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有无未来？——两种“极端”趋势
2017年上海车展如火如荼，就在开幕的第一天，德国保时捷几位高层，包括CEO奥利弗·布鲁姆在内，出现在中国自主品牌众泰的展台上，与众泰进行了友好而又和谐的“世纪性会晤”。其中一位保时捷高层仔细打量了众泰SR9这个“远房亲戚”，并露出了不可描述的表情。
保时捷：价格零头，功能齐备，难以置信！
众泰则淡定的会心一笑：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谁说中国制造只有借（shan）鉴（zhai），就在今天，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在大连正式下水。其由我国自行研制，2013年11月开工，2015年3月开始坞内建造。
目前，航空母舰主船体完成建造，动力、电力等主要系统设备安装到位。出坞下水是航空母舰建设的重大节点之一，标志着我国自主设计建造航空母舰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首艘国产航母下水现场
不仅如此，全国产“神威太湖之光”登顶世界超算冠军、“华龙一号”首台核电主泵泵壳锻造成功、国产大飞机C919正式总装下线等，中国制造“大突破”捷报频传。
中国制造业的两个极端
低端制造业“大溃败”，高端制造业“大突破”，中国制造患上了“极端”分裂症，影射出中国制造业哑铃型结构的尴尬态势，其中一端表现为“世界工厂”的低端性：
1
长期游走于“三无”（无核心技术、无品牌、无信用）之境，竞争优势被荡平。
短线文化使企业惯于“借梯登高”极速复制加工以获利，不仅核心技术惨遭扼喉，还弱化了品牌溢价能力，光纤制造装备的90%、芯片制造装备的85%等均靠进口，没有技术托底只能山寨其形。
此外，信用也是中国制造的硬伤，吴晓波曾直言：温州制造业溃败的关键是信用在中国不值钱。“极端功利主义的社会共识”与“低廉的信用违约成本”硬生生将中国制造业的信用压缩成了“廉价货”，和同行拼刺刀、抹黑、跑路成常态。
加之“两头在外，三来一补”使中国制造无法掌控整个生产过程，更遑论自成体系，只能与世界先进制造渐行渐远。
2
跟随战略面临前后夹击，中国制造饱受两线作战之困。
作为后进国家，“师夷长技”被奉为赶超先进的金科玉律，“引进—落后—再引进”的逆向研究虽弥补了国内制造技术的短板，但也使其极端地将发达国家当做学习的“固定靶”。
伴随历史欠账的“崩盘”，国内制造业“瞻前”还得“顾后”，遭受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双向挤压压力山大。
3
OEM代工生产模式使中国制造业深陷低端的泥淖。
“外资+技术+工业设备+低价资源+廉价劳力”的OEM模式熔铸出了面大量广的低端制造，甚至有人调侃：“8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波音飞机”，“中国制造是靠广告‘炸’出来的，凭网点‘铺’出来的，以低价‘杀’出来的。”由此，中国制造在低端里越陷越深。
4
中国经济周期性、结构性调整，产业、行业遭遇成熟前的大洗牌。
中国经济增速换档、短期需求减弱，钢铁卖出白菜价、煤炭卖不出沙子钱，在“越贱越扩张”的挣扎中遭遇政府主动调控和市场激烈竞争的双重绞杀，产能出清、清理僵尸企业已避无可避，行业洗牌在所难免。
而另一端，举国体制和国外核心技术的“掐尖”战略又让中国制造呈现出惊为天人的高端性。
一方面，举国体制下的“金牌战略”，从中央到地方纵横一体，以权力意志控制市场和社会偏好，为高端制造大搞政策倾斜、资源倾斜、资本倾斜等集聚性配置，借以瞬时提升国家实力，此时其政治效能已然凌驾于经济价值之上。
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制造业上存在技术时差，既要超速崛起又得对外形成震慑之势以保国家安全。更何况在智能科技时代，国家战略的调整背后倚仗的正是强大的高端制造力量，美军借助被高性能芯片所武装的先进装备，在战场上摧枯拉朽般“瞬间”击溃伊拉克军队即为明证。
因此，在航天、军工、核电、高铁等特殊领域，国家汇集大批身怀绝技的高端“工匠”，维持了高精尖制造与国际影响力的“水涨船高”。
而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将关键零部件的研发制造与高溢价的核心技术牢牢掐在手心，并高高竖起技术壁垒，中国制造为了突破技术封锁，自力更生发起技术反攻，甚至形成了“技术一封锁中国就搞定”的铁律。
为此，作为“工业之母”的大连现代数控机床技术追平至国际先进水平的95%；还有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中的电源设计和磁体技术，全世界最先进、领先美国E-3C预警机接近一代的2000预警机等中国“黑科技”更是位列世界顶级。
中国制造就在这极其高端与极其低端的产业链“两极”画地为牢，锻造出中国制造业特有的“尴尬”。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新的起跑线
如今，整个制造业运作的内在逻辑已然生变，制造业的一系列变局早已超出行业、地区，甚至国家以往的所有经验，这也为中国制造业熨平“两个极端”进一步造势。
一是科技制造技术的迭代趋势，抽走了原有的发展势能，所有的技术都失去了前提，小系统没错，大系统错了。
技术“疯”以“进托邦”的方式演进，从超精密制造到亚纳米级制造，科技制造迭代进化的速度堪称“生死时速”，极致科技超然于“上限”之外。
这厢汽车发动机还在从四缸到十二缸顽强“进阶”，那厢新能源汽车的横空出世早已“格式化”了汽车发动机所有的技术前提。
二是制造业的极端化、网络化和新媒体化势不可挡。
互联网、机器人等让制造技术已由单纯的机械加工转为集机械、电子、互联网、多媒体等于一体，从线性模式向复杂性系统转变、从宏观到微观再到纳米层次转变。
更何况CPS（虚拟现实交互系统）智能制造的利箭已经射出，生产制造系统的多元化和超复杂相交叉，此种大环境再次印证了破除中国“极端”制造的尴尬势在必然。
与此同时，困扰“中国制造”劳动力成本问题也将在工业化与市场化双向深度发展中逐渐淡化。
现代自动化大生产使机器取代工人的工作，美国历史上曾有90%的人口从事农业，现在只有2%；位于英国桑德兰的日产汽车工厂，1999年，4594名员工生产了271157辆汽车，2011年5462名员工却制造了480485辆汽车。
“厂大人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市场经济将大部分人边缘化，这两者叠加将开启去劳动力化的新潮流。
而该潮流的另一面，即是制造业极度化，机器人时代来临。在过去10年中，iRobot售出数百万的清洁机器人及拆弹机器人，可远程操控的办公室助手和小管家正在研制中。
许多机器人制造商正努力将市场扩展到军事、医疗、工业和玩具用品以外的领域，随着平板电脑诞生，简单的触摸式操作变得愈来愈普及，这为视频会议、移动安全和老年人护理方面的应用开发开辟了新的可能，“机器人市场即将进入爆炸式增长时代。”
鉴于此，中国与工业化国家将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在熨平两个“极端”之后，中国制造业自身蕴藏的巨大空间也将充分释放出来。
中国制造业不仅具有超大规模，还有完整的产业链。
中国堪称世界老二，本就足以证明其经济体量之大，而从工业体系的完整度来看，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就有220种，且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
从火柴到火箭，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产业链“无国能及”，不仅不用担心被外国“卡脖子”，还能保证国内“一揽子”产品的最低价。
此外，基础设施空前绝后、超级开放的态度又为人财物的吸纳、储备留足了空间，而这正是国民禀赋中难以替代的一块。
二
超大的市场需求是关键。
经历经济起飞期后，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大幅提高。
2015年出境游游客数量达1.2亿人次，境外消费达1.5万亿元；外贸进口总额达10.45万亿元；中等收入人数跃居全球之首，而这些数据又说明中国足以捷足先登，从而获取高利润营销和客户服务的最大份额。
一旦中国的工业化和市场化全部就位，军工、民用等领域的超大需求集中迸发，点燃制造业“冲天”的捻子指日可待。
三
中国经济超级混沌，各类界面极为模糊，到处都是边界和边缘。
智能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正在打破各行各业的界限，打破只在传统延长线上的创新格局，边缘愈多，制造业科技创新“见缝插针”的机会也愈多。
四
国策导向将资本金融切换至实体经济，制造业版本升级势在必然。
工信部提出中国要用2025和工业4.0接轨，旨在使中国制造2025“由大变强”，2035“由强到前”，2045“由前到先”，同时还对诸如P2P、影子银行等资本金融大整顿，力图将其导入实体经济。国策转向以及资本金融的流向将为中国制造业的版本升级“添柴加火”。
一旦中国制造业的潜力被激发，届时也将开启中国制造的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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