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内在逻辑远没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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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中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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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高峰论坛是“一带一路”提出3年多来最高规格的论坛活动，标志着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务实合作、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也有别于中国曾主办过的G20、APEC等国际轮值峰会，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自主召集、自设议题、在国内召开的全球性会议，其意在确立一种新型的全球治理方案探讨模式，创造一种新型的国家互动共赢合作模式，开辟一种新型的大国崛起责任模式。
2013年9月7日，习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
2013年10月3日，习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二为一，简称“一带一路”。
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获得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还得到联合国的“背书”。“
欢迎‘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倡议建设”，2016年底，第71届联合国大会决议就写入这一倡议并获得193个会员国一致赞同；今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也通过第2344号决议，呼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回想“一带一路”提出伊始，远没有这样备受瞩目，甚至被认为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因由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将军首先提出而得名，其官方名称是“欧洲复兴计划”。该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在1948年4月至1951年底执行期间，美国为战后的西欧国家提供了包括金融、食品、技术、设备、原材料等多种形式、合计130多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对帮助西欧国家迅速重建并恢复经济，对美国转移过剩的产能、开拓新的市场、刺激出口、确立美元的全球性货币霸主地位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就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具有更深刻背景与现实意义，更暗含着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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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背景上看，崛起的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不可避免地深化、拓展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中国的持续崛起也有赖于融入世界体系。
而美国唯恐失去“世界老大”的地位，且要维护“千年帝国”的梦想，加快“重返亚洲”步伐，以压制、打击中国，否则当初就不会拿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在亚太经济贸易圈横插一脚。
日本、俄罗斯、印度三个世界级和世界级预备队的国家林列在东北南三个方向，日本与美国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鉴于俄罗斯的大国情怀，中俄关系随国家利益变化而不断演变，印度反华与亲华论调交替出现，蒙古惧怕“领土光复”，有意无意偏向美国，中韩关系因“萨德”事件已经势同水火，朝鲜早不再是听话的“小弟”，东北亚局势紧张的像“火药桶”，台湾地区也是第一岛链的一部分，菲律宾、越南卷入南海群岛争端，可谓是群狼环伺，因此，周边问题的复杂与敏感让中国不得不艰苦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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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层面来看，“一带一路”暗含中国企业“走出去”内在要求，化解国内过剩产能逻辑。
当前的中国经济正处在多种矛盾之中：
既要让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又要保持经济增长；
既要调结构和促转型，又要顾及产业发展和提升就业；
既要扩大内需、力促消费，又须严控信贷；
既要加大城镇化进度，增加房地产建设，又要严控地方财政风险和房地产市场风险；
既要改革人民币汇率机制，又要维持外向型经济、吸引外资等。
化解经济内生矛盾与压力——中国30多年改革形成超强产能，超级货币大投放，以及金融资本的内在逻辑，都需要中国从外部寻找解决国内问题的钥匙。
一是以消化产能过剩与“走出去”为核心；二是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投资的重点；三是重视金融货币上的合作，通过提供贷款、设立灵活性的基金来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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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融危机时代，逆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经济上表现为自由贸易遭遇普遍“围剿”，政治上表现为国家主义甚嚣尘上，让中国不得不自我斩棘破路，另辟蹊径。
当年把中国拉到WTO的体系中，原本以为就此把中国压在了产业链的低端，哪料到中国凭借资源禀赋优势，坐享全球化制度红利，成为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不仅中国制造乘势全球崛起，还不断挤压美国制造的空间，给美国制造了一个不容小觑的竞争对手，而美国等国家自以为是全球化中的失败者。
当危机打破了上一轮全球化长期形成的各种恐怖平衡（中美之间、资源国与生产国、消费国之间、金融与实体产业之间等），维持这些平衡的纽带土崩瓦解，也揭开全球化退潮的序幕。
不同于TPP或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画圈子，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更愿意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实现共赢。
截止目前，中国企业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建起了56个经贸合作区，为东道国创造了逾10亿美元的税收和超过16万个就业岗位，让越来越多国家享受到了中国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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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源层面来看，“一带一路”国家油气资源丰富，石油天然气可采资源量分别为2512亿吨和292亿方，分别占世界的60%和63%；油气产量为24.1亿吨和1.8万亿方，分别占世界的58%和54%。
而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预计到2020年，我国原油需求为6.5-7亿吨，其中国内原油产量2亿吨，需要进口4.5-5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将超过70%。
其中，中东占我国原油进口来源的“半壁江山”，但中东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恐怖主义横行，我国投资和油气供应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哈萨克斯坦等五个斯坦国分别与阿富汗、伊朗接壤，是中东石油输出且不受美国控制的渠道，且哈萨克斯坦本身也有巨量的石油储备，估计其里海海域石油储量100亿吨，陆上石油可采储量21亿吨，天然气1.6万亿立方米，被称为“科威特第二”，中亚五国可以说是中国石油战略突围的重要出口，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由此，“一带一路”的意义在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面向欧亚内陆开放的战略，或形成区域和跨区域的合作平台，既带动中间欠发达“凹陷带”，又保证中国能源需求，最终带来一个亚洲到欧洲的政治和经济新景观，让中国有效地展现“和平崛起”形象，依托地缘经济达到地缘政治目标，增加地缘政治影响力。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是在中国由陆向海转型不可逆转的潮流下，通过经济手段强化与东盟国家的合作，试图在亚洲大陆东部陆海交接的边缘地带建立起稳固成熟的经济与安全秩序，避免中国面对“强龙不压地头蛇”的困境，顾此失彼，在救火式外交中疲于奔命的情形。
此外，“一带一路”也是新时期外交政策调整的一个典型表现，即在大国外交基础上，提升周边外交的重要性。至此，“一带一路”在政治层面上的国家战略已然清晰。
鉴于后危机时代是各种问题、矛盾充分暴露、碰撞的时代，一方面导致各国间关系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极难协调，另一方面又迫使各国不得不通过国与国间的合作来解决问题。
再加之，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决定了全球一体化是降低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必然之路，换言之，再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运行逻辑的内在要求，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相对应的，国家愈强大，对开放的要求愈强烈，而消弭一切有形乃至无形边界的互联网、技术革命，正不断抽去国家主义的前提，当下的再国家化实际上埋下了未来去国家化的基因。如此一来，高举全球化大旗的“一带一路”就吻合了当下的现实需求与未来的时代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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