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发布2月经济数据，释放了什么信号？孙立坚：我国进入后疫情发展时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

3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2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以及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信贷“开门红”在2月强势延续，好于市场预期的同时，新增人民币贷款和社融规模双双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以上报告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教授受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栏目邀请，对相关问题进行解读。以下内容由发展研究院根据访谈内容及孙教授增补内容编辑而成，供读者参考。您也可点击阅读原文收听栏目音频。

央行发布中国2月重磅金融数据。数据显示，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75.52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3个和3.7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65.79万亿元，同比增长5.8%，增速比上月末低0.9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1.1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10.76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当月净回笼现金6999亿元。

Q1

值得注意的是，继1月之后，M2增速再次创下2016年中以来最高水平，增速创下七年来新高。如何分析M2增速再创新高？背后是什么因素在推动？又释放怎样的信号？

孙立坚：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到后疫情发展的新时代，进入后疫情发展时代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国家的政策红利和改革红利，这让大家在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下有了一个确定的投资目标，提振了大家的投资信心，所以贷款驱动带来的存款M2的增长就显得非常明显。

Q2

而随着M2的较快增长，市场也出现了一些对我国M2体量远超其他主要国家的讨论。在您看来，我国M2体量合理吗？

孙立坚：评价M2是否合适的常用方法就是用实体经济的GDP指标来进行对比，我国的M2体量很明显高过发达国家的水平，首先这反映的是中国以银行为主导的体系，更多的不是通过直接金融的渠道或是简单的货币宽松的方式来融通，而是通过信贷增长，这是中国的金融货币生态体系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个特征；

第二，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要向高质量发展目标转型。现在我们很多项目还存在资金回笼较慢的问题，形成了一定的债务负担，尤其在一些内地城市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已经表现出来。所以在债务资金融通暂时不畅通的情况下，需要我们用更多的信贷来面对资金无法按时回流、效率未改善的挑战。

第三，国家的信贷对于正在形成的新动能转换来说非常重要。“稳中求进”需要转变存量的问题，需要资金的释放，更重要的是很多转型创新都需要金融的跟进。M2与M0、M1不同，它的服务更为精准，尤其是在我们强调的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一方面。所以和已经进入到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成熟市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M2处在高位状态，是我们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出来的不同特征。

数据显示，2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81万亿元，同比多增5928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2081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218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863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61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5785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11万亿元，票据融资减少989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增加173亿元。

Q3

2月份住户短期贷款增加较多，企业中长期贷款继续高光表现，分别如何分析？说明了什么问题？

孙立坚：这样的表现反映了中国现在进入到新一轮的新动能、新格局打造的发展阶段当中。并且，我们要承认，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仍处在中端和较低的水平当中，而偏低的收入水平带来的更多是储蓄偏好而不是消费偏好。

同时我们发现，在如今的储蓄结构中，大家追求的是一些高收益的投资渠道，因此由消费引起的贷款需求相较于发达国家就表现出弱化的特点。那么房地产业的振兴以及汽车市场的优化就会直接决定住户的中长期贷款需求，而现在住户更偏向于短期贷款，主要还是反映出我们节后或者是疫情过后正常生活的回归，消费场景更多集中在日常生活的支出，而不是耐用品的消费。现在要想释放个人住户中长期贷款的需求，还是需要先解决市场的存量问题，提升大家的信心。

另外，国家的政策红利明显地让我们感受到中国经济恢复增长的关键还是在投资端，中国营商环境的改变和政策红利重新拉动了投资，具体就反映在企业的中长期贷款上，这是我国实体经济恢复活力的一个重要体现。

2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2.81万亿元，同比多增2705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7926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1.29万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4558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减少5163亿元。

Q4

如何看待2月份居民存款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居民储蓄意愿仍然较强的现象？

孙立坚：储蓄的偏好和收入增长对消费的拉动效应偏低是每个国家处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都会出现的特点，这是一个共性。只不过我们的储蓄方式更多的是存款而不是在非存款的其他金融资产上，这主要显示出当前市场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一些制度改革，例如全面注册制改革，消费者对于理解其给自己带来财富收益增长的机遇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性，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另外，大家感受到其他投资渠道可能也受到了市场信心的影响，盘活存量的政策落地需要一段时间。过去那种甚至带有投资属性的中长期按揭贷款的消费方式，也因为市场环境的变化和预期的改变，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使得这部分本来要用的钱以存款的方式回流到银行的账户上，导致存款增加。总而言之，中国当前的存款结构表现出了一种风险厌恶型的风格，大家选择的储蓄方式偏稳健，主要还是把安全性放在首位。

2023年2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3.1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95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82万亿元，同比多增9241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增加310亿元，同比少增170亿元；委托贷款减少77亿元，同比多减3亿元；信托贷款增加66亿元，同比多增817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70亿元，同比少减4158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3644亿元，同比多34亿元；政府债券净融资8138亿元，同比多5416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571亿元，同比少14亿元。

Q5

2月份新增社融数据的超预期，有什么特点？释放什么信号？

孙立坚：社融和我们刚才讲的几个指标不一样，除了银行的业务能力提升和民众的贷款需求及存款意愿在社会融资中有所反映以外，它更多地反映了非银行业务的投资结构。所以社会融资规模的上升，一方面是因为市场资金的更多释放，另一方面，劳动场景的回归和改善，以及相对于疫情期间而言收入的增长，使得我们的储蓄方式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即除存款之外，信托的增长也较快，这也是当下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一种储蓄方式。存款和信托都属于安全性的储蓄方式，甚至信托能够更长地代际相传。

那么要如何将储蓄更好地转变为投资？现在看来，债券在社会融资里规模较大，除了银行贷款外，债券市场规模的增加也是当前中国资金循环的一个特点。当然，债券的增加一方面是金融服务转向直接金融的表现，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过去债券市场存在一些需要优化的问题，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债务过高，债券购买者中银行占比过高，需要展期的债务比例也在上升。将来如何更有效地使用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资金，使其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还需要我们后期继续关注是否有反映新的结构优化的数据出现。

Q6

金融数据在1月、2月均超预期增长后，也引发了市场对延续性的讨论。您认为，金融数据后续增长态势如何？

孙立坚：至少目前这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从市场资金规模上升的特点来看，我们的市场活力已经渐渐恢复，这个恢复是非常重要的。随着两会之后政策的落地，民生的后顾之忧的改善以及大家信心的恢复，也随着两个“不动摇”带来的企业投资创新的意愿增强，我想资金的规模不光会有量的增长，从结构性上也会带来质的转好的特征。

来源 | 《财经午间道》

文字整理&排版 | 刘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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