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小国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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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从全球大格局来看，小国在第四次金融危机中“天然地”扮演着能量释放口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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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危机卷土重来

“浪漫土耳其”如今正变成“动荡土耳其”。

去年8月份，特朗普把从土耳其进口的铝和钢产品的关税提高一倍，分别达到20%和50%，成为引发土耳其货币危机的导火索，土耳其货币里拉一度开启自由落体式下跌，贬值超过40%，近8000万土耳其人“一夜暴穷”。

所幸，2018年里拉大幅下跌的态势“刹住了车”。不过，这并没完。今年开年，里拉又处于下滑态势。而3月22日，土耳其汇率及利率再次大幅波动，上演股汇双杀。

3月27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100指数（ISE National-100）日内一度暴跌7%，并抹平年内所有涨幅，今年从累涨转为累跌。

土耳其里拉更是剧烈波动。3月22日当天，里拉兑美元期间跌幅超过6%，创去年8月份该国货币危机爆发以来最大单日跌幅。3月27日，土耳其里拉兑美元再跌超2%。

2018年被认为是土耳其遭遇的近二十年来最糟糕的一年，目前来看，或许“最糟糕”还言之过早。

而随着土耳其危机持续发酵，新兴市场货币又被“牵连”，持续遭遇抛压。

3月27日，新兴市场货币再度全线大跌，阿根廷比索兑美元跌1.9%，创历史新低，今年以来已累计跌超15%；南非兰特、巴西亚雷尔、墨西哥比索兑美元均跌超1%，俄罗斯卢布兑美元跌0.6%。

市场再度猜测，土耳其将引爆新兴市场危机。艾德证券期货就发报告称，土耳其引发新的新兴市场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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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根源

为什么土耳其动辄处于危机边缘，难以消停？  

要知道，过去十多年来，土耳其一直是新兴经济体中的“模范生”，先后被高盛等国际投行列入“新钻十一国”、“薄荷四国”、“灵猫六国”，备受国际资本追捧；还被称为“最接近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

土耳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土耳其人均GDP约为10597美元，距离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只有一步之遥（按世界银行2015年标准，人均GDP高于12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

但是，2018年形势陡然转变，当年土耳其经济增长仅2.6%，较2017年7.4%的增速大幅放缓，创2009年来的最差表现。

对此，经济学家认为，土耳其经济自2009年来首次陷入衰退。

昔日的“模范生”为何突遭败绩？

表面上看，里拉暴跌的直接因素始于美土关系恶化，而今年的导火索则是3月以来土耳其的外汇储备在两周时间大幅下降6.7%。然而，究其根本是此类小国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尴尬地位所致，可以说，如同小国无外交，小国也同样无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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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挤压

除了内部痼疾外，小国大多处于地壳断裂带上，受国际政治左右。

从地缘上看，如土耳其，地跨亚欧两大洲，不仅是连接亚洲和欧洲的战略要地，也是欧洲与中东的连接地带，而且控制着连接黑海和爱琴海的唯一通道——土耳其海峡。

向东可攻击西亚，控制世界岛中心地区和中东与里海的油田；向南可占领北非与苏伊士运河区，控制世界海运战略航线；向西可直逼欧洲心脏，进驻世界经济与科技最为发达的区域；向北可威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捣欧洲粮仓，战略地位之重可见一斑。

然而交汇处也是冲撞点，必然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

土耳其虽一直怀揣大国梦，但自身实力不济，难以摆脱美国盟友、北约成员国等身份的羁绊，更无全面挑战西方的资本，而土美在中东问题上的矛盾和利益分化使得双方渐行渐远，但土耳其与俄罗斯、伊朗靠近，也只是一种战术上的改变，很难形成一种战略上的盟友关系。

在这样的左右拉扯中，土耳其一直难以摆脱受制于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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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资本“操弄”

同时，国际资本套息交易与新兴市场高杠杆操作，制造了土耳其的债务危机，使得曾经的经济奇迹也不过是“沙滩上的城堡”。

对于投机的国际资本来说，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处于经济起飞期，不仅投资机会多，其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利率差更使其成为国际资本套息交易的最佳对象。

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大举借债、加杠杆是拉动本国经济实现高增长的最大力量，双方一拍即合。

近十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将自身的增长水平维持在5%左右，主要靠的是杠杆率的不断增加。

在过去的十年里，新兴市场的企业部门杠杆率明显上涨了近一倍，自2016年以来其杠杆率水平甚至超过了100%。在不断加杠杆造就的表面繁荣之下，是债务危机的暗流汹涌。

2017年，新兴市场借款总额已从2007年的21万亿美元（合GDP的145%）增至630万亿美元（合GDP的210%），且至今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借债。

土耳其更是其中的“佼佼者”，2018年3季度末土耳其外债总额接近4500亿美元，是该国外汇储备的6倍以上，外汇储备远远不足以偿付大量的外债。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土耳其等国通过借债推动了经济增长，但同时也服下了一剂“毒药”。

随着外资纷纷从新兴市场国家撤出，开启美元收割期。而资金流的水龙头被关上后，新兴市场国家不但偿还外债的压力日渐沉重，还要面对资本外流、股市暴跌、货币崩溃等棘手问题，货币贬值压力自然不断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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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薄命”

从更大的格局来看，小国在第四次金融危机中扮演着能量释放口的角色。

从2008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大多数国家都走上了量化宽松的道路，开动印钞机大印钞票。这种做法及时填补了上一轮金融危机造成的信用窟窿，但同时使全球处于空前的资本过剩环境中。

天量的过剩金融泡沫越撑越大，无异于一颗定时炸弹，为世界经济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如此一来，急于寻求出口的金融泡沫一旦与脆弱的“地壳断裂带”相遇，势必将喷涌而出，释放过剩能量，这些小国便成为世界危机能量的发泄口。

事实上，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危机的多米诺骨牌就已开启，不仅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可能将中招，俄罗斯、南非、印度等金砖国家也可能被波及。

无怪乎新兴市场国家动辄一片风声鹤唳，土耳其危机“拔出萝卜带出泥”，不仅暴露了土耳其自身的问题，更揭示了诸多新兴市场国家共同的脆弱性。

且不说这些国家多数政局动荡，例如，去年，阿根廷领导层更迭频繁，政策变动不居；南非因为激进的土地改革导致国内政局不稳；巴西政坛斗争日趋激烈，更有多名领导人陷入腐败案中。

货币超发、通胀高企更是其汇率贬值的根由。就屡遭汇率狂贬侵袭的国家（委内瑞拉、阿根廷和土耳其）来看，无一不狂奔在“撒钱”的道路上。

例如，委内瑞拉2018年7月20日的货币总量为2.72万亿玻币，同比增长9987.5%，IMF预测其年底的通胀率将高达1000000%；阿根廷2018年6月的广义货币M3增速高达46%，其过去10年的货币增速平均为30%；大量发行货币，再通过房地产和基建拉动经济增长更是土耳其的“拿手好戏”，从2003年至2018年8月,土耳其的M2整整增加了24倍！

而且，危机是诸多新兴市场国家普遍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苦果，大规模的私有化以及急速的市场化，使这些国家的产业快速向私人资本特别是外国资本集中，使得外债激增、引发社会动荡，更进一步导致“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加剧国家间的马太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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