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中国的城市真的太大了吗？
中国的大城市真的太大了吗？
限制人口流动、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能解决当前出现的种种城市化“问题”吗？对于中国的城市发展和城市经济问题，交通大学教授陆铭的观点与普遍的直观印象有不少差异。在新书《大国大城》中，陆铭力倡中国发展大城市的重要性。
近日，在复旦大学一场题为“城市的新生”的演讲会上，陆铭讨论了“中国的城市是否真的太大了？中国的城市只需要精英而不需要普通劳动者吗？”等问题。
我今天会讲三个问题，其中都会涉及到特大城市或者超大城市的发展。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发展，如果在有限时间里面讲的话，可能需要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人口的规模问题：涉及到我们现在的特大城市或者超大城市到底是不是太大了，这是一个人口总量的问题。
第二个，是人口的结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特大城市里面，是不是随着产业结构的发展，就不需要低技能劳动者。
这两个问题分别对应于我们现在对于城市总量的管理，还有就是在人口结构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像上海这样的城市人口结构素质太低了，大学生在全市人口比重的排名太低，所以要提高市民的素质结构，相应的政策就是通过户籍制度、积分制度来调整落户标准。
第三个问题，大家都觉得城市的发展是因为人多了以后带来很多问题，变得不宜居：各个政府都会把提高城市的宜居程度作为自己的政策目标。在这样做的同时，大家基于一个认识，今天我们面临这样的城市问题都是因为人多导致的，既然是人多造成的，只要减少人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减少。我今天讲的主要就针对这三个问题。
中国的大城市是不是太大？
首先看中国的大城市是不是太大。我觉得这是一个参照系的问题，我们习惯性思维是把上海和其他城市比，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海所在的国家是全世界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这就构成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参照系。
我在跟陈钊老师的研究里面画了这张图，这里面的点是我们收集了全球142个国家的数据，每一个点代表一个国家，横轴代表这个国家的总人口，纵轴代表这个国家最大城市的人口。
这两个是高度相关的，它的拟合程度用R平方来看，如果是单变量回归，达到85%，而且没有什么内生性的问题，因为国家总人口是给定的，这是一个国家总人口怎么摆的问题，0.85的R平方基本上是铁率。这里面还有好几个奇怪的点，如果拿掉的话，拟合度会非常高。
根据这样的图，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这里面有一个参照系问题，我们到底是横向做比较还是纵向？如果横向比较，你很容易觉得上海太大了。
正确的打开方式应该把上海所在的位置跟实线去比。如果你看样本，因为城市名字很密，大家看不清楚，决定这条线的点，到底在这条线上面还是下面，第二重要的变量就是城市化水平，或者说是经济发展水平。线上面的点是发达国家，城市化率高，下面都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低。
如果你相信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会不断提高，下面的点会往线去接近的，包括上海在内。全中国这么多人，未来还有几亿人要进城，这几亿人可不可能只到别的地方而不到上海来？
可能有些朋友老师会问，是不是越大的国家，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的倾向会低一点？会的。在这个模型里面，大家注意这个线的斜率只有0.76，当国家人口增长1%的话，其实所谓首位城市人口不是等比例增长1%，只增加0.76%。随着人口带来的负效应，已经在人口迁移里面考虑进来了，所以系数小于1。
再讲地，现在在上海的政策里面，出现了一个政策叫建设用地减量供应。为什么减量供应呢？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是一个数据基础。算了上海市市域范围之内建设用地占比，上海占到多少呢？达到了45%，政府认为太高了。
不管是上海的规划里面，还是全国的长三角的城市圈规划里面，参照系都选择了伦敦和巴黎，其实上海应该可比的是日本的东京，同样人口密度高、国土宜居面积少的国家的大城市。
看看东京的情况，现在给大家看的图是谷歌地图，这是一个卫星的实景图。灰色部分是它的建设区，东京圈的面积相当于上海加上苏州的面积，这样的面积里面，东京圈的建设用地是占30%多，我没有放全部面积。
我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城市的建设用地扩张，是一直扩张到左边、到山才停下来，东京地形右边是海，这个扩张的成本是更加高的。
接下来看上海，我们现在说上海的建设用地占比，占到上海的45%，其实它的分母是上海行政区管理范围，远远小于我讲的东京圈；如果把东京圈作为分母，大概相当于给大家看的这张图这么大，这才是真正可比的地方。
那么这样一看，就不用我解释那么清楚，这里面绿色的部分远远超过灰色的部分。所以如果上海未来真的想建成全球级的、顶级的都市圈的话，如果我们对标的城市发展模式是东京的话，其实我们的建设用地扩张的余地还早着呢；而且你要看上海的地形，上海往西全是平原，比东京的条件要好得多，这是用地。
给定我刚刚讲的两个条件，如果人以后要继续增长，这是政府很难控制的，但是在现有体制下，地很容易控制。接下来的推论，一定是房价持续上涨，这会影响到上海的竞争力和商务成本。
人的结构问题
再看人的结构，全世界范围内的大城市，有一个共同现象，高端劳动力和低端劳动力共同往大城市去，简单的道理是在经济学研究里面说的技能互补性。会发生在两个环节，一个在生产领域，再好的公司也要配清洁工。
在生活里面很多人都不理解这个道理，觉得如果城市要追求高大上就不需要低技能劳动者，错了，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越高，吃和穿在消费里面的比重越是会下降的，新增的消费往往都是消费服务，而消费服务里面的供给者又是谁呢？
餐馆服务员、家政服务员，都是相对来说教育水平不高的人，所以如果看国际型大都市，比如纽约，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是一起往大城市流动的，但是中等教育水平的人是不流动的，因为“高不成、低不就”，既没有办法到华尔街当白领，当保姆又不愿意，所以说中等的劳动力是不进入城市的。
这个理解以后，看数据，根据美国的研究，美国的大城市如果吸引一个高科技的人进来，会同时创造五个劳动力需求，有两个分别是医生和律师，也算是高端，另外三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超市里面的收银员、家政服务员等。这样高端和低端的比例是1:1。
再来看中国的情况，我们经常说上海的大学生比重好像不高，但是忘了一点，上海的大学生可能跟另外一个中等城市的大学生是不一样的，这里的大学生是收入更高的大学生，所以就会带来更多的对低端劳动力提供的服务的需求。
由于这样的情况，当你用大学生算比重的话，上海的比重可能是低于一个二线城市的。大学生比重本身并不是度量一个城市是否有竞争力的指标，关键是这样的大学生是不是有能力创造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如果能创造需求，这才是竞争力的代表。
接下来再看中国的实际情况，我要论证，中国的大城市不是低端劳动力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左边这张图是一个美国的实证研究里面画的图，其中实线代表美国的大城市，虚线代表中小城市，横轴可以理解为人的教育水平，纵轴是分布。
基本上在两端大城市分布会突出来。再看中国（右图），中国的大城市（实线）的人口技能结构基本上往右偏，左边没有多出来。这是什么原因呢？有需求，供给被限制住了。结果就是低端劳动力价格上涨，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上海一个保姆的月收入可以超过大学毕业生，这就会影响到高端劳动力的生活成本。
我每次讲到这里就举一个例子。有位女士是复旦的毕业生，现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老师，她对香港的气候很不适应，我建议她回上海。她说，我回上海，收入只有在香港的一半，而保姆价格是香港的两倍。这就是我们要考虑的国际人才是否在上海居住和工作的决策。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会影响上海对高级人才的吸引力。
低技能劳动者进入管制的后果，就是劳动力成本和服务价格上涨，这会影响城市竞争力。我们还发现，当限制一个人的户籍身份的时候，大家在这个城市里就没有归属感，当一个人没有归属感，就会有三种动机去储蓄：
第一种，是养老和预防生病，因为没有很好的社会保障覆盖；
第二种，是他预期我未来要回老家，所以不买耐用消费品；
第三种，是他预期回到老家以后收入会下降，所以为了平滑消费，他要把现在挣的钱用在未来花。
在这三个因素的制约下，我们发现，当一个人没有本地城镇户籍的时候，他的消费会比有城镇户籍的可比对象低17%到20%。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由制度因素导致的消费损失，而这对我们今天形成的投资比较多、消费不足的经济发展方式是有明显的影响的。
我的一个学生梁文泉的研究谈了另外一个问题，当大家去储蓄的时候，其实他节省下来的钱往往是本来可以消费服务的钱。但是服务的提供者是谁呢？
其实很多是本地人。
他的研究发现，当一个城市里面的外来移民把越多的钱寄回老家，他所在的城市里面本地人的工资就越低，相当于有一块需求通过汇款汇回老家了。所以实际上，户籍制度这种对外地人的限制是不利于本地人的收入提高的。
我和陈钊老师去年年底的时候在北京大学出了一本书（《迈向社会和谐的城乡发展：户籍制度的影响与改革》），总结了一部分关于户籍身份的影响，发现户籍制度导致社会分割、是劳动力市场的障碍，而且在社会的维度上会导致外来的人口不幸福、对社会和政府不信任，并且会出现居住区的分割，而且会影响公共参与。
总之，我们收集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的证据，证明如果城市存在二元分割，这是一个社会和谐的隐患。
另外，留守儿童问题。中国现在的留守儿童的数量已经接近7000万了。现在很多的人讨论留守儿童的问题，非常简单归结为说他们的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不愿意对孩子履行监护人的责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说法。我们关注的这部分人，绝大多数不是不愿意把孩子带在身边，而是城市没有为他们把孩子带在身边提供相应的条件。
什么是真正的宜居城市呢？
接下来重点讲第三个部分。我讲到这部分之前，还有一个问题要回答。很多人觉得，不管怎么样，现在北京、上海出现的问题，污染、交通拥堵等等，这些都是人多的结果，所以为了提高宜居程度，就得限制人。但是其实最基本的道理，什么是真正的宜居城市呢？我想用三个词来概括。
活力：
第一，宜居不是人口密度低、不是公园面积大、不是树多。如果你说这个叫宜居的话，那么很简单，很多很穷的地方都比上海树多、环境好，那大家为什么不去呢？恰恰相反，为什么全球的人类都在往看上去更加拥堵、上班时间更长的地方去呢？因为他们觉得在大城市获得的东西要比失去的东西多，而获得的东西就是人性里面第一追求的东西，就是就业和收入，以及带来的消费。
所以我要强调活力的重要性，这是构成宜居城市的第一个条件。而活力非常重要的来源就是创新，我们经常讲，创新不是在书本里，而是在空气里、在咖啡馆里，是人和人见面、交流而产生的创新，再就是消费产生的多样性。
基础设施：
如果活力是基于人口数量和密度的，面对交通拥堵的问题怎么办？我认为是基础设施的供给侧改革，提高基础设施的便捷度，特别是要建造路网、地铁网、地上地下的交通网，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悖论”，越是建高密度的路网、地铁网、地上地下连通网，就越需要人口密度，只有这样才有规模经济和消费需求。但是恰恰因为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像香港的中环，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在我讲的这方面要解决得好，东京在这方面也很好。
环保：
第三方面，前面讲大城市的宜居不是大公园也不是树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环保。大城市的环保有三条：
第一，绿色的出行和消费；
第二，建设大量的口袋公园，小但是很多；
第三，垂直的绿化，建筑外墙的绿化，还有阳台的绿化、屋顶的绿化，大城市的宜居跟小城市或农村的宜居概念不一样。
在一个城市的生活当中，我在一篇文章里面讲过，我们要区分你到底是在生活城市还是活在城市。为了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我画了一个模拟图。
左边这个模拟图，我想用它来比喻一个城市，它的街道很多，但是相对来说每一条街道比较窄，但是又有相对来说比较宽的主干道。像这样一个道路的模式，首先我们在主干道上开车，如果碰到拥堵，就拐弯，可以开到小马路上去，这是毛细血管效应。
一旦马路比较窄以后，其实窄的马路上就有人流，而这个人流会带来服务业的进门人口，服务业的进门人口多了以后，就有沿街的商铺，反过来使得居民缩小生活半径，这样的话通行需求就减少了。
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反直觉的结论，很多人，如果你问第一感觉，我们来一场投票，我们是建宽马路还是建窄的但是更多的马路，哪一种模式有利于缓解交通拥堵？很多人第一直觉当然是宽马路。
其实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在右边这样的模式之下，基本上在同样的面积下只有两条马路，可以这样开车，每一条马路容纳更多的车。但是一旦产生拥堵的话，整个全线全部瘫痪，因为没有毛细血管的疏通作用。
而在这样的宽马路上，大家都是开车的，街道边上也不会有商业服务，这样大家就更需要通过开车到很远的地方享受服务，反而使得道路的易于行走性下降，在这样的城市里面，服务业的密度和多样性也是会下降的。
在上海内部我们找了两个街区：浦西田子坊与浦东联洋，这两个街区的房价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如果到左边，就会发现这里有更高的服务业密度，而且消费价格更低，因为分摊了固定成本，甚至连水果都更加新鲜，因为流动量大。在左边社区生活的居民出行更多靠自行车、步行、地铁，右边主要就是靠开车。这样的差别在一个城市里面也可以体现出来。
这张图是世界银行写的一个报告里面对比了国际上的六个城市，其中前四个分别是三个欧洲城市，再加上东京，它们的路网密度可以达到每平方公里100多个交叉路口。后面分别对应中国的上海、北京城北，每一个只有别人的十分之一。
再看东京的路网，这是东京最繁华的街区之一，涉谷。你可以看到它的实景路网是什么样。
我们再来看东京的地铁。东京地铁的密集程度是远远超过上海的。上海经常在媒体上说我们的地铁已经世界第一，错，因为我们上海地铁的统计是一个宽口径，相当于日本的轨道交通这样的概念，这就是东京轨道交通的样子。所以很多事情不用那么复杂，我们花一点小功夫看看地图就OK了。我们今天远远没有达到让我们骄傲的、好像我们已经是全球第一了，早着呢。
第一，要看怎么定义，
第二，要看比较的是上海市、还是上海圈。我们实际上在交通基础设施上面差距还很大。
由于我刚刚讲到的东京在环境方面的治理、交通的便捷性，同时东京是全世界特大城市里面犯罪率最低的城市。当我刚刚讲的环境、拥堵、犯罪这三个问题被解决的时候，由于我前面讲人的生产活动在服务业里面越来越需要面对面的交流、生活里面越来越需要消费服务，大家想，在给定市中心三方面问题解决比较好的时候，你愿意住在哪儿？
东京有一个概念叫夜间人口，白天人口对应的是工作在东京都的人口，但是有一部分人是白天工作在东京，晚上会住出去，就相当于工作在上海，但是住在昆山。这张图是东京都的夜间人口比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这个夜间人口比重在下降。意味着随着城市面积的扩张，越来越多的人搬到东京的郊外，属于东京圈，但不是东京都。
但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又回来了，只要你把城市的宜居程度提高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在市中心更便捷，哪怕住更小的房子和更贵的房子，还是生产、工作、消费更方便。
但是我们现在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在进行人口疏散。人口疏散在发达国家主要是由市场机制导致的，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前一个阶段，市中心的房子贵，人的生产活动又还没有到那么依赖于人和人见面机会的时候。关于消费，人还没有富到经常看画展和话剧的时候，这时候人往外搬，这是市场机制导致的。
我们现在动用的手段就是不在市中心供应住房，市中心的房子会贵得更加厉害，与此同时，在市中心就业的人就需要更长途的上下班。这样的情况，是缓解了交通拥堵还是增加了交通拥堵呢？这样的现象导致的交通拥堵跟人多和人少有没有关系呢？其实，这只是人怎么摆的空间布局问题。
低密度人口会带来什么结果呢？低密度的社区很容易变成睡城，因为服务业没有规模经济。第二，也不利于减轻碳排放。下图中，横轴是城市的人口密度，纵轴是这个城市的交通的碳排放，很清楚的，越是人口密度高的地方，人均交通碳排放越低。
接下来看中国具体的情况，具体对比一下典型的北京街景和上海街景。北京是宽马路，上海浦西稍微好一点。
我最近去了银川，到银川去以后，我喜忧参半，喜的是，银川在中国是三线城市，晚上夜生活非常丰富，晚上开车到外面去，到老城区以后，街道不是很宽，但是灯火通明，晚上十点、十一点，街上的夜市还是人声鼎沸。忧的是呢，地方政府觉得这样的城区脏乱差，正在考虑要把它拆掉。
这是银川另外一个十车道的街景。这里有很多人和车，其实银川有大量这样十车道的路，两边没有任何的人流，现在给大家看的是一个有夜市的、十车道的路。这半边的五车道里面，给摊子占掉一个、停车占掉一个，最终市场需求和供给决定了，其实在这里只需要六车道，市场机制告诉你六车道够了。
现实世界的运作提醒我们的规划师不要想当然，不要以为你们规划的城市就是老百姓需要的，最终老百姓需要的是由市场需求决定的城市。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非常遗憾，这种模式，宽马路、低密度的模式，正在我国的城市建设里面普遍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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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澎湃新闻2016年9月29日
新土地规划人 整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