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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的老师有多缺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南风窗 Author 施晶晶
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在已对教师职业资格实行“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基础上，推进师范毕业生免试认定教师资格改革，允许教育类硕士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公费师范生免试认定教师资格，并建立教师教育院校对师范生教学能力进行考核的制度。
促进就业的同时，也符合提高教师队伍质量的改革方向。
这一政策的背景是，当下教师队伍存在不小的缺口。
以广东为例，2019年一份政协提案透露，2018年，广东仅在编义务教育教职员缺口就达13.8万，珠三角9市公办学校小学在编教师缺口比例达10.8%。据省教育厅预测到2020年，全省需新增小学学位184万个。
对比来看，过去5年，全国教师招聘力度不断加大，2019年深圳年薪30万招小学老师更一度成为新闻，但新上岸的专任教师尚不足以填补缺口。
9月开学在即，但多地教师招聘工作仍未结束，基层县城也在努力填补缺口。而教师缺口背后，县域地方的变化细节，藏着更多难题和启示。
东南沿海省份某山区县明成县，过去7年内，县城区内新建了4所公立小学。9月，其中一所将正式开门招生，为全县新增2160个学位、48个班，这将缓解城区内片区生源超学校学位数的压力。在这之前，城区原有的小学全都经历了一番扩建。
城区学位紧张是当地居民的普遍感受。
方涵是明成县实验小学一名教师，她告诉南风窗记者，6月，担心孩子上不了城区小学而不得不选择偏远的城郊小学、甚至回乡镇就读，有进城务工的家长，深夜在学校门外排起百米长队，等着天亮学校开门、提交报名材料。
“特别夸张。”她形容，因为在这之前，她只知道大城市会有这种情况。
小学生确实越来越多了。
南风窗记者梳理明成县2003至2018年的统计年鉴，几组数据值得关注：
在校学生数和新招生人数，从2011年开始上升，2018年，明成县小学在校生超3.2万人，新招生人数接近7000。
在这15年间，整个县的小学数量大幅下降。从2003年的225所，降至2014年的25所，仅剩十分之一。
当地两名乡镇教师告诉南风窗记者，过去十余年，大批村民进城务工，子女随迁导致农村和乡镇生源减少、农村小学大量关闭，学生向县城集中。
明成县下辖的石方乡，原先18个村都配备了村小学，如今只有2个村还保留着设有一二年级的农村教学点，其中一个教学点的学生不到20人，他们大多是留守儿童。
该教学点共2名老师，两人分别包班，也就是说，一名老师既要教一年级语文，也要负责二年级数学，另一位则相反。
高年级的学生要么进城，要么到乡中心小学寄宿就读。
村小因生源减少关闭之后，和学生一样，原先的老师一部分集中到了乡中心小学，另一些达到3~5年的服务年限，通过考试，进了城去当老师。
不过，进城的多是年轻老师，很多年纪大的农村教师不愿意进城。
据石方乡中心小学校长胡平之介绍，原先在乡村任教的老师年纪都比较大，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明成县另一镇中心小学，教师的平均年龄为52岁。记者接触到的几名乡村教师年龄都在50岁以上，有着超过30年的教龄，体力和精力都有限。
虽然乡村存在通科教师的情况，课时量稍大，但以石方乡中心小学1：7的师生比为例，相比于明成县实验小学1：18的师生比，工作量更小，教学压力较城区更轻。
也正是这个原因，前述那位乡中心小学教师从来没有考虑过进城任教，即便他20年前就在县城里买了房，孩子也在城里上学。
在工资待遇上，同样是小学语文老师，仅工资一项，城与乡有300~750左右的差距，距县城越远的乡镇工资越高，公积金、养老金也随之更高，此外乡镇老师往往额外享受一些补贴，总体上工资上略高于城区教师。
农村学生涌进城、城乡师生配比的差异，压力更加向城区集中，并通过学位紧张、校舍不够用、老师缺、忙不过来表现出来。
明成县近些年在教育上给予了不少投入，2019年更向上级争取了1246个教育专项编制。不过，校舍尚好解决，稍显复杂的还是招老师。
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明成县中小学幼儿园专任教师在2015年达到最低值3366人，结合当地2018、2019、2020三年的招聘公告方案，拟招聘人数依次为370、297和205人，共计近900人，招聘的规模不小。
之所以存在这样的缺口，不只是生源数增加带来的，还在于从乡村到县城，当地教师队伍都存在老龄化的年龄结构问题，由此带来的退休潮现象近年来逐渐突显，乡村尤其突出。
胡平之告诉记者，他所在的石方乡中心小学，今年就有5名老师退休，而全校的任课教师数量不到50人。全县范围内，大大小小的小学还有25所。
年龄到了退休是正常现象，但如果在他们退休之前，每年循序渐进稳定招聘，或许能减轻如今的招聘压力，不至于出现如此大的缺口。但胡平之告诉记者，从2000年到2013年左右，明成县几乎没有招聘新的老师，产生了一段空档期。
从年鉴统计数据来看，2005年到2014年，9年间有6年，明成县小学专任教师数为负增长，尤其2014年比上一年剧减244人，6个年度平均减少100人，约等于另外3年增长人数的总和。2014年在时间上，也与胡平之提及的退休潮起点相吻合。
胡平之和另一位知情人士对记者解释，明成县新教师每年集中招聘，编制主要根据学生数，按比例进行分配，深受出生人口数量的影响，但另一边又受编制总量的控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人口政策较为宽松，新生人口多。恢复高考后，师范生免费教育的刺激下，大批学生报考师范生，毕业后分配工作成为教师。之后人口政策收紧，学生少了，老师却超编了。
2000年以来，乡村小学的关闭、学校的进一步集中，这对改善县城、乡镇、农村的教师编制结构是有利的，因为农村如果学生太少，若兼顾不同科目的教师需要，就容易继续出现超编问题，占用过多编制。
同步进行的是前述为控制编制的一段十余年的空档期和教龄断层，几乎没有招收新老师，反倒压缩了编制。
当年超编的师范生，近些年开始进入退休年龄，加剧了缺口，也就有了三年来近900人的招聘方案。
具体来看，缺口尤其集中在小学教师。
2019年3月，明成县发布的一份中小学教师招聘方案拟招聘297名教师，其中小学教师岗位210名，占到了70%，尤其语文和数学两个主科教师空缺最大，分别是66名和57名。今年的招聘方案也是类似情况。
2019年8月公布的拟聘用名单显示，小学语文、数学老师均为57人，男教师人数分别为2名和10名。
在明成县下辖的另一个规模更大的乡镇中心小学，胡平之同样意识到了性别失衡问题，一年进来十几个年轻老师，男的最多一两个。
“虽然这几年教育地位在提高，待遇也有增长，但跟其他行业比，当老师还是比较冷门。”胡平之强调说，“特别是对男同志。”
年龄结构的问题或可通过循序渐进式招聘避免重蹈覆辙，但性别结构的失衡，是更为严峻的困境。前些年，有报道称一些地方要求女教师“排队报备生孩子”，避免集中休产假，是这一问题下的无奈之举。
教师是教育资源的重要一环，但对于个体来说，教师首先意味着一种职业选择，县城缺老师不只有社会整体变迁下的影响，还有地方发展条件的现实制约。于是有人来、有人留、有人走。
周丽报考了明成县去年的教师，目标岗位是小学英语老师，但这不是她的第一份工作。
2018年毕业后，她先是去了省城一家外贸公司。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压得她够呛，加班熬夜是常态，3800的底薪只能勉强生活。
外贸这行赚钱主要靠订单抽成，但公司管理不够规范，经理好几次抢走了她的单子。一笔她跟了许久、价值2000万的订单被抢走后，本该到手的14万抽成没了，再干下去也没意思了，她和另一个应届生同事一起辞了职。
“年纪大了想稳定，以前很抗拒，遭受社会毒打后就想考老师了。”26岁的她，看中的是编制教师的安全感和工作环境的单纯。
但周丽也打听到老师并没那么好当：工资低、学生难管、家长事多、还要交各种和教学无关的材料。但权衡下来，当老师，她至少不会像先前那般狼狈。
工资待遇是头等大事，但说教师工资低，其实是个有偏差，或至少是有争议的判断。
记者对比了明成县多位教师的工资待遇，一名新聘小学老师月工资加绩效3000上下，乡下在此基础上增加300~750，根据不同教龄，基本工资也有差异；加上年底追加绩效、文明奖、综治奖等补贴，平均每月能增加1000左右，但城区的奖金额度较乡下更高；如果又有职称，平均每月1万+也是有的。总体上是教龄越老越值钱、职称越高越值钱。
回到周丽。2019年，匆匆转行、几乎裸考的周丽没能考上明成县的小学老师。今年她再战教师岗，却没有再选择明成县，而是报考了明成县所在上级市的教师岗位，这是她读了四年大学的地方，一座对她来说更有吸引力的城市。
明成县虽然离家近，但她发现县城招的英语老师少，而她又不想去偏远的乡下。再加上“一想到七大姑八大姨催婚催生的碎碎念，还是距离产生美。”周丽说。
为了应对市级更激烈的竞争，今年她全职备考。
周丽来了，但明成县最终还是没能吸引周丽，更没能吸引那些走出明成县、毕业于985、211大学或有着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年轻人。
2019年明成县研究生学历教师招聘方案中，所需6个岗位均为高中教师，而最终进入体检录取环节的仅有1人。
明成县2014届高中毕业生中，文理科前5的毕业生没有一人回到明成县工作，选择了读研或已经在重点城市工作。
“山区县，招高级人才，难。”明成县前教育局副局长对此一言难尽。
山区县缺的不仅是新老师的数量，一直还有质量。即便高层次人才不能直接和成绩、985、211高材生划上等号，但毕竟后者有着更高命中率。而在专业化的趋势倡导下，明成县不得不放开专业限制，医学大类也可报考小学老师，若不放宽要求，选择的空间将更小。
县城毕竟财政能力有限，也只能望着那些教育高地、一线城市斥重金抢走、或笼络走自家的娃。但问题又哪里是仅仅提高明成县高层次人才工资待遇就能解决的呢？
“如今就业是生活，不是奉献。”副局长对记者感慨道。
人往高处走，虽是寻求广阔发展空间的人之常情，另一边却也是山区县城无可奈何的痛。
在教师岗位工作了7年的方涵坦诚，自己虽然没有多少钻研论文评职称的热情，但对得起学生和学校。
备一节课、上3节课、改2、3节课作业，该开的会、该听的课、该交的材料不敢落，还是班主任的她，晚上还要微信里跟家长们发琐碎的通知，随时回复和沟通。
从代课老师做起、考进乡镇教师编制、顺利通过进城考试，方涵明显感觉近3年工作压力更大，县里重视教学质量，紧抓成绩，3年级就让学生开始适应机读卡和多县联盟统考。学校里还有末位监控，成绩末位班级的任课老师需要写情况说明，反思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尤其疫情复课后压缩时间、推迟放学、追赶任务的紧绷时刻，她的嗓子经常是哑的。好在那段日子已经过去。开学在即，今后，她只希望能少填一些与教学无关、应对大小检查的材料，家长能多几分理解和配合，少一些伤害。
工作7年，除了近年新招的，方涵共事过的教师基本稳定，她只见过两个离职的案例：一个是来追女朋友的外地人，分手后就走了，另外一个因为孩子到市里读书，家里不差钱走了，她和身边的老师们多能兢兢业业、互帮互助。
“小学老师那知识简单，只要能负起责任来，都没问题。”她说。
小学往上，明成县今年的中高考成绩单亮眼，中考录取分数线高于市区一重点中学，市文科状元也来自明成县，最终录取北大。
为成绩欢欣鼓舞的同时，同样紧迫的问题亟待着手、未雨绸缪。学位依然紧张，缺口不会马上消失，往上是随着时间推移，压力将向初中和高中转移，往下是等待入学的幼儿。
2018年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在园幼儿数接近1.8万人。
出生于人口高峰期的85后方涵说，她的孩子就是新的一波高峰。
（文中县和乡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