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难断,国家只是“提线木偶”?
“图穷匕见”
愈演愈烈的贸易战撕下了过往若干年蒙在国家间相对温情脉脉的面纱。历经多年合作、共赢的舆论氛围,人们突然发现国家间的关系远没有一度看上去的那么美好,竞争不但有可能导致国家间剑拔弩张,而且,看起来战争的阴影依然若隐若现盘旋在人类社会的上空。
事实上,虽然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国策有较大的调整,但不管是此前美国热衷于充当世界警察,还是如今特朗普强调“美国至上”,根底上依然一脉相承。
事实上,以美国中东政策的破产为标志,美国迄今仍深陷“文明冲突”的魔咒难以自拔。
虽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是预测还是价值判断,仍是个悬案,但至少揭示了一个与世俗社会常理相悖的“真理”:文明是相对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是不文明的,地球已经进入人类纪,但人类远没有进入文明时代(即共同的价值观、行为准则),文明远远未能引领人类社会。冷战结束后的欢欣给了美国“上帝选民”的错觉,以为真理在握、以为美国代表人类文明的终结版本,至于其他文明都不过是“边缘文明”,不过是“异国情调”的点缀。于是,深藏骨子里的傲慢开始肆无忌惮地发酵,开始试图用自己的“类文明”去征服、收编其他文明。
换言之,亨廷顿的预言在兑现,文明的断层线,正成为当下时代的战线。而特朗普上台后抛开此前满嘴的“为正义而战”、“为拯救他人于水火”等类似的说辞,只是把“美国至上”的利益展示得更加赤裸裸而已,隐藏在背后的文明的冲突并没有消解,只是转变了表达形式。
而不管是此前的冲突,还是当下的纷争、矛盾,归根结蒂,又都是国家扩张、膨胀的必然。
挥之不去的扩张主义
对国家而言,不管是战争崛起还是和平崛起,国家强大了,扩张是必然的,冲突碰撞也是不可避免的。
扩张主义,这一内置于国家肌体中的基因,一旦国家崛起,就开始彰显出蓬勃的生命力,寻求更大的势力范围,甚至将野心覆盖到全世界。这是人类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元动力,也是大国更迭与纷争的内在因子。
16世纪以来,老大与老二的争霸曾出现15次,其中由此引爆战争的高达11次(包括一战与二战)。历史,总是在不断地轮回,总是在上演着相同的剧目,唯一不同的,无非是登台亮相的主角在不断轮换而已——如果说历史是牵线木偶,那么,国家扩张的本性就是隐藏在幕后的那只手。
扩张是把双刃剑
然而,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还没有一个大国的国力,能经得住世界性扩张的持续透支。扩张,是大国崛起的必由之路,却也是一条充满灾难之路。
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的衰落,从海上大国到陆上大国的权力转移,普遍的案例都在印证,作为利益的单位体,国家扩张与收缩乃至被他国挤兑、完蛋,几乎就是整个人类的国家史、国际史,同时也是人类无法摆脱的“魔咒”。
换言之,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部、统帅部无法真正主动掌握自个的命运。同时,若要指望美国“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大度容纳中国,无疑是痴人说梦。
尤其是随着大西洋同盟衰落,太平洋时代成形,世界政经权力急速东移,“一山不容二虎”的大国心态,中心论的国家哲学观,都会在大国间的明争暗斗中慢慢发酵,甚至不排除出现局部的、变形的擦枪走火,从而为亚洲格局乃至世界局势埋下危险的伏笔。
四大扩张叠加
强烈的扩张欲不仅支配着文明与政治,同时也深深地潜伏在市场经济与资本金融的血液里。
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试图通过收缩市场来压缩自我,哪怕好逸恶劳如北欧,也想把市场拓展到他人那里,可见市场经济始终膨胀着的本质,其张力有多大。这样一种以资本积累的野心为驱动力,以自私自利为特征、以市场扩张为形式的经济体制,总是试图清除一切障碍或桎梏,追求自个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上一轮全球化的高潮便是美国将全球纳入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经济版图所致;而这一轮世纪性危机也正是市场资本主义无限制扩张夹杂着资本私欲引发的恶果。但所谓“欲壑难填”,由于膨胀是本性,因此国家间竞争是绝对的,竞合是相对的,全球化退潮后的国家冲突加剧也是必然的。此外,无论是中国这些年加速度般的货币投放,还是美国此前的量化宽松,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拯救或者整个G20国家,都有一个共同行为——宽松货币政策,其终极后果是金融依然在加速爆炸。
总之,文明在冲突(冲突的根本依然在于扩张的诉求),国家在扩张,市场在膨胀,金融在爆炸,以上四大维度构成一种甚为奇特的时代景观。
扩张背后的内在本性
有意思的是,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四大膨胀性冲突恰恰暗合了当下宇宙仍处于爆炸式膨胀的基本态势。
宇宙之所以加速膨胀,根源在于暗物质,除非它随时间衰减或改变状态,否则宇宙爆炸式膨胀将永远持续下去;但这样一种占宇宙能量75%、主导着宇宙命运的物质,却迄今仍在和人类躲猫猫,无法直接探测到,如同人类很难找到自身命运背后的真正主宰一样。
而如果说是科学进程局限了人类揭开宇宙暗物质神秘面纱的脚步,那么,当下充斥并支配着人类种种主观能动性(如所谓的外交声明、总统言论、宗教誓言、货币政策、市场建构等)的暗物质却是可以被洞见的,这种暗物质便是“本性”,“本性”决定行为。
本性中包含着国家的私欲、民族主义的狭隘、资本的贪婪以及人性与文明中的种种阴暗,尽管表面上往往披着正义、理性甚至美丽的外衣,内里却充满了狂热、短视与非理性。换句话说,正是在本性的驱使下,导致四大扩张,进而引发国家间的冲突。
而看不见的规律、逃不开的宿命,又往往会将隐藏的“本性”外化为各种看似孤立、实则关联的事件与冲突,而后者就像转瞬即逝的尘埃,有时照亮历史的某个角落,有时还会照亮历史的某个广阔的深景。
透过本性看实质
鉴此,“本性”是将碎片化事件进行重新拼图的主线,是撇开表象的浮云、还原世界本来面目的逻辑起点。
其实,世界本来是整体的,分割、分裂乃是人的头脑;典型的就是美国此前的中东政策,以美式民主为掩护,强行格式化中东,以实现对油库的“终极”掌控,却无视石油、地缘、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等众多维度之间,原本就深深地蕴含着相悖、对冲、矛盾的非线性关系,而是以割裂的眼光、孤立的视角看问题,以致所谓的中东大棋局难掩美国在思想认识、战略方向的碎片化缺陷,而碎片化必然导致“好心变成驴肝肺”的“心碎”。
中东政策的失意,开启了美国政界的反思潮,但从目前归纳出的几点原因(如支持以色列、动用无人机、未兑现民主承诺等)看,不难发现所谓反思依然停留在肤浅的战术层面,没有立足大局与整体,去通盘审视“不可理喻”的中东反美背后普遍联系的本质,即四大膨胀性冲突“本性”所催生的“孽缘”。不彻底的反思必然仍将放纵美国在错误的国策轨道上继续滑行,以不同的样式,在不同的点位依然延续。
化解本性带来的冲突离不开大智慧
可见,感觉到了的东西不一定能深刻理解,只有深刻理解之后,才可能更深刻地去感觉它。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后者知道边界在哪,而前者还无法领悟到这一层。在历史上拥有后者政治智慧的典型案例至少有二。
一是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纵横捭阖。
在仅仅用了六年时间(1866-1872年)使德国在统一中崛起、彻底改变对德国不利的欧洲均势之后,俾斯麦非但没有乘胜扩张,反而采用地区性守成战略,将军事置于政治之下,将德意志的强国地位严格地限定在欧洲地区,拒绝任何全球性的战略企图,强大的德国军力仅仅被当作提高结盟的砝码以及威慑潜在敌人的手段而已。
在主权问题上不惧挑战、敢于果断使用武力,在国际问题上准确把握大国间的利益边际,在大国竞争中决不透支国力。
这种恪守边界的外交政策让德国国力如日中天,但后来被狂热的军国主义者威廉二世所抛弃,以致德国在一战中被全面毁灭;1930年代末希特勒步其后尘,结果德国又被强力肢解。
二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与《百万雄狮过大江》。
这两者无不昭示着毛时代的中国是处在战略强盛期的中国,但即便如此,在历经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与三年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之后,令帝国主义闻风丧胆的毛却冷静地告诫中国人,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泽东和俾斯麦战略思维的共性在于,都深知“规定即肯定”,知道存在是有限度的,无限扩张必自掘坟墓。
但类似毛与俾斯麦这样拥有时代穿透力的战略智慧的伟人要横空出世,既是机缘巧合的综合结果,也有赖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成熟。
何况,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回归到感性认识,其间往往夹杂着各种认知的弯路与回摆,是“本性”充分暴露、冲突不断加剧、各种主体间不断测试底线的过程,是一个以时间换空间的漫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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