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贫困比旧贫困更难搞定——到底要如何才能消灭贫困？
导读
一边是三千万绝对贫困人口尚待解决，另一边是新贫困问题扑面来袭，中国究竟如何扶贫、助贫？
今年高考过后，一篇被媒体冠名为《感谢贫穷》的文章引发热议。这篇文章是以707分考入北大中文系的河北贫困女孩王心仪所写。其在文中写道，“感谢贫穷，你让我领悟到真正的快乐与满足，你让我坚信教育与知识的力量，你赋予我生生不息的希望与永不低头的气量”。
对此，感动者有之，认为这是“对逆境的尊重，及自我被倒逼成长成熟的现实升华”；反对者有之，认为“贫穷是一种无奈，但绝不值得感谢，反而每个人都应当把改变贫穷，不论是物质层面的还是精神层面的，作为奋斗目标”。由此，也引出中国贫困人口问题与“天字一号工程”——扶贫。
扶贫依然任重道远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扶贫经历了4大阶段：
1979-1985年，农村经济体制变革缓解贫困状况；
1986-1993年，以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为标志，拉开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农村扶贫开发的序幕，政府主导以区域为单位实施开发，通过开发带动脱贫；
1994-2000年，确立“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用7年左右时间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统筹多部委，对贫困地区进行资金、技术、物资、教育资源等综合性政策倾斜；
2001年至今，扶贫战略下沉，提出精准扶贫，从“手榴弹炸跳蚤”逐渐转向对症下药。
正因在扶贫领域的努力，中国在消除贫困人口方面成绩斐然：在总量上实现7亿多贫困人口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的70%以上，且在过去5年间贫困人口减少了6800多万，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3.1%，即每分钟有超过26人脱贫，也难怪中国扶贫被联合国副秘书长盖图称为“全球典范”。
如今，十九大报告更是提出新目标——到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这意味着要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消除3046万农村贫困人口（2017年末）。
但问题是，我国目前还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585个贫困县、近12.8万个贫困村，而且最后剩下的这3000多万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老少边穷”（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自治地区、陆地边境地区、欠发达地区）地区，相对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差，不少地方还面临“保护生态”与“加快发展”的矛盾。
现实中，一系列进入公众视野的事件，如甘肃杨改兰案、凉山格斗孤儿、“杀鱼弟”悲剧，也彰显着扶贫任重而道远。
新贫困更为严峻
尤其是，当下新贫困问题不断浮出水面。
相对贫困将长期存在，比绝对贫困更难消除。
新贫困人群——因分配和再分配的不均衡，导致收入始终相对低于社会其他部分的一定比例的人群——成为贫困的主体。
即便是人均GDP超5万美金、以高福利著称的欧美国家也仍有占总人口10%-20%的相对贫困人口，美国相对贫困人口比例在10%-15%，欧盟是15%，英国是18%。
伴随中国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门槛，相对贫困问题也将愈发凸显，也难怪“月入过万”一族也自嘲的“隐形贫困人口”。
贫困主战场从农村逐渐转向城乡并存。
农村贫困历来是扶贫政策的主线，就连现行的国家贫困线（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也是针对农村贫困提出的，没有统一的城市贫困标准。然而，城市不乏因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和产业调整、国有企业改革而诱发的“贫民”。概言之，即被市场经济边缘化的城市人口，既没有土地作为生产资料，又没有宅基地可以退守。
社科院曾发布报告认为，城市贫困人口比例在7.5%-8.7%，按2017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81347万人计算，至少有6100万贫困人口。
贫困代际传承趋势愈演愈烈。
无论是“盖茨比曲线”（极而言之，屌丝逆袭到头来或只是一场黄粱美梦），或BBC纪录片《人生七年》都揭露了市场经济越发达，社会流动性越缓和，中国也概莫能外。
目前，对中国代际收入弹性（父代经济收入对子代经济收入或经济地位的影响程度）的测算普遍在0.6-0.83之间，甚至高于美、英、法等国。
富人的人脉、财富、精英意识、教育资源等可以父传子、子传孙，而穷人早就输在了起跑线，上升通道愈发狭窄，寒门再难出贵子。
扶贫手段老套、异化
中国贫困俨然进入新阶段，然而，扶贫政策仍受制于传统路径依赖，远未调整，表现为政策性、运动性扶贫。
一说产业扶贫，无外乎给贫困户买牛买羊；一说领导重视，忙着增编制、配专车、增经费，成立高规格领导小组；一说注重宣传，就是路口有标牌、村村有标语……这不仅导致大量人力物力的耗损耗费，如精准扶贫成“精准填表”，“本本里头出成绩、五六个本子来回填”，爆出一个贫困乡10万元打印费、用坏3台打印机等新闻；更令扶贫异化为政治投机，每逢上级检查考核，干部倾巢而出，搞得轰轰烈烈，只转转不用心、只谈谈不落实。
注重短期效应，缺乏系统性考虑、制度性建设、相应机制改革的扶贫，其危害也显而易见。
扶贫腐败丛生
数字脱贫，扶贫资金跑冒滴漏、挪用等腐败禁而不绝，尤其是乡镇、村级的“苍蝇级”腐败严重，虚报冒领、吃拿卡要、雁过拔毛。
2016-2017年，在审计署针对374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抽查的737.53亿元扶贫资金中，就有70多亿元问题金额。
政策性返贫层出不穷
没有产业发展作为支撑，单靠国家财政补助资金救济，贫困人口收入的增加就是无源之水，仅依靠输血而没有造血能力，即使一时脱贫也难以为继。
扶贫异化成“扶懒”
简单粗暴、大水漫灌的运动式扶贫扶出了“懒汉心态”，一些贫困县根本不愿“摘帽”，2001-2011年，贫困县数量只增不减；一些贫困户等靠要，一副“我穷我有理，我懒我怕谁”模样。
扶贫更离不开制度安排
一边是三千万绝对贫困人口尚待解决，另一边是新贫困问题扑面来袭，中国究竟如何扶贫、助贫？
显然，消灭贫困不能靠干部队伍一级抓一级，而应侧重制度安排，在具体扶贫模式上，以社会保障+税费减免为代表的输血型扶贫与以教育+产业为代表的造血型扶贫缺一不可。
社会保障起到兜底扶贫作用。
贫困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丧失劳动能力或罹患大病，无法通过就业实现脱贫，仅全国贫困人口中就有42%是因病致贫（2015年数据），这便需要强化社会保障兜底功能。在保证“应保尽保”的同时，构建更高效、便捷、精准的社会保障体系，大病保险报销直接由系统协调，全地域覆盖“一站式”结算，解决因异地就医、报销流程冗长等问题。
税收优惠鼓励带动扶贫开发、产业发展。
现行税收政策中，主要针对种植业、养殖业等行业税收规定，而一号文件中力推的家庭农场模式的相关税收规定仍缺位。为进一步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以产业带动脱贫，更需将农场税负减免优惠纳入考量，规划专项农资、农技定向免税等，在顶层设计上前置性地为未来产业发展谋篇布局。
发挥教育脱贫作用。
“治贫”必先“治愚”，教育不仅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而且提升贫困人口的造血能力，是最持久有效的扶贫方式。如加强农村乡镇学校基本建设，加大贫困地区教育投入、改善贫困地区学校教育方式、提升贫困地区学校教育质量，再如建档立卡贫困户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保障各教育阶段建档立卡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全程全部资助。
产业扶贫坚持市场化导向。
一方面，科学评估地区特殊性，因地制宜制定产业规划，逐步培育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通过产业发展带动扶贫。
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参与脱贫攻坚。企业在资源、渠道、创新等各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更适宜为贫困地区引入新兴产业模式、吸纳贫困人口就业，是助推探索可持续扶贫中的一环。
无论是“村长”刘强东走马上任“分猪肉”，或是马云承诺五年投入百亿扶贫，两位大佬亲自披挂上阵奔农村，都是扶贫参与主体多元化、政府与企业协同扶贫趋势的表现。
与此同时，大数据、云技术等新技术为扶贫制度创新打开空间。信息技术集成及处理应用大幅简化扶贫流程，尤其在定位扶贫对象方面，可以替代人工填表、繁杂资料报备，自动形成精准数据库，甚至可点对点跟进，少“文山会海”之劳形，减“纸上谈兵”之虚功，而且精简、透明化、可追溯的扶贫运行机制也将缩减灰色地带，约束扶贫过程中的权力寻租行为。
总而言之，扶贫离不开由长期以来区域经济+财政扶贫资金的“一个模式”、自上而下扶贫的“一个积极性”，朝更多维度、更多角度、更多积极性的方向转变，从而构建一套市场与政府并肩，社会力量与政策设计并重的扶贫、防贫、助贫综合救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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