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气候或成新常态，如何“端稳饭碗”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长三角日报 Author 吴斯洁
2021年，我国多地遭遇强寒潮、沙尘暴、强对流、特大暴雨等极端气候。2022年，长江流域的极端干旱问题更为突出，确保粮食安全的紧迫性毋庸置疑。
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主要预期目标之一。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2021年，江苏粮食总产量749.22亿斤，连续五年创新高；浙江粮食总产124.2亿斤，比上年增产3.0亿斤，增长2.5%，创下六年新高；而作为粮食主产省份和5个粮食净调出大省之一，安徽省全年粮食播种面积达7309.6千公顷，总产4087.6万吨（817.52亿斤），居全国第4位，再创历史新高。
但是，今夏以来，极端气候事件频发，不可避免地给农业生产带来冲击。
“极端天气可能成为新常态，我国不仅需要做好国内抗高温抗干旱工作，落实藏粮于技战略，还要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粮食安全挑战。” 复旦发展研究院智库研究员李琴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
联合国《2022年干旱数字》报告指出，干旱对全球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产生了深远、广泛且被低估了的影响，近20年来，全球干旱出现次数和持续时间增加了29%，全球处于高温和干旱管理的“十字路口”。
就我国而言，“极端天气加速了许多地区的荒漠化和土地退化进程，而土地对气候系统又有反馈作用，形成恶性循环。在中高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到21世纪末，热带地区极可能出现历史时期从未出现过的气候类型。中高纬度的气候带将会随着气候变暖继续向两极推移，从而加剧干旱、林火以及病虫害的发生。干旱地区气候变化和荒漠化预计将导致农作物和牲畜生产力下降，改变植物物种组合并减少生物多样性。亚洲和非洲将会是易受荒漠化加剧影响人口最多的地区。”李琴表示。
李琴进一步指出，以上情况将给粮食安全造成至少四方面影响。
首先，从粮食生产供给看，全球粮食生产格局受极端气候高位波动影响产生连锁效应，全球粮食产量总体预估结果降低，气候变化将改变当前的作物适宜种植区。高温干旱和拉尼娜持续不断的影响几乎全部集中于农业，农业生产部门承受了82%的干旱影响。全球粮食生产和供应究竟会造成多大程度损失，目前还无法准确评估。
未来全球粮食产量的总体预估结果是降低的，粮食系统被破坏的风险会越来越大。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指出，21世纪气候变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仍以负面为主，但在不同作物、时间、地区差异很大。气候变化使玉米、大豆、水稻及小麦产量每10年分别减少2.3%、3.3%、0.7%及1.3%。预计21世纪末，气候变化会对非洲和中南美洲谷物产生负面影响，叠加物候影响将改变当前全球作物适宜种植区。
图片来源于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张楠摄）
第二，从粮食消费利用看，全球粮食消费重心发生变化，更多国家收紧或出台粮食出口禁令，温度升高将增加致病菌素污染带来食物安全风险和贮存损失，增加粮食供需矛盾。受人口增长速率不平衡影响，全球各大洲粮食消费重心将向低纬度移动，亚洲粮食消费重心向西南移动。出于对粮食安全的担忧，部分国家继续执行新的出口限制措施，也有许多国家加大力度促进国际贸易以保障国内供应。
第三，从粮食贸易格局看，全球粮食安全格局受极端气候等多因素叠加影响，贸易价格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受到较大威胁。根有关研究预测，全球变暖会导致全球粮食生产的温度适宜地区分布发生改变，例如小麦的适宜温度区向北移动，包括俄罗斯、加拿大和北欧各国。但是，经济逆全球化和俄乌战争为核心的地缘政治冲突，导致全球粮食贸易格局更加复杂，国际粮价高企，局部地区的粮食供求不平衡加剧，这些因素累加起来，进一步激发全球粮食安全风险。
第四，极端高温干旱影响大宗商品，加之地缘政治冲突扰乱粮食贸易格局，给我国粮食稳定性造成巨大不确定性。耕地资源和水资源约束等自然生态风险将在“十四五”时期持续制约我国粮食生产，带来巨大不确定性。高温天气叠加全球地缘政治冲突会直接提高全球粮价，抬高我国的粮食进口成本。国际粮价波动对我国口粮影响较小，但对饲料和工业用粮影响较大。此外，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博弈，也会给粮食进口带来不确定性。
恒生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丹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中国农业的高生产能力和充足的国家储备保证了粮食供应。中国大米的自给率约为98%，小麦和玉米则超过90%，而蔬菜和水果几乎100%都是国内生产的。由于非洲猪瘟的爆发，肉类（特别是猪肉）的进口在2018年后大幅增加。即便如此，进口猪肉在高峰期也仅占国内消费的12%；疫情以来，随着中国扩大其猪肉产能，这一比例已经下降。但由于中国无法生产足够的饲料谷物（如大豆）来支持其庞大的畜牧业，在这方面对进口的依赖较大，因此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实际上在于饲料端。而价格波动和地缘政治紧张使国际饲料市场变得复杂，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稳定大豆供应便成了重中之重。”
第一，需要高度重视作物种植适宜区转变与种植带北移的重要战略价值，合理规划农业生产布局。
第二，根据极端气候新常态下我国农业气象灾害发生的频率、强度和类型特征变化的时空差异，选育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作物新品种，重视适应极端气象条件的种质资源创制与储备。例如，在东北平原气候暖干化趋势加剧的地区，发生高温热害频次高，应积极培育耐旱耐热的作物新品种；黄淮海平原地区小麦育种可适度降低对冬性的要求，发展高产、优质的强筋小麦品种和广适、节水、高产的中筋小麦品种。在粮食主产区建设和完善一批农作物品种试验站、抗性鉴定站、新品种（耐高温、耐涝渍、耐低温等）引进示范地，形成覆盖不同气候区的农作物品种试验网络体系。
第三，加强极端气候灾害和病虫害防御，建全粮食安全监测预警体系和机制，加强农业系统防灾韧性的联合研究。
第四，关注极端气候事件对国际粮食生产和贸易的影响，加强国际合作，提前布局应对极端气候下重大突发事件，统筹国内和国际粮食资源。“提前布局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冲击。例如，加强大宗商品价格监测体系，及时捕捉价格异常情况，识别风险等级并制定应对预案，有效防范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我国农资价格的影响。增加临时性农资补贴的同时加强对农业保险和农业再保险的推广和支持力度，降低重大突发事件对农资价格影响的同时增强农民种植收益的稳定性，从而稳定粮农种植积极性。重视并建立健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全球作物产量监测预测体系，做好非洲等部分友邦国家出现饥荒时给予它们援助的准备，可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李琴表示。
来源 | 长三角日报
排版 | 上官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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