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诊断，究竟诊断什么？用什么指标诊断？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学校，都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仅可以有多种选择，而且需要不断迭代，与时俱进。
对于李凌艳而言，诊断的焦点，就经历过几次演变——从最初的研究学校效能，到研究体现师生校园生活状况的学校氛围，然而，得出的结果对于校长而言，往往不是太过浅白的早已知晓的事实，就是太过高深的学术抽象，很难继续互动下去。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深入追踪分析，更得益于多年扎根学校实践的反复修订与完善，李凌艳把诊断的焦点调整为“基于学生发展”这个点，提出了基于学生发展的八要素学校自我诊断模型(详见下图)后，原来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这一模型围绕“学生发展”这一中心，包含与其密切相关的“同伴”“教师”“教学”“课程”“资源”“文化”“组织与领导”“安全”八个要素。在每个要素下又细化出若干个总体导向性观测指标，并设计出具体观测指标。这些诊断内容囊括了学校日常管理与运行过程的方方面面。
以第一个要素——“同伴”——为例。大量相关研究和实际经验都表明，同伴是青少年学校生活中最有力的支持来源，同伴之间是否友好相处、相互支持，彼此有归属感和向心力是影响同伴关系最重要的因素。
在具体诊断时，同伴要素下设了“个体友谊”和“同伴群体凝聚力”2个总体导向性观测指标，以及“人际交往动力”“人际交往认知”“人际交往技能”等若干具体观测指标。
当然，这些指标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根据学校的具体要求而相应调整。
任金丽老师学的是物理专业，北京大学博士毕业，目前任青岛中学的课程与教学中心负责人，也是学校负责实施诊断的团队负责人。
她还清晰地记得2019年5月第一次诊断结果出来时的状况。“我从青岛中学建校之初就来了，已经在这里辛辛苦苦打拼了3年，付出了很多努力。虽然知道学校还在建校初期，肯定有很多地方不合理、不完美，但诊断的结果一出来，还是心惊肉跳的，最后忍不住都哭了，因为老师的感受、管理者的感受比自己预想的要差很多。”
有问题并不可怕，诊断就是为了找出问题。“诊断经常通过数据，把学校管理者意识不到的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
比如，学校很重视学科教室的建设，为了能让同学们喜欢这里，花了很多心思。但多次诊断显示，学生们最喜欢的10个场所中，操场、便利店和咖啡馆稳居前三，受欢迎程度都超过学科教室。学科教室受欢迎程度经常排在8-10名。
“我们自己开玩笑地反思，我们究竟是什么样的学校，大家最喜欢的地方都不是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了，学科教室建设这方面做的还不够，于是，重视程度比以往更高了。”
更难得的是，由于李凌艳教授服务的学校有几十所，遍布全国各地，不同学校诊断数据之间的对比，也能给学校提供更宽视野的信息。
“对比后我们发现，有一所参与诊断的学校的学科教室的受欢迎程度最近一直保持前三，但也是一步一步提升上来的，最初的几年也无法做到，这也给了我们信心。”
“李凌艳教授还会告诉我们，学科教室变得如此受欢迎这中间要经历怎样的发展历程，需要做哪些关键的事情，是如何慢慢实现的等等，这些建议和方法，都是仅仅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看到的。”
“比如，其他学校的数据可以告诉我们，一所新学校的发展，哪些方面是可以迅速到位的，哪些方面却比较难弄。尤其是食堂，要让大家满意，真是蛮难的。青岛中学的食堂，前两年一直是满意度不高的‘红灯’，但上学期得到了表示很高满意度的‘绿灯’，真是不容易，说明大家看到了学校的努力，对管理者也是一种激励和肯定。”
借助诊断，目前学校外包出去的后勤工作中，食堂、保安、保洁、物业都有很不错的满意度，唯独校服的满意度还有待提高。
与此同时，青岛中学有很多活动，比如狂欢节、青博会、体育节、艺术节、技术节等，受欢迎程度也通过数据呈现了出来，让组织者能够看清彼此的优劣势，相互借鉴。
不过，青岛中学最大的收获还是在教育教学上。从最初学生对课程和课堂的满意度低到现在的满意度很高，青岛中学就是根据诊断的结果，对老师做了很多相应的培养，逐一解决了很多痛点问题。
最近，青岛中学正筹划一次系统的课程迭代，不由地又想到了用诊断作为“行动导航”。
王东刚老师做过接近20年数学教师，原来在青岛一所优质公办学校工作，教学质量一直很优秀，也很受学生欢迎，自我感觉与学生关系一直良好。
但这都停留在感性的认识上，直到2019年5月，他终于看到了对自己的第一次诊断报告。在这份诊断报告中，王东刚看到，同学们虽然对他课堂教学的打分很高，但他当时还担任着年级主任，学生给的评价却不很理想。
“看到自己得分不高的时候，内心是很痛苦的。”经过一番反思，王东刚意识到，自己对于年级的管理有些过于严格了。青岛中学推崇的是让学生尽可能在自由中养成自律的品质和自主的能力，而过于严格的管理让同学们体会不到这种文化，自然在打分时有所体现。
看清了问题，王东刚决定立刻调整。他设计了一些调查问卷，让学生谈谈他们在课堂等各种场景下的具体感受是什么？有哪些地方不满意需要改进？能不能给老师提一些建议？
对于合理的建议，他毫不犹豫地采纳；实在做不到的，就耐心与学生们沟通，坦诚地告诉他们困难在什么地方。这种态度赢得了很多同学的认可，即便建议未能被采纳，感受却与原来大为不同。
慢慢地，在年级工作中，与老师、学生们多沟通也成为了王东刚的习惯。因为他发现，一个计划在经过参与者的反复讨论和完善之后，更会得到大家的认可，执行力也会更强。
在2020年12月那次的诊断中，王东刚实现了逆袭，一跃成为得分名列前茅的年级主任。
这件事让他对于教育有了很多新的认识——师生关系在教育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师生关系不好，无论老师的水平再高也发挥不出力量。
在青岛中学，对师生关系的诊断有一个指标，就是让学生评价，“这位老师是不是本学期你最喜欢的老师之一？”学校管理团队非常看重这个指标，因为学校发现，这个指标得分高的老师，其他的指标往往也很高。
目前，王东刚也正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如何在选课走班的前提下，做好同学们之间的同伴关系？因为选课走班的推行，打破了传统上固定的行政班，学生们经常会感觉缺乏归属感，缺乏集体主义的观念，特别注重自我。
青岛中学希望培养“自由但自律，自主不自我，自信不自大”的学生，在选课走班的情况下，同伴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学校希望培养同学的同伴意识和合作观念，让学生们形成“成长共同体”。
这方面的努力也正在取得回报，同学们结成了各种成长共同体，不仅各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甚至自己的名字。
除了师生关系，王东刚还发现，诊断对于很多办学方向都有很好的引领作用。比如，青岛中学倡导的是“全人教育”。为了贯彻到位，学校在诊断时设计了4个问题让学生打分——
● 老师注重对我的自主学习的指导，并帮助我找到方法。
● 老师在做人做事上能给我很好的引导和示范。
● 老师不仅关心我本学科的学习，还关注我整体的学习情况和学习状态。
● 老师了解我的情绪想法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能够适时关心和帮助。
这4个指标，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最近，学校发现高中生压力非常大，神经绷得很紧，如果老师能多些幽默感，课堂上能让同学们发自内心地笑出声来，不仅对缓解学习压力，而且对师生关系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每年的诊断中，问题和指标都是不断改进的。目前，学校也在琢磨能否设计一些问题，让老师把提高自己的幽默感也作为工作目标之一。
李凌艳教授的诊断体系是以学生发展为基础的，这和青岛中学一贯的主张是相同的。对此，国际部的英语教师王乃伟深有体会，“现在大家都认识到要从老师的教，走向学生的学，实现重心转移，把视角放在学生身上。”
他觉得，这不仅是一种实用的方法，而且还是一种适用面更广的智慧。“今天，我们班上同学在做一些课堂展示，就是presentation。我就給同学们强调，你的展示或者演讲好不好，最重要的不是你自己说的是不是很流畅，很滔滔不绝，其实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听众注意力在不在你身上，有没有被你吸引到，能不能理解你讲的是什么？”
他还把教育诊断的方法应用到了课堂上。“我会让同学们换位思考，少关注自己讲的怎么样，多关注听众有没有‘买单’。我也会让他们去做一些互评，让他们看到同学们的真实反馈。”
王乃伟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本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北师大的校训，王乃伟之前并没有切身体会，但在青岛中学的诊断中，同学们在“老师在做人做事上能给我很好的引导和示范”这一项上给他打了很高的分数，这让他意识到，自己的言行举止确实对同学们有着实实在在的影响。这也让王乃伟突然领悟到，其实自己现在一些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的方式，也深深受到了读大学时遇到的那些教授的影响。
在最近的一次诊断中，王乃伟还有一项指标得分很高——“老师提供的资源，比较适合我”。这让他颇为自豪，因为这是他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自然很高兴地看到了同学们的认可。
在这方面，王乃伟用了很多心思，尝试了很多方法。比如，不同程度的同学适合的英语学习材料是不同的，于是他在课堂上做了一些分类，分别设计不同的任务、作业，以便尽可能适应每个同学。他经常把同一篇英文文章设计成3套不同难度的题目，3个层面的同学都得到了合适的材料，最后讲解时，只需讲解一篇文章就可以了，一点也不会相互浪费时间。
在诊断中得到了同学们的“点赞”，王乃伟很受鼓舞，“我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是对的，我会继续坚持，做更多的探索，比如这学期我会多给同学们做读书会，给那些比较强的学生一些难度更高的学习任务。”
学校诊断是种有效的工具，但能否取得期望的效果，关键要看如何使用。在这方面，青岛中学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有5点重要诊断体会。
● 诊断我们重视的东西
学校首先要明白，“我们到底要诊断什么？是重视我们诊断的东西，还是诊断我们重视的东西？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之所以要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搞诊断或者搞评价测量的人，往往愿意做那些容易评价的东西，却忽略了那些应该评价的内容——因为它们往往很难诊断。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诊断出来的都是不重要的，而重要的内容却没有诊断。
比如，一位老师是否有爱心，是否敬业，这非常重要，但很难诊断，很容易被忽视；相反，很多学校喜欢去诊断老师是否迟到、早退、教案写的好不好，因为这个好诊断；学校诊断什么，老师自然就重视什么，他会觉得只要不迟到、早退、写好教案就可以了，至于课上得怎么样，是不是爱学生，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一定要选择那些最值得诊断的内容。比如对于老师的教育教学诊断指标设定时，青岛中学没有选择学生考试成绩，而是选择了师生关系，因为学校认为良好的师生关系会对学生成长产生更长远的影响。
如果学生不喜欢老师，不喜欢学校，那么教育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学校就是要引导老师去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第二是要重视那些无形的东西，它不仅包括上述提到的老师的爱心、敬业、师生关系，还包括老师之间的人际关系，各种大小组织内部的氛围，或者简单说，就是整个学校的生态。
青岛中学特别在意老师和同学们在学校里的感受，开不开心，舒不舒服。青岛中学倡导的教育，就是让同学们实现自律基础上的自由，越自律的学生就给他越大的自由，让他们实现自主学习、自我管理。
现在，学校有些学生（尤其是小学部的学生）每天放学都不愿意回家，喜欢多在学校呆一会儿。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还曾提意见，抱怨说国庆节放假时间太长了，想早点回来上课。这都让老师们很开心——这说明，他一定在这感觉很舒服，只有他感觉舒服了，学校才有了教育他的前提。
李凌艳教授有位博士，博文论文研究的是一个组织内部的互动情况，并开发出了模型可以显示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互动频次。青岛中学把这个模型用了起来，通过它，各个组织的领导是否有影响力、大家的关系是否融洽、某个老师是否融入了团队……都变得一目了然。
青岛中学认为，最好的组织未必是以领导者为中心的单中心组织，其实在年级组和学科组中呈现出多个中心是最好的生态，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中心。
第三，诊断必须基于自我反思和改进，不能直接和奖惩或者物质利益挂钩，否则诊断就会走样。比如对于老师，如果学生对他的评价与绩效、职称等挂钩太紧密，就会扭曲他正常的教学行为，该管理学生时不敢管，以便得到高分。或者，老师们在答题时就会有顾虑，不愿说出真实的想法。
正是坚持了“低利害”的原则，青岛中学师生的有效答题率一直非常高，说明师生是相信学校的，知道自己坦率地答题并不会带来负面后果。
为了保证老师们无顾虑地答题，诊断合同中约定第三方对所有原始数据严格保密，学校无权查看，这给了师生足够的安全感。
不过，最关键的是“以诊促改”。对于诊断出的问题，学校必须及时拿出措施，作出改进，让师生看到诊断的效果。
比如学校的食堂，刚开始诊断的时候得分很低，只有2分多。这让学校很有紧迫感，“学校如果食堂都办不好，你说你能把书教的好、学校管理的好，谁会相信？”
由于食堂是外包的，于是学校便与食堂制定了促使其进步的激励机制——师生满意度低于4.0分（满分5.0分）则自动解除合同，高于4.0分学校承担水电气费用，高于4.5分（优秀）则给予外包公司不同等次的奖励。
经过2年的努力，食堂上个学期的满意度为4.3，虽然还没有达到优秀，但已经有了极大改观。
最后，诊断最终的指向是学生的成长，把各种凝聚力最终作用在学生成长上。事实上，这也是诊断使用的8个要素的出发点。
青岛中学使用学校诊断已经2年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无论是对于教师还是管理层，都像是一面可以反思的镜子。
从多次诊断的结果中，明显可以看出青岛中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师生关系的得分、老师对管理层的评价得分，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也正是在这些指标的变化中，青岛中学成为越来越健康的有机体，越来越繁茂的生态。
本文为新校长杂志第6期封面报道，有删减。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订阅本期杂志，锁定更多精彩。
排版 | Magg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