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得勇 张志原 | 公共舆论的同质化及其心理根源 —— 基于网民调查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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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之一马得勇教授

——“第二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留影

摘要

我国的舆论引导政策假定公众的舆论倾向由其所接收的信息所决定。在信息传播相对自由的 新媒体时代，公众舆论倾向的形成不同于传统媒体时代，其更多地由公众自身既有的意识形态立场和诸如威权人格这样的心理特质决定，而作为外在因素的信息的影响力则比较有限。基于中国网民调查数据，对公共舆论的结构及影响因素进行的分析研究发现，当前网络公共舆论在结构上呈现出同质化倾向，即网民群体在一系列政治、社会议题上都出现了基于意识形态立场的态度分化。对舆论倾向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后发现，信息接收虽然在多数政治社会类议题上对公众的态度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但相对于意识形态、威权人格而言，其影响力更弱，且信息源不同，影响力也有差异。

关键词

公共舆论; 意识形态; 媒体信息; 威权人格; 威胁感; 网民 

面对一个社会舆论话题或公共事件时，公众做出的评价和判断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谎言重复一千遍真的可以变为真理吗? 国内外已有众多学者进行了研究。从研究成果的数量和深度而言，当属美国学术界成果最为卓著。近年来，国内学术界(特别是传播学界) 从国外翻译和引进了不少新闻和信息传播的理论和研究成果，为国内学术界与国际学界的对话和交流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然而，由于美国等发达民主国家的信息传播环境和中国存在很大差异，美国学者创造的传播理论和分析视角在解释中国的政治传播现象时往往面临水土不服的境遇，而一些有关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信息操控理论在解释当今中国的信息传播和舆论发生机制时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在互联网高度发达和信息源日益多样化的今天，中国民众在诸多舆论热点话题上的态度产生了哪些变化? 中国民众的舆论态度在形成机制、影响因素等方面与西方国家、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又有哪些不同? 

长期以来，我国在舆论方面的政策基本基调是通过宣传和引导，使民众支持现有秩序和党的执政地位。但是这一政策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公众在某议题持赞反态度完全是由其所接触的信息及这些信息隐含的立场所决定的。在此前的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舆论引导政策应该说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也基本未遇到挑战。但需要注意到，之前取得的效果有两个前提:第一，公众获得新闻及信息的渠道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基本不存在替代性信息;第二，公众对官方发布的信息持有较高的认可度， 即官方信息具有权威性。然而，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舆论宣传和引导政策的前提假设已经很难成立。大量非官方信息经过互联网及其他通讯工具发布和传播。学校、家庭、政党组织等政治社会化和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组织能否将官方主导性话语灌输给受众并使其相信值得进一步研究。在这种社会环境和信息传播技术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公众对舆论议题的态度是否仍由其接收到的信息所决定，是一个需要重新思考和检验的问题。在不同的政治社会环境和制度 下，特别是存在替代性信息源且无法强制公众相信某件事的条件下，舆论的生成机制存在很大差异。人们在对政治社会事件做出判断时，其深层次的心理机制很有可能对人们的态度产生稳定而重要的影响。因此，探索和分析舆论生成的政治社会化机制和深层次的心理动机，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互联网时代中国网络舆论的形成规律，也有助于执政者的科学决策。由于网民在当今中国的舆论生成和传播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以中国网民为对象，对普通中国民众的舆论态度进行分析。

一、公共舆论及其形成

公共舆论可以被理解为公众对公共领域中特定的社会问题、公共事务和议题等的观点和态度的汇集。舆论和民意紧密相连，民意是舆论的内核，舆论是民意的外化。民意和舆论在不同的体制下、不同时期会出现重合或者分离。一般而言，人们认为在独裁、威权等非民主体制下，舆论被掌权者操控而偏离真正民意的程度要远大于民主体制下，而现实中的民主体制也很难实现民意和舆论的完全一致。 也就是说，舆论未必能够真实地反映民意，或者舆论很可能会被各种力量操控而偏离真实的民意。 

公共舆论由许多不同领域的议题组成。公共舆论有可能表现为同质性(homogeneous) 的，即作为个体的民众在诸多社会政治议题上的态度是高度相关联的。公共舆论也可能是异质性的( heterogeneous) ，即个体在相似的社会议题上的态度是随机的和偶然的，并不存在诸多议题上的态度之间的关联性。舆论的同质性往往以意识形态立场或个体的心理特质为基础，外在信息在决定其对舆论议题的态度上变得不再重要。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 是舆论同质性的心理基础，该理论认为个体会选择性接触那些与自己的信念或政治立场相一致的信息从而为自己的观点做辩护。国外新近的研究还显示，面对有争议的舆论议题，个体会选择那些与自身所属党派立场一致的舆论态度，并且议题在两党间争议越严重时，个体越支持自身所属政党的立场。[1]  同质性在最近几年的国内舆论话题或热点社会事件中体现得比较突出，比如在城管与摊贩的冲突中，支持者与反对者在类似事件中往往采取相同的立场或态度，而不管冲突中是城管粗暴执法而引发冲突还是摊贩无理占道影响交通而引发冲突。舆论的同质性意味着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真实与否已经变得不太重要，公众自身的内在特性成为决定舆论态度的关键变量。舆论的同质性还体现在对政府政策或话语的支持与反对上，支持政府者往往赞同所有政府的政策和话语，不论其本身是否合理，而反对者则反对所有政府的政策和话语。舆论的同质性不同于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极化或趋同。极化指公众在众多议题上呈现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两极分化，中间立场者越来越少。趋同指人们在舆论议题上一边倒地支持或反对某一方观点，而舆论的同质性是说在观点存在分化的状态下，人们在各种议题上存在相同的立场。分析舆论同质性或异质性的意义在于，在现代社会或后现代社会，同质性的舆论倾向结构可能比异质性舆论倾向结构更容易带领整个社会走向极端或者对抗。 

扎勒(John Zaller) 指出，公共舆论可以被视为信息与价值相结合的产物，媒体信息可以帮助公众形成认知的焦点，而人格、心理、意识形态等更为稳定的价值因素，则帮助人们做出态度倾向的决定。[2]  扎勒的概括基本指出了当前公共舆论研究的两种取向:一种探讨公共舆论的“内因”，分析个体的人格特质、心理状态、价值基础等因素会对舆论倾向的形成产生影响; 而另一种则将重点放在外部 信息如何影响受众的舆论上。政治学背景的学者更多地从第一种视角研究舆论倾向，而传播和新闻学背景的学者更多地以后者为研究视角。进入1990 年代以后，两种研究视角相互融合，但各自关注的重点仍有所侧重。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 和框架( framing) 是两个与公共舆论相关的最为著名的理论。这两种理论同样也是相互融合又各有侧重。本文将首先从影响公众舆论倾向的因素着手来分析舆论形成，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本文的分析框架。大体而言，舆论的形成因素可以从意识形态、心理人格、政治社会化三个方面对现有的研究进行概括。 

(一)意识形态 

基于马林斯( Mullins) 的定义，意识形态可以被视为“基于一定的历史观和对未来社会发展所形成的认知与评价，并计划采取集体行动来维持或改变当前社会的一种逻辑一致的符号体系”。[3]  对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源自于康沃斯( Converse)， 他指出意识形态发挥着重要的约束作用，通过意识形态，人们的政治态度被整合到一个信念体系中，并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进而影响人们理解政治信息、参与政治实践。[4] 在这种视角下，意识形态更多地成为了一个整合政治态度的逻辑框架和处理信息的图式，可以帮助人们简化所接收的政治信息，降低决策成本，做出便捷且合理的政治评价与决策。[5] 但即使是存在着比较明确的自由派—保守派分野的美国，公众对个人政治立场的认知也往往是模糊的，因此，这种含义下的意识形态仅仅为少数高政治意识的人所拥有，不容易实现。[6] 

另一些学者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基于特定心理需求或动机而产生的信念体系，在这一视角下，意 识形态更多地是一种社会、心理的产物，而并非逻辑的形式。[7] 乔斯特( Jost) 认为意识形态由两个维度构成，即对于变革和平等的态度，反对变革、抵制平等往往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或是右派相关联。[8] 这一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在近来的研究中为更多的学者所采用，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证实。但有一 些学者对这一划分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在一些前共产主义国家，由于政治文化历史的影响，这些国家的左派也往往存在着反对变革的倾向，因此对待平等的态度更应该成为划分左—右派的基础。[9] 

就意识形态与舆论倾向的关系来说，更多地呈现出一种核心信念—边缘态度的结构。意识形态构成了人们对于政治问题的基本态度和看法，这种信念具有基础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即使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民众也保有对这类信念的态度;而表层的舆论倾向则更多地是对于具体议题的偏好和评价，它们基于一定评价标准而产生。核心政治信念会对具体议题的态度产生影响，但这两者并不始终保持一致。在美国的研究中，费尔德曼( Stanley Feldman) 指出，经济个人主义、机会平等和自由市场构成了美国民众政治信念的核心，并进一步影响了民众对于各类具体议题的态度。[10] 此外，有许多研究已经证实，拥有不同意识形态的群体往往会在具体的社会议题上出现态度分野，如在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公民权利、种族平等、社会福利、同性恋权利、堕胎合法化等一系列问题上都存在着分歧。[11] 

那么，当前中国民众的意识形态倾向又是怎样的呢?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普及，普通民众可以更便捷地获得不同来源、观点的信息，也能将自己对于政治、社会议题的意见进行表达。乐媛、杨伯溆基于对网络 BBS论坛上的发言进行分析后发现，当前中国网络公共空间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左—右立场之分。[12] 马得勇等对网民的调查数据结果同样证实了这一点，他进一步指出，网民的左右立场还与具体的舆论议题倾向紧密相关，左派网民具有更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更加认同传统主义和维护现秩序，在外交上也更加强硬。[13] 然而目前国内尚没有对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公共舆论倾向的形成这一问题进行过研究。 

(二)心理人格 

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个体的人格、心理特质对于舆论倾向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人格特征形成于生命阶段的早期，而一旦形成了较为固定的人格模式，将会在一生中保持相对稳定。[14] 当外界环境对个体做出一定的刺激时，人们会依照已形成的人格特征做出反应，因此人格因素在政治态度的形成中发挥着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在这一视角下，“大五人格”模型常常为作为人格特质的测量指 标用于实证研究中。而近年来，一些心理认知模式也被纳入到实证研究中，如认知闭合、威胁感等，这 些认知与基础性的人格不同，它们既可被视为是情境的函数，也可以看作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质。 此外，威权主义人格也是政治心理学研究中使用较多的预测变量。

1． 开放性与认知闭合 

基于 McCra 和 Costa 的定义，人格特质是个体在思想、情感、行为模式倾向上的差异性维度。[15] 而在对人格特质的测量上，McCrae 提出的大五人格模型被认为可以涵盖人格描述的所有方面，具体包括外倾性( extraversion) 、神经质( neuroticism) 、开放性( openness) 、宜人性 ( agreeableness) 以及尽责性 ( conscientiousness) 。在将大五人格与政治态度进行关联的研究中，“开放性”则构成了预测政治态度的核心维度。低开放性往往与许多社会、文化方面的右翼态度相关，如威权主义、抵制变革、传统主义、爱国主义、家长权威以及宗教保守主义等。[16] Harald Schoen 和 Siegfried Schumann 则对大五人格与公众的党派支持态度进行了检验，并发现开放性会使人们更倾向于社会自由主义，而神经质则会使人们倾向于反对经济社会变革。[17] 

在当前的心理学研究中，许多学者提到了认知闭合需要与大五人格中开放性特质的相似性。认知闭合需要( need for closure) 可以被理解为个体在应对模糊性时，期望获得明确、清晰信息的心理倾向。[18] 它通常被描述为一种获取( seizing) —冻结( freezing) 的过程:即面对不确定情况时，认知闭合高的个体希望快速寻找到信息并做出决策，而在判断形成后，又会抵制新信息，固守已有的信念。[19] 一 些学者指出，认知闭合需求的产生与对于不确定性的规避密切相关，在大五人格中的开放性得分低的人，更容易产生规避不确定性的心理，从而提高了认知闭合的倾向。高认知闭合的个体往往表现出低开放性，并且也会持有更强的威权主义、抵制改革、文化传统主义的态度。[20] 除了预测政治态度，认知闭合需要也会影响对于信息的接受程度，高认知闭合会减少对于信息的获取量。而当面临较高模糊性的时候，认知闭合需求也会发挥中介作用，抑制因模糊性提高而带来的信息需求。[21] 

2． 威胁感 

威胁感也是影响舆论倾向的重要因素。威胁( threat) 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来源于现实的威胁，如恐怖袭击、社会压力等，而另一种则是人们在接受了现实威胁后产生的“威胁感”，如将世界视为充满危险的，对于死亡的焦虑等。那么，如何理解这两者的关系? Jost 对政治态度的人格基础进行总结后，提出了动机性社会认知理论，在这一框架下，当现实中的威胁和不确定性被感知后，会产生知识性、存在性和意识形态性三种动机，这三种动机的功能在于管理和应对现实中的威胁，从而抵消不安感，而最终的结果则是导致了政治保守主义倾向的提升。[22]

3． 威权主义 

早在20 世纪40 年代，威权主义作为一种心理学概念便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弗洛姆指出，人们当面临着充满威胁和不确定的世界时，会产生“逃避自由”的威权主义倾向。[23] 而阿多诺( Adorno) 则构建了基于弗洛伊德学说，解释法西斯主义及种族主义心理基础的威权主义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F量表。[24] 奥特迈耶是威权主义人格研究中的代表性学者，他提出的“右翼威权主义”理论 (Ｒ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简称ＲWA) 将威权人格分为了三个部分，即威权主义服从( authoritarian submission，对于权威的高度服从) 、威权主义攻击( authoritarian aggression，对于不服从权威者的批判态度) 和传统主义( Conventionalism:对于传统规范、价值的遵守) ，并由此发展出了右翼威权主义量表 (ＲWA) 。[25] 奥特迈耶认为，威权主义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它的形成源自于社会学习，家庭、学校、 媒体等社会化主体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26] 

威权人格如何影响人们的舆论倾向呢? 目前许多实证研究证明了威权人格与左—右立场的关联， ＲWA 量表得分高的民众往往更容易持保守、右翼的意识形态。[27] 而在具体议题的政治态度上， 高威权主义群体往往会持有更强的偏见和不宽容的态度，支持加大对犯罪的惩罚，在文化上持保守主义，表现出更高的宗教虔诚等，[28] 尽管威权人格已被证实是预测舆论倾向中非常有效的变量，但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应用依然有限。在对中国网民意识形态的分析中，马得勇和王丽娜的研究结果显示，威权主义倾向越强的网民政治立场更加偏左，[29] 然而对于威权人格如何进一步影响舆论倾向尚缺乏进一步的研究。

(三)政治社会化 

如果说人格论揭示了舆论倾向如何受个体的心理特质影响的话，那么政治社会化则更多地强调社会与个体的互动如何塑造了人们的政治、社会态度。[30] 家庭、学校、媒体、各种政治组织、非政府组织、个人的社交网络等各种政治社会化途径都可能对个体的舆论倾向产生影响。这些组织不仅会对舆论倾向的形成产生直接的塑造作用，早期政治社会化经历也会影响心理特质和意识形态的形成，从而对舆论倾向产生间接影响。但是，要对这些渠道的影响进行甄别和分析以判断到底是哪个渠道的影响大、影响的方向如何却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中国一直很重视对民众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学 校、党组织、媒体可以说是实施政治社会化、灌输其政治主张和政策，并对包括儿童在内的民众进行思想教育和宣传的三个主要途径，也是学者关注较多的几个途径。 

1． 教育 

教育作为一项基础性的政治社会化因素，对公众舆论态度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美国的研究中，认知练达度( cognitive sophisticated) 是一种经常被提及的解释机制: 教育的增加可以提高个体的认知能力和对于社会规范的理解能力，进而影响态度的形成。[31] 在美国，拥有更高教育程度的民众在政治议题的态度上会更加倾向于自由和平等。[32] 

当前西方的研究大多是置于信息开放的环境下，而在威权体制下，教育所发挥的“教化”作用更加突出，如坎托尼( Davide Cantoni) 等人对中国的新课标改革进行了分析，并指出新版政治课教材可以更好地发挥“框架”作用，使学生的政治态度更加亲政府。[33] 但黎安友和史天健在对1989年后的中国民众政治态度的分析中发现了另一种影响机制，他们认为，在西方国家主要存在的阶层、认知练达度两种影响机制在中国并不明显，相反，教育程度带来了中国精英—大众的区分，并使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怀有更强的国家责任感和更强的民主、自由倾向。[34] 在高等教育日趋普遍化20多年后的今天，教育又会对中国民众的政治、社会舆论态度产生何种影响? 这仍有待于分析。 

2． 政党 

政党组织作为现代政治中的重要参与者，也会对民众的舆论倾向产生重要影响。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党在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是连续而稳定的，许多民众往往终身保有对特定政党的支持。在具体的议题态度上，民众甚至需要依靠政党线索来帮助自己做出决策。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各级党组织都是其进行思想教育和宣传的重要途径。中共不仅可以通过其控制的教育、宣传等机构向民众传达其理念，也可以将民众吸纳进共青团、共产党组织来影响其政治、社会倾向。几乎每个希望加入党组织的人都需要进行党校的培训和学习。加入党组织后，大多数 党的基层组织都会定期召开组织生活会等活动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每当出现突发事件或者重大政治经济事件时，党组织还会临时召开会议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精神。因此，党员在各种舆论话题上的态度应该与官方立场更为接近。但是狄忠蒲( Bruce J． Dickson) 的调查发现，相较于信仰追求，物质利益已成为大部分大学生入党的主要动机。此外，他也指出，党员身份对于中央政府信任度有正面影响，但这一影响对于地方政府信任却并不显著。[35] 因此，党员身份对民众舆论议题的判断上 是否有影响，仍需要进一步分析。 

3． 媒体信息 

媒体信息如何塑造公众的舆论态度一直是传播学界和政治传播研究的重点。早在1920年代，李 普曼就指出公众对世界的看法受到媒体信息的重要影响，1970年代，麦库姆斯和肖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对媒体议程如何影响公众议程进行系统的梳理。随着传播学理论的不断发展，议程设置( agenda setting) 、框架效应( framing) 和启动效应( priming) 构成了公共舆论形成研究中的主要理论基础。 议程设置是政治传播学早期研究的重点，这一理论认为，媒体对于特定事件的强调会引发公众对于这一议题的关注，两者具有很强的相关性。[36] 对于框架效应的研究，则在近十几年间成为了主流。框架效应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种过程: 对于某一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当媒体采用一种特定的角度进行解读，会使议题的某一方面的内容被凸显出来，进而影响受众对此的观点。[37] 而当媒体报道激活了人们的特定认知，并将这种认知用于评价政策或政治人物时，启动效应就发生了。[38] 关于这三种理论的关系，在麦库姆斯看来，议程设置意味着议题显著性由媒体议程向公众议程转移的过程; 而启动效应可以被视作议程设置的结果，即公众受到媒体议程的影响后，对政策议题或政治家进行评判; 框架则被视为是议程设置的第二层次，是一种属性显要性从媒体向公众的转移。[39] 这三种理论更多地反映为研究取向的差异，它们共同反映了媒体信息在塑造公众态度上的丰富图景。 

在对民主国家的政治传播研究中，大部分的研究是以信息的自由发布和传播为基础条件的。如果社会政治信息的传播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时，或者民众接触多样化信息存在一定的障碍时，公众的舆论倾向的生成机制与信息自由传播条件下很可能是不同的。罗伊特(Ｒeuter) 等对俄罗斯选举舞弊的研究表明，自由度较高的社交媒体平台使用可以增加民众对于选举舞弊的认识，但受到操控的国内社交媒体使用却不能产生这种作用。[40] 在半开放社会中，信息并不能完全自由流动，执政者会根据统治的需要对何种信息可以在公共领域传播进行筛选和屏蔽。对信息传播的这种干预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可能就是，那些有能力也有意愿从不同的途径获得性质和内容不同的信息的人，其舆论倾向很可能与普通民众或者那些不在乎信息来源的人群有所差异。唐敏和呼和纳日松的研究发现，网络信息构成了不同于官方媒体的“替代性框架” ( alternative framing) ，从而降低了特定政策议题上民众对于政府的支持程度。[41] 朱江楠也指出，接触的小道消息越多，对于政府腐败的感知也就越强，而对于大众传媒的接收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这种不利影响。[42] 这意味着，竞争化的信息来源会使民众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信息，从而影响其对舆论话题的态度。因此，公众是否对接收到的信息及其内含的立场全盘接受或拒绝，不仅仅取决于信息自身的倾向，更重要的是，它可能受到是否存在竞争性信息这种情境( context) 的影响。但是，此类研究存在一个重要的缺陷，即研究者假定信息接收者的判断基本由 外在信息所决定，其基础性政治态度和心理特质不会对其判断产生影响，而这一假定很难成立。 

通过对有关个体舆论倾向的形成机制方面的文献梳理后我们发现，影响舆论倾向的自变量主要可分为三类:政治社会化渠道、个体心理特质、意识形态倾向。这三类因素彼此间关系以及对舆论态 度的影响如图1所示。这里的政治社会化的途径主要包括: 家庭、学校、媒体( 又可细分为官方媒体 和非官方媒体) 、 ( 政党) 组织、个体社交网络。个体心理特质主要包括认知闭合、威权人格、威胁感三个方面。意识形态则主要指左—右翼政治意识形态立场。政治社会化既是一个宏观层次的变量，也 是微观层次的变量。从宏观层次来看，政治社会化随整个社会政治发展而变化，在从一个封闭型体制向开放性体制发展过程中，政治社会化的各个途径也发生了变化，也将会改变舆论生成的场域，从而改变个体舆论态度的形成机制。例如，当信息源从一个声音一种立场变为多个渠道多种立场并存时， 意味着信息场域的情境发生了重大改变，这种情境的改变很可能会使公众在做出判断时基本由其所接收的信息决定转变为个体内在特性和外在信息双重作用。也即，公众在对舆论议题做出判断时，影响其判断的因素则可能比信息本身更多，比如个体的意识形态和心理特质。

二、研究假设、概念操作化与数据来源

本文认为，舆论的同质性可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结构上的同质性，即在政治、经济、社会等不同领域的议题上，网民会基于意识形态立场出现一系列舆论态度的分化，左者恒左，右者恒右; 二是形成路径上的同质性，基于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舆论倾向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心理特质、政治社会化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倘若在政治、社会等不同议题上网民舆论倾向存在着相似的人格及社会化基础，则可以判定舆论形成路径也是同质的，反之则是异质的。基于这一划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将包括两部分: 首先，将对网民的在不同议题上的舆论态度进行分析，力图理清当前网民舆论倾向的基本结构。其次，将对网民舆论倾向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意识形态、心理特质和政治社会化将成为三个主要的影响因素来源，并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各类舆论态度的因素进行比较。

然而，由于分析资料和数据的局限，构建如图1 所示的分析模型实际上十分困难。这不仅因为不少政治社会化的因素属于宏观层次的变量，比如中国的教育体制，无法分解为个体层面的数据，而且因果机制的路径分析也难以做到。因此，本研究的模型只好简化为如图2 所示模型。

(一)研究假设

网络公共舆论包含着许多不同的话题，对于单一舆论倾向的分析显然不能勾勒出舆论的整体图景，因此本文将从不同领域选取几个代表性话题进行分析，考虑到数据库指标的有限，本文所要分析的舆论话题包括政治类议题和社会类议题两类，政治议题涉及网民对于外交、民主、政治支持、言论自由的态度，社会议题主要包括网民对于后现代价值、环保和转基因等议题的倾向。具体的解释变量则包括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化和心理人格三个大类。

1． 舆论态度的同质性

在对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的公共舆论研究中，舆论的同质性是学者们经常提及的一项特征。民众往往会根据党派、意识形态立场决定自己的一系列政治、社会态度，党派线索越强，公众在议题上的态度分化就越明显，舆论倾向的同质性也就越强。[43] 在互联网时代，博客等网络社区的出现使得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各自的群体中互动较多，但相互之间互动较少，这进一步加剧了舆论态度的同质化倾向。[44] 相较而言，对于中国网民群体舆论态度同质化倾向的研究还非常少，但也有一些学者指出了当前存在着的“极化”“对立”特征。[45] 基于笔者的观察，在微博、微信等网络社区，网民通常会就一系列政治、社会议题持相近的立场，不同立场的网民之间往往会发生激烈争论和攻讦。因此，本文猜想，中国网民在舆论态度上存在着一定的同质性特征。此外，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基础性政治态度，往往在普通民众做出判断时发挥重要的影响。马得勇和王丽娜的研究表明，意识形态越偏左的网民相较于偏右的网民，往往会持更加支持政府的舆论态度，在外交上持强硬态度，同时也更抵制后现代价值。在本研究中，我们除了检验上述的假设是否成立，还将分析意识形态与选举民主、言论自由、经济和环境、以及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通过这种相关性的检验，希望能够回答意识形态与各类舆论议题之间是否存在同质化现象。

因此，本文的第一个假设是:

假设1: 中国网络舆论场存在同质化现象

2． 威权人格、认知闭合、威胁感与舆论倾向

本文中涉及的主要心理特质包括威权主义人格、认知闭合需求和威胁感。对于这些心理特质的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路径。一些学者将其视为一种人格特征，它们形成于人生命历程的早期阶段，甚至要早于特定政治态度的形成，而这些特性一旦形成会在一生中保持稳定。而另一些学者更多地将其视为一种基于应对现实中的刺激而发展出的认知模式，会随着情景而做出灵活的调整，这一类学者也更多地采用实验的方式进行研究。在本文中，我们更多地将威权人格等因素视为一种具有稳定性的心理特质来看待。

那么，心理特质会对中国网民的舆论倾向产生影响吗?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选取了三个心理特质，即威权人格、认知闭合与威胁感，来分别考察其对个体舆论倾向的影响。我们推测，个体心理特质的这三个方面，均会对其舆论倾向产生影响。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 个体的威权人格影响其舆论态度

假设3: 个体认知闭合特质影响其舆论态度

假设4: 个体的威胁感认知水平影响其舆论态度

3． 政治社会化与舆论倾向

学校和党组织是我国当前实施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那么，当公众在判断政治类议题时，特别是政府在这些议题上具有明确的态度时，这两个途径可能会对普通公众的舆论态度产生影响，受教育越多的民众和加入党组织的民众可能会与政府的态度更接近。此外，信息的接收途径也很可能会影响民众的舆论态度。当官方对某个舆论议题具有明确的态度时，经常接触官方媒体的民众可能会在判断和评价舆论议题时受其影响，而经常接触微信、微博等非官方媒体或者信息较为多元的媒体的民众可能也会受其影响，但这一影响可能与官方的相反。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 官媒和非官媒对网民的公共舆论倾向产生方向相反的影响

(二)概念操作

1． 公共舆论倾向

在舆论议题的选取上，本文主要选择了政治和社会领域的7 个热点议题进行分析，在政治议题方面，使用了外交态度、民主价值、言论自由和政治支持4 项。[46] 在这4 个政治性议题上，官方均有较为明确的表态，尽管这些表态在有些时候会被刻意强调，有些时候则被淡化处理。在社会议题方面，选取的是“后现代价值”“环境保护和发展经济何者优先”以及“是否禁止转基因食品”3项。[47] 在3 个舆论议题上，官方不太经常提及，也没有明确的态度。不可否认，由于每天都可能出现新的政治或社会议题，这7 项议题显然不能代表当前网络舆论的全部，但是作为基础性的、长时段的、稳定的舆论议题，我们认为网民在这几个议题上的态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网民的基本舆论态度倾向。

2．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测量一般分被访者自评和运用指标体系测量两种。马得勇等提出，“个人权利—国家权力”( 政治维度) 、“政府干预—经济自由”( 经济维度) 和对毛泽东功绩的态度( 历史遗产维度) 共同构成了中国普通民众的意识形态立场，并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三方面的稳健性和与网民政治态度的相关性。[48] 本文沿用了这一划分方法，具体而言，采用了5 个议题用以测量网民的意识形态，并通过因子分析抽取了一个公因子。[49] 为了提高测量的效度，本文也设置了受访者自评的左—右立场指标，同时运用两种测量方法来分析意识形态和舆论态度之间的关系。

3． 心理因素

威权人格是政治态度研究中使用较多，同时也被证实为影响效力较强的心理变量。在威权人格的测量上，奥特迈耶的右翼威权主义量表(ＲWA) 是最经常被使用的测量工具，具体由威权主义服从、威权主义攻击和传统主义3个维度组成。[50] 本文参考了奥特迈耶的指标体系，从这3个维度选取了6个指标来测量威权人格，并运用因子分析方法从6 个指标中抽取了1个公因子。[51] 

在实证研究中，对于威胁感的测量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其中“危险世界”是一种被经常使用的概念，用于描述一种一致的、稳定的世界观。根据达吉特( John Duckitt) 建立的10个指标的量表，在“危险世界”量表得分高的人，往往倾向于将世界视为充满危险的，善良人们的信仰和生命受到坏人的威胁。[52] 本文借鉴了Duckitt 的危险世界量表，选取5 项指标进行测量。[53] 

此外，对于认知闭合需求，由于问卷测量内容的限制，对于Webster 和Kruglanski 的NFCS 量表所包含的五个维度，我们只选取了代表心理封闭、决断性和结构偏好的5 项议题进行测量。[54]

4． 政治社会化

在政治社会化的途径方面，由于现有数据库的限制，我们将重点分析教育程度、中共党员资格与信息接触的影响。教育程度是一个取值为1—4 的定序变量，分别代表初中以下、高中、大学和研究生。党员资格则是一个二分的虚拟变量。此外，本文使用“您经常从下面这些渠道获得政治新闻、时事评论等消息吗?”来测量网民对各种媒体信息的接触频率，通过央视、人民日报的接收程度这两项指标抽取官媒因子，通过微信、微博以及海外媒体的信息接收抽取非官媒因子。

(三)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的网民群体为主要调查对象。从2012 年起，我们陆续在一些网络平台上进行过问卷的发放，收集网民舆论态度的数据。2015 年，调查小组对于问卷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和修改，并在问卷网、新浪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上同时进行了问卷发放，吸引网民自愿填答。问卷网的答题者是该网站的注册用户，通过填答各类问卷获得奖励，其构成更加接近于一般的网民群体，在收集问卷时还根据实际网民的性别比例( 男女比例56: 44) 设定了答题者的性别比例。由于该网站在网民答题的多个环节采取措施保证答题者尽可能真实回答问题，比如通过限制翻页时间来避免网民不看题目只勾选答案的情况，因此答题的真实度是比较高的。新浪微博发布的问卷主要通过该网站的推广功能，使更多的不属于研究者及其团队之外的用户能够看到该调查的广告，并自愿选择答题与否。而通过微信朋友圈和研究者朋友转发等方式，我们也收集了800 多份问卷。表1 反映了答题网民的来源及数量。在随后的分析中，还将通过对不同的网民群体的分析，来观察其在舆论态度上的差异，并在相关和回归分析中根据网民群体分别检验相关假设。

为保证问卷可信度，我们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在收集问卷过程中，随时查看后台数据，通过人工浏览的方式删除了一些明显不认真填答的问卷，并剔除了答题时间在7分钟以下的问卷。此外，在问卷中还设置了“请问您在多大程度上如实填答了问卷”的题目，以此为依据，真实度自评低于8 分( 10 分制) 的问卷也被剔除，最后共获得有效问卷3 600 份。

三、中国网民舆论倾向及其根源

(一)舆论的同质化

中国网民的舆论结构是怎样的?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通过描述性分析，对当前中国网民政治社会态度的基本情况进行描绘。在当前的互联网环境下，有学者指出我国已经出现了网民的舆论态度分化，那么，这种分化是否存在? 又会具体表现在哪些具体的问题上? 在图3中，笔者运用AMOS软件对网民群体在不同议题态度上的相关性做了分析。从图中所标出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到，本文所选取的四项政治类议题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 相关系数大于0.75) ，相对而言，三项社会议题之间的相关性则较弱，甚至不相关。而在政治类议题和社会类议题之间，虽然大部分相关系数是显著的，但相关程度普遍较低。

对上述议题与意识形态的相关分析后发现，7项议题中除了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与意识形态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相关外，其他均与意识形态存在相关性，政治性议题与意识形态的相关度明显高于社会性议题的相关度。这或许意味着，意识形态对于不同类别舆论议题的影响是不同的，政治类议题方面更容易出现基于左右立场的态度分化，而对于社会类议题，这种舆论倾向的分化较不明显。

相较于普通网民而言，微博网民群体在舆论的塑造和传播中的作用要明显大于普通网民。因此，微博网民在舆论议题上的态度结构可能与普通网民存在差别。为此，我们分别对新浪微博的网民和普通网民( 问卷网注册用户) 的舆论态度结构图做了分析。图4 和图5 分别展示了微博以及普通网民在议题倾向间的相关关系。可以看到，无论是政治议题、社会议题各自内部，还是这两种议题之间的相关性上，微博网民群体都要强于普通网民群体，换言之，微博网民相较于普通网民而言，拥有更强的舆论同质性特征。

除了从网民群体角度分别进行相关分析外，我们还分别用职业类别、对政治的关注度、性别等角度分别做了相关分析，发现网民在议题态度上的同质性在各类子群体中基本一样。这表明舆论议题同质性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并不限于某个特定群体。

通过三个网民群体对各类舆论议题的态度的相互关系可以发现有如下几个特点: 1．在政治类议题上，网民的态度呈现较强的相关性，也即舆论态度的同质化倾向明显。2．在社会文化类议题上，网民的态度的相关性较弱，即同质化倾向较弱。3．在政治性议题和社会文化性议题之间，网民的态度的同质化现象相对较弱。4．尽管新浪微博网民和普通网民在舆论态度上均呈现同质化现象，但微博网民在各类议题上的态度同质化倾向要比普通网民更明显，也就是说微博网民在各类政治、社会议题上更容易表现出立场一致或一贯的态度，而普通网民则更容易在这些议题上持不稳定、分散的态度。

(二)网民舆论倾向的根源

通过对中国网民舆论倾向的现状进行描述分析，我们基本证实了当前网络上的各类议题态度已出现了基于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分化，中国的网络公共舆论表现出了同质化的倾向。但尚不清楚舆论倾向的影响因素及形成路径，而对于议题形成原因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议题同质化是如何形成的。因为如果不同的议题具有相同的形成原因，那么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人们在议题上的态度会存在同质化倾向。为此，我们构建了关于舆论倾向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因变量包括本文所涉及的7项议题，即强硬外交、民主价值、言论自由、政治支持、后现代、转基因、经济VS环保。在自变量方面，本文的解释变量包括政治社会化、意识形态、心理特质三个方面，具体包括党员、教育程度、官媒—非官媒信息接收程度、左中右立场、认知闭合需求、威胁感和威权主义，同时也将性别、年龄、年收入等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到分析中，具体构建的7个回归模型见表3。

总体来看，对于政治和社会两类议题，政治社会化、意识形态和心理因素三个方面的解释变量都会产生影响，但在影响的程度和方向上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具体而言，我们将对这三类因素对每一项议题的影响分别进行分析。

首先，在政治社会化因素方面，本文具体选取的解释变量包括党员身份、教育程度和媒体影响。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党员身份在7项议题中的有6 项对议题态度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影响，仅仅在“政治支持”中，拥有党员身份的网民更加支持现政权，但影响程度十分有限( 标准化回归系数仅为－0.033) 。这表明作为政治社会化重要途径的党组织，在舆论态度的形成中发挥的影响很小。

研究发现，教育程度越高，在政治上会越倾向持有温和的外交态度( 0.047) ，同时更支持言论自由( 0.038) ，但教育对于民主价值观和政治支持议题的态度则是不显著的。与此同时，教育对于社会议题的影响则是复杂的，我们发现，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倾向支持转基因( 0.092) ，更支持优先发展经济而非环境保护。在本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一些议题上的结果与黎安友等人的观点相同，即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会越倾向于持有自由化的政治倾向。同时，教育程度也可以显著影响到作为一项新问题的转基因议题态度，并更支持转基因技术的使用。这表明，教育程度或许也提高了民众的认知练达度，进而对一些新议题展现出更为包容的态度。

通过回归检验，发现官方媒体信息对政治类议题的态度的影响在统计上是显著的，接触官媒信息越多的网民，其舆论态度更倾向于外交上强硬(－0.090) 、抵制言论自由(－0.060) 、反对民主价值(－0.126) 、支持现政权(－0.083) ，但从回归系数来看，这些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与此同时，官方媒体在3 项社会议题上的影响都不具有显著性，无法对网民的社会态度产生方向明确的影响。在非官方媒体方面，接收非官媒信息会对网民的政治态度产生与官媒完全相反的影响，网民接收的非官媒信息越多，就越会持更加温和的外交态度(0.052) ，认同民主价值(0.024) ，支持言论自由(0.039) ，并对其现政权的支持度相对更低(0.034) 。这和我们的假设基本相符。这也暗示着，以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官媒，和以微博、微信、海外媒体为代表的非官媒间在对公众舆论态度的影响上是一种竞争性关系。在社会议题上，接受非官方信息越多，就越容易认同后现代价值(－0.080) ，并主张经济发展重于环保(－0.120) 。相较于官媒，非官媒在塑造公众对于社会议题的态度上更加成功，但在影响方向上仍然是不一致的。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除了转基因议题一项之外，网民的左右意识形态立场对其他政治、社会议题的态度均有解释力。但意识形态对于政治、社会类议题态度的影响也存在着差异。通过对标准化回归系数的比较，可以发现，网民的左右立场是政治议题态度重要的影响因素，标准化回归系数普遍达到了0.35 及以上。相比之下，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类议题态度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而在转基因议题上甚至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0.028) 。因此，意识形态对于不同类型议题的影响程度是有差异的，相较于社会议题，政治议题更容易出现基于左右立场的态度分化。

这一部分使用的意识形态指标，是由我们主观选取的5 项议题抽取的一个因子。这一测量方式的效度问题得到了已有研究的证实。但是在分析公共舆论倾向时，这种方式可能会带来内生性问题，即测量左右立场的指标和政治议题本身在内涵上是一致的。为了消除这种内生性问题可能导致的结论错误，使用了网民自评的左中右立场作为测量意识形态的指标放入回归模型中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内生性的问题，因为网民在对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评价时，未必是根据我们设定的那些指标来评价。如果网民自评和指标测定两种不同的测定方式中意识形态立场均对舆论议题态度具有统计上的影响，那么我们将自信地认为意识形态确实对舆论议题态度具有实质性的影响。从结果上看，网民自评的左中右立场仍然对强硬外交，选举民主，言论自由，政治支持，后现代价值，转基因等6项议题有着统计上的显著影响。因此，我们认为意识形态对于公共舆论倾向的影响总体上是显著且稳健的。

本文所涉及的心理学变量包括威权主义人格、威胁感和认知闭合需求。首先，威权人格构成了网民政治议题态度的重要预测变量。威权主义倾向越强的网民，在外交态度上会更加强硬(0.425) ，更加支持现政权(0.404) ，同时也会更加抵制民主价值(0.445) 和言论自由(0.416) 。此外，威权人格也对社会议题的态度产生影响，威权人格强的网民会更加抵制转基因食品(0.225) ，同时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中更偏爱后者(0.343) 。总体而言，威权人格往往和具体议题上的保守倾向相一致，这也与西方学者此前的研究相一致。

现有的国外研究大多认为威胁感的提升会增加民众的威权主义倾向，以及政治、社会议题上的保守主义态度。在对中国网民舆论态度的分析中发现，威胁感高的网民在外交态度更加强硬(0.065) ，但同时会更加认同民主价值(－0.044) ，也会持有更低的政治支持(－0.104) ，此外，威胁感越强的个体会更加否定后现代价值(－0.050) ，主张禁止转基因食品(0.229) 并重视环境保护(0.309) 。一般而言，威胁感越强的个体威权主义倾向也越强，[55] 因而对政府的支持也更多，但在本研究中，威胁感与威权人格在政治支持议题上的影响方向并不一致。那么，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本文认为，这或许与“危险世界”这一测量方式的特殊性以及中国政治现实有关。在西方学者的研究逻辑下，当危险世界倾向较强时，现实社会被视为是充满危险、堕落、混乱的，这构成了对秩序稳定性的挑战，从而导致威权主义倾向和政治保守主义上升，但是否支持现政府则还要看政府本身的政治倾向。[56] 然而在中国政府权威性较强，对于经济、社会各领域掌控度较高，那些视现实社会更为危险的人群很可能会将原因归为政府的失职，因而表现为对政府权威支持度的下降。

最后，本文也对认知闭合需求的影响作了分析。我们发现，认知闭合需求越强，就会越反对民主价值观(0.022) ，同时在社会议题方面支持转基因食品(－0.052) ，并且在经济与环保的比较中更注重经济发展(－0.143) 。通常而言，认知闭合需求和人们应对信息时的态度密切相关，而认知闭合与政治态度较弱的关联或许意味着，与信息接触相比，其他的因素如意识形态、心理人格或许对网民政治态度的形成发挥了更重要的塑造作用。

总体来看，政治社会化、意识形态、心理人格这三方面的因素对网民的政治、社会议题态度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在政治社会化因素方面，党员身份无法影响大多数的政治、社会议题态度; 教育程度对公共舆论的影响则是复杂的，在有的议题上有影响，有的议题上没有影响; 在媒体信息接触方面，经常接收官方媒体消息可以使网民的舆论态度更符合政府的导向，但在社会议题上并未显示出某种特定的方向; 非官方媒体对网民的政治性舆论态度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但在社会议题上的影响方向不明。因此，作为政治社会化的三种主要途径和手段，党员资格、教育和媒体信息接触对舆论议题的影响是复杂的，不存在方向一致的影响。相对于个体的心理特质和意识形态立场而言，政治社会化因素并不是强有力的解释变量。也就是说，作为政府的主要思想教育和宣传的渠道，其效果并不明显。

意识形态立场对于政治议题的影响要强于社会议题，并且对议题态度的影响比较显著( 回归系数较大) 。即使是社会性议题，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容忽视，3个议题中有两个的影响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因此，我们认为意识形态在影响网民的舆论态度上发挥了重要且稳定的影响。在心理特质方面，威权人格对网民的舆论态度产生了稳定而且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政治议题的态度的倾向上; 威胁感对网民在政治、社会议题的态度上的影响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但是从影响程度( 回归系数) 来看并不算大; 在我们考察的7项议题中，认知闭合需求只有3 项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且回归系数不算大，因此，我们认为认知闭合需求对网民舆论态度倾向的影响并不稳定。

四、结论

我国政府对舆论和宣传工作历来都很重视，也从不讳言要对舆论进行引导的基本立场。然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政府认识到掌控舆论阵地不再像以往那样轻而易举。官方经常表态称网络安全工作重要且紧迫，要“坚决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但如何掌控网络舆论阵地? 有关部门也做了不少尝试，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前景不容乐观。如果说舆论可以操控和引导，那么成功操控和引导的前提就是了解舆论的生成机制。本文认为，存在替代性信息源时，人们对某一议题的态度与只有单一信息源时存在重大差异，其态度的形成机制也存在很大不同。当只有一种信息源时，人们对舆论议题的态度或许更多地由信息所内含的倾向决定，但存在替代性信息时，人们对某一议题的态度很有可能由诸如意识形态、心理特质、信念等自身的固有倾向决定。也就是说，当一个社会由信息封闭向开放的转变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公众在社会政治议题上会持有自己的看法。外部信息的影响会越来越弱。当然，对于那些自己并无明确的意识形态或价值信念的公众来说，信息对其可能仍然会产生影响。我们的研究表明，公众对议题的态度是动态的，通过控制信息源或者强迫公众接受某种立场的方法并不会在所有情境下都有效。当外在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后，会引发个体内在因素的变化，使得那些在单一信息条件下难以发挥作用的诸如意识形态立场、威权人格这样的因素被激活，成为影响甚至决定人们舆论态度的举足轻重的因素。在这种环境下，媒体信息能够成功改变公众既有立场的概率可能不会太高，而媒体想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关注焦点、时效、客观、表述等各方面提高自己的“框架化”水平。

中国网络公共舆论产生了一定的同质化倾向，在某一个议题上持某种态度的人在类似的其他议题上会更倾向于持相同的观点，这种同质化现象在政治类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在社会性议题上同质性相对较弱，而政治性议题和社会性议题之间的同质性也相对较弱。从本文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到，舆论的同质化与对政府的支持存在较高的重合，与左—右意识形态立场也呈现较高的重合。当舆论态度与左右意识形态立场高度重合时，那么人们判断一项议题或事件就可能更多地依赖于已有的信念而非与事实相关的信息。更为糟糕的是，舆论的同质化可能产生十分严重的负面政治后果，当网民乃至全体公众在涉及各种政治议题或突发的舆论热点时，将明显地分裂为观点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两个对抗性群体，这将可能促使中国社会不是走向一个多元的、求同存异的、宽容的社会而是走向一个对抗、冲突、暴戾和极端的社会。不仅如此，当公众对各类舆论话题的态度与政治支持高度重合时，同时政府在意识形态立场上具有明显的倾向时，那么人们在诸多的舆论议题和社会热点话题上的赞反态度将直接与支持或反对现政权联系起来。这种局面并不是执政党所愿意看到的。

由于网民群体已经相当程度上覆盖了几乎所有子群体的中国民众，同时由于网民在舆论形成和传播中的主导性作用，也由于我们选取的是相对稳定或受到长期关注的舆论议题作为研究主题，因此，我们相信本结论可以预测网民在更多议题上的态度。至于“什么样的人群更易受外在信息的影响”这一问题，很有必要作为进一步研究的主题。由于数据库的限制，本文在议题类型、人格因素等方面的指标设计和选取上尚存在着缺陷，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改善。

注释

[1] 参见Ｒune Slothuus and Claes de Vreese，Political Parties，Motivated Ｒeasoning，and ssue Framing Effects，The Journal of Politics，2010，Vol． 72，No． 3，pp． 630 － 645。

[2] 参见John Zaller，Information，Values and Opinion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Ｒeview，1991，Vol． 85，No． 4，pp． 1215－1217。

[3] 参见Willard A． Mullins，On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in Political Science，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Ｒeview，1972，Vol． 66，No． 2，p． 507。

[4] 参见Philip E． Converse，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Critical Ｒeview: A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Society，2006，Vol． 18，No． 4，pp． 209 － 214。

[5] 参见William G． Jacob，Ideological Identification and Issue Attitude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91，Vol．35，No． 1，pp． 178 － 181。

[6] 参见约翰·扎勒: 《公共舆论》，陈心想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第24 页。

[7] 参见John T． Jost，Brian A． Nosek，and Samuel D． Gosling，Ideology: Its Ｒesurgence in Social，Personality，and Political

Psychology，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2008，Vol． 3，No． 2，p． 124。

[8] 参见John T． Jost，The End of the End of Ideology，American Psychologist，2006，Vol． 61，No． 7，pp． 654 － 655。

[9]参见Jeff Greenberg，Eva Jonas，Psychological Motives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 The Left，the Ｒight，and the Ｒigid:Comment on Jost et al，Psychological Bulletin，2003，Vol． 129，No． 3，pp． 376 － 378。

[10]参见Stanley Feldman，Structure and Consistency in Public Opinion: The Ｒole of Core Beliefs and Value，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88，Vol． 32，No． 2，pp． 416－420。

[11] 参见Geoffrey C． Layman，Thomas M． Carsey，Party Polarization and“Conflict Extension”in the American Electorate，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2，Vol． 46，No． 4，pp． 786 － 794。

[12] 参见乐媛、杨伯溆: 《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派别》，《二十一世纪》2009 年4 月号。

[13] 参见马得勇、王丽娜: 《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立场及其形成: 一个实证的分析》，《社会》2015 年第5 期。

[14] 参见Alan S． Gerber，Gregory A． Huber，David Doherty，Comor M． Dowling and Shang E． Ha，Personality and PoliticalAttitudes Ｒelationships across Issue Domains and Political Context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Ｒeview，2010，Vol． 104，No． 1，pp． 111 － 115。

[15]参见Ｒobert Ｒ． McCrae，Paul T． Costa，A Five-factor Theory of Personality，In L． A． Pervin ＆ O． P． John，Eds．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Ｒesearch，New York: Guilford Press，1999，pp． 139 － 153。

[16] 参见Emma Onraet，Alain Van Hiel，Arne Ｒoets and Ilse Cornelis，The Closed Mind: “Experience”and“Cognition”Aspects of Openness to Experience and Need for Closure as Psychological Bases for Ｒight-wing Attitudes，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2011，Vol． 25，No． 3，pp． 184 － 194。

[17] 参见Harald Schoen，Siegfried Schumann，Personality Traits，Partisan Attitudes，and Voting Behavior: Evidence from Germany，Political Psychology，2007，Vol． 28，No． 4，pp． 471－473。

[18] 参见Arie W． Kruglanski，Lay Epistemic and Human Knowledge: Cognitive and Motivational Bases，New York: Plenum，1989，p． 337。

[19]参见Arie W． Kruglanski，Donna M． Webster，Motivated Closing of the Mind: “Seizing”and“Freezing”，PsychologicalＲeview，1996，Vol． 103，No． 2，pp． 263 － 283。

[20]参见Gordon Hodson，Ｒichard M． Sorrentino，Uncertainty Orientation and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Structure，Journal ofＲesearch in Personality，1999，Vol． 33，No． 2，pp． 253 － 261。

[21] 参见Alain Van Hiel，Ivan Mervielde，Effects of Ambiguity and Need for Closure on the Acquisition of Information，Social Cognition，2002，Vol． 20，No． 5，pp． 380 － 408。

[22] 参见John T． Jost，Jack Glaser，Arie W． Kruglanski，Frank J． Sulloway，Political Conservatism as Motivated Social Cognition，Psychological Bulletin，2003，Vol． 129，No． 3，p． 359。

[23] 参见弗洛姆: 《逃避自由》，刘林海译，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社， 2007 年，第99—121 页。

[24]参见Adorno，Theodor，Else Frenkel-Brunswik，Daniel Levinson，Nevitt Sanford，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New York: Harper，1950。

[25]参见Bob Altemeyer，The Authoritarians，University of Manitoba，2006。

[26] 参见Bob Altemeyer，The Other“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in Mark P． Zanna，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1998，pp． 47 － 92。

[27] 参见Bojan ，Zsolt Enyedi，Authoritarianism without Dominant Ideology: Political Manifestations of Authoritarian Attitudes in Hungary，Political Psychology，2008，Vol． 29，No． 5，pp． 767 － 772。

[28] 参见Howard Lavine，Milton Lodge，Kate Freitas，Threat，Authoritarianism，and Selective Exposure to Information，Political Psychology，2005，Vol． 26，No． 2，p． 219。

[29] 参见马得勇、王丽娜: 《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立场及其形成: 一个实证的分析》。

[30] 参见李元书: 《政治社会化: 涵义、特征、功能》，《政治学研究》1998 年第2 期。

[31] 参见Christopher M． Federico，When Do Welfare Attitudes Become Ｒacialized? The Paradoxical Effects of Education，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4，Vol． 48，No． 2，pp． 374 － 375。

[32] 参见Colin Campbell，Jonathan Horowitz，Does College Influence Sociopolitical Attitudes? Sociology of Education，2016，Vol． 89，No． 1，p． 40。

[33] 参见Davide Cantoni，Yuyu Chen，David Y． Yang，Noam Yuchtman，Y． Jane Zhang，Curriculum and Ideology，CESifo Working Paper，2014，pp． 1 － 4。

[34] 参见Andrew J． Nathan，Tianjian Shi，Left and Ｒi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sues and Alignments in Deng Xiaoping's China，World Politics，1996，Vol． 48，No． 4，pp． 521 － 522。

[35] 参见Bruce J． Dickson，Who Wants to Be a Communist? Career Incentives and Mobilized Loyalty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2014，Vol． 217，pp． 42 － 68。

[36] 参见麦库姆斯: 《议程设置: 大众媒介语舆论》，郭镇之、徐培喜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37]参见Dennis Chong，James N． Druckman，Framing Theory，Annual Ｒ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07，Vol． 10，pp． 103 －126。

[38] 参见David Domke，Dhavan V． Shah，Daniel B． Wackman，Media Priming Effects: Accessibility，Association，and Activ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Ｒesearch，1998，Vol． 10，No． 1，p． 52。

[39] 参见麦库姆斯: 《议程设置理论概览: 过去，现在与未来》，郭镇之、邓理峰译，《新闻大学》2007 年第3 期。

[40] 参见Ora John Ｒeuter，David Szakonyi，Online Social Media and Political Awareness in Authoritarian Ｒegime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15，Vol． 45，No． 1，pp． 29 － 50。

[41] 参见Min Tang，Narisong Huhe，Alternative Framing: The Effect of the Internet on Political Support in Authoritarian China，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Ｒeview，2013，Vol． 35，No． 5，pp． 559 － 560。

[42] 参见Jiangnan Zhu，Jie Lu，Tianjian Shi，When Grapevine News Meets Mass Media: Different Information Sourcesand Popular Perceptions of Government Corruption in Mainland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13，Vol． 46，No． 8，pp． 920 － 921。

[43] 参见Ｒune Slothuus，Claes H． de Vreese，Political Parties，Motivated Ｒeasoning，and Issue Framing Effects，The Journal of Politics，2010，Vol． 72，No． 3，pp． 630 － 634。

[44] 参见Lada Adamic，Natalie Glance，The Political Blogosphere and the 2004 U． S． Election: Divided They Blog，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Link Discovery，2010，Vol． 62，No． 1，pp． 36 － 43。

[45] 参见董阳、陈晓旭: 《从“极化”走向“理性”: 网络公共空间中公共舆论的演变路径———百度百科“PX 词条保卫战”的启示》，《公共管理学报》2015 年第2 期。

[46] “外交态度”由4 个问项经因子分析提取一个公因子而得到，分别为: 1．“条件允许的话，应该通过武力统一台湾”; 2．“国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他们在背后搞鬼”; 3．“中国在领土、贸易争端上表现太软弱了，必须更强硬”; 4．“中国在领土和贸易纠纷等外交问题都是其他国家首先挑衅而引起的”。“民主态度”

由3个问项通过因子分析提取一个公因子而得到，分别为: 1．“三权分立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绝不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 2．“民主国家天天争吵，耽误了很多发展机会，这一点不如我们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 3．“选举式的民主其实是假民主，因此中国不能搞选举式民主”。“言论自由”由2个问项通过因子分析提取一个公因子而得到，分别为: 1．“我们绝不能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表批评党和国家的言论”; 2．“政府对各类新闻报道进行事先的审查是完全必要的”。“政治支持”由3个问项通过因子分析提取一个公因子而得到，分别为: 1．“中国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走社会主义道路”; 2．“当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虽有问题，但仍然是最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 3．“民主国家天天争吵，耽误了很多发展机会，这一点不如我们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 上述4个议题的备选项赋值: 1 = 非常同意; 2 = 同意; 3 = 中立; 4 = 反对; 5 = 非常反对)

[47] “后现代价值”由两个问项通过因子分析提取一个公因子而得到，分别为: 1．“同性恋婚姻应该受到法律保护”; 2．“两个成年人之间自愿的性行为是其自由，他人无权干涉”( 赋值: 1 = 非常同意; 2 = 同意; 3 = 中立; 4 = 反对; 5 =非常反对) 。“经济与环保”议题的原始问题为: “请问您认为我国目前应该是经济发展优先还是环保优先?”( 0 =环保优先; 1 = 经济发展优先) 。转基因议题的原始问题为: “转基因食品问题上，有人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必须禁止; 有人则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无需禁止。在这场争论中，您支持哪方观点?”( 1 = 禁止转基因; 2 = 不能确定; 3 = 无需禁止后现代价值) 。

[48] 参见马得勇、张曙霞: 《中国网民的“左”与“右”》，《二十一世纪》2014 年第2 期; 马得勇、王丽娜: 《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立场及其形成: 一个实证的分析》。

[49] 原始问项为: 请问您对下列问题的态度是: 1．“人权高于主权”; 2．“毛泽东犯的错误相对于他的功绩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3．“世界上并不存在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的‘普世价值’”; 4．“土地产权应该归个人而不是国家”; 5．“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其他重要国计民生的领域，必须由国有企业掌控”( 备选项赋值: 1 = 非常同意; 2 = 同意; 3 =中立; 4 = 反对; 5 = 非常反对) 。同意1、4 题者设为右，反对者为左; 同意2、3、5 题者设为左，反对者为右。

[50]参见Bob Altemeyer，The Authoritarians，University of Manitoba，2006。

[51] 这6 个指标是: 1．“对那些胆敢挑战政府权威和社会秩序的群体和闹事者必须予以严惩”; 2．“我们非常需要一位强势并有决断力的领导人，以便帮助我们扫除邪恶，传播正能量”; 3．“服从和尊重权威是孩子们应该学习的最重要的美德”; 4．“政府的领导就像大家庭的家长，任何人都应该服从他们”; 5．“尊重我们的儒家传统习俗很重要”; 6．“即使父母的要求不合理，子女也应该照办”( 备选项赋值: 1 = 非常同意; 2 = 同意; 3 = 中立; 4 = 反对; 5 = 非常反对) 。

[52] 参见John Duckitt，A dual-process Cognitive-motivational Theory of Ideology and Prejudice，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01，Vol． 33，pp． 41 － 113。

[53] 这5 个指标是: 1．“现在的社会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恶人当道，好人得不到好报”; 2．“现在社会越来越不安全和混乱，随时有可能出大乱子”; 3．“社会险恶，处处陷阱，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防上当受骗”; 4．“上天要通过地震、战争和灾荒来毁灭世界的想法是愚蠢的，没有所谓的‘世界末日’”; 5．“目前我们的国家虽有问题但总体上还是秩序井然，欣欣向荣”( 备选项赋值: 1 = 非常同意; 2 = 同意; 3 = 中立; 4 = 反对; 5 = 非常反对) 。

[54] 5 个指标是: 1．“我不喜欢那些可以有许多不同答案的问题”; 2．“我的性格比较适合井井有条、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 3．“购物的时候，我很难决定什么是我真的想要的东西”; 4．“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 5．“我很在意自己言谈举止是否得体，尽可能避免做错任何事情”( 备选项赋值: 1 = 非常同意; 2 = 同意; 3 = 无法确定; 4 = 反对; 5 = 非常反对) 。

[55] 参见John Duckitt，Kirstin Fisher，The Impact of Social Threat on Worldview and Ideological Attitudes，Political Psychology，2003，Vol． 24，No． 1，pp． 199 － 222。

[56] 参见John Duckitt，A Dual-process Cognitive-motivational Theory of Ideology and Prejudice，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01，Vol． 33，pp． 41 － 113。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作者简介：马得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北京 100872) ; 张志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转载自《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官方微信平台Journal_of_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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