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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方是如何利用全球社交媒体对俄实施系统性认知作战的?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深海区 Author 沈逸

作者 | 沈逸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

美西方系统性地展示如何运用西方意识形态-媒体霸权,在全球舆论场上进行信息操控与认知塑造的战略行动,让各方对认知交战有了全新的认识和理解。


2022年的俄乌冲突,可能成为数字时代国际安全危机的又一个典型案例。


相比之前而言,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全球社交媒体平台成为了冲突双方,尤其是支持乌克兰的欧美国家政府以及主流媒体,实施系统性认知作战行动的新场域。美西方国家、持特定立场的非政府组织、形形色色的非国家行为体,系统性地展示如何运用西方意识形态-媒体霸权,在全球舆论场上进行信息操控与认知塑造的战略行动,让各方对认知交战有了全新的认识和理解。


认知交战的第一步,是构建单向度的信息流动场域。具体来说,就是用行政指令、国内的政治正确氛围,以及关系网络,系统性地阻断俄罗斯政府官方账号及其主流媒体在全球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声渠道。具体操作中较为典型的,一种是通过行政法规,由监管部门通知媒体运营平台,阻断、封堵甚至删除发布有利于俄罗斯信息的机构和个人账号。另一种是通过修改平台运营规则,让不利于俄罗斯的非合规信息,包括仇恨言论,甚至是虚假信息,在平台上获得单向度穿行的权利。社交平台“脸书”的母公司“元”公司在其内部工作电子邮件中就公开指示,允许那些违反平台反仇恨言论规定,但不利于俄罗斯的消息可以通过审核、有效发布。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利于乌克兰的信息,比如乌克兰与新纳粹之间的关联,乌东地区存在的人道主义问题,则无法在平台上通过规则获取推送和流动。


“元”公司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图源:Newsweek


认知交战的第二步,是形成有利于冲突一方的叙事结构,通过选择性地使用国际法法条中的部分字眼和段落,按照美西方政府的主观理解构建阐释框架。在这部分,美西方国家主要是通过与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的西方主流媒体,以及政治认同上被西方软实力和公共外交完成认知重构的非西主体共同完成的。这其中最典型的是两个现象:一个是“危机暴发户”——一夜之间成为美西方媒体“新宠”的关键句“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以及“国际法”。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在美国1999年轰炸南联盟、2003年入侵伊拉克时,美西方媒体均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瞬间转型成为国际法以及和平的坚定爱好者,全然不顾转型有多么的突兀。另一个是系统性地重新定义北约的属性,将这个美国主导下从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军事同盟,渲染成爱好世界和平、人畜无害的,而有关俄罗斯的论述则不出意外地朝着妖魔化的方向大步前进。


认知交战的第三步,则是对动态信息的矫正与规训。在这方面,美西方媒体收获了前期通过软实力以及发达的关系网络在全球预置的战略同盟力量,或非国家行为体,以及“精神西方人”的支持。这种支持的一个隐秘表现,就是在“事实核查”类网站中出现内嵌立场的辩护性核查。这些核查客观上有利于推进反俄情绪,或者因为核查者主观上认为其不利于乌方,而在事实核查的过程中,遭到另类的对待。比如,核查者会以“无切实证据支持该官员是以官方立场代表***发表以上言论“等表述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帮助更加有利于特定立场的信息传播。


当然,“脸书”等平台通过执行内容过滤政策实现对乌方一边倒的做法,虽然赢得了人道主义的加分,但也引发了后续问题:即使是对西方世界而言,这样的权力掌握在私营企业手中,对国家安全,尤其是主权政府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效管控,显然会构成挑战、威胁乃至伤害。危机之后对平台管理机制的完善与强化,有相当概率会成为各方事实上开展务实协调的关键领域。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自拍。图源:CNA


整体上看,俄乌冲突已经形成了军事、政治外交、金融经济,以及网络认知等多个交互影响的场域。


当然,最终决定冲突走向的,是在更加客观而非主观的场域,如军事上的胜负得失,政治外交上达成并落实的协议和政策,以及在金融经济领域经过时间发酵而最终形成效果的各种举措,但主观的网络认知领域的交互仍然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网络认知领域的力量分布往往与现实错配。一如此前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出现过的那样,最终当客观世界的事实发展戳破了主观认知构建的泡沫,最先发生的大概率不会是对幻灭的主观认知的反思,而有可能是面对挫折的愤怒宣泄,进而成为俄乌冲突的衍生性二次伤害。而这应该成为我们负责任地认识和理解俄乌危机后续发展,并做好应对准备的一个关键要素。


来源 | 新民晚报“深海区”栏目

排版 | 悦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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