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不行、近不得，政企关系“剪不断理还乱”，何去何从？
▼ 原则本身都具有预言的性质
导读
若沿袭国内政经演变的历史脉络，政企关系正从混沌走向清晰；然而，横看当下世界局势，政企关系越发混乱起来。
去年一份“民企琅琊榜”名单出炉，时间正好在中央连环出击力挺民营经济之际，发布时机巧妙，上榜企业家耐人寻味，营收不高却具有良好社会形象的企业家进入这百位行列。
随后，“自己人”这一接地气、口语式的表达实质上对前期的密集表态做出总结与升华。为进一步帮助“自己人”渡过难关，国务院推出“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降费。
今年全国两会更是以动政府存量利益、割政府肉的魄力，从继续推进减税降费、简政、培育新动能、放宽市场准入等方面为民企腾位。
中央促“民企之春”情真意切，然而，民企却不动容。中国民间储蓄已接近GDP的50%，全世界最高，民间投资的空间远未被撬动，民资不愿投、不敢投的问题仍然突出。
颇为尴尬的是，就在今年全国两会结束后几天，一则“神木叫停煤矿治理，民企上百亿投资打水漂”的新闻被曝出。
10年前，地方政府为了治理煤矿塌陷区和火烧区，引民企入局，但后期出现了批小挖大、乱采乱挖、违法占地等乱象，所以榆林市政府一张纸文要求对正在实施的59个综治项目一律清场。
神木市海孚开源生态治理有限公司等8家民企对政府“翻脸比翻书还快”、“一刀切式”的做法发出抗议，在随后的协调会上，有的企业负责人声嘶力竭，“如果政府明确让我死，我也要知道我是怎么死的！”。
言语悲壮，对其他企业家形成寒蝉效应。
与政府离得远不行，太近了、处处听政府话也不行，企业家自身不知道与政府保持怎样的关系，全社会对忽热忽冷的政企关系也看不懂。
不知道、看不懂正反映出政企关系的复杂性。
国内而言，政企关系正从混沌走向清晰
政企关系随政经局势而动，常常是“此一时彼一时”、诡谲多变；且政企关系又随一股政经潮流而呈现某种具体倾向，政经潮流又往往是多股并存，因而政企关系也是多倾向共存的。
多变、多元必然使得政企关系模糊不清。就眼下而言，若沿袭国内政经演变的历史脉络，政企关系正从混沌走向清晰。
中国政治体制带有以忠孝为支持的儒教秩序的遗留，在“集权号召机制”的土壤中，即便向市场经济转轨，行政权力也仍无处不在。
土地规划、招商引资、大上项目……地方官员成为最忙的董事长或总经理。
这表面上是“发展型模式”，但政府的决策权、审批权和资源分配权运用在其中，懂得拉拢权力的、胆子大的、手段多的企业“近水楼台先得月”，于是，出现了“明贿”、“雅贿”、“隐贿”众生相。
有些要职官员也乐于见“财”就收、逢“人”就要、遇“毛”就拔。与其说是“发展型模式”，不如说是“庇护主义模式”，权为钱寻机、钱为权铺路。
可以说，自上而下的权力体系与市场经济相叠加造就的是审批经济，审批经济必然导致寻租经济。在许多地方，上一阶段的政企关系是相互勾兑、暧昧不清的。
然而，行政领头搞经济导致的过剩遂全面袭来，抽去了政府直接经营的根基，审改备、负面清单式管理、基层减负推动地方政府由“公司”向公共、服务功能转型，政府转型加速市场深化。
与之同时，物极必反、盛极而衰，腐败不断冲击社会容忍极限，一场动真格的反腐风暴席卷而来，这个时候再玩“钱权套利”就相当于玩火自焚。
如此一来，市场深化和政治变革充当了“潜规则”的掘墓人，规则经济渐渐开启。
或者说，放在时代演进的纵坐标中，中国市场化改革已经进行了40余年，经济总体规模仅次于美国，改革的追求将不再一味地偏重物质财富的创造和发展，而是偏重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以往带着发展副产品特色的“政商不清不楚”的关系将被釜底抽薪，规则治理将重塑政企界面，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将露出轮廓。
放眼全球局势，政企关系越发混乱
若是政企关系仅仅靠踏准国内政经演变的拐点就可以把握住，那么，现实中也就不会有那么多迷茫、焦虑乃至进退失据的故事了。
更广泛地说，政企关系还受国家竞争态势、国家战略、国际思潮等因素的影响。
横向看当下世界局势，人类社会运行至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已进入“虽有小修小补，但系统翻新乏力”的界限内，无制度革命或者说制度进入存量时代，科技创新的增量就成为拉开差距、抢占“山头”的杀手锏。
而科技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尤其是民企就成为助力国家竞争的力量，这也决定了一国政府和企业将更多地会“一个鼻孔出气”，国家竞争越激烈，一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越是“剪不断理还乱”。
以中美竞争为例，中国正在金融、科技、军事等方面全面发力追赶，特别是制造科技向来是大国崛起的转轮，如今中国这一转轮加速转动。
10年前还名不见经传的华为，一路蹿升，已多年蝉联世界第一，因2018年世界企业排名第一的专利申请规模还受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的点名；更厉害的是，还5G领先。
欧洲引领2G时代，日本引领3G时代，美国引领4G时代，而到了5G，中国后来居上。相反，美国苹果早已不是乔帮主时期的苹果，沦为了“啃老族”，创新不足。
于是，美国政府使出了非比寻常的手段，给中国科技企业下绊子：先是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拒绝华为进入美国市场；
后又以莫须有罪名，通过加拿大这个打手，抓捕了孟晚舟，又拉“五眼联盟”封杀华为；
最近，美国又将主要涉及人工智能及安防领域的8家中国明星科技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有外媒甚至将这次划入清单行为称为“美国将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列入黑名单”。
大国竞争刀光剑影。不过，拿华为来说，华为的意义远不止是一家公司这么简单，它是世界500强中唯一一家没有上市的企业、是中国的民族企业。
因维护国家利益、体现国家战略上的一致性，中国政府力挺华为，东莞市政府送政策、送土地，外交部发言人表态“华为起诉美国政府完全正当合理”，政企“一家亲”。
然而，政府又不总是“厚爱”自己的企业。大国之间的冲突某种程度上有“第三者”在搅局，比如，跨国企业掏空了美国、填满了中国，金融资本掏空了世界、填满了华尔街，互联网不断摆脱政府控制，惹得中美看对方不顺眼，中美之间如今的争斗某种意义上也是个时代误会（详见《中美冲突：一场身不由己的“对决”？》）。
一旦“机缘”来到，两国政府也会合作起来，国家博弈激烈时的政企关系也将变了调。当市场经济制造的贫富沟壑险将吞噬社会时，民粹主义声势逼人，全世界政府结成一个“神圣同盟”，对本国富豪企业家的税收“一网打尽”，政企关系陡然紧张。
可见，国家竞争使得政府与本国企业相互混搭，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挑战又促使政府与本国企业相互“博弈”。
未来政企关系趋向清晰化
不过，未来世界发展趋势孕育着促使政企关系总体趋向清晰的几大力量：
一是去国家化将抽去国家激烈竞争的根基，政企“纠缠不清”的局面将被打破。
在资本、跨企等催化下，本世纪中叶将拉开去国家化的序幕，国家、民族的概念将不再过于突出，国家权力将被相对消解，“政企绑定”参与国际竞争的势头将逐渐隐退。尽管国家职能仍将会延续，但政府和企业将各归各位。
二是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演进将优化政企关系。
政治体制处在动态进化之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题中之意包含世界政治将从帝国体系下的霸权逻辑转向文明体系下的影响力逻辑，开放、现代、秩序将重构世界政治范式，连“家天下”的朝鲜也是市场经济汹涌，“政企合一”的怪胎将被理顺关系的“政企分开”替代。
三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世界主题将约束政企。
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政治制度也不尽相同，但国民都具有爱好和平、向往安定富足生活的共性，倒逼政企以分明、友好的界面共处，共同托起人民的美好生活。
上述力量促使世界横向面上“既拉又打、混乱无比”的政企关系将如同沿国内纵向脉络推导的政企关系一样，越来越清晰化。
过去政商朦胧的“套利模式”、雷霆般的“杀富模式”甚至漠然的“背对背模式”都将行不通，未来的政府和企业将各自归位，政企关系将建立在规则经济之上，良性互动。
“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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