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 | 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

编者按

赞同石中英教授的观点：一个时代社会政治和经济所提出的教育要求，是通过对教育过程中知识的重新筛选、传播和分配来实现的，或者说，对教育提出的新的政治与经济要求，实质上就体现为新的知识要求。
值得商榷的部分是：石教授认为知识为中心依然有合理性，不认为能力素养为中心是合理的。

小新君认为：关键问题在于，究竟以什么为标准，或者说究竟由谁来对知识进行“重新筛选、传播和分配”？毫无疑问，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今天在这个问题上依然成立。以解决这个时代真实社会面临的需求、遭遇的挑战为标准，以人生幸福、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可持续生态、文化共存与和平共处等领域的需求与挑战为课题展开的知识筛选、传播和分配，才是目前合理的选择。
毕竟，这个时代尚没有那个既便不是全能，也至少是“通透”的“谁”，来完成这个工作。今天的中国，尽管的确不应弱化知识与教育的关系，但也至少不应再强化知识在教育中的主导地位。
唯有以实践与生命为中心，才能真正通过教育提高每个人的知识创新意识和能力。

实践呼唤着知识

知识呼唤着教育

教育通过对知识的筛选、传播、分配、积累和发展为实践服务，推动实践的发展，并由此使实践产生更多、更高、更复杂的知识需求。这就是实践、知识和教育之间的辩证法。

正是借助于这三者之间辩证关系的历史发展，个体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乃至人类的文明才能从一个台阶迈上另一个更高的台阶。

知识呼唤着教育。

从个体角度来看，只有借助教育，个体才能获得系统的知识，才能理解和崇尚知识的价值，才能不断地从无知到有知，不断地丰富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内容，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自己获取、鉴赏、反思和应用知识的能力，从而满足自己在实践过程中的知识需求，提高自己的实践水平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因此，教育消费和教育投资成为当代社会中个体与家庭消费和投资结构中的主要项目。

从社会角度来说，要提高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和知识创新能力。

首先，必须不断地提高普及教育的年限和质量，使越来越多的人民掌握越来越多的知识，提高他们每个人的知识素养；其次必须改革传统教育的模式，保护人们探究新知识的热情，提高他们从事知识创新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只有这样，才能为大量知识创新人才的涌现，特别是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工程师等的涌现打下深厚的基础。在提高一个国家知识竞争力方面，为了解决燃眉之急，重点扶持一些学科和学科带头人是必要的，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必要。

但是，实事求是的说，仅做到这点是远远不够的。

一方面，一个社会所需要的新知识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一个社会所需要的创新人才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仅有成百上千的人从事知识创新工作是不能满足知识社会对新知识的大量需求的。知识社会最理想的状态是人人具有知识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只有这样人人才能从事创造性的劳动。

另一方面，杰出的知识创新人才的出现也没有什么固定的章程可循。一个人过去可能做出过一些贡献，但是他将来未必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一个人以前在科学领域默默无闻，但这并不表明他将来就一定不能取得突出的成就。在科学史上，这种“江郎才尽”和“大器晚成”的例子比比皆是。

因此，就一个国家的知识创新而言，根本重要之处不在于为某些人提供优越的科研条件，而在于通过教育提高每个人的知识创新意识和能力，通过社会建立一套完善的知识创新制度，为所有的知识创新工作提供条件，使每个人都有机会为社会知识的发展做出贡献。

知识呼唤着教育

知识的状况也制约着教育

非常清楚的一点是，尽管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参与了人类总体知识生产的活动，构成了人类总体知识生产的一个必要条件，可是教育机构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知识的生产机构，人类新知识的生产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教育机构之外完成的。

在主要的方面，教育只是从一定的价值立场和价值需要出发，对人类已经获得的知识进行筛选、传播和分配，从而促进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发展，促进青少年个体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提高。

因此，人类已经取得的认识成果与已经达到的知识状况就是教育活动的大前提，制约着教育过程中知识的筛选、传播与分配，制约着教育活动的目的、课程、教师角色和师生关系等关键要素。

例如，在没有科学知识的时代，不会有科学教育；在人类知识增长缓慢的时代，不会有知识创新的任务。在教育理论中，不同的知识观也非常明显地产生着不同的教育观、课程观、教学观、学习观等等。知识观的冲突是造成诸多教育理论之间存在分歧的原因之一。

例如，以赫尔巴特（J.F. Herbart）为代表的“传统教育”思想与以杜威（J. Dewey）为代表的“进步教育”思想之间的冲突就有着深刻的认识论根源，前者以理性主义的知识观作为自己教育理论的基础，后者则以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的知识观代替了理性主义的知识观，在知识观发生巨大变革的前提下，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新主张。

因此，不理解一个时代人类已经达到的知识状况，就不能很好地理解那个时代教育活动的方方面面；分析一个时代教育所面临的问题，也必然要分析那个时代所面临的知识问题。

对教育提出新的政治与经济要求

实质上体现为新的知识要求

这一点过去不太为人们所注意。在以往的教育理论中，教育学家们主要是从社会状况（主要是政治和经济状况）来考察一个时代的教育状况，这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其有助于把握教育的社会性质。

但是，这种研究的视角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一个时代社会政治和经济所提出的教育要求也是通过对教育过程中知识的重新筛选、传播和分配来实现的，或者说，对教育提出的新的政治与经济要求，实质上就体现为新的知识要求。

例如，当奉行新教伦理的西方资产阶级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取得统治地位以后，他们就要求教育独立于宗教，要求重新对教育中的课程内容进行筛选，删除一些空疏无用和旨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知识，新增一些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科学技术知识，以及相关的政治知识、历史知识、哲学知识等。

在知识的传播和分配方面，资产阶级一方面提出了普及教育的要求，允许广大的劳动者掌握一定的技术知识，另一方面又普遍地实施“双轨制”，垄断学术性知识和用于管理劳动者的其他类型的知识。就是在今天，资产阶级也仍然为自己的子弟预留着一部分“知识特权”（收费昂贵但学术水平很高的私立中学和大学）。

因此，从知识与教育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更能真切地透视社会政治、经济与教育之间的复杂关系，揭开不同的政治势力、经济势力控制教育以至于在教育问题上进行激烈斗争的真相。

可见，知识与教育的关系远比我们以往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重要得多。然而，今天在我国的教育改革中，这种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却没有能够引起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实践工作者的充分注意。在一些似乎非常激进的教育改革者那里，这种关系似乎还被削弱了。

他们认为，在这个知识激增的时代，最重要的不是让学生掌握“知识”，而是发展学生的“素质”和“能力”，简单地将“知识”与“素质、能力”对立起来。有的人甚至还提出，应该将过去“以知识为中心的教学”转变为“以能力为中心的教学”。在“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面前，教材或教学所包含的知识数量与难度在近些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和降低，学生的课余时间增加了，学生的智力负担降低了。

可以说，在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中，“自然主义”和“形式教育”的思想倾向占据了支配地位，“儿童中心”和“能力训练”成为指导许多教育教学改革模式的主要原则。其结果是：知识的掌握被弱化了，知识与整个教育的关系更是没有能够得到认真的探讨。这对于我们整个教育改革事业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如上所说，21 世纪的实践并不是不要知识，恰恰相反，而是提出了更加强烈、更加全面的知识需求。过去教育的弊端不能完全归为对掌握知识的强调，今天的教育改革也不应当弱化知识与教育的关系，而是应重新思考知识与教育的关系，重新思考什么知识最有教育价值。如何教授和学习知识才有价值，怎样才能培养学生的知识创新意识和能力，如何通过知识的分配来实现社会的目的，如何处理西方知识和我国本土知识的关系，等等。

总之，在当代社会实践发生巨大变革的背景下，认真、深入地思考知识与教育的关系，是教育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正如谢夫勒（I. Scheffler）所说：“知识的发展与传播是教育的根本任务，然而对知识及其理由的分析却属于哲学的认识论部分或知识理论部分。一种成熟的教育哲学不但要研究一般意义上的认识论问题，而且要努力从教育任务和目的的视角来看待这些问题。”

作者 | 石中英，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来源 | 教育科学出版社（ID：ESPH1980）责编 | 沧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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