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庆跃 | 民主革命时期庆祝仪式在中共政党文化构建中的运用

| 作者：朱庆跃

摘要

民主革命时期党所举办的庆祝仪式与政党文化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统一体。一方面，庆祝仪式是置于包括政党文化在内的社会环境中，特殊时空背景下所蕴涵的各种资源要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乃至形塑着庆祝仪式在运用中呈现出种种特征，诸如庆祝类型上呈现出坚持周期性和非周期性相协作、庆祝方式上呈现出坚持多样性和差异性相统一、庆祝主旨上呈现出坚持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结合、庆祝色调上呈现出坚持政治性和社会性相促进等特征；另一方面，庆祝仪式又对政党文化在内的外部环境因素产生复杂的应激反应，如从政党意识形态来看庆祝仪式发挥着诠释和发展的功能价值，从政党行为方式来看庆祝仪式承载着论证和动员的功能价值，从政党心理取向来看庆祝仪式彰显着记忆和意志建构的功能价值，从政党文化社会化来看庆祝仪式担负着沟通和认同的功能价值。

关键词

庆祝仪式  中国共产党  政党文化  特征  功能

 一、民主革命时期庆祝仪式

在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构建中的运用特征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所举办的庆祝仪式，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政党文化指导下的社会实践变革的产物。这就意味着庆祝仪式在反作用于这一社会实践变革的同时，也是积极地顺应这种特殊而具体、艰巨而复杂的社会实践变革之势的，以及迎合这种具有鲜明实践性的政党文化的发展之需的，唯其如此，才能“不断寻找更为合适的安身立命之处和合宜的行为处事之法”〔1〕。

（一）庆祝时期：呈现出坚持周期性和非周期性相协作的特征

周期性的庆祝仪式，主要指的是民主革命时期党定期所开展的带有庆祝色彩的纪念活动，诸如建党、建军纪念活动以及纪念 “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双十”节、苏俄“十月革命”等节庆活动。非周期性的庆祝仪式，侧重于指民主革命时期党对政党文化指导下变革政治生态环境实践所取得的重大成果而给予的及时性庆祝，例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国大典”的举办、抗日战争胜利的庆祝、解放战争时期对一些地方解放的庆祝等。之所以坚持庆祝仪式的周期性 和非周期性相协作，既在于民主革命时期如何变革政治生态环境对党来说是个崭新、陌生的实践，周期性的庆祝表明了对过去其他国家或阶级成功实践的认可，更意味着党所开展的实践活动获得了一种充分性的论证和支撑，是过去庆祝实践活动的延续，“意图无疑是要凭借这些固定化、重复性的仪式操练来重申和强化已有的对过去的理解和既存的现状”〔2〕；还在于变革政治生态环境实践的艰难曲折，非周期性庆祝仪式的举办传递出党对实践中成功来之不易的感慨和倍加珍惜的讯息，同时含有“期盼性质，旨在为人们的将来提供行为方向和价值”〔3〕。总之，无论是周期性的庆祝仪式还是非周期性的庆祝仪式，都为当时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提供了“建立组织和发挥作用的重要 途经”〔4〕，通过极富象征意义的庆祝仪式推动了政党文化的生成、再造、反复确认、强化，也进而加速了以权力再生产为目的的社会实践变革。“历史中充满了各种造反行为，它们从群体性仪式营造的特殊氛围中喷薄而出。…… 在适当的环境中，仪式可以在政治变化中发挥 出更具系统性和自觉性的作用。”〔5〕

（二）庆祝方式：呈现出坚持多样性和差 异性相统一的特征

多样性就是指从庆祝仪式的载体来看有会议庆祝、行为庆祝、文本庆祝、艺术庆祝等。如会议庆祝方面，以纪念“五一”劳动节的节庆活动为例，党就明确要求“‘五一’纪念仪式，应以节省人力、物力为原则，各根据地可按照当地情况召集‘五一’群众纪念大会或晚会 ”〔6〕。同样，在党庆、庆祝苏俄“十月革命”和抗日战争胜利等节庆活动中，会议庆祝也普遍使用。1941 年 6 月 29 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就在中央大礼堂召开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大会；1949 年 7 月 1 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及中共北平市委举办了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的纪念大会；1933 年 11 月 7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为十 月革命十六周年纪念宣言》中就号召全国的工农群众“开群众大会，来纪念伟大的十月革命和中国苏维埃政府 ”〔7〕；1945年9月5 日下午二时，延安各界人民二万人集会于南门外广 场，热烈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行为庆祝方面，主要以阅兵和群众游行等方式展开。如 1931年的11 月 7 日中国共产党在瑞金所举办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中，其早晨就进行了大型红军阅兵典礼；同样民主革命时期党在庆祝“五一”劳动节的节庆活动中，除了要求召开群众纪念大会或晚会外，还号召各地群众开展示威活动。“各苏区应在红五月的每个纪念日特别加紧肃反的工作，尤其是五一与五卅，要举行每个乡村每个市镇的最广大的群众示威。”〔8〕文本庆祝，就是通过通告、宣言、 口号、文章、社论、贺电、祝词等形式来表达庆祝。如通告、宣言方面，代表性的为庆祝和纪念十月革命节，1926年10月中央就发布通 告第二十五号，1933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发布了《为十月革命十六周年纪念宣言》等；为庆祝和纪念“五一”劳动节，1927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发布了《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和《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1930 年发布了《中央通告第七十一号——组织五一劳动节的全国总示威运动》，1937 年中央就通过了《关于五一节的纪念》等；为庆祝“ 双十” 节，1927年10月10 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为辛亥革命告民众书》等；为庆 祝“八一”建军节，1933 年中央政府就制定了《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等。口号方面，1926 为纪念十月革命节中央在其所发的通告第二十五号中，就提出了“接受苏联对于中国民族解放的援助”、“中国被压迫的民族应与苏联的革命工农结成亲切互助的关系”等六条口号标语〔9〕；为庆祝“五一”节，1927 年中共“五大”发布的《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提出了“工农商学兵一致联合起来打倒蒋介石”、“武力与民众一致动员打倒奉鲁军阀”等二十一条标语〔10〕；1949 年1月中共中央庆祝平津解放发布了诸如“庆祝北平解放”“庆祝天津解放”等四十一条口号〔11〕；等等。文章方面，如1922年为庆祝“五一”劳 动节，李大钊发表了《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文章；为庆祝十月革命节，1942 年毛泽东撰写了《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为庆祝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的召开，朱德撰写了《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 李富春发表了《实现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的纪念文章；等等。社论方面，如1943年7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为中共二十二周年纪念而作》的社论，1945年9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庆祝抗战最后胜利》的社论等。祝词、贺电方面，如1926年5月广东省第二次农民大会胜利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就致祝词；1938 年7月国民参政会胜利召开，毛泽东就及时致贺电；解放战争期间淮海战役的胜利以及平津、 南京等获得解放，中共中央及时发去贺电等。艺术庆祝，更多地以文娱体育活动的形式表达庆祝之意。如 1934 年在《中央关于“三八”妇女节的决议》中，就提出利用诸如“游艺会” 等接近群众的方法去开展庆祝“三八”节的运 动；1937 年中共中央在发布的《关于五一节的 决定》中，要求“在各处应举行晚会报告会及运动会”〔12〕。差异性，就是一方面，针对不同的庆祝主题，根据其影响性和所举办的条件性等因素采用了不同的载体、形式给予庆祝；另一方面，即使对于同一主题的庆祝，也会根据不同的地区、时间乃至参与对象的差异性， 选择各异的载体、形式来开展。如 1926 年为纪念十月革命节中央在所发的第二十五号通告 中，就提出在国民党势力所及的地方“应以国民党名义或其他社会团体来号召广大的群众大会、讲演、游行、示威”，而在反动势力统治的地方则“应尽可能的召集会议或游行发传单宣言等”〔13〕1930 年为纪念五一劳动节中央在所发的第七十一号通告中，就要求“五一” 前通过组织纪念“五一”筹备会来公开号召群众，“五一”当日则开展“全国一致的广大群众的示威运动”〔14〕。

（三）庆祝主旨：呈现出坚持继承性和创 新性相结合的特征

这点主要指党在举办庆祝仪式时，对其原有目标和本来意义给予继承的同时，又结合民主革命时期不同阶段变革具体政治生态环境的需要对相关庆祝主旨内涵进行了拓展和充实。如以庆祝十月革命为例，本意在于“向苏联劳动者、工农政府和苏联共产党表示友爱的敬意”〔15〕，1926 年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则明确提出应利用这个纪念日作“揭破帝国主义与苏联对中国的不同点”、“师学苏联的十月革命”、唤醒工农群众“尽可能地取得一切应有的政治权利”等几种重要的宣传工作〔16〕；1930年中央通告第九十二号指出“我们今年必须发动全国的广大斗争和群众示威，打破敌人的进攻， 扩大革命战争——这样来纪念十月革命”〔17〕；1932 年《中共中央关于非苏区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节运动的决议》中，要求在宣传苏联建设成就的同时最广泛地解释苏维埃道路是中国的唯一出路；1933 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为十月革命十六周年纪念宣言》中，强调“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保护苏联”“为苏维埃中国而斗争”是庆祝纪念十月革命十六周年的主要任务〔18〕。同样以庆祝“五一”劳动节为例，本意是庆祝世界无产阶级的团结和表达对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支持，而 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发布的告世界无产阶级和中国民众书，强调庆祝“五一”的意义在于获得世界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以及“表示工农商学兵等一切被压迫民众的革命团结，镇压反动，歼灭军阀”〔19〕；1931 年中央常委会通过的《苏维埃区域红五月运动的工作决议案》中，指出开展包括庆祝“五一” 在内的红五月运动，目的在于“动员最广大的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进攻，冲破敌人‘围剿’，成立苏维埃政府以对抗国民会议”〔20〕；1937 年《中央关于五一节的决定》中，明确表示庆祝“五一”就是要“争取民主自由，巩固和平统一，积极准备对日抗战”〔21〕；1940 年《中央关于“五一”工作的指示》中，确定“使五一节成为工人阶级检阅和总结自己执行抗战任务和继续组织与发挥力量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斗争的节日”〔22〕；1948 年《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五一” 节口号》，认为“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 ”〔23〕，开展 “五一”劳动节的庆祝活动就在于表达对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团结的庆祝、对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庆祝、对中华民族解放的庆祝。可见，民主革命时期党所举办的庆祝仪式在庆祝主旨上坚持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结合的特征，充分彰显了庆祝仪式强烈的现实取向，或“总结经验以指导现实”，或“表达对现实的主张”，或“进行政治动员、实现政治整合，以契合时代发展的要求”〔24〕。

（四）庆祝色调：呈现出坚持政治性和社会性相促进的特征

仪式与情感是密切相联的，仪式是情感的表现方式和激发装置，而情感是仪式的基本内 容和重要功能。“政治就是将社会的非理性基础（象征性和情感性）展示出来的过程。”〔25〕 这里所谓坚持政治性，就是从情感色彩来看， 主要指对现实中那些不断促进无产阶级解放的成功实践（尤其是相关政治实践活动）表达了热烈的庆祝，同时期望通过庆祝仪式的展开使 这种代表和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活动能继续实践下去。而坚持社会性，不仅仅指庆祝仪式中参与对象的广泛覆盖性，更在于情感色彩上表示那些有助于其他阶级、阶层民众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实践（当然包括非政治性的社会实践活动）也是值得庆祝的。民主革命时期党所举办的庆祝仪式中如对于苏俄“十月革命”“五一” 劳动节等的庆祝更多明显呈现出浓厚政治性的阶级情感，对于“三八”妇女节、“双十”节等的庆祝更多充分体现出强烈社会性的群众和民族情感，而对于党的生日等活动的庆祝展现出上述两者兼而有之的情感。这些可以通过相关庆祝仪式中的情感态度和情感期望获得佐证。以庆祝苏俄“十月革命”为例，1933 年《为十月革命十六周年纪念宣言》中，党高度评价十 月革命的胜利是“国际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的历史的胜利”“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期望通过庆祝和纪念十月革命以 “为世界的‘十月’而作坚决的革命斗争”〔26〕。以庆祝“双十”节为例，1941 年《 关于纪念 双十节的决定》中，中共中央指出之所以庆祝和纪念“双十节”就在于“十月十日这一天是我们伟大中华民国诞生的一天，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几千年生活中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天”“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与民权自由的伟大斗争，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7〕，通过庆祝和纪念“双十节”就是唤起人民为民族解放和民权自由而奋斗。以党庆为例，王稼祥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周年而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文中，就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中国最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在一起〔28〕”“并且在中国民族解放的整个斗争中找得了正确的道路”〔29〕，认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 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30〕。在庆祝色调上之所以强调政治性与社会性以及两者相促进，一方面在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政党文化是（中国）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实现全人类解放（中国人民、中华民族解放）的科学理论，在其指导下的变革政治生态环境的实践是政治性目的和社会性目标的统一〔31〕；另一方面，政治性目的和社会性目标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政治性目的具有根本属性，它离不开社会性目标实现所提供的基础性支持，而社会性目标具有一般属性，它离不开政治性目标完成所提供的方向指引和价值旨归。

二、民主革命时期庆祝仪式

在中共政党文化构建中的功能价值

以政党文化内在结构成分为基点，考察民主革命时期庆祝仪式对政党意识形态（观念文化）、政党行为方式（行为文化）、政党心理取向（心理文化）等政党文化要素及其社会化的具体性作用，将会清晰地展示出庆祝仪式是如何形塑对政治世界的理解、创造政治一致性以及构建普遍性的信仰等过程和脉络。

（一）从政党意识形态来看，庆祝仪式发 挥着诠释和发展的功能价值

所谓的政党意识形态，指的是一个政党就其指导思想、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等方面所给予的“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和观点的表达形 式”〔32〕。而毫无疑问庆祝仪式类似于其他仪式，它通过诸多的象征符号以编码或解码的形式形塑和操控了参与者对外部世界的理解性观念；更高明的在于“引导着对这些观念解释” 的同时，它使得参与者“相信所见到的秩序并非出自我们自身（文化之手），而是为这个永恒的世界自身所有”〔33〕。以民主革命时期党开展庆祝仪式所运用的一些文本载体及其文字符号来看，其对政党意识形态的构建发挥着以 下的功能价值。

对政党指导思想的诠释和发展。“诠释” 体现在对为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等方面的理解和解释上。如在1941年为庆祝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而撰写的文章中，朱德认为“马列主义的本身， 就是科学的最高成果。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是人类五千年科学思想的结晶”，“它的世界观，它的方法，当然也适用于一切科学”〔34〕。1943年为庆祝和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周年而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道路》一文 中，王稼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评价为“人类最先进的革命科学”〔35〕；另外，此文还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就不应“停留在主观的空想的与 公式的基础上”，而应该“放在唯物的现实的 与科学的基础上”〔36〕。同样是 1943 年，为庆祝和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二周年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清算党内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文中他指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如列宁那样不只表面上、口头上承认、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更在于“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将马克思主义用于实际”、“特别注意规定适合环境的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手段以及这些方法和手段的变更”〔37〕。可见，通过“诠释”的目的，就是使庆祝仪式的直接或间接参与者明白要科学地认识和有效地改造当时纷繁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思想前提在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做一个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展”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性质、形成特点和指导作用的阐释和分析上。这些在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道路》一文中能够获得有力的佐证。如他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性质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38〕，是“以马列主义为基础而与本国的革命经验本国现实相结合的革命理论”〔39〕；具体阐释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特点，指出毛泽东思想除了是马列主义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的产物，其也 是在各种斗争中即“与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 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成熟起来的〔40〕；明确了毛泽东思 想指导作用在于“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41〕。另外，其他的一些庆祝仪式文本也给予了上述相关类似的阐释和分析。如《清算党内孟什维主义思想》 文中，刘少奇强调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就是 “毛泽东同志以及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其他许多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中国 的布尔什维主义”〔42〕，要把党的布尔什维克 化提高到更高的阶段就“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 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43〕；1949 年7 月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及中共北平市委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的纪念大会上，董必武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 指出“我们最大的光荣就在于我们有了伟大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这样英明的领袖”，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指出我们奋斗的方向和道路”〔44〕。通过“发展”的目的，就是要使庆祝仪式的直接或间接参与者清楚实现马克思主义实践价值的关键在于使马克思主义面对具 体而现实的政治生态环境，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对政党奋斗目标的诠释和发展。这里的 “诠释”主要指借助于庆祝仪式的具体对象来对党的奋斗目标进行较为周详的理解和解释。如在庆祝苏俄十月革命的仪式中，通过具体阐释苏俄苏维埃政权性质及其各方面特点，从而使人们对于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建设劳工专政的国家”或“苏维埃中国”这一奋斗目标能有较完整理性的认识。以 1926 年所发布的《十月革命第九周年纪念日宣传大纲》为例，其将苏联苏维埃共和国描绘成政治上“俄国共产党始终密切接近于工农群众，坚定领导 他们奋斗以反对压迫者”〔45〕，经济上“先满 足工农群众的要求，农民几百年来奋斗以争地主的土地，革命成功马上就分地主的土地给他们”〔46〕、“直接管理底下已经有一切的工业以及农村经济”〔47〕，民族关系上变成了“自由民族真正自由的联合”〔48〕。同样，通过庆祝和纪念“五一”劳动节、“三八”妇女节等，也在于让民众认识到反对剥削、压迫和实现工人 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包括妇女）的解放属于中国共产党所设计的未来社会的重要特征。如 1927 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中，就明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历来当国民革命的急先锋，他的目的，是要反抗中外大资本家的剥削 及一切帝国主义的统治，是要推翻军阀地主买办的政权，而创造革命平民的政权”〔49〕。1932 年《中央关于三八妇女节工作的决议》中，强调“苏区的劳动妇女，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得到了土地，得到了劳动法女工全部的利益，得到了一切自由和解放”〔50〕。而对政党奋斗目标的“发展”，则集中体现在根据具体政治生态环境实践变革的需要，及时地调适党的基本 奋斗目标并给予宣传，分析了党的基本奋斗目标和党的最高奋斗目标以及与辛亥革命目标的关系等方面。如对于第一个方面，国民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的前中期更多地倡导建立如苏俄那样的工农专政的苏维埃中国，“只有苏维埃中国才是中国民众之民族与社会解放的唯一保证”〔51〕；在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前期（1940 之前）更多地宣传那种以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为指导“改造国民党政府的基础上的、以国民党为主体的各党派的民主联合政府”〔52〕 即新三民主义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完全实现自己的诺言，实行三民主义，取消暴动政策，苏维埃制度改为现行民主制度〔53〕”“对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一定要使之彻底实现于全中国”〔54〕；抗日战争中后期（1940-1945） 更多地强调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解放战争时期 特别是内战爆发后更多地主张“推翻蒋介石的 卖国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5〕。对于第二个方面，从当时一些庆祝仪式的文本可以发现党已经认识到了党的最高奋斗目标对党的基本奋斗目标发挥了方向指引的作用，而党的基本奋斗目标又是逐渐达到党的最高奋斗目标的具体步骤和重要手段。如1938年《中央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中，明确指出“为了 最后解放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中共的首先任务，就是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争取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然后使中国革命走向共产主义去”〔56〕，“由于国内环境的变迁，使中共的某些主张不能不有某些变化，然而在其基本奋斗目标方向说来，则是始终一贯的”〔57〕。同样，也强调了党的基本奋斗目标才是对辛亥革命事业的真正继承。如 1927 年在《中国共产党为辛亥革命纪念告民众书》中，明确“今年双十节纪念的意义，就在于指示民众：……民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自己武装起来夺取政权，完成辛亥所开始的革命”〔58〕。1928 年《中共中央宣传部 “双十”宣传纲要》，更是直接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是完成辛亥革命的大旗”〔59〕。总之，民主革命时期党借助于庆祝仪式对政党 奋斗目标进行诠释和发展，有效地“回答了中国革命过程中和革命胜利后将采取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和制度安排”〔60〕，也使得党的政治奋斗目标在仪式的渲染中而日益具有浓厚 的合法化色彩。

（二）从政党行为方式来看，庆祝仪式承载着论证和动员的功能价值

所谓政党行为方式，指的是政党在实践生活中所运用的特定的行为方法和所表现出来的特定的行为样式。从政党文化视域来看，它属于行为文化层级。而庆祝仪式之所以能够和政党的行为文化发生联系，既在于仪式的本质就是“向社会提供标准化的行为模式”〔61〕，也在于仪式“不仅在认知层面上对人们界定政治现实产生影响，而且在情感上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仪式的主办者“一直努力通过设计和使用仪式，激发民众的情感以支持他们的权 威，唤起大众的热情以支持他们的政策”〔62〕。通过考察民主革命时期党开展庆祝仪式所使用的文本，就会发现一方面党借助于庆祝仪式将自身的政党行为与庆祝对象关联起来，特别是把庆祝对象的行为纳入到政党行为的历史和现实逻辑中，从而充分论证和呈现政党行为的历史正当性和现实合理性；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庆祝仪式在情感上的激励、动员功能，让仪式的直接或间接的参与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完成的革命任务上”〔63〕，从而推动政治生态环境变革实践的持久化和深入化。

对政党行为正当合理性的论证和阐释。这个方面主要表现在两点上，一在于通过对一些庆祝对象行为的历史价值或者失败原因的阐释，间接论证中共的政党行为与之的关系，即中共的政党行为就是对那些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庆祝对象行为的继承和发扬光大，就是对那些虽有历史价值但最终失败的庆祝对象行为的纠正并将其中正面的行为给予继续。如以庆祝和纪念苏俄“十月革命”和“双十”节的仪式为例，就会发现两者间接论证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对于苏俄十月革命主要肯定了它的伟大的历史意义。1926 年中共在《十月革命第九周年纪念日宣传大纲》中，认为苏俄十月革命不仅帮助俄国工农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而且对于我国来说“是我们反对帝国 主义及军阀以求民族解放及民众革命政权之斗争中的第一个兄弟和同盟者”〔64〕；为此，提出了师学十月革命，“利用之于求中国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中”〔65〕。1933 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发布的《为十月革命十六周年纪念宣言》中，高度评价苏俄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66〕，同时指出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各个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因此，中国的革命必须集结“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在共产主义旗帜之下”〔67〕。而庆祝“双十”节的仪式中肯定辛亥革命历史功绩的同时，则更多地揭示 其失败的原因和局限性。如 1928 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双十”宣传纲要》中，强调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致使辛亥革命受挫，以及之后民族资产阶级的背叛造成了“辛亥革命的任务一个也没有完成”“往后的辛亥革命多加一个根本任务——反对反革命的资产阶级”〔68〕；在此基础上，旗帜鲜明地指出“无产阶级是辛亥革命唯一的完成者与领导者”〔69〕。1941 年《中共中央关于纪念双十节的决定》中，肯定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 来的君主专制政体，但是强调由于当时革命阵营中藏有妥协分子而使其实际上归于失败，正是鉴于此，“中国人民沿着辛亥革命的道路，为 民族民主革命坚持不懈，百折不挠，三十年如一日。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一切真诚的革命志士，都是辛亥革命最忠实的继承者”〔70〕。二在于直接宣示中共的政党行为与一些庆祝对象行为的关系，公开传递出中共的政党行为就是对其的传承与发展这样的讯息。如 1930 年为庆祝和纪念十月革命而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九十二号》中，毫不隐讳地强调广州暴动就是“中国工农群众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得到中国共 产党的正确领导，树起苏维埃的旗帜”；1934 年《中央关于“三八”妇女节的决议》中，明确提出今年乃至今后的庆祝“三八”妇女节的 运动及其妇女工作中必须向中国的广大妇女 “解释苏联妇女的道路就是全世界劳动妇女解放的唯一道路”〔71〕；1937年《中央关于五一 节的决定》中，就指出国际“五一”是“全世界劳动者团结的日子，是检阅自己力量的日子”，相应地我们的“五一”节应成为“中国人民团结的日子，成为检阅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力量的日子”〔72〕。

对参与政党政治行为的激励和动员。民主革命时期党所举办的庆祝仪式，并不只在于为庆祝而庆祝，它有着深层次的用意，即在于通过激励和动员直接或间接的仪式参与者来付诸于行为实践，最终接近或达到“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一政治仪式的主脉〔73〕。这点上，当时的作为仪式的主办者中共有着清醒的认识。如 1926 年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明确指出“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的意义对我们是重要的。我们应利用这个纪念日，作以下几种重要的宣传工作”〔74〕；1927 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发布的《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提出“趁‘五一’节的机 会，要求各国的工人阶级更形团结一致以全力援助中国革命向帝国主义奋斗”〔75〕，在《为 “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中强调今年中国工人阶级的五一运动“决不是宣传示威而已，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要力争自己阶级利益的保障，要用自己的力量保障革命的胜利和工人阶级的利益”〔76〕；1927 年中国共产党为辛亥 革命纪念告民众书中，直接宣示“今年的双十 节纪念的意义，就在于指示民众：中国革命已经到了新阶段，要开辟新的道路”〔77〕；1933 年《中央政府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中，号召民众要用“为苏维埃新中国胜利而奋斗等实际行动来纪念这一光荣的日子”〔78〕。在如何激励和动员方面，除了前面相关的论述（即庆祝仪式在主旨上所呈现出坚持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结合的特征，以及借助于庆祝仪式实现政党奋斗目标的诠释和发展）所体现出的指明具体行动方向以告诉民众做什么之外，还表 现在注重从展示行为成就为民众的行动提供榜样和激励、阐释行动方略以告诉民众怎么做这两个维度上。前者，同样如《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中，指出在中国无产阶 级的领导下近两年来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已有蒸蒸日上的发展，其发展之猛烈使世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发生摇动；中国革命已成 为世界资本主义稳定之最大障碍了”〔79〕；1927 年《中国共产党为辛亥革命纪念告民众书》中，强调相对于十六年以前“差不多是全中国都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而现在“在一年之 中，工农群众奋起斗争，引导革命到胜利的道路上去”〔80〕；1933 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十月革命十六周年纪念宣言》中，强调 “自从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以来，苏维埃和红军获得了极伟大的胜利。苏维埃的旗帜，已经在四川和满洲这些辽远的地域上飘扬着，苏维埃政权大大的巩固了”〔81〕；1948 年《中国共 产党中央宣传部关于纪念“七一”和“七七” 的通知》，更是指出由于中国共产党所主张和实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正确性，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的拥护。后者，立足于具体历史时期变革政治生态环境任务的需要，同时针对不同的革命民众和斗争领域，提出了一些详实的行动方略。如同样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十月革命十六周年纪念 宣言》，就号召广大工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要求改良生活，增加工资，要求失业救济，要求工作”；劳动农人们要团结起来“为土地而斗争”；白军士兵们“应当倒转枪头去打国民党军阀，和红军一块儿去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革命学生们和城市平民们应该“和 工农群众一块儿去斗争”〔82〕。1941 年在所发 布的《关于三八妇女节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务必把“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工 作”“关心妇女生活痛苦”等八项工作视为经常性的工作〔83〕。另外，还主张参考和借鉴国内外其他政党政治行为中所总结的经验教训。如1926 年为庆祝和纪念十月革命而发布的《中 央通告第二十五号》，就认为十月革命之所以 成功在于“有真正的革命群众”“有真正能领导群众坚强的政党——共产党”“革命是真正站在群众的观点上”，并强调这些成功的根本原因应用到中国的革命实践中才能促进革命 “有真正胜利的可能”〔84〕。为庆祝和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周年（1943 年），《解放日报》专门发表社论，其中明确指出“辛亥革命的经验 告诉我们：旧民主主义已不适用于中国，要有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民主革命才能胜利”〔85〕。

（三）从政党心理取向来看，庆祝仪式彰显着记忆和意志建构的功能价值

所谓政党心理取向，指的是经过观念文化和行为文化的内化后，组织及其成员所表现出来的自觉的心理意识。而在政党心理取向中，“记忆”和“意志”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记忆”是将政党心理取向的过去和现在乃至未来实施联结的重要方式，是政党组织及其成员能否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以形成良好习惯和健全人格特征的前提条件。“记忆是使人的心理活动在时间上得以延续的根本保证，是经验积累和心理发展的前提。”〔86〕而“意志”，作为一种心理状况和过程，则对政党组织及其成员的行为特别是面对困难时的行为具有发动、坚持和调适、改变等方面的功能价值。“意志是意识的组成部分，但意志不等同于意识，感 觉（以及认识）是外部刺激向内部意识事实的转化，意志则是内部意识事实向外部动作的转化。……人的意识对行动的调节是通过意志实现的。”〔87〕 庆祝仪式作为政治仪式的一种类型，与其他仪式一样其存在除了社会基础之外也还有一个“心理学的基础”，“参与仪式之中会带来心理上的刺激，一种情绪上的激 发”〔88〕。以民主革命时期党开展庆祝仪式所 运用的一些文本载体及其文字符号来看，庆祝仪式彰显着记忆和意志建构的功能价值。

庆祝仪式彰显着记忆建构的功能价值。仪式既将“记忆”视为自身的内在特征之一，也为社会如何记忆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89〕。前者在于仪式必须要储存社会记忆从而“保证信仰不能从记忆中抹去，必须使集体意识最本质的要素得到复苏”〔90〕；后者在于仪式具有“重演先前原型行为之行为的倾 向”〔91〕以及“有具象的外观，常常包括重新体验和模拟当时的情景或境遇”〔92〕。民主革命时期党举办的庆祝仪式发挥着记忆建构的功能，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记忆的唤起和展示。如对某些历史性实践诸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五四运动、辛亥革命、十月革命、五一国际工人运动等进行了周期性的庆祝 纪念，此本身就蕴含着希冀通过定期、重复式的庆祝操演使这些历史实践活动“转换为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记忆，发挥出政治模式和政治常识的作用”〔93〕这一意愿。同样，从文本载体来看，在对上述历史实践活动进行庆祝纪 念时，往往用了较大篇幅给予介绍和阐释。如以庆祝和纪念十月革命为例，1926 年《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纪念十月革命节的宣传工作》及其附件《十月革命第九周年纪念日宣传大纲》，就对苏俄十月革命的成果、革命为什么能够胜利以及苏维埃共和国为什么能够抵抗一切的敌人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和分析；1933 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十月革命十六周年纪念宣言》中，也对十月革命的成果和意义、 苏维埃政权如何巩固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进行了追溯与回顾。而考察党成立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回顾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特别是为救国救民而进行的艰辛探索历史，更是党庆仪式中的传统惯例。如1943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二周年而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王稼祥就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年如何为“寻找、确定和充实中国民族解放正确道路”〔94〕的历史，以及在为中国民族解放正确道路进行探索的实践中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二是对记忆的重塑和完善。这点在对涉及历史记忆的有关政治符号（诸如“五四” 符号、“十月革命”符号、“孙中山”符号、“三民主义”符号等）实行富有新意的时代诠释上最为典型。以“五四”符号为例，不同于国民党将“五四”节视为一个文艺节，企图通过这个节日“为青年指出一条走向‘国民革命’的成长道路”或强调“青年一定要担负起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95〕；而中共则将其视为一个 “青年节”给予庆祝纪念，并且把“五四”符 号解读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 动”以及反抗强权的革命运动。如 1939 年在 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 上，毛泽东就号召全中国的青年应该这样去认 识“五四”青年节及“五四”运动：“‘五四’ 至今已有二十年，今年才在全国定为青年节， 这件事含着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它表示我们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快要进到一个转变点了”，“五四运动所 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 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96〕。以“十 月革命”符号为例，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更多将其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象征，而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又分别突出了其 “民族解放运动”“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意蕴。同样以“孙中山”符号和“三民主义”符号为 例，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都立足于具体实际对它们的内涵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和创新。如前者中共在抗日战争之前的很长时间段将其视为 “反帝反军阀的标帜”，抗日战争时期将其视为 “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党派合作精神”，解放战争时期则将其看作“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的标志特别是作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的新中国”的象征来对待〔97〕；而后者，20 世纪 40 年代之前认为坚持“三大政策”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才是真正的“三民主义”的精义，40 年代之后明确坚持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可见，对有关历史记忆政治符号的重塑和完善，既在于赋予这些历史记忆现实的意义，从而“使政治传统或政治历史在变迁 中维持和发展”〔98〕；也在于为中共政党文化指导下的政治实践更富有历史合法性进行论证和辩护。

庆祝仪式彰显着意志建构的功能价值。意志力是衡量和判断政治主体的行为有无意志或意志强弱的主要尺度。而意志力内部是由“政治决心”“政治恒心”和“政治信心”等要素所构成的，其中“决心是目标、是前提，恒心 是客观条件、是关键，而信心是精神状态、是重要条件”〔99〕。尽管民主革命时期党所举办的庆祝仪式并不是专门讨论政党行动意志的， 但是在对庆祝相关的实践评价时所论及的成功性、艰辛性和精神力量性时，又与政治意志力的内在结构中的“决心”“恒心”和“信 心”等发生关联，而这些充分体现了庆祝仪式 的意志建构价值。具体为：一是强调实践变革的成功需要正确目标的导引，从而要求人们坚定参与中共政党文化指导下相关实践的意志“决心”。如 1927 年为庆祝“双十”节而发布的《为辛亥革命纪念告民众书》中，将辛亥革命后的十六年和近一年来中国实际状况进行对比，号召民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自己武装夺取政权，完成辛亥所开始的革命”〔100〕。同样，1932 年《中央关于三八妇女节工作的决议》中，也通过苏区和国统区妇女状况的鲜明对比，动员广大妇女“在党的口号之下，积极地参加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反抗死亡饥饿，拥护苏维埃政权英勇地斗争”〔101〕。二是突出实践成就的取得是长期奋斗的结果， 从而告诫人们保持参与中共政党文化指导下相 关实践的意志“恒心”。1943 年为庆祝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二周年而撰写的《清算党内 的孟什维主义思想》文中，刘少奇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来的历史以及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实践的历程，指出“在这二十二年中，在三次连续不断的全国性的革命战争中，经受了各方面的严格考验，它经过了多次的胜利，也经 过了多次的挫败，它走着非常迂回曲折的道路，以至于今日”〔102〕。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各地的不断解放，中共中央在贺电中多次强调这 些是长期奋斗的结果，“尚望前后方军民继续努力，为消灭反革命残余力量，解放全中国人民而奋斗”〔103〕。三是弘扬成功实践中所体现的奋斗精神，从而增强人们树立参与中共政党 文化指导下相关实践的意志“信心”。如 1927年5 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发布的《为“五一”纪念告中国民众书》中，赞扬了中国工人阶级身上所体现出的“勇猛牺牲的精神”，强调这种精神是“中国历史上所从没有见过的”〔104〕。同样是《清算党内的孟什维 主义思想》文中，刘少奇就指出“因为我们有 很好的革命精神与艰苦工作精神，中国革命的客观条件一般又是很好的，只要加上正确的马列主义的指导，那革命就一定要逐步地走向胜利”〔105〕。1947 年 1 月 1 日在新年祝词中，毛 泽东强调只要全国人民坚持和弘扬“团结一致”“不屈不挠”的精神，那么“在不久的将 来，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的大地，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要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106〕。

（四）从政治社会化来看，庆祝仪式担负着沟通和认同的功能价值

所谓政治社会化就是指“社会个体在社会政治互动中接受社会政治文化教化，学习政治知识、掌握政治技能、内化政治规范、形成政治态度、完善政治人格的辩证过程”〔107〕。可见，政党文化中无论是观念文化，还是行为文化乃至心理文化，要被党内外民众真正接受和认可，实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离不开 政治社会化这一关键性的传导路径。而民主革命时期党所举办的庆祝仪式，不仅推动着政党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创新，同样自身还作为政治社会化的“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发挥着 “传播教育”的功能〔108〕；特别是通过推进沟通方式的多样性、实行沟通话语的“接地气”， 以促进和增强政党文化的认同性。

推进沟通方式的多样化，以促进政党文化的认同性。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沟通是“桥 梁”和“整合剂”。有效的沟通，才能获得稳定、持久性的认同。民主革命时期所举办的各种庆祝仪式中，党就十分重视政党文化在政党内外民众及其组织中的传递和交换。在1931 年《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中，明确“一切纪念节在苏区都应该是广大的宣传鼓动的日子。比如‘三八’应该是宣传劳动妇女解放，使劳动妇女起来参加一切斗争的日子；……‘五一’应该是宣传鼓动苏区工农检阅自己的力量，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在一起的日子”〔109〕。而这种政治社会化中一个重要的实践特征就是推进沟通方式的多样化，如表现在沟通情境的多样化、沟通模式的多样化和沟通载体的多样化等方面。沟通情境的多样化，从庆祝仪式的文本看，就是有意识地运用生动的语言以描绘或创设多种具体的情境，如在庆祝十月革命仪式中设置了苏俄人民获得自 由解放以及当时中国人民处于压迫剥削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境；同样在诸如庆祝纪念“双十节”或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仪式中，也创设了没有共产党领导革命实践时的过去中国历史的情境，以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实践时的中国现在的情境。构建这些多样的情境，目的在于让仪式的直接或间接的参与者获得一种形象的 场景体验，感受到中共政党文化的科学真理性和其指导下的实践的现实正当性，从而改变心灵深处原有的与中共政党文化不一致的认知结构，或者提升、巩固原有的与中共政党文化相一致的认知结构，归根结底实现对中共政党文化的内化和深化。沟通模式的多样化，从庆祝仪式的主办和推动力量来看有政党主导的沟通模式、政府主导的沟通模式、社会组织主导的沟通模式以及大众传媒主导的沟通模式等。这 些说明当时中共政党文化的政治社会化“不是 一个静止的、单向度的过程，而是多重的互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110〕。沟通载体的多样化， 仅仅从庆祝仪式所运用的文本载体来看就有通告、决议、决定、宣言、会议演讲、报告、社 论、祝词、标语口号、庆祝纪念文章等。这些沟通载体针对了不同的政治社会化对象，也发挥了具体性的作用。如“通告”在一定范围内向民众公布了庆祝仪式活动应当遵守或者周知事项；“决议”“决定”更多地强调庆祝纪念活动必须遵守或周知的事项，具有权威性和指导性；大会演讲、报告等则“提纲挈要，表明纪念活动的基本态度和重要价值，呈现完整的理论形态，提出战略设想，部署大政方针”；社论“用准确、客观、理性的语言进行系统分 析，充分展示历史、事实和逻辑的力量”；标 语口号“文字简短有力、朗朗上口，内容高度浓缩，公众喜于观看、易于识记、乐于接受， 效果激情震撼”；纪念性文章则是“摆事实、讲道理，更深刻地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111〕。

实行沟通话语的“接地气”，以增强政党文化的认同性。“话语的功能在于确定公众可以使用的专业知识与日常知识的形态，它是社会的规范性框架，左右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112〕因此，政党文化能否被有效地认同， 话语及其方式的选择至关重要〔113〕。考察民主革命时期党所举办的庆祝仪式，会发现党非常注重沟通话语的建构，尤其是突出沟通话语的 “接地气”，从而使人们更加有效地接受话语所描绘的“思想体系”〔114〕。例如，一是沟通话语的内容“接地气”，表现为密切联系民众的利益诉求和愿望。如在“五一”庆祝纪念活动中，提出“特别要宣传劳动保护法，……特别 要针对各地工人群众的痛苦，说明这一法令的实际意义，鼓动工人群众为实现这一法令而斗争”〔115〕。同样，在“三八”节的庆祝纪念活动中，强调“党的妇女部及工会的女工部要根据各地的女工农妇的实际要求，提出具体的要求纲领，深入到群众中”〔116〕。一定程度上说， 内容上的“接地气”，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意识 形态话语多种角色，使其更有“亲和力”。在庆祝纪念“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等仪式活动中，马克思主义是争取人民权利、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武器；庆祝苏俄“十月革命” 等仪式活动中，马克思主义是推翻旧的剥削制度建立新社会的科学指南；庆祝“双十”节等 仪式活动中，马克思主义是三民主义的真正继承者的角色。同样，民主革命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段所举办的庆祝仪式活动中，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革命”的身份；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更多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解放”的身份。二是沟通话语的方式“接地气”，表现为 突出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理性话语与感性话语的相融相联性。如在庆祝纪念“五一”时， 强调宣传务必要“经过公开的群众路线推广发行”，指出“在各厂各校尤其要建立群众自己的宣传品，如工厂小报与传单标语壁报，引导群众自己著，自己写，自己散发”〔117〕。在庆祝和开展“红五月”的运动中，一方面要求 “在地方党报及党所领导或影响的一切刊物杂 志画报上，必须出版苏维埃专号”，另一方面强调“除转载大会宣言决议案外，并须多作通俗浅近的文章或图画，以及各种小册子，使这一宣传极广泛地深入到群众中去”〔118〕。在庆祝纪念“三八”节时，要求“将帝国主义，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罪恶，与白区苏区劳动 妇女的生活，印刷各种简单清楚的宣言，传单，歌谣，画报，小册子等刊物，向劳动妇女群众作广大宣传”〔119〕。三是沟通话语的思维“接地气”，表现为大量运用符合当时中国农业社会特点的“相似性思维”，即“不需要 求助于分析、分解而去将事物打成碎片，而是直接地在完整的事物间去发现联系和建立起联 系”〔120〕。这种“相似性思维”，相对于工业社会占主导的“分析性思维”在于“要求弄清楚事物是什么”而言，其“所关注的则是事物的意义是怎样的”〔121〕，“借助于相似性思维及其想象”来“获得开展行动的依据”〔122〕。从民主革命时期党举办的庆祝仪式所运用的文本来看，“相似性思维”极其常见，如庆祝纪念 十月革命时将苏俄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中国的无 产阶级革命实践、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中国革命胜利后未来社会的状况、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等联系起 来；庆祝纪念辛亥革命时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联系起来；庆祝纪念“三八”和 “五一”等节日时将世界劳动人民争取权益的 实践与中国劳动人民的解放等联系起来。总之，通过这些联系，促进人们对中共政党文化的理解，并以此来指导和规划自己的实际行动。

注释 

〔1〕王海洲：《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 的政治文化分析》，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100 页。

〔2〕马敏：《政治象征》，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15-116 页。

〔3〕马敏：《政治象征》，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15 页。

〔4〕（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 王海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71 页。

〔5〕（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 王海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73 页。

〔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9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42-243  页。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69 页。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8 页。

〔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00-401  页。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14-115  页。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8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98-100 页。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1 页。

〔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00 页。

〔1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9 页。

〔1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01 页。

〔1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00 页。

〔1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7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27 页。

〔1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71 页。

〔1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14 页。

〔2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7 页。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1 页。

〔2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2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66 页。

〔2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83 页。

〔24〕陈金龙：《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72 页。

〔25〕马敏：《政治象征》，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13 页。

〔2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65 页。

〔2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8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36 页。

〔2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34 页。

〔29〕《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36 页。

〔3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43 页。

〔31〕李明斌，胡中升：《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 产党的革命自信》，《江西社会科学》2018 年第 7 期。

〔32〕（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 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45 页。

〔33〕（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 王海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98 页。

〔34〕《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76 页。

〔3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34 页。

〔3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37 页。

〔37〕《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296 页。

〔3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36 页。

〔39〕《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43 页。

〔4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36 页。

〔4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43 页。

〔42〕《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2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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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张康之：《话语体系建构中的思维方式探 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1 期。

〔121〕张康之：《话语体系建构中的思维方式探 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1 期。

〔122〕张康之：《话语体系建构中的思维方式探 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1 期。

作者简介 

朱庆跃（1977-）， 男， 安徽含山人，博士后，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文章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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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书寒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硕士生

校对：宁志垚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