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琴：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意义与中国贡献

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意义与中国贡献

作者：李琴

复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为生物多样性与自然保护地体系，区域发展与生态安全，近期主要聚焦长江流域和长三角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文明的理论与案例研究。

生物多样性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巨大价值。然而，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已被联合国列为三大全球性危机。1992年以来，我国在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过程中呈现出从被动的追随者、积极的参与者到主动的贡献者三种角色的转换，为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贡献了治理理念和行动范例，并将在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发挥更大作用。

 生物多样性及其创造的价值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生物多样性主要包含物种、基因、生态系统三个层次，包括地球上全部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人类文化多样性也被认为是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

生物多样性从三个层面反映了地球上生物的范围和多样性，也反映了自然的健康程度和修复力。

生物多样性的三个维度——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们从自然界获得产品和服务，表现在供给、调节、文化和支持四个方面的功能，如以食物供给、碳储存、水和空气供给、景观娱乐等生态系统服务的形式。它连接了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这些服务的提供在一定程度上与一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水平密切相关。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即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利益存在内在联系，前者是大多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基础，而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往往被用来证明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的合理性，因为这类服务在维持人类生计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直接价值，在生物物种、生态系统及遗传资源利用驯化过程中，人类获取了所需的全部食物来源、许多药物和工业生产原料等。此外，生物多样性在娱乐和旅游业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二是间接价值，间接价值主要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有关。虽然它目前尚未体现在国家核算体制上，全球生物多样性每年为人类创造的价值远高于经济生产总值。据Costanza 等研究，1995年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为 33万亿美元，当时全球国民生产总值(GNP)为18万亿美元 ；2011 年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达125万亿美元，而全球GNP为68.853 万亿美元。总体上，生态系统服务每年可以创造全球 GNP 约两倍的价值。因此，有关学者提出“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的概念，呼吁在经济学中考虑人类最为珍贵的自然资本，探讨如何在经济统计体系中反映生物多样性，将生物多样性或自然资本的隐含价值或潜在价值计入到国民经济统计体系。

人类生存与发展主要依赖自然生态系统强大的服务功能。为了阐释生物多样性为人类生产生活创造的价值，本文举三个方面例子。

第一，促进全球粮食安全。生物种质资源为农林牧渔新品种培育提供了基因储备。以植物遗传资源为例，它是用于粮食和农业生产的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遗传多样性的综合，对于改良作物品种，提高粮食和其他栽培植物的产量和质量有重要意义。1945 年以来，全球 30% 的作物增产得益于野生近缘种在作物育种中的利用。生物多样性也为食品行业生产创造了价值，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研究显示，欧洲 264 种农作物中，有84% 需要借助动物和蜜蜂授粉。在全球 100 种最常见的农作物中，有 71%要依靠蜜蜂和其他授粉动物授粉，这100 种作物提供了人类约 90% 的营养物质来源。随着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增加，气候变化和自然生态系统退化，食品行业生产进一步面临着风险。

第二，为林业创造价值。森林对于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不仅能够实现各种重要的生态系统功能，例如涵养水源、调节气候、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等，还能提供休闲旅游业等文化生态系统服务，以及维持许多社区原住民的生存。全球范围内，林业产业提供了约 1320 万个就业机会，但受城市化和其他土地用途改变等的影响，或者为了发展农牧业或经济林种植而大肆开发森林，导致森林尤其是生物多样性高度丰富的热带雨林的覆盖率持续下降。恢复森林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碳封存的策略之一，当前全球生态系统可以额外支持 9 亿公顷恒续林，并且在这些自然再生的树木达到成熟期之后，可以封存 2050 亿吨碳。

第三，为制药行业创造价值。制药行业是开发利用遗传资源的重点行业之一。许多治疗性药物和保健品的原材料都提取自动植物、真菌或细菌。对于现代制药行业而言，生物多样性对于新药筛选和开发至关重要，约70% 的癌症药物都来源于自然。美国150 种最常用药物中，有约 118 种（如抗抑郁药、抗生素和抗血小板药物等）来自于自然资源。2018 年，美国前 15种畅销药物的销售额接近 1170 亿美元。但随着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加剧，开发新药的潜力将大幅下降，而通过筛查大量合成产品来替换自然物质的成本会持续上涨。正因如此，遗传资源开发和惠益分享一直是国际上生物多样性保护履约谈判的焦点之一。

 多种因素驱动全球生物多样性发生变化 

当今国际社会需要共同解决工业文明带来的诸多问题，通过全球环境治理，携手推进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如全球变暖）和环境污染已被联合国列为三大全球性危机。从未来 10 年的风险发生概率和影响来看，重大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崩溃是全球前五大风险之一。

各种人类活动引起土地利用覆盖及海洋用途改变、有机体或自然资源的直接过度开发、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和外来物种入侵扩散等五大驱动因素，从根本上加快了生物多样性丧失，从而导致生态系统及其功能变化，同时给经济带来了损失。2019 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发布报告显示，1970年以来，人类活动改变了 75% 的陆地表面，影响了 66% 的海洋环境，农业生产、渔获量、生物能源生产和材料开采趋于上升。农业作物产值（2016年为2.6万亿美元）增加了大约3倍，原 木 产 量 增 长 45%，2017年达到约40 亿立方米。这些已经对世界的经济、粮食安全、饮用水，以及人们的生计和生活质量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或危害。2020 年，《地球生命力报告》（WWF）亦表明，全球生物多样性正在下降，从 1970 年到 2016 年，哺乳动物、鸟类、鱼类、植物和昆虫的数量平均下降了 68%，在不到 50 年的时间里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目前，全球只有 15% 的陆地和7%的海洋得到了保护，“爱知目标”远未完成。气候变化虽不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重要原因，但是在未来几十年，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甚至可能成为影响生物多样性的首要因素。

在全球范围内，地方栽培植物和驯化动物种类和品种正在消失。尽管包括土著居民和社区在内多方付出了很大努力，但全球各地种植、饲养、贸易和维护的动植物种质资源和品种越来越少。到2016年，在用于粮食和农业的6190种驯养哺乳动物中，有559种（占9%以上）已经灭绝，至少还有 1000 多种受到威胁。此外，对长期粮食安全非常重要的许多农作物的野生近缘种没有得到有效保护，驯化哺乳动物和鸟类的野生近缘种的保护状况日益恶化。栽培作物、作物的野生近缘种及驯化品种的多样性下降，意味着农业生态系统对未来气候变化、害虫和病原体的抵御力将会下降。在我国，继1956-1957年、1979-1983年开展两次普查后，2015年我国启动“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2018年，湖北、湖南、重庆、江苏等6省初步统计的主要粮食作物地方品种的数目在1956年时有11590 个，到2014年仅剩3271个，地方品种丧失比例达71.8%。近五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农业种质资源的挖掘和保护。

企业商业活动在以不同形式影响着生物多样性。有的是通过其核心业务，或者间接通过企业投资及供应链，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不同程度影响，例如采矿、石油和天然气企业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产生直接影响。也有许多企业生产依赖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将其作为关键生产资源，例如农业和渔业依赖于良好的生态系统条件，生态旅游和生态农业属于销售生物多样性或生态系统相关产品。因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注。

随着可持续发展和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理念的普及，人类活动与经济社会发展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的压力与损害受到广泛关注，“生物多样性”作为重要的环境议题也日益受到投资者和金融机构重视。生物多样性下降可以通过不同渠道影响金融，二者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参与的投融资项目有可能对生物多样性造成负面影响。例如，部分海上能源项目可能会影响珊瑚礁的生存，破坏海洋生态平衡。另一方面，生物多样性损失反过来也会增加金融风险。资金短缺被认为是“爱知目标”未能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需要把更多的金融资源转移到生物多样性保护或对生物多样性有利的项目。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贡献智慧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12个国家之一，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已被人们熟知。生物多样性丰富程度是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潜力的基础，是国家的重要战略性资源。同时，生物多样性治理水平也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志。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契合。当今，生物多样性治理、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都是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三者密切相关，其共同目标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一方面，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呼吁全球共同采取行动，保护地球、为人类谋福祉，这充分反映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需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17项目标中，目标14和15分别直接涉及水体和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此外，许多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则直接或间接以生物多样性为基础。因此，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因素，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生物多样性的持续下降和由此导致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降低将危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另一方面，生物多样性丧失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据预测，气候变化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驱动因素。解决生物多样性受到的其他压力也有助于增加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捕获和储存碳的能力，从而缓解气候变化，并通过增强生态系统和农业生计的承受力，帮助全球适应不利的气候和极端天气的影响。IPBES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2021年发布报告表明，需要实现变革，以解决导致气候变化的根本性驱动因素，并着重指出后 10 年采取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的紧迫性。

我国倡导和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环境治理目标契合，都在寻求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的治理赤字。1992年以来，我国在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过程中呈现出从被动的追随者、积极的参与者到主动的贡献者三种角色的转换。在角色转变的背后，是我国经济发展理念、生态环境利益认知、科技水平和全球环境治理态度的共同推进。不仅如此，《生物多样性公约》提出到2050年实现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以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生态文明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种新型的全球环境治理和绿色发展理念。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会议在2013年通过了推广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决定草案，并在 2016 年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标志着中国生态文明理念走向世界，“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等词汇已被纳入联合国文件。2017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中国库布其生态财富评估报告》，为全球防治荒漠化提供了中国智慧。2020 年9 月，我国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前发布了《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中国在行动》，系统阐述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经验和立场主张，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应对保护与发展的挑战提供了思考方向。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为深度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范例。

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生物多样性既是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物质基础和载体，也是衡量生态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集中体现，因而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在生态文明建设大背景下，我国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实践。其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主流化在国际上已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措施之一。我国逐步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得以实施，使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据统计，在 2018 年以前，我国每年投入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公共财政资金达2600亿元人民币（约占GDP的0.3%），是2008年投入的6倍。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2019年全球资金（包括公共和私人来源的资金）流向生物多样性约占全球名义GDP（即货币GDP）的0.1%。其二，通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最重要的生态空间。生态保护红线是我国根据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提出的创新性举措和特有概念。截至 2020 年，我国初步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25%，覆盖了大量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与脆弱区、生物多样性分布关键区域 ；保护了全国近 40%的水源涵养地，增强了洪水调蓄功能、约32% 的防风固沙功能，以及实现了约45%的固碳量。其三，通过生态修复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我国对森林、草原、荒漠、河湖、湿地、海洋等生态系统开展了一系列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不仅有助于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且极大地增强了生态系统的碳封存功能，提升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态系统稳定性。

 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路径 

一是讲好中国故事，扩大我国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国际影响。我国通过顶层设计并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创新保护方式，加大生态修复力度，协同推进减贫与可持续发展、公众参与等机制和具体实践，总结出大量成功经验。例如，浙江安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实践，“地球卫士”河北塞罕坝的荒漠治理与绿色发展，新安江跨省流域治理与生态补偿机制创新，崇明东滩湿地生态修复与科技创新等诸多案例，生动反映了我国生物多样性治理成效。这些实践经验为我国赢得了世界赞誉，提高了国际影响力。当前，需要进一步推动生物多样性国家治理顶层设计与治理能力，提高生物多样性非国家行为有效治理与共识，立足生物多样性保护，借助国内外主流媒体、重要国际活动等平台和渠道，传播生物多样性治理的中国故事。

二是主动参与全球多边环境治理，促进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协同增效。生物多样性与其他生态环境问题联系密切，因而《生物多样性公约》与其他国际公约目标协同发挥作用显得尤为重要。2022年上半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COP15）将举行第二阶段会议，我国应利用契机，加强关键议题交流磋商，如绿色“一带一路”、海洋生态系统治理、数字技术应用、气候减缓和适应与生物多样性丧失协同解决方案等更加广泛的议题，推动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促进相关领域目标间的协同增效，并参与生物多样性相关国际标准制定。

三是推动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金融，扩大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投融资。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与再生作为绿色金融的重要领域。进一步识别必要举措，丰富投融资主体和参与形式，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金融试点、风险披露等，确保多渠道资金流向符合生物多样性目标。促进金融科技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应用，包括建立“金融科技 + 生物多样性保护”试点示范区。拓宽“一带一路”建设的绿色边界和绿色投资资金来源，通过绿色“一带一路”积极与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战略、政策对接，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多边合作机制与生物多样性大数据服务平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治理等方面加强合作。

来源 |《金融博览》2022年第3期

图源 | 摄图网

排版｜侯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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