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分裂的未来——“个人恐怖主义”困扰中国
摘要
中国社会的多元化、碎片化、非典化、经济问题社会化，决定人格分裂陷阱不是个小概率事件，“一个人的恐怖主义”将是其极端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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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社会事件、极端人格分裂
近年来，报复性凶杀事件接二连三。
单是今年，4月份，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第三中学学生放学途中遭袭击，造成19名学生受伤，其中7人死亡；上海“6·28”浦北路杀人案，无业男报复社会砍杀小学生致2学生死亡；江西上高县8.20案4人遭枪杀；同日，广西男子报复杀人泄愤致6死12伤……
一起起疯狂报复社会的案件在触目惊心之余，更令人惶恐不安。这些报复行为部分夹杂个人恩怨，但更多并没有明确的指向对象，无辜的不相关者往往成为凶手泄愤行凶的对象。
表面来看，这种反社会人格、反社会行为与凶手心灵扭曲、人格分裂有关。不过，就社会背景而言，在社会急剧转型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对立将会加剧人们的焦虑、绝望情绪，从而导致反社会行为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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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分裂的六类惯常表现
上述暴力恶性事件可谓是人格分裂的极端表现。除了这些极端情形，事实上，更多情况下，人格分裂主要表现为表里不一、言行失范。而这种情况更具有普遍性。
只是，不同社会群体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一，部分官员人格在硬约束的压制下、主观能动失度中被扭曲。
“常说的老话、正确的废话、漂亮的空话、严谨的套话、违心的假话”成为官员应对政绩考核、“讲政治”等硬约束的无奈策略。
“满腔热血投身社会，摸爬滚打终日疲惫；低三下四谋取地位，常年奔波天天喝醉；收入可怜啥都嫌贵，交往叩头处处破费；有用本事已经作废，不学无术擅长开会；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溜须拍马寻找机会；青春年华如此狼狈，苟且偷生窝囊一辈”更是描绘出底层公务员群体的生存状态。
二，部分商人在经营目标实现的同时失落了人生目标，表现出来即是精神虚空、无奈与彷徨。
一些商人选择用物质主义之药治疗物质主义之病，前些年竞购私人飞机、“女星饭局门”等典型事件，就是试图用金钱去消解心灵的空虚和挥之不去的焦虑。虽然近来有所消停，不过更多是舆论压力转向采取更为隐蔽、低调的方式。
还有一些企业家走上心灵救赎之路，试图在求神问道中寻找出路，几乎每个著名寺庙的“头香”被商人垄断，“老板基督徒”成为一个新崛起的群体，一些企业家时不时奔赴知名寺庙道观闭关自省。
三，部分百姓则把个人挫折与社会某些不公混同，滋生怨恨与戾气。
一边痛恨行政垄断，一边想方设法挤进垄断行业分沾暴利；一边怒斥特权、指责腐败，而一旦拥有权力，就迫不及待地变现权力，以权获利。从“贫二代”的特征之一“有当城管的冲动，罩着天天被驱逐的父母”就不难看出这一点。
四，知识分子价值取向与实证研究失衡。
原本有“社会脊梁”之称的知识分子或躲进书斋成一统，或与象牙塔为伴，脱离实际，带有严重价值取向、道德评判的呼吁，却自以为代表民众，彰显知识分子的“良心”。更为严重的是，求真务实的学术道德规范被抛之九霄云外，抄袭造假、虚假引进、学术乱伦、买卖论文等学术腐败在中国学界盛行。
五，部分80后、90在孤傲、冷漠的外在自我与卑怯、幻觉的内在自我的漩涡中挣扎。
如今，被家长过度关注的80后、90后已伴随着社会改革与转型进入而立之年或逼近而立之年，就业、住房、婚恋、人际关系、父母赡养、个人亚健康、社会保障等现实压力纷至沓来，与其心理预期相差甚远，以致过度失望，怕落差、怕边缘、怕失去、怕卑微让这一代人惶惶然，叛逆的外壳其实包裹着脆弱的内核。
六，职场男女性别倒置，产生身份认同危机。
女权运动在全世界兴起，重体力劳动被机械化取代，工作精细化趋势更适合女性特质，女性在职场迅速崛起，“铁姑娘”、“女强人”成为女性自我标榜的对象。而在此过程中，男性渐已丧失攻击性、进取心等典型特质，出现“草食男”、“妩媚哥”、“小鲜肉”诸多小众群体。如此一来，男女之间天然的性别分界线被逐渐抹平，从而导致社会身份认同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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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分裂背后隐藏多重分裂
事实上，人格分裂的背后隐藏着族群分裂、阶层分裂、企业界别分裂、政策分裂、经济结构分裂、社会结构分裂的“魅影”。
其一，社会多元化形成族群分化，信息化恰又为此提供了技术基础，如不愿出去工作、不愿面对社会，通过虚拟网络表达与沟通的“宅人”出现。
其二，贫富差距导致社会分层，在阶层上升通道被堵滞的情况下，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形成阶层之间的对立，滋生各种仇恨心理。
其三，部分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部分群体拥有特权，让量大面广的企业、群体难以“望其项背”，由于差别待遇滋生弥漫性焦虑，以及强烈的自我保障。
其四，社会结构碎片化，对心智的影响也趋于碎片化。中国的“非典性”与较大离散度决定社会结构是W型+葫芦型的双重形态（既有大规模的富人阶层，也有无限的小众小老板，更有低福利的底层民众），相应地，社会性格也将趋于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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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分裂的社会基础
进一步来看，人格分裂的根源在于特定发展阶段中，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明的板块相互碰撞与冲突产生的心理落差与错位。
一方面，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金融文明、生态文明等多重文明在现阶段中国叠加、碰撞，资本市场上疯狂投机赚取暴利冲击农耕文明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理念，“食力”阶层遭“食利”阶层鄙夷，在丛林法则深入人心，公平竞争机制、补偿机制缺失的情况下，极易导致社会心态失衡。
另一方面，中国还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深度转变、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转型期，相应地，社会价值观念被解构与重构，评判成功、幸福的标准一元化、同质化，即用财富的多寡衡量成功、幸福与否，进而产生心理落差。
由于社会转型矛盾往往以社会心理的集中反映表现出来，因此，不仅中等收入陷阱是横亘在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魔咒，人格分裂陷阱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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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格分裂到“一个人的恐怖主义”
鉴此，人格分裂成为经济矛盾社会化的应激性表现。与意识形态冲突、宗教分裂、党派斗争等因素造成的国际恐怖主义相比，中国式恐怖主义将更多地来自人格分裂者的极端行径，即“一个人的恐怖主义”。
对中国而言，善于做组织工作，不怕有组织、有目的行为，就怕无组织、无计划的散户行为。
而转型期的“失意者”、被边缘化的“失败者”、市场经济竞争的“出局者”、塌陷的中产阶级等将构成社会的“炸药包”，至于引线就隐藏在细枝末节的偶然性事件中，如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等。其表现为：
一，利益直接相关者的个人报复行为，如时不时出现的拆迁户刺死拆迁官员；
二，“螺旋人”（历史报复式的否定之否定）徘徊在无能为力却心有不甘、自卑却不能接受现实的矛盾心态中，将痛苦归咎于社会，以暴力方式报复社会泄愤；
三，无直接利益者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如2009年湖北石首事件、2011年浙江海宁事件。这背后的风险在于，任何敏感性言论或事件都会撩拨普通民众脆弱的心理，从而也有可能会引燃中国式恐怖主义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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