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要“闹事”，富人要“逃跑”——如何稳定人心？（深度长文）
摘要
一个富人普遍出走的国家，难以迎来经济的反弹；一个穷人普遍失望的国家，难以产生稳定的社会。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给社会各阶层以出路，给穷人以公平、公正的社会原则，给富人以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保障。
全球性的不满情绪升腾，民粹主义甚嚣尘上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延续，全球一改此前若干年融合发展的趋势，走向撕裂和对立。这从不同群体、国家间的不满情绪中就可见一斑。
比如，穷人抱怨社会不公，没有翻身出头之日；富人则埋怨社会仇富，没有投资空间。腰包鼓起来、腰杆子硬起来的一部分中国人不满意在外国被鄙视，而外国人指责中国人扫货太土豪，亵渎经典，破坏生态，素质低下。一些基督教国家站到了“普世价值”的对立面，拒收穆斯林难民；一些穆斯林国家则谴责西方国家缺乏人道主义精神，遭遇恐怖袭击则是自作自受的因果报应。某些大国不满意其他国家“搭便车”；小国或斥责其“不负责任”，将其拖下水；或忿恨被大国支配，承受“你的美元”引发“我的问题”的痛楚。
伴随着这种不满情绪，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崛起。根据国际知名政治学家、日裔美籍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和法治中心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以及巴西智库Igarapé Institute和加拿大智库SecDev Group的共同创始人罗伯特·穆加在加拿大最具影响力的报纸《环球邮报》上的联名刊文，移民和精英们通常会成为各种民粹主义团体锁定的首批攻击目标。民粹主义者呼吁“真正的”公民们通过建造边境墙和贸易保护主义收复各自的家园。被民粹主义者描述为“假新闻”和真相的敌人的新闻自由也会受到攻击。接下来，民粹主义者将还调转枪口，向负责控制行政权力的各种司法和立法机制开火。
民粹主义“搞事情”背后是加速度的财富集中
民粹主义崛起，和全球范围内财富加速集中紧密相关。
一方面，冷战结束后，自由市场经济扩展过度，既在古老的非市场经济国家伤筋动骨，更在世界范围内席卷所有国家，当经济全球化将世界联系在一起，所有国家通行市场经济规则，就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国民禀赋的比拼、资源要素的市场配置，而市场经济本身就内含着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产生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于是更多的底层民众在全球范围内被边缘化，而聚集在金字塔尖财富却愈发庞大。
于是，具有共同遭遇的被边缘化的人就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失败者联盟”，拥有共同的被压迫的心理、语境与行为，对政府与富人进行反击，本是一些国家的“星星之火”，也就向世界蔓延，在全球范围内此起彼伏了，这正是世界社会动荡的逻辑基础。
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早期，市场经济的功能还局限在资源的有效配置，主要表现为多层次的开疆拓土，即创造财富；到了市场经济的后期，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衍生出分配财富的经济模式，即以转移财富为主，如通过证券市场、影子银行等投资理财，使经济利益向上流。
显然，从实体经营跃迁到资本金融，转移财富比创造财富的速度要快得多，规模也大得多，其负面效应就开始展现出来，即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其间，金融业成为全球财富输送的通道，在金融业成熟后的前期，其核心功能已由“信托”转为“衍生”，本质上就是通过各类金融创新的障眼法将货币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分配”给1%。
据统计，2010年，全球前388位富豪的财富可抵全世界半数人口的财富，2011年这一数字变成了117，2014年减少到80人，2015年仅有62人。
另据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的报告，2017年全球82%的财富流入1%人口，这1%的人口也是世界最富裕的人群，更令人惊讶的是处于阶级底层50%的人口财富收入几乎颗粒无收。从2010年到2017年，仅七年时间，全球亿万富翁们的财富以每年13%的高速增长率，但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年均增长率仅为2%，富翁们的财富增长比普通劳动者工资增长率高6倍之多。
换言之，在世界经济衰退的几年里，富豪们变得更加富有，穷人则相对更为贫困。
财富不断向上集中，民众收入在通胀的“洗劫”下缩水，叠加青年人失业危机，如此一来，国家主义被强化，民族主义在发酵，民粹主义在崛起，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展到今天，已然转化为社会政治危机。
英国把去留欧盟的权力交给了社会民众，“脱欧”成功是愤怒的青年人、受教育程度较低者的胜利，但之后却没有人愿意承担这样的后果；反精英、反移民、反全球化的特朗普笼络了大量选民，登上国际政治舞台，“搅合”得全世界不得安宁。
因此，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伴随财富集中化、社会碎片化、阶层撕裂化，如何弥合社会罅隙在全球成为尖锐话题。
中国社会潜伏的危机
如果说“占领华尔街”运动、《21世纪资本论》流行展示了西方人的焦虑，中国社会阶层分化问题——富人、中产阶层、穷人，则呈现出更复杂的面貌和更深重的潜在危机。
一是阶层分布结构开始发生根本变化，中产阶层崛起，据瑞士信贷2015年的报告，中国中产阶层人群达到1.09亿人，首次超过美国中产阶层人数0.92亿人。
二是阶层利益日益凸显，物质财富和教育机会的分配显示出明显的代际传递特点，劳动不再“光荣”，勤劳也不能“致富”，出生比劳动、勤劳更能决定命运。
三是阶层矛盾张力增强，富人在改革开放30多年间由“泥腿子”迅速变成了土豪，裂变的不仅是财富，还有形象与心态；夹杂在贫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层稍不留神就“一夜回到解放前”，在压力、焦虑中沦为“中惨阶级”；穷人们“贫贱夫妻百事哀”，仇富、仇官心理严重。
中国阶层分化的复杂性就在于，打破平均主义，走上市场经济道路，一边是市场经济应有的能量被极大释放，资源、资本、技术等的价值被激发出来，相对于劳动的回报率上升；另一边是市场经济在中国还没有实质性到位，权力主导的干预、经济机会的不均、利益集团的存在，导致社会阶层落差极大。
因此，与当下全球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占上风一致，中国也涌动着民粹主义浪潮。
在社会层面，缺乏上升通道的底层群众呼唤着“不共产、无翻身”，渴望再来一场“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
在经济层面，国资挤压民资，民资投资急剧下降，而“不忘初心”的提法更让富人们胆战心惊，毕竟实现共产主义是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此前高调炫富的富豪们好似人人喊打的丧家之犬，不得不夹紧尾巴。
在此背景下，从“抵制日本而打砸日系车”到“保卫南海而砸苹果手机”，中国民粹主义打着“爱国”的旗号不断壮大；而国家主义本来就在长期的计划经济历程中扎下根，在国资与民资的纠结中，受伤的永远都是民资。
前有国家主义，后有民粹主义，如此，富人们也开始不安、动摇，出现三种走向：一种是情况不明，就地趴下，现金为王、落袋为安，不轻易出手；另一种是纷纷寻找诺亚方舟，急迫地在世界范围内寻找货币安全岛，进而导致资产荒，甚至出现了“荒”不择路；第三种是经营业务横盘维持，周游世界，既放松玩乐，又四处寻找感觉，不玩业务玩人生。
富人出走和穷人失望都将危及社会
然而，显见的问题是，一个富人普遍出走的国家，难以迎来经济的反弹；一个穷人普遍失望的国家，难以产生稳定的社会。
当庞大的富豪群体出走，带走的是巨大的资金和就业机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将是一个沉重打击，难以迎来经济上的反弹。
从某种意义说，财富的流失、人才的外流也是一个国家失败的标志。
当年，法国时任总统奥朗德曾公开宣称 “不喜欢有钱人”，把“刀”挥向富人，对年收入超过100万欧元的富人征收高达75%的“特别贡献税”，年收入超过7.2万欧元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从41%上调到45%。尽管开场很欢乐，民众对其新政支持率一度高涨，约4/5的法国民众对这项政策表示赞同，但始料未及的是，仅在征收的前一年（2012年），共有3.5万人以移民的形式抵抗“富人税”，其中包括587名应交“特别贡献税”富豪，彼时刚辞职的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曾表示，伦敦愿意“铺着红地毯迎接从法国远渡而来的富人。
非但如此，“富人税”也并未协助法国摆脱财政赤字，反倒深陷失业危机，据统计，法国的失业率当时达到二战之后从未有过的高水平，每4个失业者中就有一个不到25岁的青年人。而穷人们的失望，则会让社会失去稳定，加剧国家的动荡。
美国严格遵循自由市场经济原教旨，无视社会底层诉求，默认金融高管等精英们的高薪低税合理化，容忍量化宽松下资产价格膨胀导致的社会进一步撕裂。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巴菲特就曾感叹，他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率比他的秘书还低，美国酒店业女大亨赫尔姆斯利也曾说：我们不交税，只有小人物才交税。也正因如此，99%对1%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才爆发得轰轰烈烈。
让穷人有所依，让富人有所安
由此可见，既不能不管不顾穷人，任由其被市场经济边缘化，成为社会的“失败者”；又不被其绑架，任由民粹主义喧嚣，被高福利压垮财政，如希腊、意大利；既不能罔顾富人出走现实，又不能纵容资本在金融市场翻云覆雨，难免面临政治上的两难。
但对于领导人而言，一手硬、一手软往往是执拗派，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偏向自由主义的精英主义，或偏向民粹主义的反智主义，都终将被两方所反制，如上述美国与法国的做法。
尽管政治的本质是均衡，但只知道左平右衡，不管是左右倒腾，还是保持中庸，避免过左或过右，往往是政客。双管齐下、探索新路、不走回头路的，才是政治家做派。
譬如，在中国市场经济不到位与世界市场经济出洋相之际，做到平衡市场经济，在“地平线”与“天花板”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既要平息民粹主义的暴戾之气，又要安抚富人的恐惧，留住富人——给穷人以安慰，也给富人以出路。
具体而言，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给社会各阶层以出路。
一是给穷人以公平、公正的社会原则，加以经济上的适当补助，如通过转移支付进行补贴。
二是给富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保障，让富人的财产权得以保障，并加以产业资本的辅助，让资本进入实体经济
当富人渐渐隐形之后，当政客们满嘴的福利社会主义，穷人羡慕嫉妒恨的情绪适度收敛，社会才会逐渐敞开第三扇门；当既不忘革命的初心，又兼顾改革的初心——富起来，还要创造未来，给人以希望；当将标准调整为多重，真理的标准在实践，改革的标准在活力，社会的标准在和谐，社会、公正、协调成为诉求，未来的一切似乎是新的。
基于此，对穷人而言，一边在经济上免于匮乏的恐惧，一边在社会舆论上又免于“被攻击被嘲弄”的恐惧。
对富人而言，激发起新的活力，站在两次创业的同一起跑线上，驱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走向一个新的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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