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不是家长，不是演员，不是医生

老师是什么？有许多种答案。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一样的理解。

然而，老师不是什么？在正常的教育世界里，老师肯定不是家长，不是演员，不是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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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不是家长

我一直认为，学校就是学生的另一个“家”，老师就是另一个家里的“父母”。

我反对学生分教职工食堂、我反对师生分厕。我的理由是：师生平等。我的解释是：古今中外有哪一个家庭，父母的卫生间，子女是不能进去的？古今中外有哪一个家庭，有一张父母的专用餐桌，子女是不能坐上去的？

或许有些偏激，不过有一段时间，我却是这样做的。

学校没地方，没有能容纳所有师生共同用餐的食堂，餐区很小。为保证师生同餐，每天几个班级轮着与老师一起同桌共餐。学生排队，老师也排队，老师在窗口点餐，学生也在窗口点餐，其乐融融。

除了正常的轮流进食堂进餐，还留出一个班的空间，奖励表现特别好的班级。能进入食堂与老师共进午餐，是一种荣誉，学生特别高兴。

家长告诉我：遇到能进食堂午餐了，孩子那天特别高兴、情绪特别好。学生与老师一同午餐，创造的是一种氛围，“家”的氛围；创造的是一种文化，师生平等的文化。

记得有一年高考结束后，安徽省有一所学校的校长领着高三全体老师来我们学校参观、交流。我讲了我的“食堂观”“厕所观”，强调不设立教师独立小食堂的做法与意义，不料得到来宾的高度认同。几年之后，在一次全国会议上，遇到这位校长。她说：回去之后，老师就催促校长关闭了教师小食堂，这件事产生很大很好的反响。

但是，什么事情都不能绝对。

不错，学校是学生的另一个“家”，教师就是另一个“家”中的“父母”。我一直在提倡，为的是一个“爱”字。学校有爱，老师有爱，这是办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

不过，这个“家”，与学生日常生活的家还是有区别的；这里的老师像“父母”，与学生的真正的父母还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是无论如何也弥合不了、取消不了。从本质上讲，学校是学校，家是家。父母是父母，老师是老师。角色不同，作用与特征，都完全不一样，相互谁也取代不了谁，需要在各自的角色定位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老师不是“家长”，老师不能替代家长。可现在有的学校却大包大揽，把本该家长做的，揽过来自己做了，本该家长承担的责任，自己主动地扛在肩上了。

晚自修，对走读学生而言，在校时间是有严格规定的。国家规定的在校时间，体现了国家意志，更是符合学生成长发展的规律。现在，有些学校不放心家长，担心父母管不住，怕学生学习效率不高，晚上还把学生关在教室内，在老师辅导或看管下，度过每一个美好的傍晚时光。

能与父母一起晚餐是一件美妙的事情，餐桌上的交流是天伦之乐的交流。孩子在一边做作业，父母在一边陪伴，那是最温馨的时刻与场景，那是孩子最放松、最安全的“港湾”——这样的场合，这样的角色，学校能替代、老师能替代吗？

现在，学校与家庭关系经常错位，老师与家长的关系也经常错位。老师每天布置作业，不直接布置给学生，而是布置给家长。回家作业，通过网络直接发到了家长手上，家长每天在手机上，接受老师布置的作业。按老师的要求，天天做家庭教师。

每一张练习卷、考试卷要求家长签字，不签字过不了关，学生会挨骂，家长也会挨骂。本当学校的事情、老师的事情，转嫁给家长。家长成了老师，父母成了老师，令大家啼笑皆非，不可理喻。

之所以强调“老师不是家长”，强调“家长不是老师”，是因为这个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学校教育的正常发展。这是错位，错位就是不讲规矩、不讲规范、不讲规律，不择手段，不问过程，只问结果。导致教育疯狂、校园疯狂、课堂疯狂、家庭疯狂，致使孩子背离本性，畸形发展。如此这般，还是一个正常的教育世界吗？可惜，恰恰有时我们正遇到这样的境地。

老师不是演员

孔子是一个好老师吗？有人一定会马上反问我：万世师表还不是好老师？我可以再问：今天一个没有发表过论文、没有课题、没有评优课获奖的老师，能说他是好老师吗？有人一定只能说：不会。我又会反驳：虽然没有这些，但不影响他是不是好老师，因为孔子也没有这些。

孔子没有论文，一部《论语》只是他弟子对他说过的话的记录，没有整理成文，《论语》放在今天，我敢肯定，参加任何教育类论文评奖都是评不上的；参加任何教育科学课题成果鉴定都是通不过的，零碎、不成体系。孔子没有任何评优课获奖，说明没有任何好课。孔子是“三无老师”：无论文、无课题、无好课，在今天一定晋升不了教师职称。

那么，我要反问：一个“三无”老师、一个评不了高级、特级、教授级的老师，在学校没地位，学校也不能靠他打牌子，于当下真的能被大家信服，称之为“好老师”？

追求“好老师”，有些老师不从本质上去追求，比如有爱心、有情怀、有担当，而是去追求那些外在的虚名。为何要追求虚名？因为这些虚名，都是评优、评职称的依据，甚至有一票否决的作用。

如此，导致了什么结果？

为了多一点论文，为了有各级课题，为了获得评优课的奖项，而不懈努力。遇到公开课、评优课，总之，有证书的课，全力以赴。这本不错，问题是老师常常上“假”课。

何为“假课”？平时从不这样上课，只是为了去获得“荣誉”、去评奖。精心准备，反复预上。预上是在其他班级，就在准备开课的班级，如同演出节目，反复“排练”。

据悉，某次某省的某项学科竞赛，某市的参赛老师经过28次试讲、操练，最终获得成功。这本也不错，利用竞赛的契机，有了动力，实施一次非常的“探索”，对提高教学技艺有益的。

可是，这样的努力仅仅是为了“获奖”，直奔目的地而去。获奖之后，又回到原地。原来怎么上课，还是怎么上课，没有丝毫的改变。为何不改变？因为这样的获奖课，中看不中用，既费力，效果也不好。所谓效果，指的是对考试提高分数有效，如此这般的“劳民伤财”，谁还会去坚持推广？

写论文也是，不切实际，只图评奖。发表论文，靠付费买版面。做教育课题基本也是这种情形，许多课题与教育教学的实际并没有多大关系。

课题请专家，专家就是这几个，经常见面，且拿了人家的专家评审费，不痛不痒说一点问题，然后充分肯定一番，开题、结题，也如同“演出”，按照“导演”的意图进行。许多评审意见，都是课题人员事先准备好了的，有的专家坐到现场才会翻一下报告，我曾遇见某位专家看到没有替他准备评审意见当场“发飙”，说人家不懂“规矩”。

这样的评审、这样的课题，还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意义没有，其作用还是挺大的，关系到学校的、领导的、老师的荣誉与利益，谁不追逐之？

这样做，又会导致什么结果？

教师首先应该是一个真实的人，应该呈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对孩子来说，那是阳光雨露。陶行知的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于今日对照，真的很惭愧。如今，不真实，是学校教育的大问题。

老师的真实，在哪里？真实的老师是什么样子的？老师不上真课，上假课，不上“真教育”的课，上背离教育本质的课，不讲真话，说教多，缺少真性情，即使有真性情也不轻易表露，总穿着一件“外套”，甚至把自己的脸也蒙上。对上级说假话，上级来检查，做假材料。没有“痕迹”，找“痕迹”“造痕迹”。

长此以往，如何是好？

说学校作假，说老师作假，似乎有点言重。求真，老师也不是不明白，心里都明白。于当下的社会背景下，学校，老师喜欢“表演”表演本身没有问题，表演也是艺术，表演也能呈现境界，教育教学也离不开一定好表演。

可表演需要特定、特殊的场合，不能时时处处表演，教育的日常状态更不能是表演状态。表演过度，就脱离了生活的本质；教育表演过度，更是脱离了教育的本质。要做一个“真老师”，很难，却实在是很重要，在孩子们面前，任何“表演”都是要不得的，那都是对孩子们的伤害。

演员台上、台下也不一样，台上是“表演”，台下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教师与演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职业、社会角色。演员台上演出，通过艺术，表达的是事物的本质、本意，而教师一旦在教育教学岗位上表演，则是对事物本质、本意的一种反叛。教师一旦以“演员”的角色进入教育、教学的现场，则无疑如雾霾给孩子们以无期无尽的慢性毒害。

老师不是医生

学校里，经常用一个词，我很不赞成，甚至有些反感，叫做：“诊断”。学校不是医院，医院每天接触病人，首先需要“诊断”，然后对症下药，救死扶伤。学校与医院不一样，每天面对着的是天真烂漫的孩子，特别是幼儿园、中小学，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天真、无暇，如天使般美好，怎么动不动就要对他们“诊断”？

我曾担任过省政协委员，政协活动是以条线为主，活动都是教育界人士，讨论的问题大多是教育，只是学段不同。我也担任过市人大代表，人大与政协这方面不一样，活动以块为主，同一区域的各行各界代表坐在一起讨论问题，涉及的领域更多。公安、检察院、法院、税务、工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金融家、文学家，什么部门、什么人都有。

平时只在学校，到了外面，眼界大开。人大代表以小组为单位经常开展活动，接触了政法，才知道案件之多；接触了税务才知道逃税的多狡猾；接触了医生，才知道病源随处都有；接触了金融家，才知道钱在他们眼里就是数字，一会儿能发财，一会儿就能倾家荡产；接触了监狱，才知道犯人之多。

我常常对他们发表感慨：面对社会的形形色色，我们学校里的学生，人人都是可爱的，尽管这个不守纪律，那个不交作业；这个有缺点，那个又犯了错误，那算得什么呢？

社会上的有些人，丑陋、卑鄙、凶残、尔虞我诈、无是无非、真真假假，能与我们孩子们相比吗？我们学生所有的问题，都是阳光下生命成长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可理解、可原谅，乃至可爱的，不是问题。

我们老师的工作范围是学校，我们老师的视野常常也没有跳出学校，我们大多是人，还缺少在整个社会大系统中去看待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学生，不免视野狭窄，看问题片面，对学生也一样。

我们面对的学生，不是病人，是正在蓬蓬勃勃成长着的生命。在我们成人看来，不正常，不好，需要矫正，其实，正是我们自己错了，自己不对，自己存在问题。

每当我走进森林，看到一棵一棵的大树，我期待我们的学校能成为森林，一个一个孩子都能长成参天的大树。我也去盆景园，各种植物种植在花盆里，很小很小的花盆，有限的天地，可是经过人的修理照料，千姿百态，斜的、竖的、横的，枯死半边的、枯死上边的，弯曲的、下垂的，按照人的意志、按照人的审美标准，在塑造它们、成就它们。我常想，或许这就是我们当下学校教育的写照。

森林里的一棵大树与盆景园里的一件作品，市场上可能价格相等，或许盆景还可能超过大树。我只是要问：森林里的大树长成那个样子，是它的生命本意；而盆景园里的盆景长成这个样子，是它的生命本意吗？

今天，我们的学校教育就像盆景园，我们老师就是盆景园里的“工艺师”。老师常常以自己的爱好，要求成为学生的爱好，以自己的尺度衡量孩子，感觉不对，就以为孩子有病了，就“诊断”。

在盆景园里，植物就需要修剪，日日剪，月月剪，年年剪，最终剪成了自己需要的样子，符合自己审美要求的样子。美则美矣，是这株植物生命的本意吗？龚自珍的《病梅馆记》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可是这个问题现在仍然存在，我们是不是该有责任担当？

有的时候，不是小孩有病，其实是我们成人有病，包括老师，以“病”治“不病”，如何是好？

前几天我写了一文《我藏在一朵花的后面》，说到一所学校为迎接检查作假，检查过了，原来的违规做法又恢复了，欺骗检查组。难道检查组真不知道？他的上级检查他，他不也是这样吗？有一位叫“柔柔小雨”的读者留言：

“藏在一朵花的后面”是一个好的命题，让我也羞于表达。

有人问我，若干年前已经做到学校中层的你，为何要选择转行转岗？我可以说那不是对那片“净土”的失望，或者是那种无力感吗？如果校长是发令官，我这中层就是那个操刀手。

改课表，藏补充材料，“引导”孩子说“该说的话”。经历的多了，我已麻木。直到有一天，我去自己班上挑参加座谈会的“拎得清”孩子。一个功课不好的“小皮王”把手都举到了我跟前，雀跃着：“选我，选我。我拎得清。老师，老师，我肯定不会说真话！”

作为人师，经历那种尴尬，我的心灵是震撼的，颤抖的。看着他清澈无邪的大眼睛。我竟一时语塞。在他的人生长河中，我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没有教会他多少知识，我却还教他们不诚实，并让孩子们认为这是“拎的清”而争相效仿。

可是，我又能怎么样呢？那是一个体制！我感到深深的无力，只有做“逃兵”。但是，那双眼睛，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深深的，挥之不去。

正是这段留言，直接引出了我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思考：这个孩子是有病孩子？还是没病的孩子？是我们校长有病？还是我们老师有病？

今天，学校教育常常就是如此教学生“拎得清”。这样的“拎得清”，就如盆景园里的“修剪”。如此“拎得清”，得到肯定、得到赞赏，这个孩子以后会怎样？在面对检查组的场面，假如遇到一个“拎不清”的孩子，老师会怎样？假如不是偶然“拎不清”，而是一贯“拎不清”，这个孩子是不是“脑子有问题”？需要不需要“诊断”？并给他“吃药”？

老师不是医生，老师面前没有病人，只有阳光下灿烂的孩子，唯一的责任：守护他们快乐而幸福地成长，别无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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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柳袁照

来源 | 柳袁照（ID:Liuyuanzhaobazi）

责编 | 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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