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谈谈收入分配了——公正与公平的选择

Original 2017-03-16 王德培 福卡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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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开收入分配这一“难解之谜”的谜底，就必须对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有个基本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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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下一个年代正是中国市场经济越过临界的关键年代，市场经济内生性的特质，比如重在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等，都将持续发酵并放大，并深刻反映在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变局中，成为收入差距与社会断裂进一步加大的助纣为虐方。

但另一方面，未来十年也是改革趟过深水区的年代，过去30年摸石头过程中因为各种主客观因素而被半制度化或固化了的领域，如横亘在不同性质企业、不同行业之间的非国民待遇、行政垄断，乃至从政府经营经济模式、政企勾兑行为中衍生而来的权力寻租等，这些领域产生的收入分配差异本质上多少都带有随机漫步改革的“原罪”，下一个年代都将随着改革全方位、系统性、持续性的深入推进，而逐渐被轧平。

与此同时，中国过渡期内的收入分配问题面临七大独特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西方发达国家所没有的特殊前提，其病理复杂、成因多样，且环环相扣、互为因果，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导致中国收入分配面临深刻悖论。

一是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迭代会不断拉大收入差距，拉大差距的力量远远大于缩小差距的能量。

二是中国财政性收支结构的刚性，试图通过抽肥补瘦在根本上也是不可能的，社会保障覆盖全社会才刚刚开始，居民基础养老金最高为540元，最低仅55元，遗产税征收尚不可及，诸如西方盯住富人的口袋导致更大的问题——经济发展动力转移或丧失。

三，更为要紧的是平等未必就是公正。事实上，公正是公平的现实形态，公正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公平。然而，在中国文化中，往往把平均看作是公平，把公平当作公正，对于社会财富的分配，历史地养成了一种均贫富的传统心理和强烈愿望，比如传承两千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再如民间广获称赞的杀富济贫义举，打着“均贫富”旗号的农民起义。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土地改革曾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劳苦大众均贫富的愿望，从而在一个时期中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劳动热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正当人们还沉浸在均贫富的欢乐时，平均主义的危害就已经开始滋生了。

从一定意义上，整个近代史的所有革命、建设都是均贫富与激发活力间的协调与拿捏。由此来看，政治努力的大方向、大概率将是强化公正而不是着手公平，建构一套更加公正的分配制度。

对中国下个十年历史进程以及对收入分配面临悖论的基本判断，框定了未来收入分配的主题词将是：改革制度、调整结构、适当平抑。

鉴于收入分配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结构出了问题的结果，所以一次分配领域内进行制度变革、模式重构、结构调整，将是政府在收入分配领域的主攻方向。旨在减少对市场机制的异化与扭曲，更好地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对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促进市场“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建立，从而在释放过去摸石头改革“负能量”的同时，也缓冲社会对“非典型”收入分配差距的愤懑情绪。

此外，政府部门也会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适度压缩收入差距过于“夸张”的领域，对重效率轻公平的市场经济负效应进行适当对冲。

美国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经验表明，转移支付能明显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均。OECD国家通过转移支付，对整体的收入不均降低25%，美国实施转移支付前的家庭基尼系数为0.49，而进行转移支付后的基尼系数降低到0.38，效果也十分显著。

与这三大主题词相呼应，未来十年政府大有作为的领域具体也将体现在：国民待遇、行业差距、市场失灵、两次分配上。

在国民待遇方面

有关部门会针对垄断性行业的高额利润“开刀”，通过反垄断改革，降低进入门槛，破除部门利益，调整政府占有资源模式等方式推进市场化进程；扶正民企，对不同性质的企业与资本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允许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对那些涉及国计民生或国家安全的行业企业，原本被企业过多“截留”的利润也很可能逐渐被纳入公共预算等。

在行业差距方面

鉴于金融、高科技、房地产等暴利行业已经成为让中产沦陷的“黑手”——欧美如此，中国也有此迹象——未来政府很可能会因时因地用财税杠杆进行适当平抑，比如推出暴利税来防止金融过度投机的泡沫与离谱的收入，又如学港台利用房产税、奢侈税等来抑制靠炒房发家的暴富经等。

在弥补市场失灵与两次分配领域

如加大教育、医疗等公共品投入，提高转移支付力度之类，或将都会体现在相应的政策措施中。

然而，在收入分配改革小心翼翼趟过深水区的过程中，有一误区不可忽视，即对所谓的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没有吃透其经验教训，就实行“拿来主义”，生搬硬套。

日本历史上曾推行过两次收入倍增，一成一败，并非偶然。1960年代的倍增计划实施十余年，国民收入实现翻番，近1亿中产崛起为社会稳定之锚，日本也迅速跻身为超级经济大国。

该计划成功的核心密码在于，以提高企业竞争力为核心，注重为民营创造环境背景（企业进口机械的费用，一半由政府补助，对企业设备实行特别折旧制度，加速设备更新，仅1961年一年，民企设备投资占GDP比例竟高达23%）；

让利于民，大幅减税，不仅提高个人收入调节税累计税率，也为中低收入民众以及中小企业减税（规模高达1千亿元）。

而1980年代的倍增计划却以失败而告终，其教训是未能正视单向度经济结构（过于依赖外贸）的危害。唯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长避短，方能为我所用。

另一误区是“提低”方案。制定最低工资标准虽可保障低收入群体的权益，但“提低”到何种程度却需慎重，盲目“提低”只会“好心帮倒忙”。

根据相关研究，最低工资每增加10%，企业人均劳动工资将显著上涨0.38%，但企业雇佣人数将整体下降0.59%；

对人均资本最低20%的企业，最低工资每增加10%，其人均劳动工资将上涨1.29%，但企业将减少2%的劳动力雇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