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企业税到范冰冰的税，我们把这笔“乱账”梳理清楚了（上）|税收系列
导读
提高个税起征点，让企业税负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并将影响为数众多的企业的发展轨迹和就业；崔永元与冯小刚的“恩怨”掀开了娱乐圈影视明星们偷税逃税的冰山一角。本公众号将推出系列税收相关文章，梳理中国税收体系，预判未来税改空间和方向。
关于企业税
01
结构：间接税主导，增值税高
当前中国共有包括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车辆购置税、车船使用税，烟叶税等18个税种。2016年增值税的收入占总税收的31.2%，其次的企业所得税占比22.1%，两者共同构成了一半以上的税收。
前四大税种都是由企业缴纳，此外由企业承担的税种还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增值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等，企业缴纳部分占税收收入之比合计超过85%。而个人直接缴纳的占比不大，个人所得税、车辆购置税、房产税合计比重仅11.5%。
总体来说，中国税收以间接税为主，在具体税种中，增值税较重，所得税偏高。
根据海通证券的数据，中国2016年的税收收入中，间接税占比60%，直接税占比40%。而发达国家的直接税比重一般在50-60%，美国、加拿大超过70%。
间接税比重过大会导致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直接感受到的负担更重，中国企业缴纳部分占税收收入之比合计超过85%，而个人直接缴纳比重仅11.5%。
在增值税方面，在采用增值税的国家中，中国17%的基本税率处于世界中等水平，不过，高于中国的大多是欧洲高福利国家，亚洲国家的增值税税率大多不超过10%，远低于中国。中国增值税在税收中的比重达到40.9%，已远高于日本、印尼、越南等国。
所得税方面，中国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居中，但企业所得税收入是个税收入的近三倍，而欧美主要国家企业所得税大多不超过个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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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与其他国家比较
如果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总税率”指标来衡量我国企业所承担的税负（总税率是指企业的税费和强制缴费占商业利润的比例），2013年，我国企业总税率为68.7%，不仅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也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泰国和南非，仅略低于巴西。这之后的2014年和2015年，中国继续维持在68.5%和67.8%的高水平上。
著名税收专家李炜光先生指出，“近年来国外机构加强了对中国税负问题的分析，相关信息的披露都说明中国企业税费负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如Undata公布的2013年世界主要国家的企业生产税和所得税占增加值的比重，中国是22.9%，其它国家只在3%—13.1%。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2013年主要国家非税收入占政府收入比重，我国为42.8%，也把其它国家远远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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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对比：变化趋势
根据招商银行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万钊的数据，中国企业税费负担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在具体领域会有所差别。
从企业的劳动力负担看，自1992年至2000年，企业向职工分配的工资薪金的比例基本保持稳定，之后该比例自2001年至2011年，出现了单边下降。再然后，自2011年之后，工资薪金的比例反弹向上。同时，社保缴费的比重一直在单边上升。
不过，从国际比较来看，企业的劳动力负担不算高。以2015年的数据为例，企业向劳动力分配的比例中，中国的比例为42.3%，是比较低的，其中法国为65.6%，英国是61.9%，德国是59%，美国是58.4%，韩国是49.1%，均显著高于中国。
从企业增加值来看，缴纳的增值税等流转税的比例，呈现出单边上扬的走势，其直到2011年才开始见顶回落，目前在20%左右。
就国际比较而言，中国企业缴纳的增值税等流转税较高。从流转税占企业增加值的比例上看，中国的比例在全球独树一帜，2015年该值为20.3%，几乎为第二名瑞典的2倍。第三名为美国8.4%，法国为5.4%，英国2.8%，韩国1.1%，德国0.6%。
从企业的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在企业的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来看，中国企业的所得税率，自1995年起单边上升，2012年出现企稳，目前在13.8%。
就国际比较而言，从企业的所得税率上看，中国排到中游略偏下的水平，目前为13.8%。但是比中国更高的，多是欧洲国家，所对标国家大多跟我们接近或者略低，比如日本是14.9%，法国是13.6%，英国是13.6%，美国是13.5%，德国是12.5%，韩国是11.9%。
综上来看，从企业增加值中向劳动力分配的比例来看，劳动力所分配的比例自2011年起有所抬升，但是绝对水平不算高；从中国企业增加值中缴纳增值税等流转税的比例来看，中国确实独树一帜，但是比例自2011年之后有所回落；从中国企业的所得税等直接税的比例来看，2012年出现企稳，绝对水平与主要对标国基本类似。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对标国都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不到40年的积累，企业税负总体上已经开始向发达国家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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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负高低之争
尽管上述数据看起来已经很清晰明了，但对于中国企业税负负担是否偏重，专家学者们却有不同的看法。
认为税收负担过重的理由主要有两点：
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不论经济增长高低，不论企业经营情况好坏，无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成本高低、有无盈利以及盈利多少，只要出售商品和劳务，一律可以征收。这意味着，企业的整个生产和运营过程都处在间接税的笼罩之下。
中国现行税制格局的中，70%以上的税收收人来源于间接税；90%以上的税收收入来源于企业，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中国税收负担首先落在企业身上；只有大约6%的税收收人来源于自然人缴纳。这种向间接税一边倒、由企业“独挑”税收负担以及自然人纳税少的现状，与当今世界的通行税制结构格局迥异。
不过，也有专家学者提出不同意见：
比如，针对中国总税率为68%，就有学者认为，用这一指标作国与国之间横向税负比较意义不大。
这项报告的数据采集人之一、普华永道中国税收政策服务合伙人梅杞成就表示：“由于各经济体的产业结构、成本结构、发展阶段、税收制度倾向（例如侧重企业税还是个人税）等因素往往存在较大差异，所得出的指数和排名只能反映各经济体税负的某一方面，未必代表各经济体的全面情况。”
而对于引起广泛关注的“中国企业综合税负高于美国”的说法，不少专家均认为根源在于中国的税制结构不同于美国。
认识误区、统计口径偏差，会对企业“税收痛苦指数”造成误导。比如，所谓“中国综合税务高于美国35%”，就是将除了“正经”税收以外的用能、土地、保险费等综合成本，全当成税来计算。专家表示，确实有西方国家宽口径计算企业税负，将一些具有税收性质的收入算进去，但国家之间税制不同，税基不同，很难生搬硬套别国口径。
还有一种认知误区，认为“税率是多少，企业就承担多少税负”。这一说法忽视了税负转嫁因素。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岳树民认为，“占我国税收收入比重三分之二左右的流转税，依附于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可以实现转嫁，企业只履行缴税义务，并非负担者。”
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的说法很可能更契合官方的看法：
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应该把最宽广眼界下的各种负担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才能看得出中国现在整个社会的痛点之所在；
除了大企业之外，中小企业的所得税早已经减半征收，标准税率25%减半就是12.5%。小微企业更是采用简便征收办法，是很低水平的负担，而且“起征点”的标准还在不断抬高。所以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确实已经没有多少减少的空间了。
贾康虽然不认为中国企业税负很高，但从他的表述中也可以发现，很多中小企业所得税是按照减半征收。那么，一旦按照全额征收，势必是企业难以承受之重。
其实，有企业因为补交税款而就此“歇菜”，本身也说明，当下的税收是很多中小企业难以承受之重。
05
问题叠加
其实，在税负争议背后，有两个问题亟待理清并给与化解。
与国际比较，我国的“五险一金”负担明显偏高。2011年的一份数据显示，“五险一金”费率达到税前工资总额的66.33%。通过与125个国家的社保费率对比分析，发现只有11个国家的社保费率超过40%，而且主要是发达的福利国家，目前中国社保费率高于德国、美国，也高于日本、韩国。
中国企业负担中的一大“特色”是隐性负担沉重。比如，企业开办至少要盖几十个章，继而产生一系列的隐性成本、综合成本；企业运行起来了，对几十个局、委、办等公权部门的“打点”也会常年不断。尽管近年来，在国家层面的推动下，企业营业执照容易办了，但各种隐性成本并未降低，比如项目审批等环节依然关卡重重，企业需要负担的各种隐性成本很高。
06
不偷税漏税只有死路一条？
早在2011年，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就曾表示，如果说现在让他办一个企业，社保费率占工资的50%，再加上所得税等肯定会倒闭，90%的企业不偷税漏税可能会倒闭。所以，如果说在增值税率不降低、小微企业的税收不降的情况下，如果加强执法手段，他觉得对一些民营制造业、小微企业，包括一些服务业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
目前来看，他所担心的情况似乎正在呈现。
在中国，尤其是中小企业，都把避税干成逃避。很没技术含量。在过去互联网技术不发达，税务和银行没有信息共享前，逃税成本比较低，企业被税务部门抓住的几率低，企业逃税还有利可图。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电子支付技术的发展，及银行与税务信息共享后，企业常用的逃税方法很容易被抓住。逃税被抓后，不单要交纳所欠税费，还要交滞纳金，故意偷逃税还会被判刑。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社保费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让很多企业感受到切肤之痛。
毕竟，按规定基数上缴社保费影响范围大，会使参保企业整体的社保费成本提高 14%。而根据 2018 年《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社保缴费基数完全合规的企业仅占 27%，就是说 73%的企业没有按照规定缴费，其中 31.7%的企业按照最低标准缴费。这也就意味着，社保费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73%的企业都会受到影响。
07
减税难：两大矛盾，一个核心
花钱的地方太多
根据财政部公告的2017年度全国财政决算相关数据，2017年度全国税收收入14.44万亿，非税收入2.82万亿，包括土地出让金在内的政府性基金收入6.15万亿，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8000亿，合计24.21万亿，而2017年度全国GDP总额为82.71万亿，总财政收入占GDP的29.27%。
但是，24万亿的收入却还收不抵支！全国一般预算公共支出达20.31万亿，政府性基金支出高达6.1万亿，合计达到26.41万亿，还透支了2万亿！
根据财政部的披露，超过1万亿的财政支出共有10大项。这其中包括用于城市建设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相关支出、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城乡社区支出等。
收不抵支的现状决定了减税难度之大。
有人就直言：唱高调、说漂亮话容易，但减税后钱从哪里来？比如：
我们制造业税负太重，政府要大幅度减税！（财政赤字怎么办？）
政府应该提高教育投入（钱从哪里来？加税、印钞、还是削减其它科目的开支？）
政府应该提高医保补贴（钱从哪里来？加税、印钞、还是削减其它科目的开支？）
政府应该提高农民工养老金（钱从哪里来？加税、印钞、还是削减其它科目的开支？）
税收结构不合理
目前中国税收中，一大半的税是从企业层面收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收入总额超过60%，不少企业纳税额比利润额还要高，再加上为员工支付的个人所得税和社保成本，企业税负沉重。
要给企业减税，就要有相应的“增税”来填补缺口。这就牵涉到下面的核心矛盾，即税收利益的再调整、再分配。
动谁的奶酪？
税收是政府对于社会财富二次分配最重要的手段，税收政策的重大调整就是二次分配规则的重大调整。
所以，不管是减税还是加税，针对的都是全国不同阶层人群的财富再分配调整——有人受益，也必然有人买单！
在西方国家，不管是政府出台减税还是加税方案，通常都会引发巨大的争议——道理很简单，受益者支持，买单者反对。
但是在中国却非常奇怪，绝大多数人群都认为政府应该减税。然而，减下来的税从哪里来补，社会却鲜有思考。
如果从中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来看，为企业减税，另外一端其实就是增加直接税，即增加对个人的税收。这样的调整，难度显然不小。
目前，社会还普遍存在一种观点，即，大家经常讨论的减少政府部门及行政人员数量。但在这方面落实下来也是相当困难的。
2018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很多部门合并成新的部门，已经体现了相当的力度。全国财政供养人口没有官方权威数据，各媒体估算数从4000万到7000万不等。减少10%的财政供养人员，意味着几百万人要失业，涉及家庭总人口要上千万，而2017年全国新增就业人口才1351万人。如此大的失业压力，是减少财政供养人口数量的最大障碍。
那么，未来究竟将怎么办？敬请关注后续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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