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危机”到底有多恐怖？——人口问题真正困扰我们的是什么？

▼ 虚假的学问就像一块长满杂草的荒地，几乎无法把草拔尽

导读

一切都是规律在主导，人口数量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动态的。

1

人口危机？

“人口危机”论甚嚣尘上。

一方面是出生率走低。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达1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同比上年下降了1.49个千分点；死亡人口为993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3‰；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81‰，同比上年下滑1.51个千分点。

这已经是中国在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出现人口出生率下滑以及人口自然增长率下滑的情况。

另一方面是老龄化加速。中国于2001年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在7%以上），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修订版）》预计中国于2025年前后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14%以上），2034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20%以上），2050年达26.3%，到2060年后逐渐稳定在30%左右的水平，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

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前所未有。2018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由2017年的1.58亿增长到1.67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由11.4%升高到11.9%。

预计到2050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达3.6亿，届时每4个人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

与此同时，人们生育意愿低迷，就连“越穷越生”的规律也被打破，典型的如贵州省，是全国人均GDP倒数第三的贫困地区，也是全国城市化率最低、农村人口占比最高的省份之一，其2018年上半年出生人口数量居然也出现了下滑。

少子化与老龄化的两面夹击，使得中国人口危机魅影显现，也难怪一些专家、学者宣称“大国空巢”、“人口悬崖”，中国进入人口雪崩状态。

2

政策之变

对此，全面放开生育信号频现。

2018年3月，“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取消，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第一次没有“计划生育”名称；

2018年6月以来，多省市纷纷出台政策鼓励生育，如辽宁省率先提出奖励生育，陕西省建议适时全面放开生育；8月6日，中国邮政将于2019年发行的己亥年生肖邮票图案是两只大猪带着三只小猪，甚至被外媒解读为中国即将开放三孩政策的预兆；同一天，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呼吁以生育政策的落地和社会保障的健全来切实促进生育；新华日报刊文《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提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

回想数十年前铺天盖地的“只生一个好”宣传，在人口问题上，竟然上演大反转剧情。

之所以如此反转的理由就在于生育率低下、人口减少将给中国带来各种恐怖前景，如劳动力人口下降，人口红利消失，国家经济减速，社会保障压力山大，消费率降低，房地产泡沫破灭，甚至地方债务破产等等。

这一切似乎昭示着，“为国生娃”，义不容辞，但即便是全面放开生育，也不过意味着把“管起来”的生育权交还给人民群众。

3

背后的理论切换

细究之，以前搞计划生育的理论依据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甚至是《增长的极限》，如今人口危机的理论依据是人口社会学、经济学原理，遵循“人口即国运”。

就人口控制而言，马尔萨斯主义建立在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须的前提上，人口以几何级数比率增长，而粮食和其他生产却是以数字级数比率增长的，因而人口增长的速度永远超过粮食同其他生产增长的速度。

由此推出，人类必须控制人口的增长，否则，贫穷是人类不可改变的命运。

曾受到批判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人口同中国当时的各种矛盾，如国家建设资金的矛盾，人口同农业机械化、自动化的矛盾，人口同粮食、工业原料、劳动就业、人民生活的矛盾，人口同科学研究的矛盾，人口数量同人口质量的矛盾，因此提出了站在物的角度牺牲人口数量的人口控制方案，即搞“计划生育”。

再如曾经在世界上轰动一时的《增长的极限》，隐含公式是资源总量与消耗速度之比，但它把人类发展进程简单化了。虽然地球上的各种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数量确实有限，但是人们利用资源的方式，包括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会因新技术的出现而改变，如新能源对石油的替代。

如今，另一种理论占据上风，基于18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孔德“人口就是国家的命运”，年轻人口更是一国生存与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对于人口数量的重视前所未有，这也是2017年以来各省市展开“抢人”大战的理由了，甚至把中国30年的“增长奇迹”也归功于人口红利。

无独有偶，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也是如此。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英迪拉·甘地还在充满忧虑地说，“印度人口太多了”，结果到了2004年，同为国大党的印度总理辛格却已经在宣传印度的人力资本优势了。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就在于学界理论和政治舆论已经发生了反转。

然而，从某种意义而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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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作用

进一步而言，认识人口在未来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还需厘清三个关系。

一是生育下降与经济模式转变的关系

如果说过去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部分得益于人口红利，如今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受到挑战？

毕竟中国经济发展不仅因为人口红利，还归因于改革开放、战略纵深、政府与市场的“二人转”，以及思想战略上非终极论而是过程论等，更何况中国经济模式也在调整，由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转向高质量发展。

二是人口减少与消费升级趋势的关系

即便人口雪崩，但当下消费取代投资与出口成为三驾马车之首，2018年消费对GDP的增长贡献率达到76.2%，比2017年提高18.6个百分点；而且消费升级趋势或将弥补因人口减少带来的下降，如人口结构调整产生的银发消费，消费升级中出现的健康消费等。

三是人口与人工智能的关系

如前文所述，一些人口理论依据并未考虑技术发展因素，因此被“打脸”，换言之即不符合生活现实。

事实上，技术反倒成为主要因素，将彻底颠覆传统人口问题。

在农业文明中，一切靠人力，人口数量显然是大国标志；在工业经济时代，工业化恰恰是人类生育率转变的主要推动力；

到未来的智能时代，发展中国家将可能有三分之二的劳动力将被机器人取代，如此算来，中国将有5-6亿的劳动力被具有更高生产效率的人工智能替代，当人类作为劳动力被人工智能替代，如日本用机器人组装机器人，人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也就意味着所谓人类“低生育陷阱”被釜底抽薪了，甚至现在抢来的人还将成为社保的“负担”。

由此推导，对生育率降低、人口减少，也就不必纠结了。

统计规律显示，人口增长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呈现倒U型曲线：开始时，经济发展将会促进人口的增长，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口增长率将随之下降。

一切都是规律在主导，人口数量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动态的。

其实，思维的固化恰恰是助推过去六七十年人口数量起伏的主观根源。

时变事变。虽然中国人口下降的长期趋势似乎难以避免，但仍继续用当下固化的思维来推测人口变化的影响，难免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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