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对华投资，美国资本会答应吗？

作者 | 沈逸 教授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逸语道破，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拜登刚刚通过的行政令，就是关于限制对华投资的问题。

这事已经吵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人说吵了两年多，但其实更早之前就已经有人提出来过了。大家如果还记得一个叫史蒂夫·班农的人，在特朗普政府任内，他曾设过一个专门的职务——白宫首席战略顾问，班农就是靠他在竞选中作出的“巨大贡献”获得了这一职务。

班农当时就有个观点：如果允许中概股在美国股市上市，纳斯达克就是资敌。当时纳斯达克给出了两篇非常正面的回应文章，强调这种看法是不成立的。班农的结局大家都知道，就在提出这个讲法之后，大概1-2个月的时间他就离开了白宫，并且从此正式失业，没有任何正式的美国企业雇佣他。

鼓吹”中国威胁“和对华竞争的史蒂夫·班农 截图自纽约时报

后来是一个通缉犯搞了一个基金会，请班农到那边当主席，他2/3的收入就来自这个基金会，接着慢慢跟电诈那些东西混在一起，通过造墙去搞非法集资。

到了拜登政府时期，他没有像人们之前预期的那样，校正懂王任内那些明显有问题的对华战略和政策，反而开始变本加厉，限制对华投资就是他的一个选项。

第二个背景，我们可以结合沙利文所谓的“小院高墙”策略来理解。有人说，我们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有这样的区分，从全面进攻变成重点进攻，拜登政府现在就是这么做，他不是像特朗普那样针对中国到美国去的所有产品进行无差别征加征关税，只是非常精准地聚焦于其中一小部分。所谓的“精准”聚焦，就是与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军事实力和应用相关的前沿技术，比如芯片、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

但这里面有两个问题，首先大家要有个常识，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那些严格意义上涉及军用的技术、产品、材料等等，中美之间从来没有过所谓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状态，在不同时期始终是存在限制的。也就是说，美国在军用技术上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始终是存在的，这是第一。

第二，在此前中美关系相对比较正常的时候，中美之间实际上是基于非常经典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开展包括技术出口、转让、商品贸易、投资等行为的。

大家各自都有比较优势，就拿这次涉及到的先进技术领域来说，美国的比较优势越来越明显地集中在资本和投资环境，所以经常出现一些拥有非常好的天才想法和创新的中国初创企业，从美国获得天使投资或者到美国上市，获得资本支撑，然后回过来催生这个企业做大，快速实现技术产品化、产业化，这类案例很多。

而且说实话，这个过程不是双赢，而是多赢。第一，对于技术创新者来说，获得了充沛的资金支持，相对而言更加容易将自己的创新转化成可以实用的技术产品，进而创造出新的独角兽企业，乃至拉起一个行业的发展。第二，对于投资者来说，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甚至会推动美国金融市场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事实上起到了巩固美国在全球的领先优势、甚至是巩固美国金融霸权的作用。

因为大家越来越觉得在美国那里获得资本的条件比较良好，所以越来越多有价值的公司会跑到美国上市；然后，美国资本市场因此为投资者提供更高的回报，让更多的投资者、更多的资本觉得美国的金融市场是非常好的，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同时，对全球用户来说，在这个过程中，理论上会获得以更低的成本，更早享受到新技术、新产品所带来的便利和收益，这是一个多方共赢的局面。

图片来源：华尔街日报

当然你说这里面一定要讲输家，或者说有没有问题？当然有。对于美国这个国家来说，如果像肯尼斯·沃尔兹所言，是一个关注相对收益的国家，要求在包括技术创新等方面持续处于一种领先地位的话，这里面确实有一个问题。也就是，美国能不能保障自己在这些前沿技术领域持续具备创新优势？前沿技术领域是一个竞争度很高的体系。当然，如果用熊彼特的概念来讲，这是一种创造性破坏，这种竞争非常有活力，能够推动创新。

但现在美国不干了，所谓的“小院高墙”策略就是结果。

之前纽约时报有一篇关于“芯片战争”的文章中提到，在芯片制裁问题上，美国和中国处在一种战争状态。文章引用美国工业与安全局（BIS）的报告称，其实他们也知道这不是一种正确的办法，因为所谓的芯片战争等同于大家在田径场上跑马拉松，曾经领先的选手发现后面的人追上来时，不是靠自己往前跑去拉开差距，而是回头拿根棍子把对手敲翻在地，或者去绊他一跤，赢取对手摔倒了爬起来的这段时间继续往前跑。美国现在就是这样做的。

美国自己也知道关键问题在于自身创新能力的持久发展，但你发现他还是选择了这样一种策略。这种策略所带来的后果也是非常明显的：这等同于要求美国资本从全球投资最丰厚的领域之一撤退，而且美国政府还不保证能给美国资本提供一个有同等回报的替代性投资新环境，也不能保证给出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比如，这种限制措施只要持续一个、两个或四个财政年度，中国就会放弃抵抗，然后你们这些资本就可以用更优厚的条件把这期间的损失以多少倍的收益补回来，所以基于成本和收益核算，你们还是合算的，等等。

美国政府之前对一些在通信技术行业资本体量有限的中小企业，给过这样的承诺。但这次他们要面对的是华尔街资本。对华尔街整体利益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损害，这种博弈就会变得非常微妙。

曾经有过一个案例，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在今年7月31日，来自美国的全球最大投资公司贝莱德（black rock）和摩根斯坦利，收到了美国国会中国特别问题调查委员会的传票。这个委员会的领导是反华的加拉格尔，要求他们到国会来过过堂讲讲清楚，他们在中国的投资是不是资敌，因为这些投资流向了中国的国防企业，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贝莱德的回应非常简单清晰明了，它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业务是合规的，也是合法的，你这种咖位和档次的角色，敢用这种态度跟贝莱德讲话？知不知道自己姓什么？摩根斯坦利的态度要恭顺一些，写了一份措辞婉转、但同样清晰直接明了的解释投资的合规性情况说明。

戏剧性的是，这之后大概24小时内，惠誉国际出了一份报告，把美国的信用等级往下调一档，从双A调到A。不仅如此，惠誉国际还发了一份很长的声明，解释为什么要下调：

图片来源：第一财经

第一，美国是有优势的，美国的经济生态、商业生态充满活力，但美国的缺陷是什么？政府治理能力，表现出来的就是华盛顿的政治斗争。

从现在开始到一个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债务所超出的比例——不管是在政府财政支出当中的比例，还是在GDP中广义债务的比例，已经和相应评级的中位数相去甚远。在我看来，这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直接、明朗的政治性信号。

为什么这样解读？在美国这个地方，金融市场是对预期和信心的管理，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美国资本，或是像惠誉国际这样的评级机构，都非常关注这一点。所以惠誉国际下调美国评级之后，市场是有足够的韧性去消化的。

反倒是美国政府比较急。耶伦很着急，说惠誉是基于错误数据给出了一份不当评估报告等等。有人也指出，惠誉没有在美国国债上限两党吵得最凶的时候下调评级，说明它不是为了打击美国国债，不是为了让资本市场承压，而是要给华盛顿的政治人物一个明确警告——一切的行动和言行不要触及美国自身的实体性利益，尤其是不要触及资本根本利益的边界或红线，资本要求的是赚钱。

当然，围绕资本还有一个更加有趣的报道，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在2014年前后，金融时报有一篇文章是讲高盛和金砖国家组织的，当时主要是为了唱衰金砖。但有一位美国官员对高盛说过一句话，你们这些资本根本就不介意屋顶上飘什么国旗，你们关注的是自己的利润是否最大化。

对于熟悉马列主义的人来说，这几乎是一句正确的废话，资本当然是关注这个东西，而且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本质上是为谋求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去服务的，这是一个核心游戏规则。不一定事事都如此，但很明显你不能触及这个边界。

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美国出台的相关政策，正在靠近这条边界。很显然，一些微妙的信号已经出现。

回到拜登政府的对华投资限制令上，你会看到这个投资限制令很有意思。很多人误解，觉得这个投资限制令不是从颁布之日起即日实行，立刻马上切断所有投资。其实不是，这份投资限制令就是从现在开始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大家都知道美国总统有足够权限，宣布很多进入紧急状态的情况。根据拜登的理由，他认为现在这些领域的投资问题很重要，对国家安全产生了影响，所以行使总统权限进入紧急状态；并且任命财政部长耶伦牵头去做这个事，从现在开始花一年时间讨论清单和相应政策工具，也就是说离限制令具备一个可执行、可落地的方案至少还有一年时间。

但是一年以后，到了2024年8、9月份，美国国内正忙着选举，那时候拜登是不是还有充分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件事？而且很明显，这个限令中的主张会成为选举时民主、共和两党激烈攻防的议题，会引起资本市场的激烈反弹。在明年的选举背景下，他会去做这件事情吗？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正如耶伦、雷蒙多、沙利文反复强调的那样，这是一个非常有限的清单。这么一个小的、清楚的、有限的清单，能够产生多大实质性效果？它的表演性比实质性是否要更多一些？大家也可以拭目以待。

拜登签署的对华限制令将禁止私募和风投机构投资某些高科技领域 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现在可以评估的一点是，这份限令可能会让那些初创企业在获取风险投资时，面临一个更加严苛的环境。这里的获取资本指的是美国的资本。仔细想想，对于中国来说，这究竟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

如果这些企业不再到美国的资本市场上去获利，而美国并没有垄断了全球资本来源，那些原本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办法获得这种投资机会的资本，是不是反而因此获得了一个更加宽松和灵活的投资机会？一些原先被美国金融市场排斥在外，没有办法成为这些企业筹资的金融平台，是不是因此会获得相应的机会？显然，这些问题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研究。

如果我们把拜登这份投资限令放在今天中美战略关系博弈的框架下，看到的是这届美国政府的一个明显特征：它在持续发送相反信号。一方面拜登派国务卿、财政部长，未来还要派商务部长到中国来，给中美关系施加护栏，维持中美关系良性发展，推动中美合作。而且给出了相当多的承诺，愿意跟中国讨论，在基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的指导原则下，推进新时代的中美关系。

但另一方面，从行动上它持续给出相反信号，甚至还要给出一种让中国感到非常困惑、简直像在侮辱我们智商的一种政策，就是说你要让我相信你对我最重要的先进尖端行业的制裁，不是为了限制我的发展。如果这不是限制，那什么是限制？也许在美国看来，我没有冲过来把你摁死就不是限制。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指望中美关系以一种美方一厢情愿的方式回到所谓良性发展的轨道上去，我们必须做好长期持久斗争和博弈的准备。同时，我们要理解其背后的主要动力机制，它和美国国内政治结构是密切相关的。今天的美国既没有尼克松的政治勇气，也没有基辛格的政治智慧，双方都是看着眼前这一点点的收益，同时又极度脆弱，不想给对方以任何攻击自己的口气。因为美国自己的领先优势也就是 4%或者 5% 这种非常小的优势，并且政客把自己的持续当选和连任看得无比重要。

在这样一个整体大背景下，中美关系就是因为华盛顿那一侧没有办法给出有智慧的解决办法，只能继续朝着不断加压、不断碰壁、不断失效，但坚持加压、持续碰壁和碰撞发展，几乎是一种必然结果。

对于这种结果，我们也不必感到过于悲观。这可能是中美关系战略性调整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通过有效的或者坚定的意志和坚持自身有效的发展，继而让那些深层次的经济和金融规律去发挥作用，最终这个阶段一定会过去。

在此过程中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中国将继续变得更加耿直、清晰、坦率，用美国能够理解的语言向美国表达自己的意见，指出美方这种行为的错误。这种错误不仅仅是口头指出，还包括行动，让美国确实感觉到这种错误并承受这种错误政策所带来的实际后果。

这些后果，包括像台积电在建厂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包括美国财政政策——发了很多钱，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等等，从而在一段时间之后对中美关系进行实质性校正。这也是中美在走向全新的更加对等、对称、公平、公正的双边关系和良性互动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定力和耐心去期待这个最终结果的出现，并为此而共同努力。

来源 | 观察者网

排版 | 周沈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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