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 刘虹：教育如何为创新和平等保驾护航

教育如何为创新和平等保驾护航？

——读《创新+平等：如何创造一个更像〈星际迷航〉而非〈终结者〉的未来》有感

发表于《财经》杂志2023年第2期

作者：刘虹 复旦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创新+平等》
（加）乔舒亚·甘斯等著
石烁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1月

创新往往意味着打破常规、承受风险，为了鼓励更多人探索未知，通常会给这些探路者以超出一般的权利和待遇，由此就可能引发不平等，而创新带来的新的收益如何分配，则更有可能会加剧不平等。创新与不平等似乎形影相随，但本书作者乔舒亚·甘斯和安德鲁·利在封面写了这样一段文字，“创新不必以牺牲平等为代价，我们既能够获得更大的蛋糕，也能够更为公平地分好蛋糕”，这是一句十分诱人的导读语，它不仅吸引一般读者深入书中去探索创新与平等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也吸引了我这样从事教育研究的人，想通过阅读来一探究竟，看看教育是怎样如作者所言，成为创新和平等共存的“保险”，因为一般而言，经济学者往往都更加关注创新所带来的效率，甚至一定程度上以牺牲平等为代价，但本书的两位作者显然不是如此，他们更加追求创新与平等共存。

在教育领域的研究中，“创新”和“平等”都是出镜率颇高的关键词。1983年邓小平曾经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都隐含了对创新的要求，因为无论是要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要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还是要着眼长远迎接未来的挑战，都需要我们不断改革、更新和改进现有的教育体制、教育结构、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才能培养出符合未来社会发展所需的合格人才。三个面向的指导思想不仅适用于我国的教育改革，也普遍适用于世界各国的教育发展。例如在美国就出现了不少打破传统学校模式的创新学校，其中一所因其创办人是SpaceX与特斯拉的领导者埃隆·马斯克而备受关注，马斯克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让孩子避免像自己小时候那样天天循规蹈矩的去上学，创办了不分年级、没有统一的教学计划、旨在培养孩子解决问题与创新思考能力的Ad Astra School，这类学校形式不一，有的没有固定的教室，有的甚至没有在现场的教师，但共同点是它们都颠覆了旧有的教学模式，成为学校变革和创新教育的探索者和推动者。

而平等历来是教育追求的核心价值之一，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全过程推进性别平等战略（2019-2025）》报告中强调，要通过更精确的数据支撑、更完善的法律政策和规划框架以及更优质的教育和学习实践来改变教育中的不平等，因为平等的教育不仅能让受教育者自身受益，还能带来更广泛的社会效益。报告中的观点事实上隐含了一个判断：在人类物质文明已经高度发展的今天，教育不平等依然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教育不平等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历经了长期而复杂的历史变迁过程。在人类社会早期，教育是天然的、自发的，也是无序的，但随着私有制和特权的产生，教育也开始被烙上阶级和等地的印记，成为权力的象征和获得更多资源的手段，不平等由此产生。尽管19世纪后义务教育在欧洲的推行增加了普通大众的入学机会，推动教育平等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跨越，但这一制度事实上是用程序的平等取代了实质的不平等。20世纪60年代后追求教育平等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出教育机会均等是指取得学业成功的机会均等，强调突破标准化、封闭性、注重筛选和淘汰的传统制度化教育，转向以教育质量为基础、多样化、个性化的教育。70年代以后，教育结果平等成为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主流观念，教育平等实现了从起点平等到过程平等，再到结果平等的转变历程。

尽管本书不是一本专门研究教育的著作，但在书中作者围绕几个有趣而重要的教育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在全书的最后一章，专门探讨了教育对实现创新和平等共存的重要保障性作用。

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好教师有多重要？”无论对个体还是国家而言，教育的重要性都毋庸置疑。那么，在可能对教育质量产生影响的众多因素中，哪个因素又最为重要呢？作者在书中比较了美国和芬兰教育的不同状况，他认为尽管美国人的受教育年限在过去一个世纪翻了一番，但教育质量却并未得到同等幅度的提高，相反芬兰却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测试的平均水平上升到当下排行榜的前几名。分析个中原因，作者认为关键就在于美国和芬兰的教育系统中教师质量的发展趋势不同，美国教育的重大变化是教师资质下滑，教育系统中出类拔萃的教师所占比例比以前少很多，教师不再是大多数有才干的女性高校毕业生的主要职业选择；芬兰则是大力改善新进教师资质，高中毕业生中排名前20%的学生才有可能成为师范学生，教师是全国最受尊崇的职业。教师质量的差异导致了美国和芬兰教育质量的差异。作者的这一观点和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汉内莱·尼米的看法高度一致。尼米在和北京师范大学顾明远教授对谈时表示，芬兰之所以能在PISA评估中取得优异表现，首要原因就在于拥有一支卓越的教师队伍，正是这群“有极高的天赋、受过高质量的教育、有发自内心的教育意愿”的教师，保障了卓越的芬兰教育。作者在书中用经济学的方法直观地呈现了“好教师”和“差教师”对教育的影响差异：好教师可以让班级里每个学生的人生收入提高25万美元！拥有好教师的好学校能够将高风险年轻人的犯罪率降低一半！暂且不论一个好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是否真的可以或者适合用收入或是犯罪率去衡量，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我们把可能影响教育效果的各种因素看作自变量、把教育质量看作因变量的话，那么教师质量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自变量。教育是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尽管教师无法教会学生如何去创新，但一个好的教师能激发学生热爱学习，鼓励学生去探索未知，而这对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言，正是难得可贵的品质。

第二个问题是“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生活在19世纪的尼采和怀特海，以及更早时代的学者们，都对此进行过深刻的思考和阐释。在尼采看来，教育不是“出人头地”的工具，也不能沦为谋生的手段，一旦教育把一个职位或者一种谋生方式作为目的，就不是真正的教育，而只是一份指导个体进行生存斗争的“说明书”。尼采观点的背后是一个涉及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教育有没有超出职业培训之上的更高使命？在教育日趋功利化的今天，在无数高校毕业生面临巨大就业压力的今天，这个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尖锐。本书作者在对职业教育进行阐述时认为，“在21世纪，职业教育必须不仅提供实践技能使其能从事当今的工作，而且还得提供基础能力使其能随着劳动市场的演化而继续学习”，这一看法表明，即便是以获得技能为目的的职业教育，也不应过分强调具体工种技能而应更多关注一般技能，从而帮助受教育者更好地适应突然发生变化的工作环境，换言之，职业教育首先是教育，不能将职业教育的内涵缩小为简单的职业技能培训。怀特海也表示，学生是有血有肉的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激发和引导学生自发、自愿地走上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道路，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教育，都应当培养学生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并使之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这才符合教育的初衷。本书作者使用了一个有意思的比喻，将传统的教育比喻为不能升级的软件，一旦遇到新问题就无法处理，而终身学习则可以根据需要不断提供更新软件包，以确保满足解决新问题所需，并且得益于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线上学习的慕课模式也解决了传统终身学习面临的金钱和时间成本高昂的问题，从而让“明天的员工”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灵活和更具个性化的方式“获得再培训”，从而获得“今天尚未出现的岗位”。

在本书的最后，作者再次强调，尽管知名的奥肯定律是生效的，平等和效率之间确实存在取舍关系，从而导致有时候决策者必须在创新（带来经济增长，提高总产出）和平等（促进社会公平，更多人分享产出）之间做出抉择，但这种取舍并不适用于所有场景（例如改善弱势儿童的教育质量能带来商业利润，还能同时减少犯罪），也不适用于作者提出的减少不平等的十点建议中的大部分建议，这些建议中有两点与教育相关，对应前面提到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建议是“将教师能力作为最高的教学优先目标”，这一观点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更优秀的教师实现更优质的教育异曲同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工作小组”（Teacher Task Force，TTF）发布的最新报告《2022-2025年战略计划》强调，教师质量是学习成果的核心，高质量的教师和教学不仅有助于改善学生学习，更有助于实现优质、公平和包容的教育。第二个建议是“提高职业训练的质量”，放弃彼此分割的技能种类培训，培养宽基础的技能工人来应对变化的劳动市场。尽管作者的第二个建议并未直接回应对教育目的的质问，但其观点其实也表明了一个基本的看法：世界越可能出现变化，教育就越应当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灵活性，让他们能够具备更强的应对环境突然变化的能力。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去创新；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在创新的起点拥有更多的平等，并最终在创新的过程中和终点处，彼此共享更大的收益。

来源 | 《财经》杂志2023年第2期。

排版 | 周沈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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