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站队,人一站队智商就会归零 | 头条
来源:拾遗(ID:shiyi201633)
作者:拾遗
去年夏天我带儿子去动物园,
他指着一条鳄鱼说:“好帅呀!”
鳄鱼怎么会帅呢?
我目瞪口呆——
这个社会一直告诉我鳄鱼很丑。
但我转念一想,鳄鱼怎么就不能帅呢?
难道就那条炮弹鱼可以帅?
难道就那只老虎可以帅?
换一种眼光看鳄鱼,它也可以帅。
对于中国也是,经历这一次疫情后,
我们应该换一种眼光看中国。
下面这些问题,
你有思考过吗?
如果回到2019年12月1日,
怎么做才能避免这场灾难?
网上有一个问题:
如果能回到2019年12月1日,
怎样才能避免这场灾难?
网民提供了好多答案。
但这些答案成立都需要一个前提——
中间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否则就无法避免。
要第一时间隔离最初病毒感染者,
要第一时间让医生做好防护处理,
要第一时间测出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要第一时间确定病毒的传染强度,
要第一时间确定病毒感染时间周期,
……
要在第一时间把这些做到完美,
实在太难太难。
我们现在觉得简单,
是站在“已知全情”的视角,
去要求当时的医生和官员做到完美,
这和“早知道尿炕就不睡觉了”是一个逻辑。
换句话说,新冠疫情的发生很难避免,
你我上去也一样,
我们都没法在当时做出最完美的决策。
武汉方面到底有没有重大过错?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武汉有关部门没有过错?
并不是。
在这次疫情防控中,
武汉有关部门存在严重误判和过失。
而且在中央派专家组进驻后,
还对疫情进行一定隐瞒,
说新冠病毒没有出现人传人,
甚至一线医院有明显证据时,依然坚持错误判断,
并长达两周没有通报新增病情,
延误了专家组的正确判断。
换句话说,如果武汉方面最初处理得当,
是可以减小疫情规模的。
换一种体制是不是就能避免灾难?
因为武汉最初出现的过失,
很多人觉得,这是体制原因,
或许换一种体制就能避免灾难。
我觉得这跟体制的关系并不很大。
看看世界各国现在的情况就知道了。
为什么不同体制、不同文化背景、
不同价值观的政府,
对待疫情的反应会如出一辙,
甚至还不如武汉?
是世界各国蠢吗?不是。
有两个原因。
一是判断失误:想不到这个病毒这么厉害。
二是官僚主义:很多官员都有官僚主义病。
官僚主义在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形式。
在中国,表现为事事维稳,
不能出大乱子,影响大局。
在美国,表现为什么都按流程来,
出了问题就可以推卸责任。
美国《大西洋月刊》说得好:
“在这种未知的疫情面前,
以往对于政治体制简单的二分法,
已经不适用了,
决定应对疫情表现的关键性决定因素,
并不是政治体制的类型。”
欧美防疫失败是不是中国的错?
欧美疫情惨烈。
3月31日,美国官员说:
“都是中国的错。
中国隐瞒疫情使世界耽误6周时间。”
欧美防疫失败真是因为中国隐瞒所致吗?
并不是。
1月初,中国就开始定期向世卫通报疫情。
1月3日,中国定期向美国通报疫情。
1月7日,美国疾控中心和驻华使馆,
向美国人发出赴武汉旅行的警告。
1月25日,美方关闭了驻武汉领馆。
说中国隐瞒导致欧美防范失控,
纯粹无稽之谈。
欧美国家为何会防范失控呢?
完全是吃了一直黑中国的亏。
一直以来,欧美国家都认为,
中国政府干的任何事,要么是假的,
要么是不人道的,要么是蠢的。
甚至荒谬到认为中国死1%,
我们欧美死0.1%就差不多了,
或者直接可以扛过去。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认真宣传和防范。
欧美国家对中国的成见有多深?举个例子。
鉴于欧美国家防疫物质奇缺,
中国免费赠送了很多防疫物品,
但欧盟委员会副主席Josep Borrell发文说:
“要警惕中国通过政治修辞和慷慨政治,来帮助他国来获取影响力。”
普利策奖得主Ian Johnson说得一针见血:
“在你急着说中国一月没做好之前,
要记住那时候他们并不了解病毒。
美国今天有充分的信息来源,
也目睹了上千个死亡病例了,
白宫和美国政界还在那里粉饰太平。
西方国家的人民,
对中国政治体制充满成见,
让他们低估了中国做法的价值和意义。”
这才是欧美防疫失败的根本原因。
这个社会需要方方吗?
这个社会需要方方吗? 我觉得是需要的。
关于这次疫情,学者陈玉明说:
“官方媒体侧重宏大叙事,
宣传努力、宣传事迹,宣传成绩;
财新、人物等市场化媒体,
侧重问题探究、原因追问;
方方日记,侧重关注民间生态。
三类写作,各有价值,是整个疫情叙事的不同组成。”
从这个角度讲,社会需要方方。
胡锡进说:“这个国家应当接受方方们的存在。”
历史回顾武汉封城,
记录的一定是之前犯了什么错误,
后来又是如何扭转态势的,
全国各地如何驰援武汉,
武汉人民又是如何反转翻盘,
这一定是主画面。
只要大局做得好,方方也影响不了。
方方日记在2月份为什么如此轰动,
而在3月份的影响就越来越小了呢?
因为民众意识到,
“方方日记式”问题并不是主色调,
虽然早期防控有些问题,但后来举措整体得当,
广大民众心中自有分寸。
把“方方日记”纳入进来,
让它成为一个补充,一种鞭策,挺好。
批评方方就是极左和脑残吗?
现在有一部分人见不得人批评方方。
只要你批评方方,
就说你是“极左”和“脑残”。
我觉得这种态度不是很好。
为什么方方可以批评社会批评别人,
别人就不能批评方方呢?
你既然主张社会应该容纳不同异见,
那怎么就容不得批评方方的异见呢?
李劼先生有段话说得好:
“允许方方们写医院没有空床位,
病人只能躺在走廊地上,
就不能允许别人写火神山、雷神山,
应测尽测、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吗?
允许方方们写物质匮乏,生活无着,
就不允许别人写小区业主搭建团购群,
绞尽脑汁谋物流、保供应吗?
允许方方们写无助的人在阳台敲锣,
就不允许别人写社区自查自纠,
针对其他病患开始服务吗?”
你不能只允许方方写悲惨,
却不允许别人写悲壮。
这次疫情呈现的状况有多面,
你有权利写这一面,
别人当然有权利写另一面。
到底是中国制度好还是西方制度好?
有一些网民有这样一种论调:
“中国只用两个月就把疫情控制了,
充分说明中国制度是最好的制度。”
这话值得商榷。
评价某种制度的优劣长短,
不能仅从单一视角去展开。
能够高效处理某一类事情,
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最优良的制度。
同理,也不能因为这次防疫不当,
就觉得欧美体制一无是处。
只能说:
中国制度没有外面喷的那么差,
欧美制度也没口号喊的那么好。
很多人对中国和西方的认识,都走到极端。
有人觉得中国制度好,容不得半点异见;
有人觉得欧美制度好,拉的屎都是香的。
这个世界并不存在最好的制度,
任何一个政治体制都有其利弊,
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
地球上没有完美的体制,
只有不断改进的体制。
没有哪种制度一定凌驾于另一种之上,
相互学习不断改进才是正确的方向。
《世界邮报》主编内森说得好:
“未来世界政治若要分类,
很可能不是分为民主和集权,
而是分为良政与劣政。”
不要站队,人一站队就智商归零
花了这么多笔墨讲这些问题,
我就想表达一个意思:
不要站队,人一站队就智商归零。
世界上有两条真理:
第一、面对公共事件,第一时间就站队,
那你基本上就告别了智商。
第二、人一站队,智商情商就会受损,
站队态度越坚决,就越容易变成傻子和疯子。
面对公共事件,易中天说得特别好:
“一件事情发生后,先弄清事实,这是真伪判断。
然后讨论对错,这是是非判断。
至于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
只能放最后,甚至未必一定要有。
可惜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往往是反着的。
事情还没弄清楚,道德批判就先开始了。”
常做价值判断会降低我们的智商,
多做事实判断会提升我们的智商。
少做价值判断,多做事实判断,
才是一个成熟的人应该做的事情。
本文转载自“拾遗”(ID:shiyi20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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