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智库思享汇 | “后疫情时代”的社会修复措施与中长期社会治理策略

“后疫情时代”的

社会修复措施与中长期社会治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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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复旦发展研究院与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主办的“后疫情时代的社会修复措施与中长期社会治理策略”线上讨论会召开，主要围绕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疫情管控中的应急管理和危机处理、基层组织和社工在疫情中的作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疫后弱势群体的福利保障、疫情相关的社会心态，社会信任和政府公信力以及学科发展等相关问题展开交流与讨论。会议由复旦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文科资深教授彭希哲主持，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朱春奎教授、社政学院党委书记兼自贸区研究院秘书长尹晨副教授、社政学院副院长沈可副教授、社政学院周怡教授、桂勇教授、胡湛副教授、高隽副教授、陈虹霖副教授、王燕教授、王川兰副教授、潘泽瀚青年副研究员、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黄昊等参加会议并发言。

彭希哲教授对会议背景进行介绍，指出学校主要领导和分管校领导高度重视复旦智库建设工作，指导发展研究院重点关注疫情防控与疫后恢复方面的决策咨询工作。目前已召集四场线上讨论会，包括“应急管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改进”、“大数据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媒体在疫情防控与疫后重建中的作用”、“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本次会议作为社政专场，集中讨论社会修复和社会治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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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言顺序）

专家主题发言内容摘要

周怡 教授 

复旦大学社政学院

新冠疫情发生后，世界卫生组织给出了较高的评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方式进行管控，二是利用5G技术。

在指挥动员过程中，也就是我们的话语体系中，存在“政府和老百姓”、“正面和负面”两套话语体系。通过观察得出，老百姓的依附性心态特别重，基层的自组织能力特别薄弱甚至说是“缺场”。事实上是我们长久以来已经习惯的权威文化在起作用。另外，在话语体系分析中，老百姓都有一种求真的心态，这两个心态是有联系的。在人命关天的时候，老百姓需要听真话，需要求真。这一需求其实也构成为谣言（信谣）的基础。对来自大量媒体或自媒体的信息话语进行实时或及时的反思非常重要。这里提到的两种心态，背后有一定的长久积淀下来的中国人深层的价值观或者文化。

朱春奎 教授 

复旦大学国务学院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加强政府相关部门的横向协调机制，全面提升跨域治理能力仍是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对这次新冠疫情应对实践的冷思考，表明我们还需要在以下5个方面持续发力:

一是持续推动应急管理体系由被动补救型向前瞻型和积极干预转变，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地方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地方政府自主分析判断警情的能力，完善疫情发布机制。二是借鉴美国法律制定的“日落法则”，加强应急管理的法制建设。所谓的“日落法则”，是指美国联邦或州政府在通过特定法律时，同时设定一个有效期限。有效期过后，如果不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便成为一纸空文。一方面我们需要及时修订《突发事件应对法》和《传染病防治法》，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制定新的法律来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设定一个有效期限和立法后评估机制，以此来推动应急管理法制化水平的持续提升。三是强化应急管理的跨部门协同机制和跨域治理能力建设应该说部际协调是所有国家政府普遍面临的难题，并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府改革的变迁而复杂化。这次新冠疫情应对出现的诸多问题，再次凸显跨部门协同机制和跨域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性。新一轮党政机构改革中设立的应急管理部的职责应该说比国务院办公厅下的应急管理办公室更有利于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但一个不容回避的矛盾就是应急管理部和其他部委是平行的，在协调其他部委方面会有着诸多不便。这就需要在应急管理部和其他部位之上设立一个常设的应急管理委员会，有应急管理部部门作为委员会的办公室。四是进一步加强科技社团在应急管理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应急管理是个技术活，需要专家的参与，特别是在识别预警阶段，我们需要更多地聆听一线专业工作人员的声音，需要坚持专家论证与公众听证的有机统一。在整个危机应对过程中，我们需要科技社团发挥其跨进行业跨学科的优势及时发出科学理性的声音，使得民众有更多的信息来源渠道。五是要加强政府和民众的双向信任，民众情绪的不满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同时，我们也要思考政府对民众的信任，信任是双向的。我们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来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增强官民互信，让地方官员对老百姓负责和对上级领导负责能够统一起来。

高隽副 教授 

复旦大学社政学院

我主要从心态和价值方面来看这次新冠疫情。中国存在集体主义的界定，在心理学上叫做回避不确定性。在这次疫情中，我们整体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主要有四点看法：

一是从专业上来看，卫健委行动实际上是比较快的，但我们缺少应急管理体系。从心理危机应对来看，自汶川地震开始才建立起来。二是目前我们应急恢复的压力比较大。根据WHO官网发布的研究来看，重大危机后的恢复时间是3-5年，甚至是10年。所以灾后的心理健康对卫计委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目前心理干预和创伤修复人才比较缺乏，同时多部门协作也比较困难。三是社会和心理修复工作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四是精神创伤需要引起很大的重视，包括社区、人群和个体都需要。SARS的精神修复工作现在还在进行。

此外，在这次新冠疫情中，参与的部门很多，可以多头进入，但是缺少一个统领、协调的组织，导致资源浪费和分工不明确的问题。

陈虹霖 副教授 

复旦大学社政学院

应对灾害需要物理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共同准备，在未来疫情防控和国民经济恢复中，我认为社工能够发挥三个层面的作用，围绕提高社会系统免疫功能，也就是建设“社会基础设施”为中心展开，具体包括：一是加强社工介入危机干预的制度性建设；二是在危机干预情况下，规范操作性流程的标准。目前虽然各地的社工机构都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因为没有标准模式，导致操作比较混乱；三是明确执行主体和权利，明确执行的内容、责任和权利。

疫情以及后疫情时期，社区都是重要阵地，在基层社区，有很多机构、群体都在行动，实际上造成了资源的不优化、不良配置和浪费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个制度保障。在这个方面，社工可以做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参与社区基础设施的建设，进行制度梳理，明确心理咨询、政策、公卫等不同角色在系统里承担的角色。二是制定详细的操作性手册。比如梳理“孤老”的名单，标明情况分级状况，有先后秩序地开展服务等；三是明确介入的方法和制度，对应制定个体、家庭、社群的应急行动方案。

王川兰 副教授 

复旦大学社政学院

此次疫情给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组织提了一个新的任务和挑战。基层社区组织如何有效参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参与？具备哪些能力？如何培养和获得这些能力？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考虑：

一是确定公共卫生健康领域的一些社会组织和社会服务的重点。我们需要找出卫生和健康服务的社会决定性因素，并把这些因素纳入到今后的社区健康服务的提供中。按照社会流行病学的观点，公共卫生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事实，它和我们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应该进一步去发现危机或者疾病发生的社会因素，包括一些社会问题，如贫困、有限的医疗保健、贫乏的教育和就业机会等对公共卫生和社区健康的影响。二是社会组织、公益组织和广大社区工作者，更应该去特别关注和回应在疫情事件中处于边缘弱势群体的需求。因为这类群体在面临疫情时，可能会伴随一些次生灾难和人道危机，同时也缺乏足够的自我修复的能力，更应该得到来自社会的关怀和支持性的服务。三是从社会组织和社区治理的层面，应该推动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区防疫工作模式。从今后的常态化管理来看，社区公共卫生和健康的防御工作，应该更多的是放在预防，而不是事后的治疗，要把公共卫生问题或者类似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所以从社区治理和社会服务的角度来看，需要切实加强社区层面的公共卫生和健康教育，评估整个社区的健康需求，落实或者设计规划一些社区健康预防服务项目。四是社会组织可以参与并促进社区健康促进干预项目的计划落实，并且同各界进行相应的合作。把有条件的比较成熟、比较合理的社区健康保护和促进项目尽可能地纳入到政府的公共服务购买清单中，从而能够保障经费和人员等方面的落实。发挥组织专业优势，作为一个链接社会和政府的一个桥梁，从行为改变、环境改善以及社会生态模型等几个维度进行理论研究和相应的实务干预支持，然后相应地设计和评估具有可操作性的行动指南等。

尹晨 副教授

复旦大学社政学院、自贸区研究院

我关注的是三个不同场景下的社会治理问题：一是危机应急管理状态下的战时的社会治理；二是正常社会秩序下的社区治理；三是可以同时适用于战时和平时的社会治理。需要针对三个场景进行分级分类管理。比如目前武汉是全市战时，上海也是战时，但是分级的。而现在做的很多事情，进入到正常秩序状态之下是不可行的。我同意一些专家的观点，提议把每年的1月20日定为纪念日，每年进行一个演习之类的活动来纪念。我们需要三个不同的场景来研究基层治理问题。第二是关于不同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问题。进入到战时的状态之后，所有的地区都需要有一个发达的体制内的社会治理的毛细血管，每个社区进一步强化居委会的工作。因为这是体制内的，始终存在的。武汉有些地方没有居委会，所以现在采取的方式是抽调所有体制内的同志冲到社区一线去，如若回到平时该怎么办，我们是否都要设立一个庞大的由国家财政支撑的体系，即是我们所说的毛细血管。第三个问题适用于战时和平时的社区治理体系，其实是中央或者顶层设计都在考虑的问题。从全国来看，一线城市实际上做到了毛细血管系统。比如上海的社区网格系统，深圳的党群服务中心。这些需要非常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支撑。这些都是需要纳入体制内，需要有编制来保障，但是二三线及以下城市没有能力来做这类事情。同时，我建议要形成一个新的叫做社会治理体系能力现代化的这一样一个指标，让地方政府有充分的积极性去投身这样一个先行先试，为全国的复制推广提供一些经验和道路。第四个问题是战时和平时，管理与治理的关系。社区治理的发展来之不易，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我们实现了从管理到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的转变。不能因为现在战时的状态而替代后面的治理，因为治理还是一个大方面，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如何更加有效的问题。战时的许多措施，比如数据和无人机的使用等放到平时，则会涉及到许多私人权利的问题。

胡湛 副教授 

复旦大学社政学院

关于社会修复，此次疫情比较特殊，它不仅伤害政府、媒体的公信力，对人际也有伤害，也导致了地域之间的相互歧视，需要一些慰问的修复抚慰、救助和弥补平衡。我们讨论的社会修复和社会治理，一方面来说对社会秩序进行优化和重构十分必要。另一方面此次疫情也暴露出老百姓对于信息知情权，即治理能力的要求已经完全不同了，从也要求社会治理方面的改变。

首先需要研判此次疫情。一是这可能是在社交媒体崛起之后，尤其是在新技术条件下，一个超大型社会的第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前有很多重大突发公卫事件，但是它并不是在社交媒体和新技术崛起发生的，因此此次疫情具有标杆作用。二是SARS之后，人们对类似的公共卫生事件越来越紧张。三是高铁出现之后，流动格局改变了。从数据可以看出，和SARS相比，我们的人口流动性超过了6倍。在交通技术和信息带给我们便利的情况下，我们应对此类不可控的突发事件也越发困难。因此，有以下5点值得关注：一是目前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传统应急决策模式和信息发布模式都过时了。易导致“塔西佗陷阱”，建议社会治理领域的专家要和媒体、新闻传播领域的专家联合起来。在特殊时期，对于信息发布的管理、应急决策的管理，包括媒体的管理，需要制定一些特别的规定。二是超强的流动性拷问地方治理能力。三是需要专业力量的介入，且这个介入需要有制度保障，目前缺乏。四是需要一个对于社会心态的长期动态评估和监控机制。五是针对依附心理，民众的专业素养提升需要。

桂勇 教授 

复旦大学社政学院

主要从网络治理的角度入手。此次疫情的管理，从1月份开始趋紧了。这种政府的管理动作一直持续到现在。那么在目前特殊的背景之下，我们如何去评估这种管理动作，以及怎么更好地提高我们的网络治理能力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主要有三点看法：一是此次我们主要通过网络来获取信息，信息流的管理环境和以往不同，有两个方面的特殊性。一是这种信息流动的接受者，处于一种隔绝的状态。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是一个家庭，一个单位隔绝的。这个情况是脱离了社会状态。这种情况下，政治联系和人际互动对人的心理和心态的影响是特殊的。另外一个是大家都处于巨大的恐惧场景中。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人们容易怀疑和消解公信力。二是网络需要多元化和相互竞争的精神，最后大家会知道什么叫可靠的信源。哪个是真正的专家是需要实践和鉴别的。这次微博上有一个做法非常好，就是把不可靠的消息打上“标签”。这样原来错误发出来的信息本身以及信息发出者，包括阅读者可以看出这个信息不可靠。三是这个疫情结束后要有一个“说法”，反思SARS之后建立的体系，没有发挥良好作用的原因。在疫情管控后期和重建方面有三点建议：一是以哀悼和反思为主，反思基础上适当表扬和赞美。二是考虑如何用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优秀人才储备资源。三是网络信息管控上有待改进。

王燕 教授 

复旦大学社政学院

关注群体差异，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在疫情发生的过程中，群体差异很明显，有些会捐款，有些会则会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此建议需要重点考虑以下两点：一是在特殊时期，针对人群的差异性制定措施，通过筛查机制，对某些特定人群给予更多关注。二是调整网络管制应对谣言。当社会处于一种公共应急状态的时候，网络管制会影响对人对谣言的接受。当网络管制非常严格的时候，我们会有某种情绪，实际上是被压抑下来的，当某种情绪压抑下来之后，我们非常希望找到一种宣泄的途径，这个途径通常是什么？谣言通常会成为一种发泄不满情绪的一种出口。因此，建议在整个社会处于应激状态时，不要过多地压制个体的声音，要寻找到一个适度的管制的点。

潘泽瀚 青年副研究员  

复旦大学社政学院

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疫情爆发在武汉市，它是一个全国的交通枢纽，也是一个中部的人口迁移中心，同样也是中部的一个经济中心。那么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这个情况爆发在上海或者说长三角的某一个城市，在春节期间或者不在春节期间，在这几种情景下它的结果可能是什么？那么我想可能会是一个更大的更严重的后果。为什么？因为长三角地区既是一个全国人口流动的中心，又是一个经济发展。刚刚胡湛老师也提到，人口流动翻了6倍，总数是这样。如果长三角出现类似的情况，怎么样同时做好疫情的防控和经济生产的持续或者恢复？从长三角城市群的建设或者一体化的这个方面，还需要做一些进一步的工作。我主要有两点建议。一是长三角一体化的一些组织可以做一些共同的预案，建立疫情防报共享的系统。二是从整体上采用一些措施对待隔离人员，如隔离互认互勉，让他们在整个区域内的活动可以不受隔离期的限制。

沈可 副教授  

复旦大学社政学院

一是从社会学方面，对于创伤群体开展哀伤辅导和心理辅导，并且作为一个长期持续性的工作。
二是从物质层面，建议给与创伤群体一些优惠政策或其他补偿措施。其中需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创伤群体界定问题，我认为不仅仅局限在确诊新冠肺炎去世的患者的家属，也应该包括在此期间去世的人，因为这一部分人是因为没有得到机会而去世的。同时这些物质方面的扶持和付出，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能够缓解他们生活的后顾之忧。比如丧偶老人、失独老人，可以考虑未来它入住公立养老院的时候给与一些优先的照顾。还包括孤儿，他们的生活救助还有一些教育安排，政府是否能够做一个兜底工作。还比如单亲家庭，在申请公租房或者保障房时是否能够给与一些优先的考虑。三是在制定公共政策时，要有一个差异化的体现，而且在进行公共资源分配时要考虑到动态化的调整。比如在这次疫情中，要兼顾多元化的需求，根据疫情发展的态势，及时调整医疗资源的分配方案。在这次疫情中，大量的资源和医护人员都集中在在新冠肺炎，这对打响疫情防控战非常有效也很有必要，但是也要关注它所带来的附带效应，需要兼顾其他科室及其他重症患者的需求。四是在危机应对过程中强调专业力量的介入，要强化学者对于巩固社会信任的作用。这次上海邀请张宏文教授参与，取得很高的社会信任，也能够防止民众因为恐惧而被“绑架”。高校的心理学，社工专业也可以做一些更多的介入，做一些通识性的教育，包括心理疏导、资助人资助模式等，可能会取得一些比较良好的社会效果。

记录整理 | 朱红蕊

编辑校订 | 黄   晨

微信编辑 | 苗凤荻 欧阳君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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