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特色小镇，99%的人都理解错了

“特色小镇”作为一个新名词，最早出现在2016年7月由住建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文件中，计划到2020年，培育1000个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特色小镇。

2016年10月，住建部认定第一批127个特色小镇，政策真正落地。此后，各地一哄而上，唯恐落后，一时间特色小镇遍地开花，据统计截止今年底将增至5000个。

代表省份特色小镇计划数量、公布数量

仅仅一年之后，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和住房城乡建设近日联合发布《关于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特而强”、“聚而合”、“小而美”、“新而活”标准，为特色小镇建设把方向，这或可以理解为是对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纠偏。

《意见》重点任务包括：

一是准确把握特色小镇内涵；

二是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

三是注重打造鲜明特色；

四是有效推进“三生融合”（生产、生活、生态）；

五是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

六是实行创建达标制度；

七是严防政府债务风险；

八是严控房地产化倾向；

九是严格节约集约用地；

十是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作为一种经济模式，特色小镇成为投资界城乡经济建设中的大事件，各地一窝蜂地投入到建设中去，搞建设的忙着征地，搞旅游的忙着宣传，搞产业的忙着招商，不亦乐乎。

全国代表省份公布特色小镇产业类型

而关于出台特色小镇的深意却根本无暇顾及，也很少有人能够真正静下心来研究，以至于在建设过程中“走样”，与政策要求差之甚远。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则是难得一见的精品，从宏观战略层面全面分析了特色小镇出台的现实背景及政策本意，值得一读。

“特色小镇”概念的提出，有其现实背景。

一方面，经过第一轮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中国城市化率从2000年的36.2%快速跃升至2016年的57.35%，城市化“大跃进”的正面作用，是为中国经济起飞提供助力，而时至今日，其负面性却难以回避，即大城市经济到头了。

盲目扩张城市功能，放大城市规模，增大经济总量，大城市病盛行。

且不说住房供求严重失衡、交通极度拥堵、教育资源分配空前扭曲，仅资源便已无法支撑。

大批城市触及资源环境承载的物理极限，全国657座城市400多个缺水，其中110个属严重缺水型，由于大肆超采地下水，部分城市沉降面积越来越大，已引发国土资源部关切。

一定意义上，雄安新区，实质上就是想通过首都功能的疏解与分离为化解超大城市发展瓶颈寻找“出路”，其实侧面折射出当下中国城市“病入膏肓”岌岌可危的严峻局面。

另一方面，农村经济苦到头了。

每年的“一号文件”都锁定三农问题，但建国这么多年，三农问题始终未能得以很好解决，往事不堪回首。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当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迁徙几乎贯穿了改革开放整个历程，城市繁荣璀璨的背面，是乡村一片凋敝的惨淡图景，中国人正在失去“远方的田野”这一最后的“精神家园”，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化为几代人的“乡愁”。

事实上，dang之所以伟大光荣正确地走到今天，农村的作用功不可没。

成立的第一个三十年，通过农村土地革命，夯实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调动了最多人的积极性，农村包围城市，最终赢得胜利。

第二个三十年，利用城乡经济剪刀差——廉价收购农产品，高价出售工业品，迅速完成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奠定了中国经济的基本框架与基础。

第三个三十年，利用城市与农村的级差地租，低价甚至无偿占用农村土地，农民工沦为廉价劳动力、提供了“用之不竭”的就业蓄水池，城市化、工业化得以快速推进，中国经济高歌猛进。

这三个三十年，皆以牺牲农民、农村、农业的根本利益为代价，客观上不断地固化城乡二元经济，城乡差距持续拉大、城乡经济继续撕裂，成为阻碍中国经济走向未来的巨大绊脚石。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障碍，也是三农问题归根到底的“症结”所在。

因此，特色小镇的提出，标志着农业反哺工业的终结，是国策调整的重大变化。

除了化解大城市病、发展农村经济外，特色小镇还承担着二次城市化载体的重任。

首先，二次城市化是对以往城乡割裂的历史回摆。

如果说第一次城市化是农村城市化，那么第二次城市化势必是城乡一体化，如此，方能夯实城市化的基础。

以往城市化造成的城乡经济断层需要特色小镇来勾兑、“填平”，原因在于所谓小镇，既是最小的城市“单元”，又因毗邻农村而与农村有着割舍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处于两者的过渡带。

特色小镇发展起来了，城乡经济的差距就将缩小。

其次，二次城市化的要义在于就地城市化，即让农村具有城市功能。

第一次城市化过度虹吸农村经济，农民离土离乡，集中上楼，是站在城市角度的城市化。

第二次城市化将调整为站在农村角度的城市化，即让具有城市功能的农村成为资源要素配置之地，而特色小镇最能体现这一特征。

最后，农村经济产业化。

未能根本改变中国农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是第一次城市化的最大败笔之一。

农村经济现代化的前提，一定是农业产业化。产业化需要集中度来实现规模效益，特色小镇恰能作为最佳载体。

而从更深远、宽广的角度来看，特色小镇横空出世是中国经济空间调整上的大动作。

区域联动将取代城市极化，成为下一步发展的主题词。

中国经济已形成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十几个重点省会城市为二线城市以及以地级市、县级市为主的众多三、四线城市的层级分明的区域经济形态，在这种层级形态中，往往某个特大城市虹吸周边地区，大树底下寸草不生，“灯下黑”，以至于“一将功成万骨枯”，区域经济离散度太大。

而特色小镇既可作为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连接点（带），也可作为承接特大城市功能转移的落脚点，以点带面，联动发展。

县域经济历来是中国经济的基本支柱以及国家政权管理的综合单位， 经过30多年发展，已疲态渐显，经济基础单元下沉至特色小镇，实际上为县域经济创造了新增长点与支撑点。

县域经济活，则中国经济活。而最关键的是，特色小镇为城乡联动创造了“由头”。

过去城乡联动有知识青年下乡、文化下乡，还有财政转移，现在通过特色小镇建设，城乡间将出现更吻合经济规律的产业联动、人才联动等深层次联动，两者相互促进，不仅将大大改变乡镇面貌，反过来也将为城市发展提供新思路、新动力。

如若能够深刻理解政策真义，在特色小镇建设中自然能够回避雷区，在“千树万树梨花开”中卓尔不群，修成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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