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大师、草根网红受追捧，背后的原因竟是社会之痛！

▼ 理论是实践的眼睛。

导读

这些草根网红、草根大师的走红，背后隐隐透露出大众的情感曲线——对扫地僧式“民间偏方”的独特倾爱，其背后正是对正统大师的普遍失望。

近日，那个曾经火爆全网的流浪大师沈巍又回到了他曾经的落脚地。

之前，那个席地而坐、蓬头垢面的流浪汉现在已判若两人，他现在衣衫整洁、面容清爽，俨然一个学者模样。但不变的是，沈巍依然同之前一样，粉丝云集。

沈巍的人生转折或因流浪大师而起，但这并非偶然现象。

从一定意义而言，沈巍曾经的火并不令人意外。流浪汉的形象、流浪时间（7-10年，甚至有说20年）、本科毕业、公务员、熟读四书五经等关键词虚实叠合，建构起了沈巍复合、反差的整体形象，完全符合网络时代需要隔一阵子出现一个的反差人设，毕竟犀利哥、大衣哥等总有一款草根要走红。

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草根网红、草根大师的走红，背后隐隐透露出大众的情感曲线——对扫地僧式“民间偏方”的独特倾爱，其背后正是对正统大师的普遍失望。

“大师”们的三重夹击

“钱学森之问”曾一针见血指出当下中国大师级人才难出的顾虑，与此相对应，在清华百年校庆之际盘点的29位大师中，没有一位出自1949年后的清华。

火上浇油的是，近些年所谓的教授、专家、学者们洋相频出，从南大明星教授涉嫌学术不端案，到翟天临事件爆发，在大的舆情背景下，王朔口中的“知道分子”横行，“大师”被贬值。

究其原因，客观上，“大师”们正遭遇技术、学院化、社会竞争的三重夹击：

一，信息技术的普及对大师们的“先知”身份釜底抽薪。

互联网时代海量、快速的信息流通极大压缩信息成本，瓦解普通人对大师“指点江山”的崇拜。

二，在学院化、专业化趋势下，大师的视野被限制。

研究领域愈分愈细，高校的人才培养也日趋单一，皆要求学者坐下来、静守书斋，往往脱离实际生活、独攻一术。

三，社会竞争下，大师们也有无奈。

工业文明下竞争加剧，部分潜在大师不得不在现实压力面前折腰，或消融于商业大潮，浮于知识表面、以博眼球为目的，或化身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仰人鼻息。

但从根本而言，则可归于“大师”们固守经典系统的思想体系，深陷路径依赖与循环论证。

以阿桑奇被美国通缉9年事件为例，一方面，以阿桑奇领头的理想的自由主义者试图用绝密信息披露来对冲“被玷污的自由”，明显沿袭的是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代表人物芝诺、阿瑞斯提普斯所倡导的“智者不应该为政府放弃自己的自由”的观点，实为用传统旧理论来挑战时代的变化。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套用的是传统的压制知识精英的老路——先收买，后打压，收买和打压都不成就妖魔化，和中世纪囚禁捍卫日心说的伽利略的罗马教廷相比差别仅在于文明的尺度。

说到底，博弈双方都属于“唐吉坷德”，都是从历史书本中寻找理论依据作为战斗武器，从而在错误的战场上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这么一来，吃瓜群众就没劲了，用共产党宣言的话，即是“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于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反倒令“垃圾堆里出人才”。由此观之，没有新的理论说法来收敛愈发复杂的社会现实，是遏制大师“破土而出”的关键。

当下理论陷入窘境

“知识就是力量”，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民族兴旺发达、国家繁荣富强,须臾不能离开创新性理论的指引。

受新自由主义和供给学派理论影响颇深的“里根经济学”与“撒切尔主义”，直接促进了当时英美经济的繁荣。

“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模式上的运用（以政府100%控股的淡马锡为代表），也助推了新加坡的腾飞。

更何况，从中美贸易摩擦到第四次金融危机，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新老问题纵横交错的复杂阶段，从十八大提出“三个自信”，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对新理论的需求迫切性前所未有。

但问题是，当下理论陷入追溯历史成功经验不得、借鉴西方经典理论不能的窘境：

纵向看，曾经成就中国崛起、发展的旧理论建设难与当下时代背景契合。

如果说，在前改革时代，基于三论（“不争论”、“猫论”、“摸论”）的思想理论统一，开启了中国经济向上攀升的通道；

当下进入后改革时代，面对一个内部冲突频现，且影响力不断“发散”、外部利益集团挤压不止的社会，显然不再是用三论就能收敛。

横向看，西方经典理论已然被颠覆。

正如第三次金融危机证伪经典市场经济，难民潮问题下见证了“平等、自由、博爱”的西方普世价值观日渐坍塌，以特朗普“美国优先”、英国脱欧为代表，西方“新国家主义”回潮，走上了全球化的背面，西方经典理论自身难保。

更何况，中国太非典，在过去40年，走出了非传统、非西方的非典路径，不仅完成了西方近百年的现代化探索，也通过平均每年9.4%的高增长（1978-2018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凭借现有的理论体系对此加以解释显然是苍白的。

在此背景下，通过理论创新加以总结，既是对中国发展奇迹的收敛，也是“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的需要，更是扩展世界经济理论体系的必然。

如何形成新理论？

究竟该如何形成新理论？

一方面，新理论并不源于书本上的历史典故，而源于社会实践，是在坚持第一性原则的基础上，对现实生活实践的解释、支撑、总结、收敛。

过去，马克思主义指导了中国革命的实践，但也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一次结合”，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第二次结合”，为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找到了特色药方。

在这两次结合中，理论与实践始终如影随形，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探索又丰富理论的内涵与外延，理论与实践在不断交替中螺旋式上升，逼近真理。

当下理论创新则可视为探寻“第三次结合”，关键正在于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在新的时代、实践中开辟思想理论的新境界。

另一方面，新理论更要形成中国自己的理论，不仅“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也为世界理论研究、实践探索提供新思路。

工业时代，资源、技术、资本等推动社会进步的变量都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线性积累过程。

因此，可以通过对过去经验和技能进行总结进而升华理论，按此自我递延促进增长。

但在信息时代，信息技术、AI技术等技术浪潮风起云涌，呈指数级增长，虽始于极微小的增长，却又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爆炸式扩散，格式化各行各业。

于是，冲突颠覆、跨界融合、外行颠覆内行成常态，变量太多、方向不明、前景难测，集体陷入“无人区”。

在这种背景下，“历史照亮未来”的趋势外推思维难以贴合信息时代的突变迭代逻辑，扎根现实的土壤、让“未来引领今天”才是理论创新的应有之意。

这显然打开中国在理论建设方面异军突起的历史机遇，毕竟有别于西方理论对终极的探求（普遍认为，从苏格拉底起,西方哲学明确地把对终极存在、实在、实体的追求看作是对超感知的普遍的、一般的、本质的知识的追求），中国理论、中华文化的底色是内置于心的中庸之道，既能“摸着石头过河”，更能在博采众长、勾兑历史与未来中，杂交创新。

届时，或实现汤因比在几十年前的预判，中国“有意识地、有节制地融合中国与其他文明的长处”，“其结果可能为人类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概言之，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鉴于当下社会处于百年一遇的大拐点期，在社会冲突激化、矛盾频发的同时，也是诱发对新理论探求的时代契机，新理论破而后立，更能收敛当下、揭示未来。

而届时，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非典大师们将从舆论舞台中心退场，正统大师将取而代之。

“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

今天我们正站在时代急剧变化的拐点上。如何对当下的变化形成正确的思想认知，把握变化的脉络、趋势，从而更好地指导自己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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