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核武器”SWIFT，到底有多恐怖？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吉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 Author 李晓
华章妹说
俄罗斯方面也曾警告，切断俄罗斯与SWIFT联系，将引发俄罗斯与西方的全面经济战争。
从目前情势看，形势对俄罗斯越来越糟糕。
SWIFT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威力？
吉林大学李晓教授为你解读SWIFT。以下，Enjoy：
欧盟冯德莱恩宣布，欧盟、美国等已就将俄罗斯多家银行排除出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达成共识。
这意味着，西方在反复犹豫之后，要动用杀手锏了。
为什么这是杀手锏？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SWIFT就是跨境金融的代名词，被剔除出SWIFT，意味着这个国家与国际金融绝缘，没办法进行正常外贸和投资，要交易只能用现金。
全球化的时代，这样的封杀，意味着这个国家经济将遭遇灭顶之灾。
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俄罗斯股指一度大跌超过50%。请注意，不是单个股票，是股指。主要还不是因为庞大的战争开支，而是担忧西方的这种极端制裁。
俄罗斯方面也曾警告，切断俄罗斯与SWIFT联系，将引发俄罗斯与西方的全面经济战争。
从目前情势看，形势对俄罗斯越来越糟糕。
SWIFT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威力？以下是吉林大学李晓教授对SWIFT的解读。
李晓教授主要阐述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美元体系的金融逻辑与运行机制是怎样的？二是美元体系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全球性权力有哪些？三是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有哪些启示？
美元体系的金融逻辑与运行机制
欠债还钱，曾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金融逻辑。它使得人类社会即便在文明未现的丛林时代也能得以实现社会经济的缓慢进步。人们无法想象一个社会倘若欠债不还，而且将欠债的缘由归结于借贷方（这种情况仅在某些国家的“革命”时代短暂存在过），如何能够促进经济进步与社会发展。
当今世界，每当一个国家发生重大财政、金融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各种全球性、区域性经济组织对其实行救助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要求受救助国财政紧缩，亦即通过节约开支、增强经济再循环机能，提升偿还贷款的能力，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五国”概莫能外。
但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所欠外债屡创新高，达到天文数字，却可以继续实现经济扩张，而且除了该国国会有关于“债务上限”的内部限制外，并无外在的强制性约束。这个国家就是美国。
那么，美国为什么可以如此特立独行？关键就在于，美国在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债权债务关系上偷天换日般地更改了人类的金融逻辑，并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建立的美元体系予以实施。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美元体系或者美元霸权的金融逻辑的分析，基本上都是以“可能性”为核心展开，即沿着美国利用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手段支持美元霸权地位的思路进行，将美元体系的行为逻辑归结为美国现有的硬实力、软实力，而没有看到其本质是人类金融逻辑的变化，即从“债权人逻辑”转化为“债务人逻辑”。在此，需要稍做回顾，以厘清美国人对人类金融逻辑的篡改过程。
众所周知，在1943年下半年至1944年7月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过程中，曾有过一段著名的“怀特计划”与“凯恩斯计划”之争。
一般认为，两者之争的关键在于英国作为衰落帝国试图保证自身的地位及利益，而美国作为新兴霸权国家需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即两者分歧的焦点在于老牌帝国与新兴帝国的利益纷争。但事实上，两者之争的核心问题，是恪守人类传统的以债权人利益为核心的“债权人逻辑”，还是将人类金融逻辑更改为“债务人逻辑”。
当时“凯恩斯计划”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盈余国家应该负有调整国际收支的责任，与此相反，“怀特计划”则坚持赤字国家必须承担调整国际收支的责任。
幸运的是，凭借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依照“怀特计划”构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仍旧秉持了“债权人逻辑”，即以债权人利益为核心要求赤字国家调整国际收支失衡，并做出紧缩等调整措施，进而为二战后世界经济的稳定、高速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
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以一国货币作为国际关键货币的流动性与信用之间的矛盾即“特里芬难题”开始逐渐显露。
美国人曾经极度担忧美国国债的过度扩张及其政治后果，保罗·肯尼迪曾将1985年国债总额达到1.8万亿美元视为美国信贷过度扩张的表现，并悲观地认为：“历史上除了美国，在和平时期如此增发国债的大国仅有18世纪80年代的法国，而它的财政危机也导致了国内的政治危机。”
但后来的经验证明，在“债权人逻辑”下如此之大的债务扩张的确是危险的，然而在“债务人逻辑”下这种担忧则是多余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根本原因不是“特里芬难题”，而是美国不愿意像当年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后表现的那样遵守欠债还钱的“债权人逻辑”，即美国人不再遵守规则。伴随着黄金外流问题日益严重，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开始探讨如何摆脱“黄金魔咒”、实现美元无约束扩张的路径。
在肯尼迪政府时期，詹姆斯·托宾已经提出了“为什么我们要有固定汇率制度，为什么我们如此重视保持美元的黄金价格”的问题，而政府前国务卿艾奇逊则与众不同地提出了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根源不是海外开支，而是国际收支体系存在缺陷。
到约翰逊总统时期，“凯森报告”更是提出了让盈余国联邦德国使用长期债务工具为美国债务融资的方案，该方案同当年凯恩斯的计划并无二致。到1967年上半年，美国已经开始推动大部分持有美元的国家实行“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的构想，而1968年3月“黄金总库”的解体、黄金市场的分割，已经使得世界进入了“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
最后，直至“保罗·沃尔克工作小组报告”的提出和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美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违约行动。可见，美国对金融逻辑的改变并非突然，而是“蓄谋已久”。
美国人对金融逻辑的改变是系统的。
一方面，它改变了敦促赤字国恢复、强化政策约束的原则，使其可以无视债务规模及其合理水平而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
另一方面，由于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赤字国为确保货币平价需要动用外汇储备（对美国而言主要是黄金），因而迫使它们必须对国际收支平衡保持严格要求（“债权人逻辑”），然而浮动汇率制度则使得赤字国如美国的经常账户得以持续扩大，且导致无约束政策从赤字国传播至盈余国，破坏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与效率。这一切，都是通过美元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实现的。 所谓美元体系，是指在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及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后，由不能与黄金兑换的美元发挥关键货币功能，即美元在国际贸易、投资计价结算中居主导地位，在全球官方储备和金融资产中居领先地位，在全球信用周转体系中居核心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现阶段的美元体系主要依靠三个机制来运行。
第一个机制：商品美元还流
而与此同时，美国则将来自顺差国的美元储备再次投资于这些国家（约70%用东道国货币计价），在赚取各种资本收益的同时更可以赚取美元贬值（财富转移效应）的红利。这是美国利用美元体系让全球为其分摊霸权成本的重要途径。
第二个机制：石油交易的美元计价
为此，美国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迅速找到了石油这种工业血液，于1974-1975年联合沙特等国达成了石油交易用美元计价的协议，形成了石油交易的美元计价机制。 这意味着其他国家若要进口石油必须用美元支付，因而必须储备美元，从而使美元在与黄金脱钩之后依然牢固地保持着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
第三个机制：美国对外债务的本币计价
目前，美国80%以上的对外债务是以自己可以印刷的美元计价的，由此可见，美国霸权或者说美元霸权达到怎样的程度。也就是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美国对自身的对外负债是可以通过印刷美元解决的。当然，正是由于美元是美国控制世界最主要的工具，现实中美联储、财政部对确保美元的内外价值格外慎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已经进行了三次量化宽松，释放出大量流动性。由于美元流动性的六成左右在海外流通，这些释放出来的流动性并未导致美元贬值。更重要的是，迄今为止人们无法看到美元出现货币错配的现象。
鉴于所有货币危机都是某种货币错配的结果，因而只有当美国对外发债的大部分不用美元标价，而是用欧元、英镑、日元或者人民币标价的时候，才真的可能出现危机。否则，难言“美元衰落”或“美国衰落”。
与黄金脱钩的结果，表面上看是使得美元从一种资产货币转变为债务货币即纯粹的信用纸币制度，其实质则是不再用黄金来衡量价值即摆脱了“黄金魔咒”的美元，开始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开展弹性更大的信用扩张，并成为其他货币的定价标准和锚定对象。 因此，与以往依靠殖民地掠夺世界的帝国主义不同，美元体系的形成及其金融逻辑的变化使得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一个规模更大、控制力更强也更为隐秘的剥削体系，这是一个超级帝国主义体系。 在广度上，从来没有一个帝国可以如此控制全球规模的货币金融运行，以及资本流动的规模和方向；就其深度来看，也从来没有一个帝国可以发明、发展如此具有广度、深度的金融市场，成为真正的全球金融中心，并具有了横行无敌的金融权力。
这个超帝国主义的美元体系的核心利益就在于，维护一个允许它可以坚守“债务人逻辑”、大量举债而不受其他任何国家约束的世界货币秩序。
02
美元体系的本质及其权力
可以将美元体系的本质归纳为以下两点。
第一，它本质上是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秩序的人为扩张。因而一方面，它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及其结构变化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它也是非合作的、孤立主义的，必定是世界性矛盾、冲突与危机的制造者。 第二，它是一个全球性的资本（源）控制系统。这个系统的含义在于：一方面，系统内国家无法单独改变规则，而且这种状况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改变；另一方面，尽管系统内国家面临着美元汇率波动、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的矛盾等日益增大的成本且经常面临各种货币金融风险，但推翻该体系的成本更大，存在着一种集体性的“系统崩溃恐惧”。 这种恐惧将所有系统内国家绑定在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实质上成为被美元体系绑架的“人质”。
由此美国判定，系统崩溃的压力或恐惧感对世界经济造成的伤害远远高于美国（元）霸权带来的成本，其“绑架”功能使得系统内国家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支撑该体系的运转。这是美国可以通过显在或潜在的违约行为打击、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根本原因。 总体上看，美元体系的权力经常表现为这样一种状态：该体系在为其成员提供诸如美元流动性、交易和结算便利等“公共产品”的同时，也使得全球经济对其产生严重的不对称依赖，迫使系统内成员不得不被动地支撑或维系这一体系，而且由于摆脱了黄金约束，它可以“合法地”放弃其应尽的国际责任与义务，相关政策与行为更加具有自利性。 具体而言，美元体系的全球性权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美国控制的全球金融规则的制定权及其协调、实施机构，如IMF、世界银行等；二是美元全球使用的网络外部性，计价、结算的习惯与传统；三是美国国内发达的具有深度与广度的金融市场体系，具有全球最强大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网络，最活跃的金融市场，并具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四是全球性的信用评级机构、居垄断地位的会计师事务所；五是超强的金融制裁权力；六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全球性传播；……
归纳起来，就是拥有全面、系统和强大的硬权力与软权力。 在此，我们选取第四、五项作为美元体系权力的代表进行分析，因为以信用评级机构和金融制裁为代表的硬权力，更多地体现着美元体系所具有的不同程度的强制性，即间接性强制权力与直接性强制权力。 1. 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间接性强制权力 信用是金融之本，信用评级（credit rating）作为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征信服务，通常是由专业的评级机构（credit rating agency）对特定有价证券的信用风险或发行相关有价证券的企业、机构或国家等实体的资信状况与偿付能力进行评估，并确定相应信用等级的行为。 信用评级是任何债券发行人进入国际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必备通行证（必须维持投资级别以上的信用评级，即BBB-），否则任何国家、企业或机构都将无法进入国际债券市场或者要承担高昂的发债成本，只能发行那些收益率非常高的垃圾债券。 美国的信用评级行业出现于19世纪中后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制度的实施导致各种金融风险加大，同时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快也为国际债券市场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为便于对债券市场有效管理，批准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三家信用评级机构作为首批“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组织”（Nationally Recognized Statistical Ratings Organizations，NRSRO），并将NRSRO的评级结果用来确定经纪公司的净资本，从而将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纳入联邦证券监管法律体系。
此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也纷纷效仿，进而强化了三大评级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尽管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后，SEC不得不开始接受其他评级机构的业务申请，但实际上这三家信用评级机构的业务网络已经遍布全球，在全球的信用评级行业内形成垄断，它们的业务量占所有评级机构总量的96%以上。 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在国际资本市场中的垄断行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直接来自美国政府的监管规则，SEC自20世纪末开始要求发行债券必须有评级说明，以帮助债券投资者和监管者了解债券信息并确定其投资价值，美联储、财政部等监管部门都将NRSRO评级机构发布的评级作为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重要依据，这是NRSRO市场影响力提升并处于垄断地位的法律基础；二是信用评级行业本身的“信用”需要时间积累，使得率先获得资质的评级机构具有先发优势，阻碍后来的竞争者进入。 美国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决定了有许多国家、企业或者机构都选择前往美国从事发债等融资行为，因而必须获得三大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不仅如此，三大评级机构全球业务的开展及其垄断，更使得它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可以施展其强制性权力，即“为证券发行出售许——证”。
这种强制性权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美国国内相关法律、规则给予的特权与垄断地位，使得进入资本市场融资的国家、企业与其他机构必须得到它们的评级，并以此为标准开展相关金融业务；二是它经常是不请自来，主动根据自身业务标准做出对其他国家、企业或金融机构的评级，影响评级对象的信用等级乃至国际资本市场的动向。 这种强制性权力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 第一，它使得三大评级机构获得了高额的垄断利润，其收入与其他NRSRO机构的收入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第二，正如美国参议员罗伯特·梅南德斯（Robert Menendez）所说，“信用评级机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极易对金融市场产生有意的误导。伴随着评级机构的收费模式从订购模式向卖方付费模式（issuer-pays model）转变，自然会产生信用评级机构提供的咨询服务的公正性与自身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尤其是在结构融资产品上，评级机构既参与产品设计也对产品进行评级，这一双重身份必然影响评级机构的独立性。 第三，三大评级机构在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以及在冰岛、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主权债务评级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使人不得不相信它们的评级决策体现着明显的经济利益尤其是国际政治因素驱使的国家意志、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三大评级机构拥有同任何国家金融机构相比至高无上的垄断地位，并在其业务中贯穿着明显的国际政治意图，但与美国独断专行的金融制裁相比，其金融权力仍然是间接性的。 2. 美国金融制裁的直接性强制权力 金融制裁是经济制裁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等全球多边机构也曾普遍使用。但是，把金融制裁手段及其威力发挥到极致的只有美国。目前，当美国主导的相关议题在多边平台遇阻或者双边外交失败的情况下，美国已将金融制裁作为避免直接冲突、对抗的替代手段而普遍采用。
美国的金融制裁往往能通过低成本、高效率的手段，对制裁目标实施不对称打击，借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或其他战略目的。据统计，从2017年1月12日至2018年10月16日的21个月的时间里，美国共计对朝鲜、俄罗斯、土耳其、叙利亚、伊朗等多国发动的金融制裁多达47起。 美国发动金融制裁的威力在于，一方面它拥有明确的直接性、针对性，另一方面，它具有明显的单边强制性，使得制裁对象无法规避，因而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的损失巨大。
2001年“9·11”事件爆发后，反恐战略催生了美国对金融制裁的强烈需求，美国金融制裁的运用也日益频繁，更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高效的运作机制，包括法律依据、决策机构、管理机构和执行机构等。 美国单边金融制裁之所以具有直接的强制性，主要是凭借美元在全球商品、资本交易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其具体的技术路径是通过以SWIFT与CHIPS为主的美元跨境资金清算系统与跨境金融基础设施来进行。美国通过切断制裁对象跨境清算通道这种最严厉的制裁手段，将金融制裁的威力辐射至全球范围。 首先，由于全球绝大多数金融机构、企业都采用SWIFT提供的各类跨境业务所需的金融报文信息标准，被拒绝进入SWIFT不仅将错失全球市场的便利条件，而且也无法享受相关的金融信息安全以及终端、软件等领域的技术服务。
其次，由于美元是主要国际货币，各国银行纷纷在纽约设立分行进而加入CHIPS系统，CHIPS长期以来一直承担着95%的美元跨境支付清算，一旦被拒绝进入该系统，几乎等于被隔绝于全球金融市场之外，任何国际交易都寸步难行。 可见，SWIFT和CHIPS作为以美元主导的国际清算体系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任何在全球广泛开展业务往来的个人、企业组织和国家等都无法避开，而且美国还可以利用SWIFT和CHIPS组成的金融交易网络，通过相关的金融数据来精确识别金融制裁目标，制定制裁手段，并通过对这一网络运行的动态监管来保证制裁效果，形成强有力的威慑。
03
大国崛起，中国要怎么做？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就中国自身而言，我们必须理性地认识到，中美贸易争端不过是大国博弈的开始，是一场持久战的“序幕”，即便一时有所缓和，绝不意味着争端消弭，而是酝酿着更高层次的冲突。 历史经验表明，真正的自由贸易大多是在体制、制度相近的国家间得以长期开展，而在那些规则、体制和制度差异巨大的国家之间，自由贸易的结果往往是冲突甚至是战争。 这场贸易争端的本质，是大国间制度的较量。因此，应对中美贸易争端，不能将全部精力用于计算一城一池的得失，计较眼前的输赢，而是要风物长宜放眼量，超越贸易争端本身，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顺势而为，以这场空前的外部压力为契机和动力，促进国内的体制、制度改革，以实现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 四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表面看是中国主动地进入以关贸总协定（GATT）（后为世界贸易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全球多边贸易、金融体系当中，但本质上用卡尔·波兰尼的“嵌含”理论来说，是进入并日益深刻地“嵌含”到美元体系当中，并成为该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也是在这个体系中实现的。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获得如下几点结论与启示。 美元体系的可持续性很强，短时期内难以被撼动，因而对中美贸易争端需要做周全考量，理性应对美元体系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是可持续的。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的综合国力依然强大，难以有国家可以替代，更是由于在“商品美元还流机制”和“对外债务的本币计价机制”的作用下，美国对外负债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是可以持续下去的。 美国对外负债关系到美元体系的未来。传统理论认为，作为储备货币和交易货币的美元被他国投资者持有就等于美国的对外负债，长期的贸易赤字和债务剧增会使得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对外负债的可持续性失去信心，在交易结算中尽力避免使用美元，并将储备中的美元转换成其他货币，导致美元体系破产，因而全球经济失衡不可持续。 问题在于，这种基于贸易、资金差额及其变化所做的“流量调整”分析没有考虑到美元体系的运行机制，即国际贸易或资本流动等流量因素已经不再是决定美国对外资产、负债规模的唯一因素，“存量调整”的估值效应即美元汇率、利率调整对一国国际头寸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已经不亚于经常账户的变动。 我与周学智在2012-2014年做的一项研究表明，未来十年内如果美元加权汇率保持稳定或上升，将会给美国对外负债的调整造成压力，但如果美元加权汇率贬值10%-20%，那么实证研究的结果是，美国的净国际投资头寸与当期名义GDP之比将有可能在20%-30%达到最高点，并在此后保持稳态，且存在进一步改善的可能。 所以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通过汇率调整维持对外负债的平衡很可能是美国的最优策略之一。
另外，美国对外资产与负债的结构性差异，即美国对外资产中高风险、高收益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和股票投资比重长期高于其在对外负债中的比重，而且对外负债中安全性资产比重很高，也使得美国可以通过“存量调整”渠道对其对外负债进行调节，缓解对外负债恶化。 因此，一方面，资本项目在美元体系运行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美元贬值的主要目的并非改善贸易收支或经常账户状况，而是凭借美元霸权地位通过币值重估实现财富转移，弥补赤字； 另一方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常项目逆差或者说全球经济失衡是美元体系得以顺利运行的前提条件，所谓“全球经济再平衡”是个伪命题，如此将耗尽美国利用资本项目融资经常项目的能力。 特朗普曾试图让制造业回归美国，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除非，美国放弃美元体系所拥有的至上的金融权力。当然，这绝不是可以与其进行货币金融争端的理由。在这方面，中国尚不具备真正的实力。 中国应该怎么做呢，我认为有三点： 1. 通过CIPS实现部分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 具体而言，中国有必要在两个领域中有所作为：一是稳步推进人民币计价原油期货市场的发展；二是稳步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建设与发展。 一方面，2018年3月26日，中国第一个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正式在上海期货交易所上市，目前其日均成交量已经超过迪拜商品交易所（DME）的阿曼原油期货，成为亚洲交易量最大的原油期货合约，仅次于美国纽约WTI原油期货与英国布伦特（Brent）原油期货，跻身全球交易量前三。 伴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原油进口国和第二大原油消费国，这是使人民币参与到原油货币计价过程，并将人民币计价的期货价格传递给全球原油贸易参与者的必然之举。
但是，由于现阶段中国的金融、法律等基础设施仍不完备，上海原油期货价格与WTI和Brent价格高度相关，表明市场投资者仍然跟随国际基准原油的风险变化进行投资操作。显然，相关金融基础的建设与完备是人民币计价原油期货市场发展的重大课题。 另一方面，2015年7月31日CIPS运营机构在上海市黄浦区正式注册成立，2015年10月8日CIPS（一期）成功上线运行，2018年3月26日CIPS（二期）成功投产试运行，5月2日，CIPS（二期）全面投产。 但有关CIPS的很多制度还在完善建设当中，系统运行的交易量不大，详细数据尚未允许对外公开查询。
在中国企业屡受美国金融制裁的情况下，通过CIPS可以实现部分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增强抵御美国金融制裁风险的能力，但考虑到美元在国际支付中依然占有非常高的比重，以及中国企业和个人在美国境内配置的大量资产，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然难以承受美国金融制裁带来的风险。 因此，中国应在稳步推进CIPS建设的同时，积极推动SWIFT管理机构的改革，尤其是董事会结构的调整，增加发展中国家银行的股份和席位，并争取建立从SWIFT获取信息的严格监管与授权制度，通过恢复SWIFT的独立性以减轻美国金融制裁的威胁。 2. 在区域层面，中国应在新形势下积极推进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特别是2012年中日关系因“钓鱼岛国有化”而急剧恶化后，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便陷入停滞状态。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行动的扩大，不只是中国，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东亚国家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和压力。 2018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美国财政部部长姆努钦威胁要在即将举行的美日自由贸易谈判中加入所谓的“外汇条款”，即在贸易争端中禁止任何一方通过干预外汇市场、操纵汇率贬值的方式予以应对，进而给日本带来重大冲击，股市即刻暴跌，日本媒体甚至认为这将使日本央行丧失独立性。 实际上，在当今美元体系的浮动汇率制度下，美元在其中如鱼得水，欧盟国家因为有统一货币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美元汇率波动的风险，而作为世界经济第二、第三大国的中国和日本不得不独自应对。 因此，一方面，中国应将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心置于东亚地区。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币互换更多的是增强双边抵御金融风险的信心，而非增加贸易结算功能，只有在中国处于区域生产网络中心的东亚地区，人民币贸易计价与结算功能的提升才真正具有坚实的基础与巨大的潜力。
此间，美国物价水平平稳下降，每单位GNP的货币数量减少，而经济增长速度却达到3%-4%，这是生产力提升的结果，即通货紧缩只是导致价格下跌而价值并未改变。所以，美国是在货币稳定甚至是紧缩的条件下成为强国的。 第二，大国崛起的过程表明，成功崛起的国家没有一个是依靠自己的储蓄或者储备而实现的，它们都是依靠债务包括外债的可持续性支撑而崛起的。
债务、国家信用与大国崛起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金融发展中的信用对国家制度安排有着极其苛刻的要求，否则崛起无法持续，极有可能出现“崛起中断”。无数挑战国失败的教训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历史上英法两国发展的不同路径与结局，值得深思。 1500年以来大国崛起的经验证明，不同时代的现代金融业的发育、发展均严重依赖于制度安排的演进与现代化：严格的产权保护、权力制衡和信息的公开透明。
否则，在信用缺失，加之国家在本币无法国际化或者顺利对外发债的条件下，只能依靠内部税收的强化获得一时的增长，结果是民怨沸腾，社会动荡，所谓崛起也只是昙花一现。 西方崛起的关键之一，就在于构建了一个所谓的“国家-军事-金融综合体”，使得国家在长期、频繁的战争环境中得以获得民间资本和国外资本的支持。因此，如何通过制度的调整、改革与现代化增强国家信用，构建一个国家化、区域化乃至国际化的资本（货币）控制体系，对于大国崛起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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