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好龙？生物技术让人又喜又惧，如何迎接生物经济时代？
▼ 科学技术史表明，过多的知识信息有时反倒会妨碍和限制创新。
导读
拉宽历史纵轴，新文明往往在争议中登上历史舞台，但毋庸置疑，旧时代旧伦理的框架将在时代车轮之下被毫不客气地摧毁。
屏幕上拥有超强能力、超级基因的超级英雄因为满足了人们的精神诉求，历来受到追捧。钢铁侠、绿巨人、蚁人、蜘蛛侠、雷神、X战警，莫不如此。
就连今年国内暑期档的最大赢家《哪吒之魔童降世》也都被指暗含这一套路。对于此片，有个另类解读，认为哪吒和敖丙都是元始天尊基因编程的超级英雄，只不过，一个基因是魔丸，一个基因是灵珠。
从屏幕回归到现实，如果你问一个人：对你进行基因改造，让你成为超人，你愿不愿意？估计十有八九都会说：“我愿意”。
然而，当基因编程技术真的来到人间人们却慌了。
去年基因编程婴儿事件就掀起轩然大波。在该事件爆出的短短近3个月内，社会舆论场上对基因编辑的态度从一边倒欢呼，急转直下到各类争议不断。
各种阴谋论铺天盖地，有网友脑补了一出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实为发达国家做人体基因实验，是一场“瞒天过海”大计。
惶恐基因技术本身有之，认为其将制造“弗兰肯斯坦”类的科学怪物，甚至引发一场“新一轮人种清洗”。
事实上，人类对基因编程的恐惧也早已有之，这也体现在科幻小说中，比如，刘慈欣的《天使时代》、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
基因编辑的争议
作为一项不断发展的技术，基因编辑技术既是生物技术领域的明星，也是争议较多的领域。
最近，媒体爆出美国FDA的一支团队发现，某些知名“基因编辑动物”有着明显的科学硬伤，即基因编辑做的并不干净，导致这些动物的基因组里出现了细菌的基因。
事实上，关于基因编辑技术的是是非非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不过，不得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当下关于基因编辑的讨论常常脱离客观、严谨的科研技术范畴，变成一场全民“贴标签”式的狂热与恐慌。
比如，基因编辑婴儿问题，很大程度上皆因混淆了人体细胞基因编辑的两大概念——体细胞基因编辑和生殖细胞基因编辑。两者最大差别在于，前者没有遗传性，而后者则会代际相传。
也正因此，体细胞基因编辑鲜有争议，从体外到体内应用正逐渐展开，目前获批的EDIT-101疗法就是体内应用的一例。而直接对生殖细胞进行基因编辑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
毋庸置疑，对生殖细胞进行基因编辑影响更大、诱惑更甚，毕竟相较于前者仅仅是对自身基因的修修补补，后者可衍生到定制生命、创造生命的范畴，让人类“扮演上帝之手”。
事实上，单纯从技术门槛和经济成本角度思考，基因编辑生殖细胞其实早已“水到”，与体细胞基因编辑类似，尽管存在一定的临床风险（如脱靶），但基因编辑生殖细胞在技术上基本可行，2015年中山大学黄军就教授就对医疗机构废弃的不能正常发育的人类胚胎做过48小时基因编辑试验。
更何况其经济成本并不大，任何一个有一定经验的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实验室都可以在数十万元的成本之内实现这一技术。
然而，在贺建奎之前没有人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令其“渠成”，不仅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的发明人詹妮弗·道娜反对该技术在人体胚胎中的临床应用，且“14天准则”（胚胎研究不超过14天）是任何与人类胚胎相关研究领域约定俗成、甚至在超过12个国家立法明文规定的红线。
低难度、低成本，同时又有名利高回报，难怪去年贺建奎不惜模糊伦理审批所换来的“历史性突破”引爆巨大反弹。
道德论与阴谋论齐飞
显而易见，对生殖细胞进行基因编辑的担忧长期存在，而形成这种恐慌的逻辑无非有二：
一方面，基因编辑打破自然规律，必然招来前所未有的报复。
在通过基因精修实现“逆天改命”，逃出自然规律成为“超人”的同时，难以预计的危险便被创造并潜伏下来——且不论受基因编辑者的机体功能是否受损，即便安然无恙生存、成长，其后代与未经基因编辑的人类繁衍，非自然的基因混入到人类基因谱系中，存在激发新型疾病、污染人类基因库的可能，而这些“可能”都是一把把高悬在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更别提基因编辑一旦被人为利用，生成强针对性的“生物原子弹”，可不动一兵一卒达成人种绝杀，坊间流传的“转基因是西方国家灭亡中国的绝密计划”、“SARS病毒是对中国的基因攻击”等事例不一而足。
另一方面，在当下道德伦理框架下，这项技术身负“原罪”。
人类修改基因、扮演“上帝”角色，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上帝造人—生命可贵—敬畏生命”的宗教逻辑釜底抽薪，甚至撼动对人性的认知，毕竟连“创造了我们的肉体和心灵”的基因都可以改变，那么有什么可以成为人性信仰的支撑？
更与“众生平等”的终极理想背道而驰，未来“富人靠科技、穷人靠变异”，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将加剧各阶层间的不平等，正如福山提出“自由民主制的最大敌人，绝非伊斯兰恐怖主义，而是生命技术”。
对未知的恐惧
然而，拨开云雾，现阶段对基因编辑技术的集体性焦虑根本源自对未知的恐惧。
当基因编辑的重要性被前所未有地强调关乎“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但全社会对基因技术本身还未形成理性认知，便如盲人摸象、各说各话，其神秘性与风险性被公众妄加揣度。
但事实上，基因的整修、调试一直在发生，人类的进化史就是一部由物竞天择的基因突变史，只不过伴随基因技术发展，人为选择一定程度上介入了这一进程。
毕竟完全由自然选择主导的进化过程太慢、代价太大，如针对病毒的免疫性状以无数死亡为代价，大约需要100万年才能最终成型。
但这种人为选择主导的外部进化便真的意味着人类将肆无忌惮地凌驾在自然之上，最终招来横祸吗？
实际上，大自然没有那么脆弱，自有其处理变异的成熟机制。人体内无论是天然的还是人造的基因，都只是“碱基组合再挂点修饰而已”，遵循完全一样的遗传学和物竞天择的演化规律。
要知道基因传播到整个人群最快速度是6万年-15万年的时间，前提是这个基因拥有无可辩驳且能维持万年的巨大优势，倘若基因引发了不利的性状甚至会自行消散。
与此同时，基因技术也没有那么强大，说到底，基因并不是绝对的预言者。人是复杂的动物，除了少数疾病和性状（智力、行为、性格）外，更多是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并不存在一个绝对量能“直接规定个体将有什么样子的特性”。
没有绝对量，就无法进行数量上的精确调试，富人也很难精心制造一个绝对优势的后代，进而塑成社会阶层无法逾越的鸿沟。
由此观之，以基因编辑为代表的生物技术顺应人类自然进化的方向、不过是加快了个体进化的进程，一味地强调维护人类基因库的自然性、人性的纯洁性、伦理的正统性，即是“本质主义”的迷思，也是“人们尚未做好准备”的具象表现，却阻挡不了生物文明发展的大势所趋——拉宽历史纵轴，新文明往往在争议中登上历史舞台，但毋庸置疑，旧时代旧伦理的框架将在时代车轮之下被毫不客气地摧毁。
正如以牛顿经典力学打破了保守势力和陈旧观念对科学理论的限制、瓦特蒸气机冲破了农耕时代生产力的束缚为标志，人类迈入工业文明；又以普朗克量子力学颠覆经典力学、电脑网络化革新生产方式为标志，信息文明接踵而来，当下随着基因图谱被打开，生物文明正不管不顾地登堂入室。
而生命科学每往前迈出一步,都会趟出一个巨大的市场，作为生物经济初级阶段的生物医药产业已成为继汽车、机械制造业之后的第三大产业，2017年全球市场规模达2402亿美元。
且伴随着基因工程的展开逐步把“生命的密码翻译成产业”，生物医药、生物农业日趋成熟，生物制造、生物能源、生物环保快速兴起，总体来看全球生物产业的销售额每5年翻一番，年增长率高达30%，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10 倍。
按《时代》周刊的说法，“2020年后人们将进入生物经济时代，生物经济将产生10倍于信息经济的规模”。
这也意味着，人类在迎接生物文明时代到来的路上不会停止各种尝试。
卡位生物经济时代
众所周知,英国因在工业革命占得先机,而率先实现了工业化;美国抓牢信息经济发展机遇,巩固了其经济大国的地位，眼看着生物经济这一条新的赛道已然打开，各国已争相进场。
包括美国的生物技术战略、日本的生物产业技术立国战略、欧盟生物经济战略等在内，全球共计有超过50个国家/地区发布了国策性质的生物经济相关政策，相关领域全球研发投入约达1776亿美元，仅次于信息通信技术（ICT）领域（2017年数据）。
与欧美日等国相比，尽管我国生物产业整体发展相对滞后，“基础研究差距在5年左右，产业化的差距在15年以上”，但已出现点状爆破的领先领域，尤其是在基因治疗方面，早在2016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就开展了首例基因编辑抗癌治疗的临床试验（另一说法是2015年安徽合肥的解放军第105医院开展了首例基因编辑医疗临床试验），提前美国至少两年。
总而言之，在生物经济时代，中国无法止步不前，否则恐将又重复在工业经济时代落后的命运。
当然，在跌跌撞撞走向生物文明时代过程中，既不能无视风险和伦理，唯技术至上，狂热地打造一个《美丽新世界》式的利维坦，也不能因噎废食、止步不前，而应兼有勇者的果断和智者的戒慎，一步步拾级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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