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盛夏，阳光明媚。
经过三年的培养，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
将送走一批学子，
他们是17届优秀、可爱的毕业生们。
本期公众号将集中展示
他们的毕业论文摘要部分，
一展年轻学子的学术风采。
祝愿在未来的道路中，
他们能够在自己的领域
站得更好、飞得更远。
摘要：作为一个复杂的传播系统，政治传播涉及到政治、传播、社会、经济、文化、技术、语言等一系列元素的交融、互动的过程，并非仅是政治信息的传播、接收与共享，绝非“政治”、“传播”两个范畴可以囊括。理解和运用政治传播，也不能仅限于经验—功能主义或行为主义的思维方法，将目光局限于效果问题而忽略政治传播本身的价值。当今的政治传播研究，必须以更为宏观、更为深入的视野和理路完善“政治传播”的学理概念。本文从政治传播的“结构要素”入手，试图分析结构要素的本质以及与政治传播的关系，明晰结构要素对政治传播运转机制、表现形态和最终效果的影响，并试图对政治传播的学科基础理论进行扩充。所谓“结构要素”，是政治传播活动反复涉及到的规则和资源。它决定了“国家”、“社会”、“媒介”等政治传播活动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决定了政治传播中各种规范、制度、策略方法的表现形态；既影响、制约政治传播的系统性格局，也能够引发政治传播的总体变迁。政治传播的结构要素大致可以分为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政治价值、政治认同、政治话语和媒介技术这六点。其中，“政治权力”是政治传播中国家-社会之间的基本交换单位，它跟随政治信息扩散、接收与反馈的过程构筑政治系统、和社会关系，因而是政治传播的“制度性资源”。“意识形态”是政治信息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决定政治信息意义的主要话语形式。它把上层建筑所确立的社会关系扩散给政治共同体，使一个政治系统的基本运作方式得到展现和说明，因而是政治传播的“理念性资源”。第三，“政治价值”是国家和社会之间就政治生活中的原则、规范、伦理问题展开互动并逐步形成的观念体系，是人类政治生活中的“文化指令系统”。政治价值能够引导社会的政治态度，构建国家、政府、政党的合法性，培养社会成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协调国家-社会关系，是政治传播的“文化性资源”。第四，“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在政治生活中凭借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意志而形成的政治归属感，同时也是社会成员评价外部政治系统的心理状态，故而构成政治传播的“心理性资源”。第五，“媒介技术”是承载政治信息的中介，是国家、公民和大众媒体用于生产政治信息并维护自我权益的工具。第六，“政治话语”是政治信息的意义得以生成和流动的中介，有塑造现实、权力关系和政治认同的作用。在政治传播中，政治话语是国家和社会围绕政治话语权、政治话语正当性以及政治话语沟通而展开博弈的场所。把各种结构要素综合在一起来看，一方面，国家利用技术、话语等中介输出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借此扩散权力规范并期待获得民众的认同；另一方面，社会利用技术、话语解释意识形态并反馈价值诉求，借此反思权力规范并表达自己的认同。为了让两个线路构成良好的传播循环，需要把握四个政治传播的原则：第一，交互性。注重国家—社会就具体问题的交流沟通，实现政治权力—社会权利的交换和转换；第二，解释性，针对国家—社会权力不对等的现状，打开意识形态的理解、解读空间，政治价值的社会建构空间，借此把政治传播拉向自由民主的轨道，让权力当局获得更多的认同与合法性。第三，历史性。重视传播中意识形态扩散、政治价值构建和政治认同构建的历时过程而非共时过程，另一方面，重视国家和社会就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认同的历史经验分野，寻找二者之间联通和融合的桥梁。第四：理念性，把“政治”放在政治传播的本位，而不是把话语和媒介技术对“政治”的“催化”放在本位。总的来看，“理念性”、“历史性”、“交互性”和“解释性”，是理解政治传播结构要素乃至整个政治传播活动的基点。摘要：政治传播是传递政治信息，形成政治共识的过程。随着政治文明的进步，女性广泛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一方面女性国家领导人越来越多，在世界政坛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政治传播活动中第一夫人现象逐渐凸显，第一夫人广泛参与到世界各国的政治传播活动中，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以此为背景，综合运用了文献分析、跨学科综合研究、案例分析等方法对政治传播活动中第一夫人现象进行了深入探索和论述。通过对美国“第一夫人”称谓的产生及角色职能流变的梳理，可以看出第一夫人角色的演变是以专业化、综合化和制度化为方向，呈现出一种跳跃式演变模式。当今政治传播中第一夫人现象的凸显，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表现，也是现代社会对女性政治参与、女性政治权利的合理期待的回应。现代政治的开放性、多元化以及柔性化等发展趋势是第一夫人现象背后的政治要素，为第一夫人从幕后走向台前提供了政治依据、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同时也为解释、研究这一现象提供了思想理论工具。第一夫人是塑造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符号，是建构国家软实力的关键要素。她们同国际非政府组织一道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同时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扮演政治传播“中介人”是第一夫人发挥联结官方与民间“纽带”作用的一个有效途径。笔者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对第一夫人政治传播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并且从效果的影响因素、限度及政治娱乐化反思三个方面辩证思考，指出在肯定第一夫人在政治传播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基于社会现实的合理规划、实施，才是其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前提。在第一夫人政治传播中存在的“性别意识”问题上，笔者认为应当秉持一种尊重但不拘泥于性别差异，合理利用又不过分强调的态度，这才是应当遵循的价值标准。
笔者在论文中结合前面章节的研究论证，还谈了个人对于 “第一夫人”身份职能的认识，并对如何更好的发挥第一夫人政治传播的作用进行了有益探索。关键词：政治传播；第一夫人；女性经验；软实力；政治娱乐化摘要：1949-1956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此时的政治宣传画起到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团结凝聚全国人民的作用。新中国新的形象需要新的艺术作品来创造和表达，这一时期政治宣传画的创作紧密围绕着对新中国的想象而展开，成为建构新中国的有力工具。在对新中国过渡时期政治宣传画的发展概况进行了解后，将此时的政治宣传画依据表达内容分为三大类，即军事题材类、政治运动类、国家建设类，分别研究其中想象了什么样的新中国，这三大类政治宣传画几乎涵盖了过渡时期所有的政治主题。在军事题材类的政治宣传画中，有歌颂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宣传画，以抗美援朝战争、解放台湾为主题的宣传画，这些宣传画中直观的图像构成与红色、革命军人、国旗的符号象征相结合一起传达了宣传画中的国家想象。在政治运动类的宣传画中，有配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的政治宣传画，图像构成与人民群众、反面人物的符号象征共同展现了国家想象。国家建设类的政治宣传画中，有反映工农业生产建设和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宣传画，通过图像构成和人物形象、景观、领袖的符号象征，美好的社会主义蓝图得以传达。国家想象传播向社会后短期内获得了人民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产生了国家想象传播的短期效应，主要是通过提供政治认同资源得以发挥作用：利益驱动为国家想象建构政治认同提供了物质性资源；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国家想象建构政治认同提供了制度性资源；通过不断宣传国家意识形态，为国家想象建构政治认同提供了理念性资源。国家想象传播向社会产生的更长期更深远的影响是塑造了国民的政治意识：从传播内容来说，国家想象传播了无产阶级乌托邦理想，激起了人民乌托邦心态的形成；从传播中介来说，国家想象运用了视觉化的大众话语和国家集体主义话语，对民众进行了政治启蒙；从传播受众来说，国家想象是直接诉诸于广大普通人民群众的，这个过程也是潜移默化塑造政治意识的过程。
摘要：互联网的使用和普及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互联网时代。政治在互联网时代，较为显著的变化体现为政治传播中政治信息输入的改变。从结构主义和政治系统分析的视角来看：在互联网引发的信源革命下，普通民众得到传播上的赋权，成为新的输入主体，并通过弱组织实现了私
40 36875 40 14991 0 0 2528 0 0:00:14 0:00:05 0:00:09 3195性向公共性的转化、个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迈进。在输入的内容方面，互联网时代的政治诉求信息在数量和多样性上急剧增加，政治诉求信息从潜伏状态过渡到显现状态，形成了新舆论场。新的输入主体掌控了部分政治信息意义的生产，加入到信息意义的解读与传播中。在输入渠道方面，互联网在输入运行中扮演着中介与平台的双重耦合角色，其开辟了线上输入这种非正式的渠道，并对线下正式输入与非正式输入起到“助燃”作用。互联网对输入主体、输入内容、输入渠道等结构赋新的有机结果是对整个输入运行特点的塑造，使输入被赋予了自主性。自主性具体表现为主动独立的、自下而上的输入动力得以形成与扩大，输入新转化机制的形成以及输入过程的融合。自主性的输入在政治传播系统的运行中，不论是否使政治诉求信息进入政治系统，其都给政治传播的系统运行带来了压力和风险。互联网时代的输入对政治传播产生冲击的原因源于政治信息输入背后的结构性困境：在输入主体方面，传统精英式输入主体角色式微导致传统的精英-民众的沟通模式无法适应互联网时代喷涌的政治诉求输入；在输入内容方面，舆论场的分化加剧了输入各主体对政治信息意义生产与解读的分化，精英式输入主体固守着原有的输入方式，普通民众式输入主体借助互联网加大了政治诉求的输入，前者已经很难再与后者实现原有精英-民众身份建构的维持，这挑战着原有的精英民主；最后在输入渠道方面，传统正式输入的路径依赖无法满足互联网时代政治诉求的输入，新的、非正式的线上输入渠道也因其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无法从根本上释放输入冲击带来的压力。面对以上困境，破解之道在于：促进精英-民众沟通制度化；促进非正式的线上输入渠道制度化；打通正式渠道与非正式渠道。实现正式渠道与非正式渠道、精英-民众在制度层面更进一步的政治信息互动与循环。互联网时代输入的自主性，打破了政治系统理论将输入看做是被控制的、被动的对象的保守立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输入应被看做是一种自主性的因素，并从有利于政治信息传播与沟通的视角对其予以认识和规范。输入的自主性从本质来说是互联网时代大众社会的趋势、民主意识的觉醒使然，其对政治传播带来的冲击，可谓挑战与机遇并存。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如此。如何抓住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与发展的机遇，结合互联网技术，推进民主进程、促进政治传播运行机制的转型，是中国应对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具有自主性的输入所带来的压力与考验的关键点。新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犬儒化的原因分析（1949-1957）
--基于政治传播的视角摘要：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建国后出现了“集体失语”、丧失“独立性、自主性、批判性”等现象，透过研究不多的文章与著作中，学者们往往将这一现象与犬儒化相结合，强调了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性与自由反抗精神的一面，并且往往将造成这一影响的原因与政治相结合。而从其实质上来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犬儒化是政治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下而上”对政治信息形成的一种政治反馈。它隶属于政治传播活动过程中所造就的结果，因此从政治传播的角度去探析产生犬儒化现象是极具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的。
透过历史，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作为知识精英的代表，深受西方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熏陶，使得他们已经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但是在新中国初期复杂而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却无法将之付诸于实践。从政治传播中的角色变化来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面对建国前后在政治生活中自身角色和地位的差异，丧失了作为政治生活中精英角色带来的优越感，由此成为了导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犬儒化的原因之一；从政治传播体制变革的角度来说，从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时期媒介制度的变迁意味着，如果说民国时期他们还能利用报刊为主的媒介战场站在统治阶层的对立面批评时政，宣传“自由”与“民主”的政治思想的话，那么新中国时期的一元化媒介体制的形成也就意味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逐渐退出拥有掌握媒介权力的历史舞台以及社会地位的滑落。从政治传播内容变化的角度来说，由于在新中国时期政府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政治思想上的差异，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开始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政治传播内容，在这一过程中，导致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话语变迁。从政治思想上的差异到政治话语的变迁，这一过程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言是对其群体原有政治信仰和逻辑思维的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以及政治信息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诸多负面信息，造成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负面情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负面情绪地不断积累，逐渐使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双重人格，这种双重人格表现在生活层面是求生本能的体现，而在对待政治层面而言则是对政权无奈的妥协，这背后所体现的正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人格上的犬儒化，体现在对政治的态度上则是不再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关键词：新中国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治传播；犬儒化摘要：明朝中叶以后，政治黑暗而腐朽，一方面是明朝帝王权力达到顶峰，内廷与外廷力量动态平衡的局面走向崩溃，正直的官员们往往遭到降职或免职，甚至失去生命，使越来越多的人不愿为官；另一方面是科举考试制度腐朽，使越来越多的学生科考无望。于是，大批官员和基层生员都放弃做官志愿，加入士绅行列，并同时承受由于背弃传统儒家政治理想而陷入的精神困顿。与此同时，明中后期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矛盾尖锐，人们的主体意识和欲望贪念觉醒，道德滑坡现象严重。面对这样的家国难题，僵化的程朱理学已经不能适应时代要求，作为明中后期政治传播体系中，承担道德楷模和舆论领袖角色的士绅群体，需要寻找新的政治价值作为思想武器，解决自身的精神困顿和面临的现实难题。于是，士绅群体找到了强调个体解放的阳明心学。在阳明心学的帮助下，士绅群体实现了道德标准的转变，将道德评判标准由外在的天理收归于个体的主观意识，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并实现了价值取向的转变，不仅打破等级观念，还肯定了人欲合理性。到了晚明时期，由于心学已陷入空谈心性的危险，士绅群体又转向实学一派，强调经世致用，追求务实反虚，并积极迎接西学思潮，为晚明时期带来了一股以致富致强为重的实学之风。在政治传播内容不断改变的情况下，明中后期士绅进行政治传播的方式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明中后期的士绅们，通过学术团体的讲学、教化式的著述、严密的宗族管理和乡民自治的乡约，进行多方面、多样化的政治传播。通过政治传播方式的改变，明中后期士绅的政治传播更加深入和全面，影响力得到扩大，传播效果得以增强。总的来说，明中后期士绅通过创新的政治传播方式，传播革新的政治传播内容，给明朝以及传统中国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首先，由于明中后期士绅政治传播的内容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与传统儒学的伦理要求不符，因此加剧了士风和民风的失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加速了大明王朝的覆灭。另外，由于明中后期士绅对于乡民社会进行的多层次的政治传播，将乡民社会全面包裹在士绅的领导之下，从而推动了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又离现代政治文明近了一步。摘要：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经济体制的四次转变是不同时期国内品牌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历史背景。通过把建国后品牌发展的不同阶段与国家经济体制发展的不同阶段相结合，我们可以把当代中国品牌传播借力政治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一体期、磨合期和互动期。通过对当前较为繁杂的品牌传播与政治的相互关系进行梳理和归纳，可以把品牌传播借力政治的途径分为两种：一是品牌传播主动借力政治；二是两者之间的互动借力。品牌传播主动借力政治的途径有为品牌营造爱国的“政治语境”、使品牌获得主流媒体的“政治光环”、赋予品牌特殊的“政治身份”、策划品牌的公益性“政治营销”、提升品牌理念的“政治高度”等五种途径。当前，品牌传播与政治已发展到互动阶段，主要有品牌传播与政治人物的互动、品牌传播与政治在宣传层面的互动、企业品牌与国家品牌的互动等三种途径。但是，在品牌传播借力政治和两者的互动中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有品牌传播中的权力崇拜、品牌传播中的政治法律风险、品牌传播中对“爱国营销”的滥用、两者互相视对方为“工具”的问题等。因此，在品牌方面，应理性看待政治，规范品牌传播行为；在政治方面，应加强政策引导，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最重要的是，两者应该在价值层次开展更为主动和深入的互动协作，并最终以公众利益——民生为两者的价值契合点，真正实现我国品牌传播与政治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摘要：在当前中日关系的互动中，政府层面的传播实践活动显著增多。日本在两届安倍政府任期内以来，对华交往中主动争取传播主导权，完善以政府为主体的传播机制。安倍政府作为传播主体，以专业化的手段整合政治传播资源，实现了对传播渠道与媒体的影响力。确立了多渠道多样化的政府传播战略与技术手段，在日本国内外政治活动和多边外交场合频繁进行中国相关话题的传播。随着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保守化，中日关系与日本对华战略发生变化，安倍政府上台以来为了实现其启发日本国内与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利益的认识、调节国内外认同并转移日本国内矛盾、争取对华交往中日本利益的最大化，安倍政府依托一系列的组织机构，在多元化的媒体中实现涉华话题传播的议题设置。安倍政府对中国的认知和政治价值主张都通过大众媒体的扩大报道，将其主张的“积极和平主义”、“修改和平宪法”、“正常国家化路线”、“遏制中国”等一系列战略主张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涉华话题传播的话语中，进而影响受众对中国的认知。
安倍政府涉华话题的倾向性传播，在日本国内影响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理解框架，加速了日本网络右翼兴起，这种负面中国形象的传播导致日本民众对华的认同亲切感下降，恶化了公共外交与民间交流，甚至间接影响到了中日贸易的发展。在国际上的负面影响干扰到了中日间非政治领域的国际合作，增加了中国处理外交难题的压力，反向削弱了中国参与和解释国际秩序建设的影响力。中国需要花耗大量的精力与资源来应对这种负面影响，抓住时机，抓住矛盾，抓住传播话题的特征与科学规律，发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力。摘要：从意识形态概念，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和非意识形态概念，再到非意识形态化，构成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概念源起，其自身先天地包裹着非意识形态内容，这为其传播特征作出了合理化铺垫。从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两次高潮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现实表现中，可以深刻揭示其唯心史观和另一种意识形态输出的理论内核。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间政治价值观的差异、世界的全面趋同、全球化所引发的意识形态领域复杂性以及特定历史事件的催化构成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传播背景，更大程度地利用非意识形态内容、依托于人类普遍价值、运用多元媒介是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所呈现出的传播特征；究其原因，预见传统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弊病并顺应时代作出改变是其得以传播的形式因素，传播过程中所遵循的科学主义、非理性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路线，构成了其得以传播的内容因素。在分析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传播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启示之前，首先要明确传播对象的认同困境、民族地区的传播困境、传播主体的传播困境构成了我国意识形态传播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入挖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规范性价值、增加自身的亲和力与感召力，利用各种非意识形态形式，重视发展中的媒介是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传播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启示，同时，在改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应注意处理好单一性与多元性、开放性与包容性、批判性与建构性、政治性与日常性之间的关系。摘要：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是推动中国民主发展与完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推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根本上解决与改善“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而基层民主自治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体现。在当前中国，农民政治参与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而农村社会公权力的影响较为明显。社会公权力是公共权力的分支，源于社会内部治理，也是社会自治权的重要体现。目前我国社会公权力在农村中的主要组织形式为村民委员会与传统乡村社团。在两者的不断影响与作用下，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面临着制度问题与文化问题等两种主要问题。前者具体表现为村民委员会定位偏差导致政治参与的主体流失、组织化低下、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并存。后者具体表现为乡村文化活动难以形成居民文化黏性与正确的政治意识启发。可以说，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元的，但制度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是三大主因。面对上述问题，积极探寻相应的改善措施与解决方案则显得紧迫而必要。具体而言，应从农村社会公权力的两个主要组织形式出发，在村民委员会方面，应当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体系，细分梳理村党支部和乡镇政府角色，推进村委会的有关建设；在传统乡村社团方面，应当坚持正确的思想引导，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文艺水准，打造传统精品。关键词：社会公权力；政治参与； 村民委员会；乡村传统社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