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农村还是振兴乡村？

摘要

农村向来是党内路线之争的焦点，历数中国各阶段社会转变，成败皆系于农村。如今，经济又临转型之际，如何推进农村发展将成为绕不过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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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问题路线决定成败

今年以来，一篇名为《中国最大的危机并不在房地产，而是走向死亡的农村》一文，在网络媒体上不断被转载。该文揭示了当下中国农村的困境。

事实上，多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都把关爱照耀到农村，然而，文件化解不了农村的问题，挡不住农村衰退的步伐。

而在如何发展农村的问题上，长期以来主要存在两大观点，代表两大方向，一种是消灭农村，一种是振兴乡村。

虽然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但现实的发展状况却似乎在不断兑现前一条路线。多年来，在两大路线的纠缠中，广大的农村不但至今未探索出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路径，反而一步步沦陷。

事实上，农村历来是党内路线之争的焦点，处理好农村问题往往事关成败。

革命战争之初，以城市包围农村的“城市中心论”曾一度占据上风，而在沿袭苏联城市工人运动屡次受挫之后，毛的成功便在于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国情的差异——欧洲当时正处于工业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工人，故以城市为主（如俄国的十月革命）；而中国是农业社会，无论人力、物力还是群众基础，关键皆在农村。

此后的历史证明，一桩桩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性事件皆诞生于穷乡僻壤的农村，党内充分发挥农村的作用改变了战争的最终走向。

同样，若对农村定位有失偏颇也可能贻害无穷。曾有学者概括新中国发展是，“前三十年靠农产品剪刀差，后三十年靠土地剪刀差”。

建国初始阶段，全国经济一地鸡毛，钢铁冶炼、石油开发、机械制造、船舶制造等工业基础薄弱，若走工业立国路线行将艰难，优先改造农村似乎更符合国情；但当时国防强化时不我待，各行各业百废待新，全面发展工业才能满足军事安全和国内经济改造需要。

因此，“重工轻农”虽有其时代理由，但危害却是，通过牺牲农业反哺工业的方式虽完成了工业化原始资本的积累，最终却也拖累了经济的发展。

而在此之后，国策的主要症结点又在于农村的“放”与“收”，改革开放造成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曾备受瞩目的南街村和小岗村之争正是两条路线的纠缠不清。

随着城市化运动让中国经济进入起飞期，土地价值突飞猛进，而农民的利益增长非但没能同步跟进，甚至仍旧扮演着廉价输出土地、劳动力和资源的“垫脚石”，这也是此后城乡两元矛盾集中式爆发种下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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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坚定方向的重要时刻

如果说此前两个30年间的改革对于农村虽不地道却也有历史合理性，但过往粗放式增长的前提正被釜底抽薪，金融危机深陷“三化”（隐性化、扁平化、长期化）难以脱困，坚定农村定位，推进落实将事关当下经济转型的成败。

一来，刺激农村基础消费更吻合促内需的战略导向。

中国富人消费虽震惊全球，但更多却是海外消费、品牌消费，对本国经济影响甚微，徒为他国做嫁衣；相反，农村消费面广量大，个体消费能力虽不可与富人同日而语，但9亿农民的基础消费却是去产能化的最佳途径。

二来，农村是社会稳定和政治统一的基础。

早在2012年发布的《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中就指出，当下中国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已逼近社会容忍线。而几年过去，在近年来经济增速降低、不少企业受冲击的背景下，贫富差距在加速度拉大。

事实上，多年的“二元结构”早已是农村的一块“心病”，成为引爆社会危机的导火索。因此，农村稳，则天下稳；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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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年农村是制造更大的问题

综上所述，无论处于历史发展的哪个阶段，如何发展农村都是中国的重要问题。而事实上，城市化本身也越来越证明消灭农村的错误。

首当其冲的是就业问题。

无论是美国华尔街的完全市场模式，还是欧洲福利社会模式，就业始终是西方政府挥之不去的痛，城市人口密度的爆炸式增长拖垮了就业，挤兑了福利，抽干了政府资源，从而催生了一出出惊心动魄的“逆浪”。

对于此，中国“也工也农”的特有模式却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人可像中国农民工那么有弹性，进，可入城为工；退，可返乡务农。因此，农村是消耗中国就业问题的巨大场所，是中国特色生产方式的前提和保障。

不过，随着城乡的差距不断拉大，农村的这个功能不断在被消解，这无疑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隐患。

二是能耗问题。

根据国际能源机构发布的报告，早在2009年中国就成为了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近十年的时间过去，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23%；并且截止2016年，连续第16年成为能源消费增长量最大的国家，占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的27%。

显然，作为能源使用集中地，城市现有能耗模式已难以为继，回归农村式的田园生活方式更节能环保。除了传统能源消耗外，在核能安全性问题彻底解决、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发展到位之前，城市注定难成新能源应用的主战场；相反，基数庞大的农村为新能源分布式应用提供了自给自足，甚至是有所结余的可能，如沼气、光伏、风能发电等。农村地区新能源并网发电反倒将成为未来能源供应的一大趋势。

三是生态问题。

过度膨胀的城市化将资源利用推至极限，过密的人口活动使得城市本身成为“人工热岛”，加之城市对自然的过度改造致使系统平衡被打破，以至于城市化程度越高，灾害化程度越严重。而保留农村实际上就是保留环境的原生态与对自然的尊重，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四是经济问题。

理论上，逐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通过户籍改革把流动型消费转化为定居型消费可以带动住房消费、工业制成品消费和基础设施消费，释放巨大消费潜力。

然而，21世纪的城市是欲望的经营之所，“被进城者”既无法支撑起城市体验消费的一片蓝天，也未必适应非物质消费环境。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农民工月均收入3485元，若扣除基础衣食住行，即使将剩余全部用于消费，对于城市消费可能依旧杯水车薪；更何况，相关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层次较低，月均消费不足百元，以此推断，农民进城非但难以撬动城市经济，配套保障的缺失反而更容易使其成为城市的社会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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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城市化更符合农村发展未来趋势

由此可见，为追求城市化而一味缩小或消灭农村对于中国并不可取。当土地财政“穷途末路”，以上几大问题的冲击更将加速政府资源的枯竭，山穷水尽之下或将倒逼政府依靠税收来解决，一面是政府为兜住超负荷的城市运营而频频加税，另一面是城市生活环境走向“灾难化”，贫困人口在城市的聚集将让问题更加恶化。

鉴于此，未来城市化模式更有可能是“被规划”转向“自然变”的过程，即由城市规模扩大，迫使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城务工的被动模式转变为依赖特有资源优势而使得农民脱离土地从事非农业生产，农村地域转化为城市地域的主动模式。

届时，中国农村城市化特点将更有可能是非经典的“就地城市化”，即以农业为基本依托，建设美丽乡村或新型城镇化，实现农村生活样式和水平的城市化。

例如，曾经因为挂牌村级市而备受争议的河南西辛庄，早在2012年就实现了全村年产值十几亿、人均收入2.6万，福利设施应有尽有，水、电、气使用及医疗已做到基本免费，此外，其生活模式更已吸引周边15个村的农民纷纷加入。2017年，西辛庄村内园区实现年产值18亿元，西辛庄村人均年纯收入达到2.8万元。村内不但硬件设施达到城市化水平，且软件也在不断提升，展现出村庄发展的城市效应。

不过，若要真正实现此种城市化模式，未来若仅仅依靠地方政府将注定难解，如农村公路市政建设、农民搬迁建房补贴等难题最终还将通过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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