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 张涛甫：人工智能推动舆论生态转型及其治理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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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张涛甫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推动了网络舆论环境的生态化转型，使得网络舆论热点的酝酿、发展与爆发环节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进而为智能媒体时代个体的信息接受与观点表达设置了新的“技术—文化逻辑”。具体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借由自动化信息生产、精准化算法推荐与情感化交互对话呼应了网络舆论在场景、主体与内容等维度上的发展趋势，在任务型知识生产与辅助型角色层面为网络舆论研究理论带来了新的想象空间。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舆论治理，须满足两个前置条件：确立技术向善的价值立场；科学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舆论生成、演化规律。
长期以来，用户个体都被视作信息接受与观点表达的核心主体，这一观念在数字时代的网络舆论生态研究中同样适用。社交媒体平台的行为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如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大语言模型、推荐算法等）的深度融合贯通了民众日常生活与信息活动，为其赋予新的社会讨论与社会参与的行动空间；他们能便捷地接入社会信息系统并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参与意愿。这一变化的直接后果是：影响网络空间舆论实践的相关变量迅速增多，各个变量之间的关联关系空前复杂，针对网络舆论开展预测、研究和治理工作的难度显著增加。在微观层面上，当社会公众面临着海量的信息内容时，他们往往倾向于采纳那些与自身观点相近、兴趣相同的信息内容，其观点表露行为不仅包括转发与分享各类社会热点事件，也包括围绕社会热点事件所进行评论与内容生产；诸如网络迷因、动态图片、短视频等多种模态被这些观点表露行为囊括在内。这在客观上助推了网络舆论生态的多元化与复杂化。
在智能媒体时代，网络舆论生态中的舆论行动者不仅包括社会公众，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为代表的技术行动者已成为当前网络舆论生态的新生变量。随着神经网络、大数据和深度学习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取得了长足进步；机器翻译、内容生成、智能问答等多种技术手段付诸现实应用，人类社会前所未有地面临着技术行动者的“入侵”。网络信息行业也主动吸纳人工智能技术为生产工具，网络信息的生产与流通环节因而走向“智能化场景”。2022年，人工智能产品ChatGPT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关注，几天之内就获得了超过百万的注册用户，成为当下热门的现象级产品。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代表，ChatGPT可根据用户的需求生成原创内容，并通过社交对话的形式与用户持续互动，同时兼具内容生产与社交功能，其使用体验大大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写稿机器人或社交机器人，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内容生产（AI generated content，AIGC）走向了智能场景搭建与社交应用的新阶段。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产品现有的主要影响在于：基于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LLM）的人工智能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人类灵智的功用，借助智能化、精细化的内容生产为用户提供新信息。对于普通用户而言，ChatGPT仿佛跨越了生产工具的边界，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作网络信息生态中的独立主体，这种边界上的跨越挑战了用户个体对于数字生活伦理的既有认知框架。从人机关系上来说，这种新的独立主体的诞生塑造了新的人类生存逻辑，为数字时代带来了充满不确定性的人机文明。基于此，用户在总体层面上大规模表现出对于生命、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性质的忧虑就不难理解了。如前文所述，倘若我们赋予技术行动者以与人类行动者相似的舆论生态参与者角色，那么人工智能技术给网络舆论生态带来的结构性影响为何？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求我们从认识论上更新对网络舆论生态的理解。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尝试立足于“网络舆论的生态化”这一基础语境，对人工智能技术作为积极行动者介入网络舆论生态的主要路径及其理论潜力进行思考。本文期望厘清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为我国网络舆论生态所赋予的新特征，进而探讨智能媒体时代技术逻辑融入社会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前景。
一、网络舆论生态化的结构性特征
当前网络舆论研究的理论化工作呈现出明显的技术驱动倾向，即针对网络舆论的研究议题往往与具体的技术革新存在深度关联，这导致了一种简化的逻辑归纳。实际上，由于公众对数字技术的采纳始终以社会文化经验为核心框架，因而网络舆论生态的核心问题应该在于技术逻辑如何与社会文化互动，并最终产生系统性的影响。从这一视角出发，我国网络舆论生态在社交媒体平台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变革进程中，在场景、主体与内容层面都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在场景创新层面，数字媒体平台已然成为社会新闻酝酿与热点事件发酵的核心场景，舆论事件的内容生产和流通模式都须遵循平台逻辑，网络舆论环境具有明显的“平台化”与“反结构化”特征。第一，作为基础设施的数字媒体平台框定了在线表达的话语形态与流通方式。海量的内容生产者通过对社会热点事件的放大、转写与改造，在不同阶段吸纳不同社会力量进行观点生产，以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而不同平台主体之间的网络关系也为社会热点事件的流通设置了基本的渠道。倘若用户借助权威媒体、机构媒体与自媒体账号等不同类型的信息端口获取信息，他们就必然面临着专业传播逻辑与私人传播逻辑在文本风格与传播效用方面的差异。第二，数字媒体平台中的专业媒体、机构媒体与自媒体在社会舆论的引导环节面临“反结构化”的传播实践逻辑。“反结构化”意指专业媒体机构与自媒体账号在社会热点事件的传播与舆论引导方面不具备层级化的权威关系，传统意义上以权威地位和渠道优势为基础的舆论引导逻辑出现了部分失灵。以平台的扁平逻辑重构舆论工作体系，才能实现对网络舆论生态的全面引领。进一步来说，实践层面的场景创新在观念上要求网络舆论生态中的各类行动者遵循两个规律：一方面，采纳更为高效的技术工具提升内容生产效率，凭借高传播速率、高计算能力、打破内容生产局限，以生产与传播优势进行舆论导流；另一方面，立足于社交媒体平台逻辑，针对不同环境的行动者进行精准传播，以贴近用户的逻辑方式提升信息内容的吸引力与引导力。
在主体重塑层面，数字媒体平台的普及为用户提供了极大的行动自主性，为网络舆论生态带来复杂关系变量。第一，网络舆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所发布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67亿，较2021年12月增长3549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5.6%。数字媒体平台的普及使得多数社会公众便捷地接入数字媒体平台，数字媒体平台所内置的评论、转发与私信等多重功能允许用户即时分享自身的感受与思考。用户成为网络舆论行动者参与社会热点事件的酝酿与传播成为一项基本的数字行动。但是，海量的行动者认知水平存在差异，价值倾向不完全一致，这为凝聚社会共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从这一点上来看，针对不同阶级特征、社会身份与情感结构的社会主体进行精准传播是网络舆论工作的关键所在，因此对社会个体的微观分析就成为网络舆论研究与治理工作的重要切面。第二，网络舆论行动主体的圈群化。在数字媒体平台，具有相似价值倾向与情感结构的用户会互相联结，集结成具有共同行动倾向的临时社群，从而增加网络舆论生态的复杂性。具有相似的情感逻辑的用户往往围绕某些社会热点事件联结起来形成临时性的圈群，并对同圈群的用户给予话语支持；不同圈群间的攻讦与冲突常常推动网络热点事件的出圈扩散和程度升级。
在内容层面，网络舆论生态中的流通物：“信息”因应平台逻辑与表达主体的兴趣发生转变。这种转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内容形态上的同质化。在数字媒体平台上，用户往往乐于接触那些与自身生活经验契合的信息内容，而专业媒体的审慎发言与内容生产因受制于多种因素而无法有效触及用户，导致在网络舆情酝酿过程中，自媒体账号往往依靠其生产与传播灵活性抢占先机，催动社会热点事件的引爆和传播。从文本特征上来说，这些内容多是碎片化、情感化的，借助同质化内容反复刺激，对公众态度、情绪和认知形成影响。其次，内容议题上的去仪式化。在智能媒体时代，社会热点事件弱化了仪式性“光晕”，呈现出鲜明的日常性。在数字媒体平台上，广泛流通的热点事件多与公众生活紧密相关，其内容不诉诸完整的叙事框架，而以特定的亮点或要点为传播基础；其叙事视角通常以微观视角为主，呈现为日常生活中的“惊奇”。再次，内容更新上的加速化。“加速”在实践层面指的是：社会热点事件的酝酿与发展阶段被极大压缩，网络热点事件的发生与发展过程的节奏加快，舆情相关各方的回应时间大幅度减少。从舆论生态层面上来看，网络热点事件的更新迭代提速限制了任一社会热点事件的存在时间，新热点事件的引爆总是以覆盖前一事件为前提，公众注意力在不同的热点事件之间快速穿行，这为网络舆论生态中的内容生产与主体参与行动提出了新的要求。
总体而言，智能媒体时代的网络舆论生态的结构升级实际上融合了“技术革新”与“文化转型”两个维度而呈现为一种新的“技术—文化”逻辑。这种新的逻辑要求人类行动者立足于内容生产、信息传播与受众感知等环节探索如何在更大程度上播散信息内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具备了介入网络舆论生态的行动潜力。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介入舆论生态的核心路径
虽然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刚刚被大规模应用于社会层面，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所具备的信息检索、归纳与生产能力，使其具有一种提供拟态环境的技术潜力，这引发了研究者们的关注。总的来说，在内容生产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拉低了内容生产的专业性要求，催生了以社会事实为框架的同质化内容生产。在文本表现策略上，人工智能技术以具体的情感要素为线索，为用户提供了系列情感议程。在传播模式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借助互动会话形态推动同质化内容富集在用户的“信息流”之中，为用户提供浸入式的信息接受体验。
(一)人才资源与流动：AI高地的起点与底盘
人工智能技术使得计算机程序拥有了大规模处理信息与自动生产信息的功能，这创造了自动化程度高、逻辑完善的生产流程，计算机程序因循这一流程进行不间断大规模、高效率的信息生产，将信息数据加工为具有人类逻辑与叙事逻辑的机器生产话语，为网络舆论场快速提供内容语料。从用户视角来看，机器生产内容与人类生产内容在文本特征上差异越来越不明显，因而技术行动者就自然而然被视作网络舆论生态中的生产主体与传播力量。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不断加深对用户需求的理解与学习，优化自动化生产逻辑，以精准匹配目标受众的接受偏好。
自动化信息生产的流行打破了“人类生产内容”的霸权地位，虚拟主播、写稿机器人、社交机器人等人机融合体使得网络舆论生态中的行动者体系更加多元。通过获取与分析海量数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信息的归纳与整合方面拥有极强的优势，且能深入用户兴趣，通过设置特定的议题与价值偏向影响用户的态度和情绪。虽然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所生产出的内容始终面临着“概率关联困境”，即内容之间注重相关性而不关注因果逻辑，只进行归纳而无法进行演绎，因而AIGC在体验上与人类生产内容之间存在差异；但总体来看，自动化生产内容已然成为引发网络热门讨论的重要线索。若用户频繁接触自动化生产内容，同时接受人工智能的反复“喂养”，社会舆论的人性色彩就会被稀释，甚至被掏空。很难想象，在社会舆论大规模遭遇人工智能制造出来的非人声音的介入和干扰时，这种舆论生态对于以人为中心的社会行动者产生何种后果？这一问题值得深究。
(二)文本风格层面：多模态情感文本
从文本风格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核心突破就是能够基于用户的情感需求生产符合要求的内容形态，将特定的情感线索置于多媒体内容文本之中。这一文本风格可能会推动用户的信息接受行为与情感话语深度融合，继而引致规模化的情感极化现象。
一方面，多模态信息内容将激发用户情感状态作为重要的生产内驱。在内容生产层面，由于深度伪造与人工合成技术日渐成熟，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长于将多种模态的信息产品植入特定、反常规的信息事件中，形成价值张力以刺激用户的选择焦虑，催逼用户对于价值确认与发声的需求。在内容推荐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借助打捞、整理、归纳海量的信息数据，对信息进行分类、排序、精准分发，推送至具有差异化、个性化的兴趣与价值偏好的用户面前，激发用户对生成内容的正向评价，建立精准的传受连接。
另一方面，群体化的情感确认与冲突成为人工智能技术介入网络舆论生态的重要切入点。在不能明辨机器生产内容与用户生产内容的差异时，用户将其等而视之并加以互动，这些互动为网络舆论热点的酝酿提供了基本的行动单元。凯斯·桑斯坦认为，在网络空间内，有相似价值倾向的团体之间会借由沟通讨论，产生更加极端的态度观念。相似情感结构的用户总是会形成临时的交往群体，并攻击那些与自身情感结构不同的用户，这种群体化的行为形成了与社交机器人的情感文本生产逻辑互补，进一步增加了数字时代网络舆论生态的复杂性。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网络舆论生态中存在大量日常化、碎片化、情感化的信息内容，这些内容针对有特定接受偏好的用户而传播，这在理论层面模糊了传统舆论场域之内的话语权力结构，使得公众进一步被分散至不同的信息模块而造成网络空间内政治价值观念的分散与极化风险进一步增加，网络空间内多元政治观念的碰撞与冲突更为频发，会阻碍数字媒体平台上主流价值观念的建构与凝聚。
(三)传播模式层面：交互问答机制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用户设置了新的接受语境，当用户在寻求人工智能技术的帮助时，人工智能技术借由交互问答机制精准地、包裹式地将信息内容传播至用户面前。当用户在短时间内收获逻辑明朗、有情感代入的信息内容时，其舆论参与意愿会被激发。
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问答机制打破了大众传播时代的单极化传播模式，将权威媒体的影响力分散为推荐算法的环境影响力，借由信息整合环节抵消媒体机构的权威地位。在前互联网时代，专业媒体的内容生产与把控为舆论热点设置了主要行动逻辑，构造了以专业媒体为核心的“文本—受众”的舆论引导环节。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使得不同生产主体的内容产品被智能算法重新筛选与组合，形成针对不同用户接受偏好的信息内容。这些信息内容以智能算法对用户的行为数据和个体特征的计算、分析为基础，通过精准的画像为用户提供良好的接受体验。理想的问答机制对接了内容生产环节，通过大规模自动化内容生产为网络热点酝酿提供了充足的“原料”，通过不断学习用户的接受兴趣与价值观念来提升影响用户价值观念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交互问答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与学界对“信息茧房”的讨论相呼应。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茧房效应”有赖于智能算法对于用户的精准把握，以及海量信息内容的迅速生产，使得人工智能技术扮演着综合性“资料库”的角色。由于用户的兴趣、价值观念是易变的，智能推荐算法对于用户的精准把控在技术层面需要厘定用户的兴趣与行为数据之间的关联，导致网络舆论热点呈现个体化、碎片化特征而非结构化、整体化特征。此外，对于智能算法具有支撑作用的优质内容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社会热点信息，但当下有限的信息原料却使得精准传播的效果不彰。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于网络舆论生态的介入作用表现在内容生产、文本风格与传播方式等层面，这种智能化生产打破了传统意义上信息传播与共识凝聚的文化机制，催生一种与技术逻辑深度绑定的文化逻辑。只有准确理解这种新的网络舆论生态中的知识形态与参与主体，才能对人工智能舆论生态及容身其间的诸多行动者的行为模式开展有效的阐释。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域下的舆论生态省思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将大语言模型作为技术基础，从跨平台、海量的自然语言数据中获得语料，以“生成”方式为人类便捷地提供各类知识。从理论上来说，上述内容生产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是否能够为数字舆论生态增加新的“类人”知识，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是否能够以积极的主体姿态介入舆论热点的酝酿与演变过程。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知识生产首先源于其对于人类知识的模仿与重组。在生成知识的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基础可以被简化为利用人类反馈强化学习模式（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RLHF），包括预训练语言模型，训练打分模型，基于强化学习进行语言模型优化等基本环节，其核心能力包括生成流畅的语言、适应上下文以及生产世界知识等等。在此过程中，面向社会大众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所模仿的对象是由人工标注的世界知识，这些“知识”不可避免地受到个人认知结构影响而与客观事实彼此殊异。在紧随“模仿”而来的“生成”环节，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囿于人类知识的反复提炼与转述框架，呈现为被人类知识“喂养”与“驯服”的状态。可以说，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突破不在于增加新知识，而在于高效生产契合人类偏好的知识。这种由人类主导的“任务型”知识生产从三个方面影响着当前的数字舆论生态。
首先，即使我们秉持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弱主体认识，人工智能技术的生产过程也不同于对人类简单归纳行为的联结，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生成结果以其强大的可塑性与人类认知之间具有“间性”。即使从目前看来，这种间性附着于碎片化的信息文本上，远未成为系统性的类人话语；但大规模的话语生产能力为数字舆论生态设置了“认知战”与“信息战”的风险。其次，基于上述模仿机制，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行动伦理法则植根于人类社会的伦理秩序，而尚无法进入到以机器心灵领域为代表的整合心智的道德观念之中。即使在Alpha Go的面世以及ChatGPT的应用等社会现象中，人工智能技术似乎具有超越人类或自主创作的行动潜力，但通用人工智能（artif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的诞生仍然遥远。对于数字舆论生态中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考察要从“生成”（enactive）进路开展。再次，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突出特点是：可以快速识别人类用户需求，迅速完成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根据用户个体特征构建多场景、多模态的内容微生态（content niche）。这种微生态作为一种独特的舆论酝酿空间，允许原子化的用户个体充分接触和分析社会信息，进而获得特定的认知结果与情感倾向。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所实践的任务型知识生产因此具备满足用户需求与设置信息体验的行动潜力。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扮演了辅助人类言说的工具性角色，尚未成为主动言说的主体。如前所述，由于人类能够基于偏好对各类原始答案进行评价与排序，大模型在不断被要求重新学习与重新生成的过程中迭代，人类用户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关系是“任务型关系”，而非“启发性关系”。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方向主要是为用户提供更加出色的大语言模型使用体验，为人类提供理想的人机交互模式和综合的辅助工具。一方面，虽然受到符号落地、物理落地以及情感落地问题等核心屏障的影响，主动参与社会讨论的类人心智与机器意识仍未出现，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大语言模型、多模态信息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方面已然拥有了长足的进步。倘若将数字舆论生态视作一个复杂的有机体，那么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高生产效能是单一态度、观点或价值高效流通的“技术肢体”，用户个体也乐于为自身表达行为外接更大规模的计算与生成能力，以更加有效地参与社会议题讨论。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是某种稳定的、分享人类推理能力的“技术综合体”，即其学习能力、生成能力、修正能力与交互能力均可被分割为不同的能力范畴而加以训练。这一综合体为受众所带来的体验也是多维的，容身于数字舆论生态的个体能够在对AIGC的解读过程中获得认知结果与情感体验。
大多数对于人类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关系的理解，都将“人—机关系”作为核心视点，其议题也大多围绕着用户具体的技术观念与技术使用策略展开。但数字舆论生态中的用户个体并非孤立地与技术产生关联，而是将其对技术的理解整合进公共讨论实践中，这为数字时代的舆论酝酿与演变带来了一种新的实践可能。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现实的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对于人与技术关系的思考必然要从单一的、抽象的过程走向复杂的、具体的、实践的过程。基于此，倘若我们采用一种智能关联主义逻辑来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话，技术与人类的交互关系就呈现为一种“共生”的纠缠态。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考察应由“人—机关系”走向以技术为中介的人际知识交往过程，因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最终将作用于用户个体在数字时代的生活结构及其社会团结方式。在经历了数十年的信息增殖历程后，互联网平台已然拥有了为用户个体设置信息茧房与“过滤泡”的能力，用户同时面临内在的价值确认与外在的价值区隔的双重挑战。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数字舆论生态带来的最大挑战恰恰在于：由复杂权力关系所宰制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极易引发数字媒体平台上的信息认知风险，最终影响用户之间大规模的主观态度、观点、价值区隔与冲突，进而催生舆论结构的变化。这进一步表明，构建可沟通的价值共同体已经成为数字舆论生态中的关键性问题。
基于以上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颠覆式创新并不在于它对知识生产形式的重构，抑或它参与舆论议题设置的主动性，而在于这一形式所代表的知识生产效能提升对舆论生态中共同体建构的独特价值。因此需要基于此探索如何更新研究话语，如何辨识其发展风险，以及如何开展社会共识凝聚工作。
四、人工智能舆论生态：话语更新与风险辨析
作为一种人类创造性活动的“替代行动者”，人工智能技术已然依托上述信息处理、算法分发、个性化推荐等场景，开启了介入人类日常生活的大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大面积融入网络舆论生态，成为网络空间内的积极行动者，这为“人工智能舆论生态”概念的提出与阐释提供了实践基础。人工智能舆论生态指涉的是由人工智能技术所介入的舆论生态环境。在这一技术环境中，网络舆论生态不仅仅借助技术手段更新进行自我调整，也催生了一种原生于技术场景和社会逻辑的新兴“技术—文化”样态，对于这一新兴舆论环境的描述与分析须将数字技术所构筑的新型逻辑作为核心前提。研究者不仅需要着眼于容身其间的行动者与信息形态的新特征，也要对其可能的行动潜力与风险进行审慎的思辨。
首先，人工智能舆论生态下的内容形态演进源于社会的全面数字化。无论是信息采集还是信息流通，都超越了个体行动模式而进入众包的生产模式之中，网络舆论生产效率被极大提升。在人工智能舆论生态下，社会热点信息并非发生于社会结构之中而被搬运至数字平台之上，其发生与酝酿植根于数字平台。也就是说，数字平台并非社会热点信息的流通渠道，而是网络舆论事件的发生场所。因此，数字平台为社会热点信息的爆发提出了特定的行为模式要求。如果社会事件的言语表述未能服膺数字平台逻辑，就无法为社会网络公众所捕捉，遑论发展为社会热点事件。日常化、情感化与碎片化等文本特征成为流通于数字平台上的网络舆论事件都具有共同特征。人工智能技术正是捕捉到了这一点，得以顺畅地介入网络舆论生态内容体系框架。由此出发，对人工智能技术这一新兴的“人造行动者”的理解与辨析，就需要对其内容生产过程及其隐含的权力结构进行审慎的思辨，反思网络舆论生态化趋势与社会运转规则之间的核心关联。
其次，人工智能舆论生态中的各类行动者共享互相依存的生态性角色，不同的行动者都能够在信息生产与流通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生态位的不同主要由行动者的传播胜任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而决定。这要求研究者更新针对行动者及其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视角。智能媒体时代社会热点事件流通网络中的行动者不仅包括人类行动者，也包括技术行动者，它们突破了人类内容生产的局限，与用户的信息生产需求接合，为具有特定价值倾向与情感特征的需求提供快速生产和精准分发的内容，导致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深入网络舆论热点的酝酿与发展过程，并与人类行动者协同促进某些社会事件的扩散。人工智能技术就与人类行动者在实践层面获得了同等重要的理论地位——它们渗入信息流通网络之中，通过满足用户的信息与情感需求而影响海量的社会受众。出于这一点，研究者呼吁将人类自身重新置于智能主体不断更新的世界之中，构建传播行为与人类存在之间的根本性关联。
再次，人工智能舆论生态中职业信息机构的中枢性角色被进一步弱化，这倒逼新闻传播学界与业界进一步加强自身专业建设，在新的传播环境之中重思相关行业的价值体系。传统意义上作为社会信息中枢的信息传播行业不仅控制着信息内容的流通方式，也决定着信息的最终呈现形态。信息传播行业具有相对稳定的生产机制与价值观念，社会层面上借由专业信息传播机构凝聚共识成为一项专业性行为。数字媒体平台的普及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勃兴，使得专业信息传播机构的专业能力与职业观念大幅度被稀释，人类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在当前具备更加明晰的前景：用户必将在日常生活之中获得新的数字生存能力与观念。唯有通过这一观念体系与能力体系在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层面联系诸社会要素，方能获取高质量信息与高效能表达的方式，进而催生新的信息传播行业价值体系。
人工智能舆论生态已成为联结诸多舆论事件生产、流通与发挥影响效用的基础场景，这深刻变革既有的社会信息流通结构，使得部分信息传播机构出现了“失能”危机。如何立足于新的舆论生态重新考察行动者的关系网络，推动新的舆论结构分析与舆论引导策略的出炉，是当前的舆论研究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为此，必须注意两个维度上的风险。第一，避免认识论层面的过度简化。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化传播过程遭遇社会变量的影响，如技术的使用者会设置与技术紧密捆绑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虽然与技术本身无涉，但却借助技术力量为某些社会观念与个人意图张目。因此作为一种“人造物”，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带上人类的痕迹，人工智能技术所生产的内容也须遵循一系列的社会规范与人类经验才能真正被善用。这种认识论在实践中的重要性还在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促使人类重新思考社会组织形态的变革可能性与个体创意的独特性价值，这就为人类突破固有的认知模式而加深对自身的理解提供了机遇。第二，避免对于系统性实践的忽略。既然人工智能技术在实践层面上推动了人类社会诸多要素的综合性变革，并在观念层面上挑战了用户对于自身生存状态的认识，那么就有必要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层面重构兼顾“创新”与“安全”的治理框架，以推动数字技术与社会文化协同发展。因应这一趋势，诸多围绕着社会良性运转的机构应当依照场景化的路径，探索不同的规制方式，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引导与治理的具体制度。倘若仅将其视作生产工具的话，就无法准确把握在实践中人工智能技术之于网络舆论工作的重要性。唯有从人工智能舆论生态的参与主体、内容特征与场景等核心要素出发，对当前的舆论治理体系进行重新审视，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实践与数字技术的协同发展。
五、面向人工智能的舆论生态治理新思路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迅速崛起并以其独特的技术逻辑对网络舆论生态带来深广影响，并在观念层面上启发用户个体重新理解自身的数字化生存逻辑。如何立足于网络舆论生态因应这一技术变革趋势，坚持以人为中心的技术使用思路与以人为本的舆论治理思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有益于人的向善生活与良性的社会舆论生态建设，是本文的用心所在。
第一，在观念层面准确认识人工智能技术所参与构建的个体、技术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面对着液态化的社会结构与自由度大大提升的个体处境，人工智能舆论生态治理工作需要尊重用户的社会能动性，在个人表达与社会舆论之间增加人工智能这一关键技术要素。传统意义上所认为的那种人与社会结构彼此实现的关系，在人工智能舆论生态下也就演进为个体、技术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三重关系。在这一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为每位个体所提供的信息体验都互不相同，导致社会文化的整体性被消解，凝聚社会共识就成为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工作。需要我们因应生态化的思路，突破传统社会结构性分析，赋予不同人工智能舆论生态下的行动者以主动性，在场景化与信息流通的微型生态之中理解社会公众的生存境遇与表达需求，并对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新型社会实践进行考察与分析。在此基础上，人工智能舆论生态下的内容生产与用户行动就成为一种复杂的双向构建的过程：一方面用户对社会热点内容提出明确的需求，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会培育新的用户需求，这两个过程互相影响，建构并维系新的舆论信息流通与接受文化。对这种信息流通与接受生态的有效治理须以对人工智能技术价值理性的呼吁为前提，将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价值维度上实现对舆论生态参与者的引导。这一引导须以社会主流价值观为核心，通过对使用者进行观念上的培育以避免资本力量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绑架”，为智能行动者内置向善的价值立场。
第二，虽然人工智能技术嵌入舆论治理工作使得不同社会力量之间产生新的张力，这为社会共识的凝聚带来了不确定性；但是过度警惕无异于故步自封，与其担忧未来不如把握现在、善加利用。相关决策部门应围绕数据共享与算法优化建立健全开放的治理体系与机制。具体到舆论治理实践，需要立足于技术逻辑与社会逻辑构建智能化的内容生产与行动治理格局，在舆论热点监测、行动者发掘、算法安全保障、内容生产规范等维度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通过打造人工智能社会行动体系来优化社会热点舆论的治理工作，推动环节化、生态化舆论治理。在行动者层面，设置多元协同引导体系，以多元主体、多种路径、多种方法团结最广泛的行动者力量，为影响和引导舆论体系设置核心的动力机制。
最后，舆论生态治理并非超语境的抽象理念设计和抽空社会规定性的悬浮行为艺术。而是基于线下语境和线上语境交互的积极干预行动。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个超级变量，成为影响社会舆论语境的杠杆，引发舆论场域所涉关系变量的结构性变化。而且，人工智能这一变量本身的技术活性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尚处在巨大不确定性状态。它对舆论生态的影响边界和机理，也是不确定的。因此，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舆论治理，需有两个前置条件：其一，确立技术向善的价值立场。舆论治理的根本目标不是舆论自身，而是舆论背后的社会系统。社会的良性运行是保障人之本位的首要依据。将舆论生态引向何方，关乎社会生态健康与否，进而关乎人的祸福。其二，科学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舆论生成、演化规律。此前的舆论学理论和方法，是基于人作为舆论行为主体的舆论理论与方法，而人工智能作为强大的非人类行为主体的介入，改变了基于人—人传播逻辑的舆论学逻辑，代之基于人—机传播逻辑的舆论学逻辑，这是一场新的舆论学革命。在满足以上两个前置条件的基础上，方可进入舆论生态的治理之路。
来源｜学术月刊
排版 | 胡珂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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