反，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性使得中国建构现代国家认同的进程出现了某种历史性断裂。因为，1949年之后，中国人是在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新社会、新国家的基础上重新建构新的国家认同的。

　　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构和逻辑，决定了当代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是基于其在三个时空中形成的国家认知和国家观念复合而成的：第一个时空自然是中国千年历史与传统的时空，这个时空建构了中国人对“文化中国”的认同及其独特的国家观念；第二个时空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从传统帝国迈向现代国家历史的时空，这个时空建构了中国人对现代共和国的认同；第三个时空就是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时空，这个时空建构了中国人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认同。第三个时空所形成的国家认同对当下的国家建设与发展最为关键，但中国的发展表明，人们在第一、二时空所建构的国家认同对国家建设也是至关重要的。在第一个时空所形成的国家认同，一方面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与文化基础，另一方面维系和保证了国家大一统特性的精神与信念基础。在第二个时空所形成的国家认同，则保证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不是衔接在中国的传统帝国之上，而一定是衔接在现代文明之上。正是这两个层面的国家认同使中国在近代曲折进程中，维系了国家的内在统一与现代化、民主化的发展取向。所以，中国人要在第三时空形成稳定的国家认同，就离不开第一、第二时空对国家认同的建构作用。

　　当下，中国人所要认同的现代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存在，虽然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制度的合法性与实践的合理性，但依然还是不完善，不成熟的。因此，国家认同依然需要积极的建构与深化。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国家认同建构不是孤立的政治行动，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方面，它一定与现实的国家结构体系及其背后的国家制度的健全密切相关，需要相互借力、相互塑造。这就需要国家认同建构的战略议程，明确从何入手、建构什么以及行动顺序。基于前面分析的国家认同与国家结构体系相互塑造的原理，中国国家认同的建构战略议程应该从优化国家结构体系入手，其基础则在于国家民主的成长与国家制度的健全与完善。鉴于此，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战略议程应聚焦于以下四大方面：

　　第一，从学理上阐释中国现代国家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及其规定。人们认同国家的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对其所面对国家的现实合理性的认同。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其现实合理性，除了其现实有效性之外，很大一部分还取决于其历史必然性。这就意味着，现代国家诞生的历史必然性以及相应手续的合法性对人们认同现代国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中国现有的阐述逻辑与内容的说服力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发虚弱，原因在于其视角是革命的视角，其范式是意识形态的范式。不能说清楚现实国家从何而来，为何而来以及如何而来，那国家就无法确立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在英国哲学家罗素看来，研究和说明清楚这些，“对任何有关我们自己地位的意识、对任何摆脱于我们自己教育上的偶然境遇，都是不可或缺的”。为此，中国应该从现代化与现代国家建设的视角出发，在学理研究的基础上，科学而严谨地呈现出中国现代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中国诞生和成长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规定性。在中国的国家建设中，这个问题已经超越出学术的范畴，其本质是政治问题，即党和国家以比“革命”更大的范畴与时代逻辑来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诞生和发展的内在历史逻辑。解决了国家诞生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伴随国家诞生而形成的相应现代国家制度，即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内在合理性也就有了相应的历史基础。当然，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内在合理性，除了需要历史基础之外，还需要理论基础。

　　第二，从理论上阐释国家及其国家制度的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理性化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与现实追求。民主与法治是现代国家理性化的具体体现。所以，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下，人们将国家作为理性的产物来看待和评判。要成为理性化的国家，就必须做到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有机统一。具体来说，就是在确立大家认可的国家价值取向之后，必须有一套能够达成价值合理性的有效制度安排与制度运行，即工具合理性。显然，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有机统一，不仅要体现在理论逻辑上，而且要体现在实践逻辑上。相比较而言，理论逻辑上的解决更具有全局性的价值，因为，它能够为具体的实践提供明确的方向与任务。所以，托克维尔说：“建立在一个容易加以界说的简单原则或学说之上的政府，虽然不是最好的政府，但无疑是最强大和最长命的政府。”这个道理对中国国家认同建构是富有启示的。中国虽然在实践中获得了应有的制度自信，但是这种制度自信背后的理论力量仍有待加强。例如，对于人民民主的中国政治制度安排与现代民主价值和制度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还缺乏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撑。这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因而，对国家认同建构来说，非常需要能够说服人、掌握群众的国家与国家制度的理论建构。

　　第三，从制度上优化国家内部的结构关系以实现多元化与一体化共存发展。在现代国家体系中，人们对国家的最真切需求主要有两个：一是自由，实现自主而多元发展；二是平等，从而实现有保障的自由。这种保障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平等，以避免不平等对自由的直接伤害；其二是福利，以保障拥有自由的人能够获得除自然给予之外的最基本生存保障。这两个需求自然形成国家发展的两大趋向：一是多元化，二是一体化。其共存的基础就是合理的制度安排及其对国家内部结构关系的优化，诸如政党、社会与国家的结构关系，其关键是政党的角色定位与功能定位;中央与地方的结构关系，其关键是中央与地方的职能配置；民族关系，其关键是民族平等权利的制度实现方式；城乡结构关系，其关键是城乡一体等等。实践表明，这其中的任何一种结构关系出现问题，都会对国家认同产生深刻的影响。因为，在整个国家系统中，这些结构关系之间具有深刻的连带关系，某一种关系失衡，就会带来其他关系的失衡。所以，优化国家内部结构关系，固然需要具体的制度设计，但更需要国家整体的规划和安排。这就需要理论和战略。

　　第四，在政策上体现和实践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基本价值。国家认同的主体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而人对国家的最直接感受就是政策及其所产生的治理，这些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所以，国家要赢得人们的认同与信任，就必须有高水平的治理与政策能力。对于国家来说，政策水平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它解决老问题的效力，而且取决于它避免引发新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政策能够既能平衡好方方面面的利益，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能够紧紧地守住人们公认的核心价值，使政策不仅体现核心价值，而且实践核心价值。在中国这样地区差异较大、利益多元的社会，政策的简单化，不但不可能解决问题，而且还会引发新的问题，从而引发社会与国家、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紧张。为此，政策制定者应该充分发扬中国的两大民主资源：一是群众路线与群众工作；二是协商民主实践。这两大民主资源，既能拉近政府与民众、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政策的适应性以及体现和实践国家基本价值的能力，减少政策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许多国家在治理中出现的认同危机，往往不是制度引发，而是政策引发，但是，政策引发认同危机到了一定程度，就变成制度问题。到了这个程度，国家认同就会面临巨大的挑战。

结语

　　现代国家认同是人与国家有机互动的产物。认同出于自我，是情感、观念、信仰与理想的复合体，不论其形成过程多么复杂，都离不开认同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现代国家认同是在现代与全球化所构成的大时空中存在的，不仅认同的主体拥有这样的大时空，国家实际上也拥有这样的大时空。在这样的大时空中，人与国家都经历了多重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洗礼，因而不论是认同主体对国家的选择，还是国家对认同主体的接纳，都不再完全局限于特定的族群、文化、宗教、制度所形成的规定性，它们之间是相互开放的系统。冷战结束后，网络化的拓展与深化，进一步促进了这种相互开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任何社会的现代国家认同建构，不论从国家来讲，还是从个人来讲，除了有赖于不可缺少的公民教育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国家建设的整体水平。对于日益全球化和网络化的现代公民来说，国家内部体系的合理性与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独特性与先进性，必然日益成为决定其国家认同取向的重要因素。因而，在21世纪的今天，国家认同建构不能脱离出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对国家认同建构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意识形态，也只有充分融合在国家建设之中才能对认同起作用。缺乏应有的国家认同，现代国家必然陷入危机；而在快速变迁的时代，一代人的国家认同已不能完全决定新一代人的国家认同，所以，持续不断的国家建设将是现代国家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关键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具备提升和巩固国家认同的国家建设能力，将成为各国立足当今世界的关键所在。

作者林尚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同济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８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