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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一种情绪裹挟,民营经济还能不能好好搞下去了?

王德培 福卡智库 2022-06-10



摘要


从面上看,似乎民企大有被逼上穷途末路之势,到了“走为上计”的时候,但其实不然。


民营经济身临漩涡

“十九大”闭幕后,7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出京南下,瞻仰上海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重宣入党誓词,叩问初心。这让很多企业家“犯嘀咕”,心生惶恐不安。


不过,很快,2018年一开年,最高法院1号文件《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下发,明确提出“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这似乎给民营企业家吃了个定心丸。


不料,最高法院1号文件才下发十余天,党刊《求是》杂志旗下的《旗帜》栏目官方微博就刊发了由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新城撰写的《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一文,批判私有制,反复强调要消灭私有制。该文显然和最高法院1号文是相悖的,但在引发一阵争议之后不了了之。


然而,时过半年多,类似消灭私有制的论调再出江湖,吴小平一篇《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  应逐渐离场》再次让舆论哗然,特别是在整个媒体舆论还在为社保入税、民营企业税费负担重而忧心忡忡之际,此文一出,立刻引发高度关注,尽管主流媒体经济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微信公众号都发文批驳此文,舆论却不以为然,反对者与支持者都大有人在。


而相比媒体上从代表主流意识的“大报”到自媒体的“小报”对吴小平言论的批评和反驳,社会上站在不同角度认同吴小平观点的声音似乎更为广泛。



民企生之多艰

在时不时地“反民营经济”的声音背后,近年来民企的日子很不好过。且不说,金融危机爆发后,民营经济首先受到冲击,就是从加杠杆到去杠杆的转变,民营经济也首当其冲。


早在2012年,一篇题为《做了十八年的民营企业,今年撑不下去了》的帖子就详尽生动地讲述了一家制造业民企从艰难起步到濒临破产的18年发展历程,由于颇具代表性地反映了广大民企的共同心声,在网络上受到热捧。


该文就揭示了在当时宏观疲弱的背景下,无数中、小微民企倒闭关张的辛酸血泪。那一年也是民企处境艰难的一年,整个珠三角制造业风声鹤唳,企业主弃厂跑路此起彼伏,年中即现民工提早返乡潮;长三角民企,实业受困、互保成殇,不得不紧急求告政府,高利贷链条几欲崩断。


6年过后的今天,民企依然面临着揪心的发展境遇。一篇名为《一个制造业老板的自白:倾注20多年心血的工厂,出租了》的文章,虽然没有像6年前的那篇文章那样受到追捧,但其中的辛酸、苦闷有过之而无不及,民企面临的问题显然也更复杂了。


被追缴200多万元十年社会保险费的常州裕华玻璃厂,竟然因为地方政府的一次规范性动作而导致工厂关了门,只剩下老板“孤家寡人”,折射了当下民营企业的困境。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在全球范围内,中国企业税负排名第三,总税率达到67%。


而根据招商银行研究院的一份报告,从2016年初至2018年中,在受供给侧改革影响的11个行业之中,规模以上统计样本中,减少了超过1.1万家企业。其中,钢铁、煤炭企业数量缩减的幅度分别超过50%、30%。并且,这些减少的企业基本上以私营企业为主。


在这背后,融资渠道窄、融资成本高、税赋过重、灰色支出、人力成本快速上升等老生常态的问题依然压得大量的民企透不过气,直不起腰。



政策化解不了的症结

从2005年出台“非公经济36条”,到2010年发布“新36条”,再到2012年发布“新36条”实施细则,以及2017年从中央领导到地方政府不断强调优化营商环境,乃至今年最高法院1号文件把政策的关爱以高规格的形式照耀民企,这些年来为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可谓不断,可为什么至今民营经济的发展依然笼罩阴霾?


不可否认,每当民企发展遭遇危难时刻,有关部门都会针对性地连使几个“狠招”,以解燃眉之急,然而治标不治本的“偏方”无法解决民企的根本问题,更何况有关部门表面力挺民企,骨子里“国企为主,民企为辅”的思路依旧根深蒂固,所以难以实质性地化解民企面临的问题。就拿2010年出台的“新36条”来说,时隔两年后才出台实施细则。然而,各部委匆忙出台的22个“新36条”实施细则原则性仍然大于操作性,被认为没诚意。时任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的保育钧就曾担心地表示,尽管不会有部门公开违背国务院文件,但“不作为”和“敷衍了事”的情况可能不会鲜见。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根本症结在于,“公”与“私”、“资”与“社”始终是社会难解的“心结”。对此,在本公众号8月13日发布的优化营商环境虽是共识,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却是撕裂的——核心问题不解决难免“沙中建塔”》一文中,有详细的阐述,详情可点击链接参阅该文。



一种情绪在滋生、蔓延

在政策与思想理论问题尚未解决的同时,如今社会上开始弥漫一股“反私营经济”的情绪。吴小平的文章可谓是这种情绪的一种典型体现。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种情绪会蔓延?这既与过去四十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高度相关,更与私营经济在过去四十年发展的方式和手段紧密相连。


市场经济天然遵循的是丛林法则,优胜劣汰,过去若干年,任由市场经济按照西方传统市场的路径发展,结果,社会差距不断拉大。这其中,由于中国民营经济野蛮发展,既有不规范发展的问题,更有钻制度、政策空子进行各种套利的恶劣。再加上在此期间,部分企业主及其子女的各种炫富、嚣张,不断刺激社会的神经。由此,社会对民营经济的反感情绪不断滋生、蔓延。打压甚至消灭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一部分社会群体的心声。


困难之际也是反弹之时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接下来民营经济如何发展?


从面上看,似乎民企大有被逼上穷途末路之势,到了“走为上计”的时候。但其实不然,看似无路却有路,转机往往在不经意间显山露水。事实上,困境之中,力挺民企的变量已在悄然酝酿之中。


政治本质推动政策天平向民企倾斜

一方面,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民企作为经济基础的一大主体,其经济利益诉求必然会反映在政治中;另一方面,政治的本质是追求各方利益的公约数,当一方利益塌陷,多方博弈终将迫使政策微调,实现新的均衡。因此,民企利益被过度挤压之时,离政治钟摆的回摆也不远了。


就业压力倒逼加大扶助民企的力度

民企是解决就业的主力,当企业家纷纷弃业而逃,相应会伴随大量民众失业,其面大量广的基数(公开数据显示,民营企业提供了八成以上的就业岗位收)决定了政府无法全部兜底,当社会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或倒逼有关部门不得不重新正视民企的国民待遇问题。


新经济是民营经济的肥田沃土

新经济自身的产业特性与民企特点、禀赋天然吻合,且没有国企在其中独霸一方,进而成为民企发展的重要“阵地”。


民企机制灵活、嗅觉灵敏,对新生事物反应迅速,因而更善于捕捉新模式、新产业上展露出的“尖尖角”。同时,由于国企对新事物的反应比较迟钝,故而无意中为民企抢占先机创造了条件。如电子商务、电子支付等新领域中民企做大的格局,无不是国企还没搞清状况,民企就已占据行业制高点的结果。


资本是推动民企发展的“铁杆盟友”

一方面,国企不缺钱,资本也报“国”无门;另一方面,资本追求“短平快”的高回报,与国企大投入、长周期、低回报的天性相悖,而民企内敛创业的“激情”与“冲动”,天然与资本契合。换句话说,资本始终是支撑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地方发展诉求将为民企打开一扇门

民企不但提供了主要的就业岗位,创造了中国60%的GDP,70%的出口,而且贡献了七成以上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还为国家贡献了超过一半的税收。民营经济发展的权重决定了各地实际上难以承受民营经济萎缩的后果。


换句话说,在民营经济萎缩影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压力的倒逼下,部分地方政府将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再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活跃度较高的地区,如浙江、广东等,这些地区更容易为地方经济发展率先打开方便之门。广东省出台减税费的政策其实就是这种趋势的反映。


科学理性将为民企开辟道路

科学理性的声音多从大局出发,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为民企困境振臂一呼。比如,吴敬琏等学者最近就为民企发声,其呼吁或也将为民企发展争得发展空间。


总体上,虽然在发展民营经济问题上社会存在争议,且多年来民营经济发展的状况难以根本性改变,但由于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和广大百姓息息相关,因此,民营经济发展困难之际,也是相关政策调整,推动民营经济的力量再酝酿、再出发之际。


当然,在此过程中,配套以相应的规范、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合法合规健康发展,避免此前民营经济野蛮发展制造的问题也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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