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局势：这个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糟？| 头条
过去我们谈到教育，谈到学习，我们会参考很多的理论，比如学习型组织的理论告诉我们，未来唯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是比你的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人力资本概念之父舒尔茨认为，投在人脑中的钱比投在机器上的钱能赚更多的钱。
但事实上，在过去几年，尤其是2020年这个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一年里，我们发现，其实教育不只是关乎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健康的价值观、方法论和与人接触的同理心，我们不仅不能给世界带来收益，甚至会让世界产生很大的倒退。
建立认知世界的知识论
认知世界一定需要拥有非常强健的知识论，也就是我们怎么看待世界的基本方法。世界变化很快，一定要有一些不变的东西作为基本结构，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一定的更新。
我个人知识论里最重要的有三点。
第一点是道格拉斯·诺斯说的，他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我们误解现实的概率远比正确理解现实的概率大得多，因而认识现实的本质就很重要。
第二点来自于我心中的导师卡尔·波普尔，他有一句话是我的座右铭：我所追求的全部知识，只是为了更充分地证明自己的无知是无限的。
第三点是佛格森的名言：自由不是像其字面似乎意味着的，是从一切束缚中解脱。正相反，自由意味着每一种正当的束缚对自由社会全体成员的最有效运用，不论他们是司法官还是老百姓。
如今，在教育、学习的生态圈里，有大量的辩论都是为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正确的。但其实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最终是要让每个人意识到，他对于世界的理解还非常的肤浅，很可能是盲人摸象。
一个人终其一生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自己去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解决自己的认知问题。只有这样，才会到了某个时刻，人们似乎会觉得对世界的理解好像跟它本来的面目和规律比较吻合，这样才没有虚度一生。
并且，今天的社会有很多概念都是似是而非的，自由、民主、人权、秩序等等。比如自由，很多人的理解都跟其本质有偏差；比如共和与民主的不同，民主是让大多数的人去做决定，但是共和是要保护那些少数人的发言权利，这两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离的。
我是一个研究商业历史、商业文明的人，从我的价值观出发，我非常推崇生产力的巨大的发展，推崇市场经济，但同时我们要看到硬币的另一面，比如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里所提到的：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
我觉得这就是认识世界的一个基本方法，我有我自己的一个判断，但我一定要听到另外的声音。
下面两张图，一张是表示生产力大发展的曲线，而另一张是世界气象组织告诉我们，现在的环境压力越来越大，这些年很多疫情都是跟自然环境的突发性变化关联在一起的。
世界更好还是更糟，
取决于你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刚才举了看待市场机制两面性的例子，是不是就意味着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有非常多的问题，所以要更多的依靠管制、依靠行政性的力量进行校正呢。
比尔·盖茨非常推崇的一本书《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又告诉我们，其实今天人类在很多人文社会意义上的进步，又是跟生产力的发展，跟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相吻合的。
作者史蒂芬·平克在书中谈到，我们其实正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他说：“暴力下降趋势是人类历史最重大之事，如果这不叫进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算是进步。”书中例举了很多的论据：
所以，我们从硬币的一面换到另一面，会激发我们的思考；从另一面再换到这一面，又会让我们体认到我们所坚持的基本价值立场的开放性和坚定性。
很多人认为，2020年，特别是年初的几个月，对中国来说非常糟糕，这是灾难性的一年。但事实上正如美国的媒体所说，新冠病毒曾被视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结果看上去更像是西方的滑铁卢。这一年全世界的经济都在微小的下降，但中国是大型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见下图）。
所以你可以把2020年看成是非常糟糕的一年，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2020年却是过去180年的4个庚子年（1840、1900、1960、2020）里最好的庚子年。这就是通过思维的调整，让我们对客观事物的判断更加平静、准确。
2020年，我们面对着全球化的迷失，《经济学人》的报道说，我们可能要和全球化说再见。我们也面对着所谓脱钩的压力。但真实的脱钩是什么？真实的脱钩并不是普通商品和服务的脱钩。
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了百分之一点八，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一般意义上的商品跟服务反而没有脱钩，而是更大程度的挂钩。真正面临脱钩的危险在哪里？
可能在互联网的服务里。因为互联网的服务数据记录着每个网民头脑的踪迹和行为的踪迹，它是一个永不消失的基础设施，在这个意义上，脱钩的压力的的确确发生了。
我们刚才讲到了从各个角度去看2020年，对于悲观者，我送给他投资大师彼得·林奇的一句话：每当我对目前的大局感到忧虑和失望时，我就会努力让自己关注于更大的大局。
在2020年2月，疫情最寒冷的时候，高瓴资本给投资者写了一封信（见下图），并且成立了一个100亿规模的高瓴创投资金，鼓励创业者在这个时候要开始行动了。
我们也看到埃隆·马斯克的火星移民计划在进一步地推进。他承诺到2050年，要载送100万人到火星去。在这样一个不被人看好的年头，一位企业家却在考虑走向太空的事情。
不仅如此，他还在考虑脑机接口的事情。现在脑机接口的手术已经在动物身上实验成功了，未来有很多的残疾人，可能通过接口里脑电流的改变，就能正常行动起来。
跳出固定型思维，走向成长型思维
我们再回到经济角度看中国，其实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是在不断提高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占全球经济的比例只有2%，现在有16%。乾隆年间，中国占全球经济比例最高的时候有32%。所以，中国占全球经济的份额还要增长整整一倍，才会回到历史上曾经到过的占比。
过去这些年，很多年份都出现了经济下降，但每一次下降的同时都有新的生产力活跃代表出现。
2010年，人口红利下行，美团、小米诞生；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传统媒体下行，今日头条、滴滴打车诞生；2015年，流动人口数量出现下降，拼多多诞生；2016年，互联网流量红利见顶，抖音诞生；2018年，汽车年销量开始下降，B站在美国上市；2019年家电全年下降2.18%，5G商用启动……所以，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有人能把握到机会。
再看中国的内需市场，1992年美国是中国的10倍，美国是2万亿美元，中国是2千亿美元；但到了2019年，美国是6.2万亿美元，中国已经是6万亿美元，很可能马上中国就会超过美国，变成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
同时，中国新型的消费者也越来越多，新时代渐成消费新主力军，这就是我们教育工作者要承担的巨大责任，他们代表未来。
互联网不仅改变了我们消费的方法，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商品购买行为和服务采购行为都在网上出现，中国的网购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例超过美国近10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C2B的反馈会越来越快，也意味着商品和服务的改进会越来越快，这就是中国今天的制造和服务业能够不断改善的巨大动力来源。我们的整体素质水平可能暂时没有别人高，但是改进的速度比别人快，所以我们才能够从一个比较低的占比份额，慢慢地追赶上、甚至超越别人。
未来，数字经济空间会越来越大。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6.2%，而2005、2011年的占比分别为14.2%，20.3%。如今，服务业有百分之三十几的数字化渗透率，但在农业还不到10%，在工业才接近20%，所以未来的增长空间还很大。
刚才讲了这么多，我想表达的观点就是，如果要激发创造力，我们就得跳出固定型思维（fixed mindset），走向成长型思维（growth mindset），要从觉得很多事情都不能改变，无能为力，走向“一切皆有可能”。
桥水基金的创始人瑞·达利欧，做了一张自1500年起的帝国权力兴衰长周期图（见下图）。这张图告诉我们，“中国红”会慢慢兴盛起来。在过去一两百年和不远的未来，全球有两次大的交叉，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有过一次交叉，就是美国超越了英国；接下来的十年我们将会看到第二次交叉，中国会超越美国。
经济发展的背后，和文化、价值观有很大的呼应。汤因比曾经在书中谈到，中国是绵长、巨大、能经受和吸收外来冲击的存在，中国人完整地守护了一个超级文明。
如今，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研究，或者开始重写过去认知世界的历史。过去西方总觉得中国落后，中国似乎对世界没有什么贡献，但就像约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所说的，东方的边缘化导致了一种高度的缄默，因为它掩盖了三个重要的事实：
首先，东方在约公元500年后开拓了其自身的重大经济发展；
其次，东方在公元500年后积极创造并维持着全球经济；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东方通过开创和向欧洲传播许多先进的“资源组合”（如技术、制度和思想），对西方的崛起做出了积极和重要的贡献。
因此，我们需要恢复东方经济活力以及东方在西方崛起过程中所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
对于中国来讲，也只有更准确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的方向。中国发展的关键因素是那些真正促进了边际改善的因素。如果某个因素在改革开放前就一直存在，那么它就不是促进中国产生发展飞跃的关键因素。
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
我认为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在向人类共同价值的方向演化。换言之，中国今天的成就不是国家主义的胜利，而是国家帮助每一个个体发展的胜利。只要坚持这条道路，我们的未来一定是：不畏浮云遮望眼，关关难过关关过。
秦朔
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秦朔朋友圈”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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